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时期文学世界的亲情裂变

　　【论文关 键 词】亲情叙事　新时期文学　人性恶　审丑 
　　【论文内容摘要】变异亲情是新时期文学叙事中出走的另类，它着力解构传统亲情模式，颠覆固有的亲人形象，塑造一系列“恶”的典型，从中暴露出人性隐秘且残酷的一面，弥补了长期以来当代文学人物塑造真实性、客观性方面的某些不足，提供了一批具有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的文学文本。  
　　  
　　传统中国社会重视家庭伦理关系，讲究区分长幼孝悌。和睦相处相濡以沫成为中国人向往的理想家庭模式，赞美亲情也成为中国文学世界恒久的主题。从《诗经》里的篇什到孟郊的《游子吟》，从冰心的《往事》、朱自清的《背影》《儿女》，到张洁的《世上最疼我的人去了》等等，血浓于水、至亲至爱的情感总能唤起一代代读者的深深共鸣。  
　　概括说来，中国传统文学世界里亲情叙事的最大共性就是对亲情的充分肯定与热忱讴歌，带有非常鲜明的传统文化特色，深受伦理原则的浸润。一方面，亲情被热情讴歌，被赋予浓烈的情感，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另一方面，由于负载了太多社会伦理的要求，亲情表现重整体，轻个体，着眼于个体在整体、权威、长辈面前的服从（即所谓孝），带有浓郁的社会实用理性色彩，没能充分地表现出亲情的内涵。  
　　进入20世纪，中国文坛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亲情抒写，张爱玲的《金锁记》是最具代表性的文本。曹七巧的“恶”赋予母亲形象崭新的审美意义，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二十多年中，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气候下，亲情抒写越来越让位于阶级情、战友情、同志情，样板戏更达到登峰造极，亲情彻底隐没，人物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时代传声筒。  
　　进入新时期，文学世界终于重新收容了亲情。以卢新华《伤痕》为代表的伤痕小说开始了对人伦亲情的回归，王安忆《苦果》、王蒙《蝴蝶》等作品裹挟了人道主义、人本思想亮相，给文坛带来了新鲜气息，也给古老的亲情观注入了崭新的时代因子。但是，这股潮流很快就出现了不和谐的“杂”音。80年代中期，新时期小说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亲情解构，骨肉至亲的仇视甚至厮杀的场景不时上演，亲情裂变成为文学世界的一道显眼景观。新时期文学世界的亲情裂变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审父”与对“父亲”的践踏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国家”实质是一个放大的“家”，皇帝就是这个家的家长。宣扬三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为臣纲——实质上就是将父亲（皇帝）的形象放大，妻儿不过是他的臣民。然而就具体的家庭而言，父爱与母爱一样，毕竟是人间至深的情感。父爱如山，父爱以其所蕴含的崇高、威严、理性、刚强、权力而独具魅力，为不少文人所反复吟咏，如朱自清《背影》的父亲、余华《许三观卖血记》的许三观、陈忠实《白鹿原》的白嘉轩等，从不同角度表现了父亲精神世界的完美与人格的强大感召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然而，这并不代表父亲形象的全部。正如某些学者所言，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一些有影响的小说，尽管作者的身份、年龄、性别、个性和所属流派不同，却殊途同归，几乎全是站在儿子的立场上谈论和审问父亲的。审父和拭父一直是当代中国小说一个隐蔽的主题”[1]。在寻根、先锋、新写实、新历史小说、女性主义等作品中，父亲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甚至颠覆，暴露出隐藏在崇高、威严背后的另一面。  
　　1.懦弱无能、自私卑劣的父亲。新时期文学文本中缺乏血性与担当的父亲比比皆是：方方《祖父在父亲心中》的父亲汪德佑在岁月的风云变幻中俯首帖耳毫无血性；莫言《丰乳肥臀》中上官金童的父亲不仅不是一个生理意义上的真男人，而且处处表现出懦弱无能；韩少功《爸爸爸》则给主人公丙崽安排了一个缺席的父亲——由于儿子的缺陷，他抛妻弃子、不知所踪，只给读者留下一个可疑而模糊的印象：“他似乎就是丙崽的父亲。”铁凝《玫瑰门》中的庄绍俭一辈子在逃离，躲避一个男人应当承担的家庭、社会角色，兀自在外风流快活，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将麻烦甩给妻子；他的父亲庄老太爷则懦弱、无能、自私，只能通过摆显长辈身份证明自己的存在；张洁《无字》中的墨荷、叶莲子、吴为三代女人所遇无非都是自私的丈夫或父亲，而他们正是带给女性悲剧人生的罪魁祸首。而最令人发指的自私莫过于余华的《古典爱情》，饥馑中的父亲为了自保竟狠心将妻女卖给肉铺当“菜人”，然后拎了至亲生命换来的银两逃之夭夭！  
　　2.暴虐、邪恶、龌龊的父亲。80年代，苏童的“枫杨树系列”（《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等）展示了父亲们的龌龊与卑劣：陈宝年抛妻别子，到城里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全然不顾家里的困顿与拮据；地主陈文治阴险邪恶，用饮精血来益寿延年……一部“枫杨树”的历史，展示了一群卑劣父亲的灵魂！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父亲成为家庭阴谋的主谋，使家里充满了不安的气息；《世事如烟》中的父亲更是恐怖，他通过克扣五个儿子的阳寿和奸淫幼女来给自己增寿；残雪《山上的小屋》中父亲有狼的眼神，夜里会发出狼的嗥叫；方方的《风景》中打码头出身的父亲一辈子执着于打架，家里家外动辄拳打脚踢。90年代，在余华《在细雨中呼喊》中，祖父将过失栽赃给年幼的孙子，导致孙子遭到其父亲的毒打；父亲孙广才调戏儿媳妇，被儿子拎着斧子追杀；苏童的《米》中，贪婪、残忍、阴险的五龙一辈子追逐自己的欲望，最终恶疾缠身，众叛亲离，在孤独中死去。  
　　乐于解构父亲形象的新时期作品远不止以上这些。在子女们犀利目光的审视下，父亲们的丑行无处遁形，带给读者强烈的震撼和全新的审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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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母女/子关系的解构  
　　  
　　母爱是人间最美的情感，母亲还常常作为大地、祖国的代名词。母亲的奉献、无私、温暖，成就了女性的未来，也成就了女性的价值，讴歌母爱便成为文学史中不朽的母题。20世纪讴歌母爱最集中的当数冰心，在《繁星》《春水》等篇章中，冰心深情赞美母亲，赞美母爱，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新时期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毕飞宇《哺乳期的女人》、莫言《丰乳肥臀》、张洁的《世上最爱我的人去了》等作品都刻画了令人难忘的母亲形象。即便如此，“母亲”也没有逃脱被解构的命运。  
　　1.病态、邪恶的母亲。这类母亲多体现出人格的扭曲、变态。如残雪在《山上的小屋》《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的母亲是不怀好意的，脸上露出的是“虚伪的笑”，与子女处于紧张的对峙中；苏童《妇女生活》中的娴的母亲、娴、芝、箫四代女人，彼此充满敌视、嫉妒；铁凝《玫瑰门》的司猗纹、池莉《你是一条河》的辣辣等都以畸形、变态的内心世界给人深刻印象。  
　　2.粗俗、冷漠、自私的母亲。伴随着贫穷、落后的母亲往往是粗俗、自私的。如方方《风景》中的母亲，目睹父亲无故毒打自己的子女取乐，却若无其事地坐在一旁剪脚皮；余华《现实一种》中，面对后代的骨肉相残，祖母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是否活着。当孙子“爬到祖母身边，偷吃一点咸菜”，她便泪汪汪地抱怨“你今后吃的东西多着呢，我已经没有多少日子可以吃了”。  
　　三、对手足情感的解构  
　　  
　　余华《现实一种》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山岗、山峰兄弟儿子们的暴力游戏蔓延成兄弟之间的无情杀戮，最后以两代人的生命为代价结束了这一场手足相残。残雪也是解构手足情感的高手，在《雾》中，哥哥们发疯一样地对“我”吼叫；《山上的小屋》中，“小妹的眼光永远是直勾勾的，刺得我脖子上长出红色的疹子来”。除了激愤的现代派小说，新写实小说也没有错过这场解构的大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风景》。“在浩漫的生存布景后面，在深渊最黑暗的所在”，兄弟姐妹互相仇视：姐姐们还以哄骗父亲打骂年幼的弟弟为乐；弟弟从小被哥哥踹下床，从此睡觉只能蜷缩在阴冷潮湿的床底；弟弟终于“功成名就”了，哥哥姐姐却恨得直诅咒……作品借叙事者概括了这幅残酷的风景：“我宁静地看着我的哥哥姐姐们生活和成长。在困厄中挣扎和在彼此间殴斗……我对他们那个世界由衷感到不寒而栗。”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亲情解构后剩下的是一片情感的荒原，没完没了的猜疑、仇视、憎恨取代了血浓于水的亲情：《黄泥街》中的胡三老头的女儿诅咒他：“雷公劈死你这瘟猪！”还将大蜘蛛埋在父亲的碗里；洪峰《奔丧》儿子听到父亲去世的噩耗，非但没有悲伤，“看到姐姐痛不欲生的样子忍不住要笑出来”。 《细雨中呼喊》中孙广才对于父亲的死，他“喜形于色”“如释重负”；《风景》的老七从小对家人充满刻骨仇恨，巴不得远远离开血肉至亲……每一处裂变的亲情带来的是噩梦一般的人生体验，空气中弥漫着无边的邪恶、猜忌、绝望。  
　　李泽厚曾经指出：“血缘基础是中国传统思想在根基方面的本源。”[2]在触及这个本源问题时，新时期作家每每超出了传统伦理观念所能接受的“底线”，大胆颠覆了传统的父母、兄弟情感，折射出传统文化所宣扬的父慈子孝、手足情深、其乐融融画面的另一面。近年，《母亲杨沫》（老鬼）、《我和父亲季羡林》（季承）等文本从子辈的角度解读“名人”父母的荣辱悲欢，展示了光环背后的阴暗与苦涩，再一次挑战了人们心理底线，与众多解构亲情的文本一起开拓出了更为广阔而有深度的文学空间。  
　　首先，正视人性恶，真实再现人类灵魂深处的阴暗与邪恶。中国文化中长期以来占主流地位的是性善论。然而回顾所来径，人类历史巨轮的印痕一路上与斑斑血迹相伴，无情地宣告了性善论的片面性。正视人性恶，显然更能客观反映真实人性。亲情裂变使中国文学从虚幻的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中成功逃亡，带给读者崭新的审美感受和强烈的心灵震撼。  
　　表现亲情的裂变不仅源于作者的真实感受和对现实的诚实表达，还源于对欲望的正视。《米》中的五龙，他的一切疯狂、残忍都源于其最初的欲望：成为城里人，征服城市。于是弥补出身缺憾便成为其疯狂举动的理由和依据。弗洛伊德理论揭示了这种疯狂的深层原因：本我突破自我、超我（社会道德、法律的约束）义无反顾奔向欲望，最终倒在欲望的反击中。又如《玫瑰门》的司猗纹，她的行为变态源于欲望得不到满足，从初恋开始，她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情，婚后丈夫的冷漠和浪荡，更使其陷入深深绝望，不得不在绝望中夺取生存的空间。骨肉亲情的消解与丑恶、贪婪、卑劣、病态人性的膨胀，暴露了人类内在的本能与欲望，揭示了灵魂的丑陋与邪恶，折射出现实的阴暗和人生的苦难，再现了一个沉重而冷酷的世界。铁凝说过：“真诚、善良、虚伪、丑恶都深深埋藏在生活中，寻找、发现、开掘这些是我们的使命。”[3]回味作家多年前的这个表白，我们似乎可以为铁凝们笔下的裂变亲情找到依据。  
　　第二，扩大了审丑的范围，推动美学观念发展更新。长期以来，在美学领域占据主要地位的是美。19世纪，波德莱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的丑学观念横空出世开启了审丑的潮流，从此，审丑堂堂正正地登上了美学的殿堂，成为现代主义思潮的宠儿，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存在主义、黑色幽默小说等纷纷投入审丑行列，通过审丑审视人类的丑陋、卑劣、邪恶，展开了对人性沉重而深刻的探究。  
　　中国也有审丑的传统，明清小说中已出现了一些具有审丑价值的形象。进入20世纪，丑陋的阿Q等形象更是深入人心。然而在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三突出”之类的创作理念使高大全式的英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了最重要的形象，人物沦为政治理念的符号。80年代亲情裂变伴随着审丑的大规模出现，传达出作家的存在之思和对人性的无情拷问。  
　　方方《风景》称得上是审丑代表作。她没有像残雪、余华等作家那样将人物置于梦魇般的氛围中，在作品与读者间刻意地制造疏离感，而是以“写实”姿态摹写孳生在贫困中的丑与恶。《风景》展示的是一幅丑得令人窒息的人生画卷，存在就是荒谬，人生就是悲剧，在充斥着丑恶、粗俗、贫困、冷酷、野蛮的人生中不会存在任何超越的可能。铁凝《玫瑰门》里司猗纹的种种缺乏母性的丑行源于长期被压抑的欲望，《米》中五龙的邪恶、阴险、贪婪是复仇火焰燃烧下人性扭曲的产物……无论是冷面摹写还是梦魇叙事，无论先锋立场还是女性主义角度，在一场场亲情裂变中绽开的“恶之花”，将至亲之间的冷漠、敌视甚至互相残杀一一呈现，使人性丑暴露得一览无遗，带给读者比审美更强烈的冲击和无以比拟的震撼与反思，充分展示了审丑独特的美学价值。  
　　第三，展示了更加深远的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精神。数百年前的文艺复兴迎来了人的尊严和独立，如今尊重人的权利、关注人的存在已成为现代人的共识，但是，当工业社会空前发展时，人类的危机却空前加剧。亲情裂变所暴露的人性的冷酷、自私、虚伪使人们不得不反思其中的问题。  
　　亲情裂变的展示带给人们诸多警示，一方面，就人类整体而言，亲情的迷失和变异展示了欲望的双刃剑特点。欲望可以成为个体、社会的前进的动力，也可能成为破坏性的可怕力量。孙广元、五龙、陈宝年们的物欲、情欲、恶欲充斥了浑身每一个细胞，最终导致了恶的泛滥和亲情的溃决，司猗纹、娴、芝们的占有欲、窥视欲、表现欲则昭示了母性迷失后人性恶的膨胀，父亲、母亲们身上长期笼罩的神性光辉由此遁去无踪。当欲望之河肆意泛滥，人类的救赎之路在何方？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呼唤民主和科学，呼唤人的回归，展开了对扼杀个体的封建制度的围剿。冰心等对母亲的热情讴歌，奏出了人道主义美妙乐章，但是生之苦厄非但不曾因此消减，反而如影随形。从近年来持续升温的底层叙事中，作家们为我们展示了绽放恶之花的土壤——贫困。如陈应松的《母亲》，讲述含辛茹苦养大孩子的母亲在生病后被子女当成包袱毒杀；池莉的《落日》，病重的母亲还没咽气就被儿女算计着送到火葬场。在一幕幕令人不寒而栗的悲剧背后总有苦难的阴影。《母亲》中的子女们原本并非不肖子孙， 但经济的拮据使他们日渐绝望，最终不得不屈服：“搞死她！”在这场令人心灵震颤的杀母事件中，我们读到了人性沉重而无奈的叹息：在广袤而苦难的社会底层，人道主义的道路仍旧艰难而漫长。 　　  
　　注释：  
　　[1]郜元宝：《拯救大地》第90页，[北京]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  
　　[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32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3]铁凝：《生活的馈赠——兼答青年文学爱好者诸友》，载《萌芽》198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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