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何以是散文?

        散文何以是散文?　理论与创作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总体上说这句话没有问题，具体到散文领域却并非尽然。散文创作繁荣也好苍白也好，散文理论一直处于世界性的贫乏之中。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在《比较诗学》中指出：西方诗学是以戏剧为基础文类建立起来的，东方诗学——比如中国和日本的诗学——则建立在抒情诗的基础之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在叙事文学的基础上设想出一种诗学来”。如果说戏剧、诗歌为传统的诗学奠定了基础，小说则在20世纪成为了批判理论的策源地，小说理论进而使叙事理论渐渐蔚为大观，至于散文实在没有为文学的理论话语生成多少新见。对于西方，这或许情有可原。毕竟在文学的范畴内，他们多用戏剧文学、抒情文学、叙事文学的三分法，散文往往捆绑在叙事文学的大类之中，而且还是其中的弱势群体；何况从美学的角度来说，他们所谓的散文性就是诗性的对立面。对于中国，情况却颇为尴尬。我们历来有诗文并举的说法，文——换句话说就是散文，其地位曾经远在戏剧、小说之上，而且也为我国的文学殿堂造就了无数的瑰宝，先秦诸子著作、唐宋八大家文章、晚明小品、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散文等，无一不是高蹈的文学之作。就是这个历史渊源和创作实践都很辉煌的文学体裁，竟然没有在诗学中激起巨大的回响，我们徒有一些文章学的技法研究!现在国内通行的把文学划分为诗歌、戏剧、小说、散文四种文类的做法，因为散文理论的贫乏，不可避免地把散文发落为一种附庸。散文仿佛文学家族的收容所，收容了多种没落或者新兴的文体，它不仅庞杂。它的诗性身份也累累受到怀疑。在这种文化背景中，陈剑晖教授却胸怀建构体系性的散文理论话语的雄略。这注定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却又是值得钦佩的。
　　陈教授潜心散文研究多年，先后出版了《散文文体论》、《中国现代散文的诗学建构》等专着。他一直努力发掘散文的诗性身份，力图据此建构散文的理论体系。孙绍振先生曾评析道：“陈剑晖体系中核心范畴‘诗性’内涵十分丰富，仍然留下进一步精密化的余地”，“而且注定要对未来的散文理论产生影响”。而作者的新着《诗性散文》显然是对有关探究的集中化和细化。该书全面地探讨了散文中存在的各种诗性。尽管作者表示诗性“是一种难以把握，甚至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社会生活、自然状态和精神感觉的复合体”，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同时又迎难而上，学理地阐释诗性的内涵意蕴。审视诗性散文的可能性。作者提出：“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诗性主要由以《周易》为代表的‘象思维’，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以表意和象形为特征的汉字，以及禅宗的顿悟构成。”这个关于“诗性之源”的论断，是对中国艺术精神的大胆提炼。而且坚持了一种中国立场，跳出了以西方美学解读中国传统的窠臼。当然，具体的论述中作者并不拘泥一隅，而是合纵中西，从主体诗性、文化诗性、形式诗性三个层面对散文进行学理的审视，挖掘了散文具有的精神诗性、生命诗性、诗性智慧、诗性想象、文化诗性、叙述诗性、诗性意象、诗性意境、诗性语言等构成因素。作者尽可能地把已知的诗性要素与散文贯通起来，通过总结现当代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散文创作的经验，实现了对散文理论的一次革新和提升。20世纪90年代以来确实是散文的叉一个春天，作家蜂拥，作品纷呈。文辞无方，读者无穷。璀璨的散文天空启示了新的智慧，作者在书中明确说道：“散文中的诗性成分并不是与散文这种体裁相排斥、相异质的外来物，而是散文的基础，是散文的题中之义。”归根结底，散文就是诗。
　　尽管一些具体观点有待商榷，一些切入角度难免混杂，陈教授阐述的散文之诗性还是坚实而厚重的。想必会成为散文理论大厦的一块基石。说它是基石。固然是赞扬，意指它对于未来具有重要价值，同时这又意味着所完成的只是基础的工作，散文的诗学并没有真正成形。散文的审美属性何在。应该有两个方面的阐释：一是散文像其它文学体裁一样具有那些“诗”的本性：一是散文之中形成了“新”的诗性。《诗性散文》做的是前一件事情，即指明了散文是美的。散文具有诗歌、戏剧、小说那些诗性的美，因此，散文可以当之无愧地进人文学的殿堂。这种说法当然是大家所普遍接受的，但是，散文的文体身份要独立，要成为与诗歌、戏剧、小说并列的一种体裁，理论上还必须做好后一件事情，也就是说要提出散文所具有的独特的诗性。否则散文完全没有自立门户的必要。归并到其它文体，像西方一样来个三分法更言之成理。《诗性散文》中以既有的诗学话语来解析散文的诗性身份。一方面是在抬高散文的地位，另一方面恰恰在对既有诗学的承续中忽视了散文何以成为散文。固然作者也在同中求异。通过与诗歌、小说的对比发掘散文文体的独特性。如把散文与诗歌的意境之别界定为“写境”与“造境”的差异等，也颇有创见，但是，这些比较总体上语焉不详差强人意，散文似乎没有表现出多少特殊的美。也难怪作者感叹：“在艺术革命方面缺乏激情，在诗性形式包括散文的叙述、散文的意象、散文的语言等方面的保守贫乏，才是散文美学世界中的真正贫困。”作者悄悄地把建构理论的困难算在了创作的不足上。实际上，这里还是以小说、诗歌的标准来衡量散文，尚未发现散文的专美之处。众所周知，古往今来散文的创作在中国都相当火爆，那些佳构与其它文学文体一样让人如痴如醉，也许他们会在叙述、意象、语言等方面贫乏(也不一定)，我们却不能埋没它们有自己的长处。对于散文无理论。应该换个说法，散文没有构成自己的美学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认识到散文自身的美，或者说散文根本不构成独特的文学文类。当我们用既定的诗学来解读散文的时候，只是在寻找共性，而不是发现散文。惟有描述出散文提供了哪些独特的诗性，而这是其它文类少有甚至没有的东西，同时又是美的东西，散文的诗学才会走上康庄大道。扩大“美”的定义，使它为散文创造一块属地，这个日子将会到来吗?用厄尔·迈纳的命题来说，散文理论何时才能成为诗学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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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一味地强调发掘特性对于陈教授来说是一种苛求，整个散文理论界也还没有坚实地迈出这道步伐，做好基础性的工作也是必要的。从顺中立是我们一贯的思维，顺才能承前启后，才能保证对事实、对经验的尊重，只是这种“立”往往立为附庸。惟有破茧而出，从破中立，方能构成一种原创性。创新从道理上说很简单，可是要做实了，要言之有据，实在不易，千辛万苦也不一定有收获。说点拍脑袋的话。散文是最贴近日常生活的一种文体，人们常常用它来“载道”，常常把它作为实用的工具，没有多少写作的要求和规范。散文与社会生活中的诸多应用文体总是无法区分开来，不乏一些历史记录、哲学思想、日记、书信、宣传报道等成为散文名篇。《文心雕龙》提出的颂赞、祝盟、铭箴等二十多种在后人看来可以纳入散文的体裁。就无一不是实用文体。以实用方便为原则，缺少对内形式(如叙述、意象、语言等)的追求，自古而今，散文的形式在文学中的变化是最小的。散文可谓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一方面内容应现实生活而急剧变化，一方面形式又经久难变。这一切造成了传统诗学指出的散文非审美化的两宗罪：精神上太重实用，形式上甚少创造。

　实用理性是中国思想的特色。我国的散文比起西方能长兴不艾，想必与此有莫大的关系。以实用人文，就黑格尔的意见来说是非诗化的举措，因此他批评中国是一个“不含诗意的帝国”。然而，实用未必不能成就美，不能成就“理念的感性显现”，黑格尔自己也认为：“这种在本质上是散文性的艺术形式只有在一个意义上才能成为诗的，那就是它把现实界的腐朽形象摆到我们眼前，使这种腐朽由于它自己的空虚而陷于总崩溃。”何妨把他的观点抽象推演：散文的实用也能成为诗，不过这需要恰当的点化。陈教授在《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中曾经提出：散文的情感结构是一维的、呈单向发展的状态，而且与“此在”的“日常生活”常常呈水乳的关系。孙绍振认为这个观点显示了理论的深度。一定程度上具有原创色彩。可惜这个难得的新见并没有在《诗性散文》中延续和展开。说精神，说生命，说智慧，说想象，说文化，说叙述，说意象，说意境，说语言，凡斯种种，散文究竟能有多少独特于诗歌、戏剧、小说的地方，实在值得怀疑。也许大胆地说散文与实用(抑或实践)的关系——即与日常生活的水乳关系，更能彰显散文之秀，散文的特质或许在于把实用点化成了诗意。能够做通这篇文章，既是对散文理论的开拓，更是创建了一种新的诗学，还是对中国传统的一种积极审视。
　　我们曾经习惯顺从古人，也曾经习惯顺从洋人。这个“曾经”还不仅仅是“曾经”吧，但是，我们也要自己走走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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