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性”在现代文学中的重现

        摘要：源于中国传统的“女儿性”因五四时期女性的发现而得以在现代文学中重现。它把纯洁的乡村少女作为载体与社会进行对话，并经历了初次亮相、飞彩凝辉、走向衰落三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展示了它重现的意义和价值——从精神层面上为女性找到一条出路。
　　关键词：女儿性；现代文学；重现
　　
　　《红楼梦》中贾宝玉常发“女儿论”，将“女儿”奉若神明，这就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为什么“女儿”会对贾宝玉有如此吸引力。顾城认为这应该归因于他对女儿的一种特别的感觉——“女儿性” 。它洁净、自如、无求，清净无别；人和外界，心灵和身体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洁净如水，心境如水，具有禅的意味。“与其相映的是生命自身的甘美和谐，与其相对的是人间的功过、欲求、芸芸众生。” 它不会随着产生它的时代的逝去而消失，它处于历史长河之中，只要有女性存在，它就永不会消亡。
　　源于《红楼梦》中的“女儿性”经过时代的变迁，进入与传统呈断裂的之势的现代之后，面临很多问题，诸如：它有无重现的可能？若有，它会在什么契机下重现？会以怎样的面目示人？在现代文学三十年中，会走过怎样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它自身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它的重现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还是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一、重现的踪迹
　　进入近代，主流意识是救亡图存，职业作家的出现使小说的创作成为一种商业行为。于是，谴责小说、政治小说、狎邪小说、科学小说、公案小说充斥于小说市场。这些作品所散发出来的政治功利性和浓重的商业气息使“女儿性”无处栖身，只能处于被压抑的状态之中。
　　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跨入现代。这是一个发现人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女性真正诞生的时代。正因如此，“女儿性”才得以在现代文学中重现。女性作家登上历史舞台，女性形象纷呈，构成各种女性形象谱系：底层劳动妇女、五四新女性、被社会伦理道德边缘化的妓女、旧社会的上层女性，她们或用血和泪来控诉这个社会的黑暗，或以自身的堕落、麻木展示社会对女性的戕害。然而，这些女性形象均不能使“女儿性”在他们身上重现，因为他们自身就是人性畸变和扭曲的象征符码。但乡村少女形象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女儿性”找到最佳载体，得以与社会进行对话，彰显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女儿性”与五四所提出的“人性”有着天然的重合，但两者也有诸多不同之处。五四“人性”的概念来自西方，而“女儿性”则源于中国传统。“人性”大且泛化，它强调的是人的自然属性，涵盖了人性的善恶美丑；“女儿性”小且具体，它通过“女儿”这一群体来表现人性当中的真善美。在现代文学中，“女儿”自然用乡村少女来替代。一提到最善于刻画乡村少女的作家，无疑是废名、沈从文和孙犁。他们所创作的乡村少女不仅为中国现代女性形象谱系增添了一朵奇葩，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乡村少女的身上，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女儿性”在现代文学重现后的踪迹。
　　1、初次亮相。废名是以传统的眼光来塑造乡村少女形象，最具代表性的是《桥》中的琴子和细竹。她们在乡间吟诗抚琴，别有一番韵味。这是“女儿性”的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次亮相。但由于废名的崇佛思想，他在去掉“女儿性”的闺阁风与脂粉气的同时，却加重了其禅的意味。因而，刻画的少女虽天真，质朴，健康明朗，但她们却是无言者，“只有精美淡雅的影像，没有令人可感可触的心跳，体温，眼神。” 使这些少女与废名一样具有修士风，给人以出世之感。废名的创作在当时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而这些少女形象也“如一团模糊地影子很快消失在竹林和桃园之中” 。“女儿性”尚未与社会对话就因其载体的迅速淡出而陷入了沉默。
　　2、飞彩凝辉。之后的沈从文所创作的湘西少女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女儿性”在这些少女尤其是翠翠身上得以彰显甚至是飞彩凝辉。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翠翠都是一个让人发自内心喜爱的女性形象，而且已然成为纯洁乡村少女的代名词。许多学者将翠翠的成功归为她集各种美于一身，且是“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化身，但这似乎太过笼统。湘西的妓女和劳动妇女都有各自的美处，且同为这种人生形式的化身，但却无法让人真正地喜爱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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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要找出真正的原因应从沈从文的创作思想入手。沈从文将“佛教的人性向善，儒家的入世进取，道家的人与自然契合的思想要素吸纳进来，形成他自称的‘新道家思想’” 。他“以美代宗教”，用美弱化了“女儿性”中的禅意，并加入了健康、自然、纯朴等品质，使其不再具有超脱人世之感，人们都可以接受它并“融化在各自的生命里” 。
　　我认为是沈从文将这种经他改造后的“女儿性”注入到翠翠体内，才成就了翠翠，成就了他自己，且使“女儿性”获得了一种现代意义和蓬勃的生命力。
　　3、渐受压抑。三位作家中，孙犁受《红楼梦》的影响最深，并有一种近乎“女儿”崇拜的倾向，似乎他更应该成为“女儿性”的最佳代言人。然而由于时代的原因，孙犁在其创作的乡村少女形象中注入了强烈的抗战爱国的政治热情，并以此取代了“女儿性”中宁静的佛性，这些少女当然是纯情、质朴、优美的，但是她们追求时代潮流的主动精神也取代了“女儿性”中如水的心境。“女儿性”因政治的注入，自身的内部结构遭到破坏，其大部分属性被遮蔽起来，又慢慢地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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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现的意义
　　“女儿性”在现代文学中的重现，一方面昭示着女性的发现和时代的进步，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为女性的精神找到一条出路。如果说，“娜拉走后怎样”让人们意识到她们应该做有经济能力的独立的新女性，那么，“女儿性”则着力于女性核心价值的建构。这虽为男性对理想女性的一种想象，但它确在精神层面上解决了女性在解放之后应做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这对当下的女性而言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女儿性”进入现代文学以后，或被消减或被添加，因而它时沉默，时彰显，时压抑，但它终不会消亡。因时代需要，虽不断改变面孔，但其内核却不曾发生变化，永存的生命力得以保存，潜藏在热爱它的人们的心中。犹如埋藏在地下的莲子，沉睡时积蓄能量，待时机恰当，定会绽放美丽的莲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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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凌宇. 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写在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J].文学评论.2002（6）：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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