简论翻译文学的价值——以“意象派”的出现和济慈研究

　　论文摘要：拟通过对中、英文学翻译史上庞德英译汉语诗和日本“能乐剧”在“意象主义”运动发生过程中的作用，及济慈作品和关学思想研究中的两例的分析，从一个侧面剖析翻译文学的价值，即其在国别(民族)文学发展史和外国文学批评史中的价值。
　　关键词：庞德；国别(民族)文学发展；济慈；外国文学批评；翻译文学的价值
　　翻译文学作为一种存在于“外国文学与国别(民族)文学之间”的文学存在方式，其价值长期以来未受到足够的重视。随着译介研究的深入，施蛰存先生率先于八十年代末指出了译作的独特地位，“最初有人怀疑：翻译作品也是中国近代文学吗?当然不是。但我们考虑的是：外国文学的输人与我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保存一点外国文学如何输入的纪录，也许更容易透视近代文学发展的轨迹。”但是目前国内对翻译文学的功用及价值认识仍停滞在只研究译作本身，远未系统化、科学化。本文拟通过对中、英文学翻译史上庞德英译汉语诗和日本“能乐剧”(Notheatre)，从而直接导致了意象主义运动的发生及济慈作品和美学思想研究中的两例的分析，从一个侧面剖析翻译文学的价值，即其在国别(民族)文学发展史和外国文学批评史中的价值问题。
　　一从庞德研究中的一例看翻译文学在国别(民族)文学发展史中的价值
　　庞德是现代派大师，同时也是二十世纪诗歌重要流派“意象派”的领军人物。这位才华横溢的现代派大师还是东方诗歌的崇拜者。他的代表作之一《华夏集》(Cathay)中便收录了他对“从诗300篇、汉乐府到盛唐前后的[17首]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与模仿之作；“意象派”代表作《地铁车站》(InaStationoftheMetro)便是他通过翻译日本“能乐剧”从而掌握了日本俳句式(haiku)，进而创作出的一首模仿日本俳句式的意象主义诗歌。
　　“庞德不懂汉语，而且对中国文化的底蕴也知之甚少”，他翻译所依据的是旅居日本多年研修中国和日本文化的著名东方学者ErnestFenollosa的遗稿。依据这些英文“二手资料”，他进行了类似中国近代著名翻译家林纾所进行的改译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他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了“创造性叛逆”，虽在起初受到过诸多非议，但是也就是在这一翻译过程中他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涛体——自由体。之后这一诗体风靡一时，为之后的许多诗人和译者采用。这种新的诗体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新的诗风，为他创作鸿篇巨制《诗章》(Cantos)铺平了道路。
　　同时，也正是他在对Fenollosa研究东方诗歌及文化的遗稿进行研究和改译中国古典诗歌的过程中，发现了与西方传统诗歌大相径庭的诗歌创作样式，从而直接导致了意象主义诗歌运动的发生。一方面他发现Fenollosa“对中国象形文字及诗歌创作的分析就是自己正在探索的、通过意象叠加和排列组成意象系列的审美追求。”同时，他又发现日本的“能乐戏剧”蕴含着西方尚未采用的、新的诗歌创作能量，并开始翻译“能乐剧”。正是在改译日本诗歌的过程中，他发现俳句式的意象以“排比”与“叠加”的方式“组成了一幅‘单意象’画面，”成为了其之后转为领导“旋涡派”(Vorticism)的催化剂。而庞德在创作日后成为意象派代表作的《地铁车站》一诗时便采用了日本俳句式的这种独特的联想与意象叠加方式。
　　另一方面，根据Fenollosa的译稿，庞德“翻译”其中的大量中国古典诗歌，收录于《华夏集》。此处，翻译文学又一次发挥了作用：首先，这样的翻译创造了新的自由体诗，影响了之后的英美诗歌走向；其次，他这些“改译”的东方诗歌直接成为了英语诗歌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如其中根据李白的《长干行》和《玉阶怨》译出的“河上商贾之妻：一封家书”(TheRiver—Merchant’SWire：ALetter)和“宝石阶梯的苦情”(TheJewelStair’SGrievances)。正如艾略特所说，庞德的这些译作“将被视为‘20世纪涛歌的杰出作品’，而非某种‘译诗’庞德以其传神的翻译大大丰富了现代英语诗歌的宝库。”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作为英美文学重要流派的意象派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翻译文学，没有庞德对翻译文学的研究、没有他的翻译文学创作并从翻译文学中汲取营养以丰富自身创作的文学实践意象派便很难出现于英美文学界——至少不会以此种融贯中西的磅礴之势出现于人类文明史上。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二从济慈研究中的两例看翻译文学在外国文学批评史中的价值
　　济慈作为英国浪漫主义代表人物之一，长期以来备受英美批评界重视，中国自八十年代以后也掀起了济慈研究的高潮。笔者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发现其中有两例关于济慈的批评成果与济慈作品和书信的翻译密切相关。
　　当二十一廿纪济慈研究重点从他的K诗转移到他的短诗上时，《秋颂》(ToAutumn)连同其它五首颂体诗成为了备受关注的研究焦点。二十世纪上半叶对《秋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在济慈诗艺成长过程中的作片，以及在反映诗人诗学观点中的作用两个方面。国内研究重点也主要集中在该诗的市美特色上，王佐良先在其九十年代初问世的《英国诗史》中指出该诗所表现的是“丰足，是从收获后的田野散步所得的温暖感。”但同时期国外的研究重点已悄悄转移到了对其诗作中政治因素的研究。VincentNewey在其《济慈的国民》(“Keats’SNa—tion”)一文中分析了“合谋”(conspiring)一词的作用，认为该词影射了发生在济慈作该诗不久前1819年8月16目英国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上的“彼得卢惨案”(Peter—looMassacre)，指出该词“暗示该诗对政治危机是有所回应与修正的，而非从现实世界的美学‘逃避’。”这对传统批评认为的济慈诗作体现了“非历史性的济慈”无疑是一次有理有据的创造性背叛，从而完成了济慈研究从审美到政治的研究范式的转型。
　　“conspire”在英语中有多种解释，其中一意取自其“拉丁语词源的‘共同呼吸’衍生出的‘协力’和‘共同促成’之意义”。另一主要意便是常见的“密谋”之意。李小均在其《审美历史生态——从<秋颂>管窥济慈诗歌研究的范式转型》一文中列举了关于该词的两种不同翻译版本，一个是查良铮的“你们筹划用累累的果实，／挂满茅檐下的葡萄藤蔓”，而朱炯强和姚暨荣的译文是“你们密谋用累累的珠果／缀满茅檐下的葡萄藤蔓”。在这次济慈研究转型中“conspiring”一词至关重要，而通过翻译文学不同译本的对比，该词的语义差异会更清晰地展现出来，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利用翻译文学以促进外国文学批评的新途径：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设想：如若我国学者能在该诗不同版本的翻译中发现并重视这一差别，这次济慈研究的转型很有可能发生在中华大地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土壤中。当然文学批评受诸多因素的制约，笔者在此并非要以偏概全、削足适履，通过此例我们应该看到的是，重视和发掘翻译文学对外国文学批评助益匪浅。
　　“NegativeCapability”是济慈在其书信中提出的具有深远影响的一个美学概念，国内研究者对此概念给予了高度关注。在笔者搜集的近年有关资料中，有近十篇对此概念专门或分列专节进行讨论。其中刘新民在《对NegativeCapability及其汉译的思考》一文中专门就其汉译和涵义给予了讨论。该文提到该概念的汉译主要有如下几种：周钰良先生对此有两译“天然感受力”和“反面感受力”；梁实秋先生在其所编《英国文学史》第三卷将其译为“否定的能力”；袁可嘉先生在《<济慈书信选>后记》中将其译为“消极的才能”；此外笔者还收集到如下译文：丁宏为在其参编的《欧洲文学史》第二卷中将其译为“消极能力”，王听若在其译作《济慈书信选》中将其译为“消极感受力”，罗选民主编的《英美文学赏析教程散文诗歌》亦采取此种译法，王佐良先生在其《英国诗史》中采取了周钰良先生的译法“反面感受力”。刘新民结合济慈对该概念的论述对诸多译法的合理程度进行了深入探讨，最后取negative一词的“否定”一意，将该概念译为“自我否定力”。通过对该核心概念汉译的探讨，作者不仅提出了该词的全新翻译方式，更重要的是使批评界对该概念的认识得到了深化，这无疑对济慈的美学思想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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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翻译文学不仅可以起到对原作的介绍、传播和普及作用，独具特色的翻译文学作品本身就具有极大的价值。一方面，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翻译文学所提供的养料足以催生出新的文学样式。另一方面，重视不同版本的翻译文学的研究，对外国文学批评的发展亦大有裨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翻译文学贮藏着充足的养分，努力发掘翻译文学这块富饶土地的潜在价值，对促进文学的全面发展和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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