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价值生成与存在中的意义

　　内容提要　从文学的意义而言，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在于为中国文学开辟了一个重思想的文学时代，"思想"是中国现代文学价值生成与存在的显性要素，"思想"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决定性条件，是现代文学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思想表现是现代中国作家的自觉选择与普遍的文学观念。中国现代文学以重思想的特质证明了中国人个体独立思考意识的觉醒，通过文学的形式实现了现代价值在中国的传播，改写了古代中国文学思想表现单一或轻视个体思想表现的历史。
　　
　　由"重写文学史"引出的话题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其存在的自身理由。这一结论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她本应存在"，一是"她为什么得以存在"。前者说明的是特定时代文学存在这个事实，后者则指的是特定时代文学存在的内部根据；前者是事实判断，后者则属价值的判断。中国现代文学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她是时代和历史在中国现代这一时空中的自然选择，其存在的合理性，就事实而言只需时代和历史自身做出证明，不必进行价值解释。但是，当我们面对文学存在的生命力这一问题时，就必须超越事实而进入价值的领域，回答的将是"为什么存在"、"为什么会继续存在"，即对其生命力的存在给出合理的价值结论。自现代文学诞生以来，对其进行价值解释始终是研究者的中心，都力图从思想、艺术等方面证明她的合理性。然而，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过去的种种结论遇到了一个口号的严峻挑战，即在文坛产生重要影响的"重写文学史"的口号。这是富有颠覆性的挑战，其核心是企图对现代文学的价值进行重估，对现代文学存在的价值予以再定位。因此，这一口号的喊出，其意义是积极的，对于重新审视现代文学的存在意义，无疑会起到推动作用，可谓适逢其会。
　　自"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以来，80多年过去了。对人类历史而言，这实在是"弹指一挥间"，不过是人类时间链条上的极小一环；但对于一个仅有30余年历史的中国现代文学存在，80多年的历史积淀，后人完全有资格对其存在的意义做出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意识和评价条件基础上，近十多年来，现代文学研究者喊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以期对中国现代文学存在本身进行冷静客观的认识和观照，从而达到纠正在几十年中，现代文学研究界形成的基于特殊集团、党派利益及其心理的"误读"，使中国现代文学"还原"她自己的真实意义，使现代文学家的"价值身份"得到真正的认定和确立。
　　从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正式出现的"革命文学"到30年代初中期蓬勃发展的"左翼文学运动"，中国现代文学的"革命"性色彩愈来愈浓。这一文学发展趋势不仅为现代文学的创作走向确立了内容和价值基点，而且也为现代文学研究奠定了评价作家作品的价值基础，"革命性"批评话语模式因此得以建立起来并在当时就占据了支配地位。到了40年代，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显著标志，一方面，创作内容的政治、革命和阶级的倾向性日益鲜明，一方面，以政治革命与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研究、解释、评价模式也得到进一步强化与定型，政党、阶级的利益成为判断作家作品的主要价值尺度。新中国成立以后，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昔日为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革命呐喊的革命、左翼文学理所当然成为惟一"正统"，以政党、阶级利益为灵魂的文学研究、评价标准自然得到扩展巩固，成为最真实的话语霸权，于是，现代文学研究者逐步养成了高度的"研究自觉性"和批评思维定势，政治革命解读，意识形态批评，政党阶级分析等模式，便在研究者那里运用自如，得心应手；即使少数清醒的"智者"在内心深处已认识到此种解读评价方式的"偏颇"，但在权力的运作之下，也只能被动地接受并不得不运用这种方法。事实上，在特殊的权力语境里，在研究领域要想获得某种"发言权"，尤其是在因文字、思想动辄得咎的年代中，研究者要想保证自我生命的存在并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获得"说话"的资格，屈服于权力与权势研究话语并依附它们，实在是正常而普遍的事情。所以，当现代文学研究者对作家作品以及种种文学现象进行解释评价时，实质上他们是在代表一种政治权力、意识形态话语霸权进行着一场政治意识形态性的"生死判决"，是在替主流意识形态发言，为统治阶级权力意志的实现开辟道路。这种基于政治集团、党派根本利益和特殊舆论引导的"判决"，其自身的合理性是存在的；但过于强烈的"党派集团阶级的主体性"与研究的"实利主义"也就自然产生，甚至出现不顾客观对象实际的"主观偏执夸大性"。于是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就有了这样几种情形：与主流话语相吻合的，便无限夸大其价值；与"权力主体需要"不合甚至对立的则予以漠视、否定以至彻底"打倒"；与此需要虽有联系但并不明显的则千方百计用"拉郎配"的方式将其强行纳入自己的轨道，不惜"误读"，做出有利于集团、政党政治意识形态利益的解释。如果我们冷静地回忆一下几十年来的鲁迅研究史，革命、左翼作家研究史，自由主义作家研究史，反省一下对鲁迅及其继承者，对沈从文、张爱玲，对茅盾、赵树理，对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等人以及对种种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文学思潮的研究，是不难得出上述结论的。因此，"重写文学史"既是对现代文学的价值进行重估，对现代作家作品进行价值的再定位，对现代文学各种思潮、运动、现象进行符合文学自身目的性的再解释，又是对以前主流研究话语模式垄断地位的颠覆，以期使现代文学以及构成现代文学存在的作家、作品等的价值"还原"到应有的位置。这一口号无疑与80年代的"回到尼采"、"回到鲁迅"的文化思潮相关，也与当时正在引进的后现代的解构价值倾向联系紧密。
　　"重写文学史"还隐含着一个更深的动机，即质疑"革命"，质疑现代文学的"革命工具性"。中国现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是这一时代的主题。由于革命自身的激进、破坏的特质，使一些人对革命产生了怀疑，尤其是现代中国革命的走向，更令有些人甚为不满。于是在海外新儒学的影响下，"告别革命"一时成为思想界的时尚，"重写文学史"无疑是在这一口号影响下的产物。如何认识评价现代中国所进行的革命，在现代中国是否真的到了要"告别革命"的时候，本文不想多言，笔者也没有能力做出评判，所幸历史自有公论。但"重写文学史"提出的对现代文学"革命工具化"的质疑，则是有讨论的意义的。文学的"工具"性质自古以来就已存在，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实用理性占主导地位的国度，更是如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学的"工具性"是客观的存在，文学既是人的生活表达的"工具"，又是为人服务的"工具"。问题不在于文学是否具有"工具"功能，而在于文学是"谁的工具"、"什么样的工具"，更在于文学充当"工具"之后的结果。现代文学一开始，启蒙的历史责任就不可避免地使文学具有"工具"功能，文学在这时，发挥的正是唤醒民众投身改造社会、争取人的解放和民族独立解放的思想启蒙功能，客观上起到了"工具"的作用。因此，在"五四"时期，文学是启蒙的"工具"，是人性解放的"工具"，是为民族独立解放呐喊的"工具"，正面意义甚大。随着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深入发展，现代文学虽继续发挥着"五四"启蒙的功能，但占主导的则是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意识，真正成了"革命"的宣传舆论导向"工具"。不管文学这种"革命工具化"有多大的合理性，其"工具"功能由"五四"时期启蒙的普泛性逐渐走向"革命"的狭窄性则是不争的事实。到了40年代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文学，"工具化"更加旗帜鲜明，"为政治服务"便成为文学的主要甚至惟一的功能。这样的"工具化"在特殊时代的价值不可简单否定，自有其历史的意义，但就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而言，后果又是严重的，文学的丰富性被取消了，人性的复杂性被整合为单一的政治性或阶级性，文学确实成了政治、政党、阶级意志的机械的传感器，成了名副其实的"工具"。显然，"重写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消除文学"革命工具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消解文学"政治工具化"的独断性，使文学回到自身的相对独立性，而不仅仅是政治任意驱使的工具与外在权势的奴仆。从研究的角度看，消解"工具化"是为了开辟更为自由广阔的空间，建立多元的现代文学史叙述解释模式，使文学的丰富复杂性与研究的多元化相对应，因而，"重写文学史"口号的喊出，其意义不仅体现在价值论领域，在文学研究方法论方面，也有不可忽视的变革价值。
　　然而，在"重写文学史"的思潮中，也出现了对现代文学思想价值的怀疑甚至否定倾向，对现代文学以及现代作家存在的意义，甚至对鲁迅的存在价值提出了怀疑。对此，本文将为之一辩。
　　
　　思想：中国现代文学价值生成与存在的显性要素
　　
　　从一般意义上讲，文学的价值生成是由思想和审美价值共同实现的，当研究者面对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存在并考量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时，所关注的也主要是思想与审美这两种价值。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的存在意义及其价值生成的主要基础"是什么"，这是研究者应当做出的回答；"重写文学史"的重要任务也就是要对现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给出明确的态度。平心而论，就审美价值来说，在数以千计的现代文学的小说家、诗人、散文家、戏剧家的难以计数的作品中，真正能称为艺术精品的确实不多，具有永恒艺术魅力能永远流传后世的更是凤毛麟角，多数作者的作品艺术粗糙，主要是依靠作者参与文学创作的勇气胆识、凭借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激情冲动与特殊使命感写下来的，作品的艺术生命力自然是非常有限的。这大概是这些作家作品受到后世和海外研究者非议的重要原因之一。
　　既然中国现代文学在整体上缺少流芳百世的艺术经典，但为什么又能在文学研究界成为影响甚大的"显学"呢?为什么能吸引大批优秀学者投身现代文学的研究?诚然，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关系，当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后，一定会重视与自己共过患难、且为自己的成功立下汗马功劳的现代文学，并为研究现代文学提供方便，使之更有利于自己历史地位的巩固，进一步强化自己作为先进阶级、先进文化代表的形象；此外，共和国的文化、文艺界的领导人几乎都是直接或间接的现代文学的参与者，他们也必然重视对现代文学研究的支持、推动，使现代文学的研究处于显赫的地位。于是，我们必须承认现代文学研究的"显学"地位的形成借助了非学术的政治权力，在"文革"前与"文革"中的研究表现得相当明显。然而我们还要继续追问，"文革"结束后，政治干预学术研究虽然时有发生，有时政治的权力依然能主宰学术的命运，但在整体上政治权力的影响逐渐弱化，学术的自由度则日益增大，学者研究什么，如何研究，怎样评价对象，只要是在学术的范围而不涉及过于敏感的政治问题，就主要取决于学者自己。在这种学术环境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什么还能在文学研究领域独领风骚，依然以"显学"的姿态屹立在学术界?答案只能从现代文学自身及其内含的价值得出。就审美形式与纯技术的角度而言，中国现代文学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形式表达系统，语言、结构、叙述方式等，都与中国古典文学有着极大的不同，呈现的是一套与现代相适应的艺术符号传递系统。客观地看，这一新的艺术与审美形式系统，在大多数作者那里，运用并不娴熟，更不用说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模仿西方文学的痕迹很重，有的甚至只考虑观念的急于传达而根本不关心艺术形式的审美意义。但是，正因其新，现代文学才能给读者带来不同于古代文学的阅读感受，才能形成巨大的审美新冲击，才能给人们和社会造成新的艺术心理的兴奋点；也正因其新，不免幼稚，但却给中国文学注入了新的审美因子，具有开拓创造之美的价值。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生成过程中，这一新的审美形式系统功不可没，是现代文学价值的有机构成。不过，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能产生重大影响、成为"显学"，主要不是依赖新的文学符号表达体系，而是依赖新的艺术符号体系所承载、传递的与现代中国人休戚相关的现代性价值，即合乎现代中国人生存发展需要的思想观念系统和体现生命自身的情感形态，其中最有价值最具震撼力的就是与中国传统迥异的"思想"。需要指出的，就思想的内容与特质而言，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作品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程度不等的种种联系，有的甚至是古代文学、文化的现代版，但从主要层面看，至少在"五四"时期以及多数时期多数作家思想的表层结构和多数作品的显性思想表达中，"异"，而且是现代中国人所需要的"异"，则是根本的，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成为"显学"的真正基础。
　　"思想"是人的价值的基本表现，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主要证明。文学是人学，文学应该而且必然应表现人的价值，应该而且必然应表现人的思想，这是文学的"天命"，是文学得以存在的根据，是文学生命力的基础，是文学之魂魄。文学史上能真正流传下来的作品，形式美固然重要，美的情感不可或缺，但深刻的人的思想与特定时空条件中的人的价值的表现，则是最必要而充分的条件；没有思想，仅仅玩弄形式与技巧或表现轻浮虚飘的"情感"，在一定时期，也许会"轰动"，但最终难逃被淘汰的命运，一部中外文学的流传接受史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因为对大多数接受者而言，主要关心的不是形式技巧，而是作品中表达出的能启迪自己的思想与能引起心灵共鸣的富有价值内涵的情感。当然文学应有娱乐的功能，但文学的这种功能不是插科打诨式的纯然的文字游戏和取媚读者的搞笑，不是一种纯形式的感官刺激，而应是寓情于乐寓"思"于娱的艺术，一句话，文学是供人在审美愉悦过程中同时且主要是进行自由思想精神漫游的语言艺术。艺术形式当然有相对独立的审美意义，形式美也能带来审美快感，但这并不是文学存在的终极目的，艺术形式应该也必然是"有意味的形式"，符号是传达意义的，文学的艺术符号的功能也只能是传达意义--人的思想及情感。这一理解，正是我们肯定中国现代文学价值生成、价值存在的基本前提，也是我们指出"思想"在现代文学中具有重要价值生成与存在地位的认识基础。下面就是我们展开的证明。
　　从发生学讲，"思想"是中国现代文学诞生的根本性条件，这似乎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生有很大的差异，从文学形式的演变就可以明白。从先秦的诗经楚辞到明清小说，其间的主要文学形式的变化，固然与时代社会和人的思想有一定的关系，但缺少思想的直接推动，其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与以前不同的能独领风骚的形式变革的要求，这种以新的文学形式代替过去占统治地位的文学形式的变革，往往止于形式，并非要用新形式来表现新的思想，因此，其发生的动力主要不在思想。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则显然不同。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探索中国的变革图强之路的种种努力所形成的社会思想主潮，是中国现代文学得以产生的重要现实思想资源，而"五四"前夕兴起的思想革命运动则是现代文学出现的直接催产素，"思想"正是现代文学发生的肥沃土壤。新文化运动是在科学与民主两面思想大旗的指引下展开的，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内容是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无论是科学与民主的旗子，还是新文化的两大内容，其实质都是"革命"的思想。即就语言形态的变革而言，也不是简单的"形式主义"，而是真正的革命性"思想"。语言的革命不仅仅是表达方式的变化，更主要的在于它引起的是思维的变化，观念的变化，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必须要有对应的新的语言表达形态。更深入看，现代白话的提倡，既是中国人的"现代性诉求"和"平民化"、"平等化"的思想显示，又是对文言所代表的"传统性"、"贵族化"、"士大夫性"的彻底解构。现代文学是以现代白话作为自己的语言形态的，这种选择实质是思想革命运动的选择，是思想革命的一种形式化，是为了有效表达新思想而选择的有效形式。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现代文学不管是观念、内容的发生，还是新的语言形态的选择，皆不过是"思想革命"的产物，是"思想"结出的文学之果。虽然我们也可从文学自律运动中找出现代文学发生的内在理由，但没有"思想"的直接推动，结果是难以想像的，至少其发生的时间与进度乃至形态将有极大的差别。
　　从发展动力学看，"思想"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一般讲，现代文学史分为三个十年。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个十年的文学主题是"启蒙"，其认识论基础是"思想"。个性解放、人道主义、改造民族的灵魂、爱国主义等等思想，既是构成此时期文学内容的主体，又是形成这些内容的动力，多数作家正是在这些思想的直接刺激作用下并把它们化为作品主题与内容要素的，将思想现实文学化乃是此时期作家普遍的文学致思方式。尤其是当时作家信奉的"为人生"的文学功能观念，更为作家在作品中大胆直率表现"思想"提供了理论根据并成为创作的内在思想动因。第二个十年的文学主题是"革命"与"救亡"，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这一时期作家着力表现的思想，同时也是作家创作的精神思想动力。这一时期，虽然也出现了"京派"、"海派"、老舍、曹禺、沈从文，以及其他具有现代派特征的作家，但从占主流地位的作家作品而言，"思想"的表现可以说比前一时期更为显露。第三个十年的文学主题从整体上看是第二个十年主题的继续，"革命"与"救亡"始终占据主导，规定着文学发展的方向。即使一些作家并没有直接参与宏大叙事的"思想大合唱"，关注的是人在现实中的命运，揭示的是普通人、小人物在当下的生存境遇，表达的是对人的关怀，反映出的是对民主的希望，但通过作品来表现作家想要表达的"思想"，则与文学主流具有入世的相似性，人性、人道主义思想是这些作家创作的思想逻辑起点与归宿。纵观30余年现代文学的发展演变，有一条鲜明的思想主线--"现代性"思想--贯穿其中，启蒙现代性(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思想主流)，革命现代性(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的思想)，以及民族主义现代性(民族独立解放和殖民主义冲突形成的观念)，始终发挥着推动性的作用，使中国现代文学形成了"思想"突现、重视观念与价值的独特格局。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思想"既是一种内在的推动力，又是作家表现的主要对象与现代性价值的体现，正是在推动与表现的互动张力中，中国现代文学得到发展并生成了自己的价值以及存在的意义。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思想"是现代作家的自觉选择，追求理性与价值是自觉普遍的文学观念。中国现代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是理性觉醒解放的结果。理性是近代以来人类获得解放自由独立的根本标志，是人类走向创造的内在力量，是人类发展的思想源泉。在现代中国，理性觉醒解放既是普遍的人性要求，又是已基本实现的客观存在。怀疑批判意识，独立自由观念，探索创新思想，构成现代中国理性觉醒与解放的基本内容，也是中国人开始获得近现代理性的表征。在理性至上的时代，重视思想与价值乃是必然选择。中国现代文学在酝酿萌芽时期，新文学的倡导者几乎就为她确立了"思想"与"价值"至上的发展方向。李大钊的思想很具代表性，他说："我们若愿园中的花木长得茂盛，必须有深厚的土壤培植他们。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就是新文学运动的土壤、根基。"①因此，中国现代文学一开端，就自觉参与了理性的大合唱，自觉为启蒙呐喊，在前驱者的"将令"指引下前行。正是理性的高度介入，将文学思想化甚至哲学化，在作品中追求思想的直接明确性、哲理性，便构成现代文学的一大特色。瞿世英公开宣布"文学的本质应当是哲学"，"思想是文学的本质"，因此，他呼吁"现在的创作家啊，我劝你们赶快创造你们的哲学，确定你们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来创造‘真的文学‘"②。茅盾在《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中也明确表示"近代文学只能跟着哲学走"，瞿秋白也指出，在青年关注哲学和人生观成为时尚的时代，诗如果不包含一种哲学就不能算好诗，只有"哲学的诗"才是好诗。了解了他们的态度，便能理解现代作家对思想价值的追求了，对现代文学重思想与价值表现的文学观，也自会有清楚正确的认识。观念如此，创作亦然，理性化色彩浓厚，就成为现代文学的显形特征。无论是为人生反封建的呐喊，还是为民族存亡的呼叫；无论是早期各种观念在作品中的演绎，还是后来为革命的助威；无论是以激情、感性方式的表现，还是以理念、思想先行的分析性的再现；无论是小说戏剧，还是诗歌散文……内容上的理性化，思想的鲜明性，是普遍的存在。即就艺术形式而言，也深深打上了理性的印记，如现代文学的散文化艺术倾向。艺术的散文化取决于时代和人的散文化，即取决于历史、社会的自由意识的获得和人的独立自由意志的高涨。王纲的解体，自由思想的输入，使现代中国进入了相对自由的历史时期，社会具有了散文化的特点；同时，个人也获得了相对独立自由的机会。所以鲁迅说他是"散文式的人"③，这与郭沫若说自己是"偏于主观的人"④，意义是相同的。个体的性格形成因素很多，但在一定意义上讲，没有时代提供的条件，鲁迅的"散文式"、郭沫若的"主观型"，能否得到顺利成长并充分发展，肯定是一个"真问题"。正是在相对自由松散的中国现代，文学出现了文体散文化的艺术倾向，这在小说诗歌中表现极其明显，尤其是在"五四"时期的小说、诗歌以及后来的诗歌里更为突出。选择散文化的目的至少说其潜在的动机是为了思想的有利传达，事实上，散文化的艺术，表达思想肯定更明确更准确。文学的表层形态是感性的形下的，但文学的深层价值形态在终极意义上又是理性的形上的，文学只有在感性形下的表现系统中渗透着理性的形上的意义即具有人的生存和精神意义，才会具有存在的价值，这已成为一种共识。上述分析说明的只是一个结论：重视思想与现代性价值的文学表达，注重现代中国人的生存与精神的意义探寻，是中国现代作家的自觉意识和选择，既与时代的需求相一致，又符合文学的自身目的，从而与前述两个特征一道，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价值生成价值存在的基础：思想。
　　
　　对"思想"之于中国现代文学价值的基本估计
　　
　　这肯定是一个难题，在固守"形象"一定大于"思想"的评价氛围中，尤其如此。从理想主义角度讲，思想与艺术应当水乳交融，形成有机整体，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应当平衡。文学史上不乏这样的文学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里，同样有一批艺术、思想皆达到很高境界的作品，鲁迅自不待言，《呐喊》、《彷徨》、《野草》以及相当数量的杂文等作品已是公认的经典，思想与审美价值实现了相对的平衡；其他作家如郭沫若的早期部分诗作和后期的某些剧作，茅盾的《春蚕》、《林家铺子》及一些散文，巴金的《家》、《憩园》、《寒夜》，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郁达夫、沈从文、丁玲、萧红、张爱玲等作家的一些小说，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艾青、冯至、穆旦、臧克家、卞之琳等诗人的一些诗作，周作人、冰心、朱自清、何其芳等人的一些散文，田汉、夏衍、李健吾等人的代表剧作，都有较高的思想、艺术的双重价值。不过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数以千计的作者和难以计数的作品来说，以上所提到以及还没有提及的为数不多的优秀作家与作品，毕竟是太少了，多数人的作品要么具有某种思想意义，要么在艺术方面有所特色，要么两者都很平庸。但纵观整个中国现代文学，追求"思想"的表达则是最普遍的客观存在，"启蒙"时期的多数作家是这样，而后起的"左翼""革命"作家、"解放区"的作家以及在"沦陷区"、"国统区"这些特殊生存条件下生活的作家，为了"思想"和观念而创作的倾向就更加明显。文学对他们来讲，是面对当时中国现实进行思考并将思考结果表达出来的"工具"，"思想"先行，主题预设，用"先进思想"去指导创作自然而然。这不仅是事实，而且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主流"。面对这种文学格局，我们该持什么样的价值评判态度呢，应当做出什么样的估计呢?
　　可以肯定的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评价不可能有统一的态度，不以为然者有之，否定者也会大有人在，当然肯定者也会很多。形成价值评价的多样性之原因，除了现代文学艺术还没有完全成熟外，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追求"思想"的文学功能。是的，中国现代文学所承担的历史、社会以及某些特殊的责任似乎过于沉重，成了"思想"的"工具"，超越了文学自身的界域。由于功能的"偏移"，审美意义严重不足，艺术的精致完善、文本的技术化、形式的新潮化远远不够。这些都是现代文学存在的"硬伤"与"局限"。不过，如果我们不是从文学的"理想主义"角度，而是站在具体时空条件下来讨论问题的话，情形将会不同。中国现代文学仅仅只有30余年的历史，比之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不成熟是显然的，这是"时间"造成的"遗憾"。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追问，即使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已达到中国古代文学的水平，在文字、音韵及其他形式技巧领域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但在思想方面与多数古代作家那样，平庸、保守，不关心艺术理应传达的人类价值及其表现形态--思想与情感，不去关注中国人在特定生存境遇中的现实状况、生命形态、生活理想，试问，这样的文学艺术文本于中国人究竟有什么意义?一切文学的艺术形式，无论是文字音韵还是结构、叙述和其他技巧，都不仅是自身的完美，而且必须传达意义，传达与人类、民族的生存发展相符的价值。文学在本质上是人类表现并认识自己及其生存世界的"工具"，是一个民族表现自我认识自我及其在生存基础上产生的思想、情感状态和意向的"工具"。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中国现代文学重思想的价值追求给予充分的肯定。
　　一、中国现代文学以文学的方式证明了中国人个体独立思想的觉醒。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提供了光辉灿烂的思想，至今都未失其影响。但由于民族的早熟，在先秦时代，民族精神的核心--儒家思想体系就已形成，为中国以后思想的发展设定了范围边界及其目标。有利的是：保证了后世"思不越位"，维护了中华民族思想精神、文化价值的统一完整性，使我们的民族、国家始终世代为继，生生不息，并形成了非常稳定的大一统思想和深厚的民族、国家、集体至上的"观念无意识"。不利的是："不思不虑，上帝之则"成为普遍的"信仰"，个人思想的权利被简单剥夺；即使个体有思想的机会，也只能在既定与预设的框架里运行，否则就是"异端"，就会受到围剿，甚至危及思想者的生命。于是，"我注六经"就成为"思想者"最基本的思想方式，"言必称圣贤"便是一切人思想的出发点，"工具理性"甚为发达，注重知识继承积累，诠释"正统经典"，放弃独立思想，乃是传统学术和学者、智者的共同特色，怀疑求真，标新立异，探索创造的意识与能力没有得到培养与发挥；结果，中国人的思想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被压缩在相当单一的维度中，为"道统"、"圣人"、"君主"立言，成了所有"思想者"、"言说者"的最高义务，独立思想言说的权利被粗暴取消了，个体独立思想的意识，在多数人身上始终没能苏醒，一直处在被压抑状态。这种状况直到现代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才被根本改变，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在本质上真正证明了中国人的觉醒，表明了人的自觉从思想觉醒的必然性，"思想"之觉醒成为现代中国人从传统思想桎梏下解放出来走向独立自觉的显著标志。在这一思想觉醒过程中，现代文学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以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人为代表的"文学革命"思想及其内含的人性解放、思想革命的精神，以鲁迅为旗帜的深刻的现代文学理性精神和对生命存在意义及其生命形态的严肃思考，以郭沫若、郁达夫等作家为表征的宣泄生命的激情，还有许多作家对现代中国人两难生存处境、心灵分裂、意识冲突的艺术思索，在理性与情感两个方面，从思想和心灵两大领域，证明现代中国"人之子"醒来了。独立自主地对历史、现实的思考，对个体生命意义的追问，对人存在价值的探讨，对民族、国家命运的理性认识，对过去一切现成结论的重新审视，集中说明着一个事实：个人生命的自觉和个体思想的觉醒。每一个优秀的作家都能自觉地以独立的方式表现独特的思想，这在"五四"时期以及后来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身上表现非常明显，这也是此时期思想多元化和艺术风格多样化的重要原因。非常有意义的是，这些思想者的"思想"不是外在权力高压的被动结晶，不是盲从的结果，而是以个体独立的立场与民间的姿态出现的，是纯个人在时代感召下生命体认与理智思考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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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过文学形式实现了现代价值在中国的一定程度的传播。自19世纪中叶以来，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为国家民族的现代化而努力，但直到20世纪初，探索主要集中在器物、制度特别是在器物层面，对更深刻更根本的属于价值层面的内容，整体上认识不足努力不够提倡不力；到"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新文学的作家们，才真正意识到人的思想观念现代化即价值观的现代化的重要性。基于此种认识，先驱者通过中外发展历史和人之历史的比较分析，最终选择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现代性价值观作为我们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精神动力系统。这一选择，既有对西方主流价值体系的接受，也有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系统的认同。虽然西方主流价值与马克思主义价值系统在内涵和实现途径方面存在着差异，但同属于现代性价值系统应是无疑的。从某种意义讲，二者还有着极大的共同性。民主科学精神，自由独立的意识，人的解放的观念，发展革命的思想，批判怀疑的理性，探索创新的能力，人在历史中的主动性，皆是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从而一道建构了人类的现代价值系统。这些属于现代人类的价值，在中国现代文学都得到了全方位的表现，且贯穿始终。无论是理论提倡还是创作实践，不管是"启蒙文学"还是"革命文学"，无论是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还是"左翼"与根据地解放区的无产阶级作家，不管是小说诗歌还是散文戏剧，在文学主流与整体上都具有自觉的传播现代价值的意识，则是不可否认的存在。其间自然也有与此不相和谐的声音，但对主流并没有构成威胁；如果说它们之间有所不同的话，主要是在对现代价值内涵的认定理解、接受认同的程度、价值的实现方式、价值的最终结果、表达的鲜明与隐蔽、民族固有价值与西方价值冲突的强弱、传统和现代结合的可能性的大小等方面，在根本上几乎不存在与现代价值的传播无关的作家作品。完全可以自豪地说，在中国人观念、思想精神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在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行为模式的历程里，在传播建构新的与中国人的生存发展相适应的现代价值体系的历史上，中国现代文学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真可谓利在现代，功在千秋，善莫大焉!
　　三、改写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表现单一或轻视思想表现的历史，提升了思想在文学中的地位。从表面或一般意义上讲，中国古代文学是重视"思想"的，"教化"职责的道德承诺，"文以载道"的功能规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指向，"止乎礼义"的思想起点和归宿，都是"思想"的表现。但由于正统思想的绝对地位以及统治者维护统治思想手段的严酷，作家的思想被严格限定在统治思想的范围中，因而思想相当单一，这就是我们阅读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时的普遍感受。虽然也有一些作家企图超越正统思想的樊篱，并在创作中有所表现，但因专制权力的强大压力以及随这种压力而产生的"明哲保身"的畏惧心理，只好用模糊隐晦的方式来表现，使后人无法理解作品的思想，如阮籍等人的诗；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放弃思想转向形式的探索，便是作家最好的避祸之路。又因民族思维的经验直观性特征，作家更注重的是可以经验直观的外在形式技巧，诸如文字的音韵、节奏、对仗等能引起审美快感的形式。在审美范畴方面，占支配地位的也是模糊直观的经验性范畴，从魏晋以来，几乎所有的关于文、诗词的审美范畴，各种各样的"文论"，汗牛充栋的"诗品"、"诗话"，无不是如此，所谓"风骨"，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所谓"神韵"，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等，皆是最好的注脚。权力专制与直观经验思维的后果是，作家个人的独立思想受到了严重压制，思想只能在一个框架一个目标内运行，思想日益单调凝固化；同时也养成了忽视思想重视形式的美学理想。中国现代文学生逢其时，显性的"王纲"已经解体，思想自由的社会条件开始出现，为文学和作家表现独立的思想提供了基础；而中国现代，又是一个需要思想且必须产生思想的时代，时代的风气也为作家追求思想表现思想创造了条件，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为了表现出与古代文学完全不同的文学风貌，选择"思想"作为自身的独立品格，具有必然性。不管现代作家是自觉意识到的还是非自觉选择了这种必然，注重思想的追求和思想的表现则是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并因此提升了思想在文学中的地位。
　　诚然，强化思想在文学里的价值作用，定会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在现代文学中，这种负面影响又是真正存在的。我认为，出现负面影响的问题不在于是否重视、表现了思想，而在于过于的功利化，思想方式的简单化，思想内涵的浅显化，思想目的的直接化，还在于坚持现代价值的不彻底性以及相当多的作家自觉与不自觉地回归传统思想的妥协性，在于文学的人性思想深度受到削弱，在于作品形而上思想精神价值的相对缺乏。此外，关注思想而轻视艺术形式的审美意义，使现代文学的许多作品的审美价值相对不高，艺术生命难以持久。其实还可以从更多的方面检讨现代文学的缺陷，由于本文的重心不在于此，只好另文讨论。但是，现代文学重思想的品格，不仅对现代文学的价值生成价值存在有着特殊的意义，而且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也有重要的借鉴启迪意义，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思想退位价值放逐的文学时代，更是这样。
　　
　　①《李大钊文集》(下)，第165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创作与哲学》，见《文学研究会资料》(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致山本初枝》，《鲁迅全集》第13卷，第6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④《文艺论集》，第1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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