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场域的形成及其特征

　     【摘要】“文学场”是法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布迪厄的重要文学理论，在他的理论观点中社会是由众多遵循特定逻辑的小世界组成的，即由一个个的“场域”构成的。而“文学场”则是在在不断分化的社会中形成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场域。本文将运用布迪厄的理论观点，讨论分析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场的形成及主要特征。
　　【关键词】场域；现代文学；知识分子主体；杂志
　　通过布迪厄“文学场”的理论观念我们可以知道，自主而独立的文学场的生成过程是一个历史性的生成过程,首先，他需要确立文学场的艺术法则，其次，需要有一群拥有大量象征资本却缺少实际资本的主体力量。即严格遵守文学场“输者为赢”的“游戏规则”。最后，文学场的最终形成还必须经历文学场内部竞争以及文学场与权力场、经济场等外部场域的斗争。根据布迪厄的理论观念并结合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特殊性，我们可以得出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场域的生成及特征。
　　一、现代文学场域主体力量和“艺术法则”的确立
　　1、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学场构成
　　根据布迪厄的理论观点，文学场的生成必须遵循“输者为赢”的“游戏规则”，如果引用“资本”的概念来理解这一规则的话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那就是：在文学场域中，掌握文学话语权的主体注定是拥有巨额的象征性资本，而极度匮乏经济资本的群体，他们始终在权力场与经济场的夹缝中生存。因为根据布迪厄的观点，文学场就是一个“颠倒的经济世界”，正如布迪厄在《艺术的法则》一书中所描绘的那样，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文学场是由于大量的来自外省的中产阶级、下层阶级以及没有财产的青年由于缺乏经济资源，没有权势者的荫护和难以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才纷纷涌向文学道路的。这种缺乏经济资源而凭借艺术爱好而汇集在一起的行为为文学场的建立培养了大量的生产者和读者、观众。
　　五四时期的中国也有这样一群缺乏经济资源而满有一腔文学热忱的青年们。自从鸦片战争打破中国的迷梦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一直在寻求民族独立、自强的道路上坚强的走着。当他们意识到光靠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是无法真正达到中国的现代化之后他们将文学革命引入到现代社会革命的历史进程之中，以彻底结束传统的“改朝换代”般的政治革命。并且将启蒙民智视为革命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这场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学革命中，为了达到启蒙的目的，他们做了大量的努力。其中效果最为显著的是发动了白话文学运动。这种旨在用白话的语言做白话的文章的文学运动彻底的颠覆了以往的文学话语权，从根本上为所有的中国人建立了一种文学语言，它也为平民文学、大众文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艺术法则”的确立
　　布迪厄认为，艺术法则的确立是文学场出现的关键性标志。在《艺术与法则》一书中，他通过分析19世纪下半叶法国文学界的状况，最终确定“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法则。而中国现代文学场域的艺术法则是通过启蒙运动逐渐确立生成的。
　　文学场由于初步的具备了文学主体，文学法则的确立就相对自然了，中国现代文学场域的文学法则除了遵循“文学场”艺术法则的基本原则外，还具备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法则。那就是遵循“启蒙与救亡”的双向法则。
　　所谓“启蒙与救亡”的双向法则。主要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学中“文以致用”的观念，契合了当时的政治局势与社会环境。“艺术并非为艺术”而发轫，艺术更多的偏向其适用性角度；更多的担负起了呼唤民众觉醒，改变民族危亡困境的社会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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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文学场域的物质基础
　　文学场域的形成离不开其物质载体——报纸、杂志、出版机构等。他们对现代为文学场域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现代作家必须依赖文学生产场域中的报刊、杂志、出版机构，作品才能在市场上流通，才可能获得读者的认可，所以可以说报纸副刊和文学杂志就是现代文学的主要传播介质。据统计，从晚清到1949 年，有明确创刊日期的文学期刊就有988种 ，没有明确创刊日期的也有99种，显然，这些文学杂志就成为了作家发表作品、表达文学观念的重要阵地。尤其是《新青年》、《小说月报》、《现代》等杂志，它们不仅代表着一个文学时代，更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文学时代。文学副刊方面，20 年代的四大报纸副刊，30 年代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益世报·文学周刊》、《申报·自由谈》、《世界日报·文艺周刊》等，也都曾在文坛上引领风骚。沈从文就曾谈到报纸副刊的重要性：“从五四起始，近二十五年新闻纸上的副刊，即有个光荣的过去，可以回溯。初期社会重造思想与文学运动的建立，是用副刊作工具，而得到完全成功的。这二十年新作家的初期作品，更无不由副刊介绍于读者。”除了报刊、杂志外，大量的出版机构也是现代文学作品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力量。其中商务印书馆、亚东图书馆、北新书局、泰东图书局、开明书店、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世界书局等出版机构对现代文学的贡献尤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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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文学场域的角度来说，在文学场中的每个作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与文学生产场域的物质基础——报纸、杂志、出版机构。因为作为一个作家而言，他所有的思想、言论都必须通过物质载体才能广泛传播。而作为一个文学场域中的新人，如何获得言论的发表权是他们进去文学场所关心的重大问题。而作为文学场域中的新人，他们大多在写作之初并没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更不可能自费出书，所以这个时候同人杂志的存在就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我们知道的最著名的同人杂志便是《新青年》，这些同人杂志旨在将具有同样的文学审美趣味的作家结合在一起，为那些没有出版出路的作家提供一个发表的平台。为处于初涉文学场的作家提供了入场的机会。其中最典型的范例便是创造社的成立及他们的《创造社丛书》和《创造》杂志的诞生。尽管这本杂志的销量很好，但是其创始人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却没有正式受聘于泰东出版社，没有正式拿过月薪也从不曾收到过稿费或版税。不得不说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动力便是，他们亟需借重泰东来出版发行创造社刊物，以扩大社团的影响。尽管郭沫若等人在泰东的那段生活极为贫困甚至充满屈辱，但正是因为他们的忍辱负重，他们自己与他们的社团创造社，才得以以一种“先锋”的姿态获得了进入文学场域的资格。郭沫若等人的遭遇也充分说明了，那些初登文坛、没有名人提携、没有出版机构支持的作家，是如何受制于文学生产场域。他们必须做出某方面的牺牲，才能获得文生产场域的支持，才能获得进入文坛的入场券。布迪厄认为，文学场呈现为“一个颠倒的经济世界：艺术家只有在经济地位上遭到失败，才能在象征地位上获胜（至少在短期内如此）”。郭沫若等人的经历也正验证了文学场域中“输者为赢”这一颠倒的经济原则。他们不以获取直接的经济资本为目标，而是想借作品表达自己的文学观念，同时以施展自己的文学才华，这为他们积累了可观的象征资本。
　　三、现代文学场域内的斗争
　　一个自主和富有生机的文学场，就像是一个活动频繁的地震带。无论是文学场内部的代际更新还是文学场与外部权力场的斗争都始终存在着无休止的震动与更新之中。
　　在布迪厄眼里的社会是充满各种竞争的，并且时刻处在动态的新陈代谢之中。文学场也不例外。布迪厄把文学场的代际斗争称为老化逻辑，即先锋性的作家必然对正统和经典作家发起挑战。各种文学决裂层出不穷，而文学场的活力和生机就体现在这些由异端挑起的永无止境的符号革命之中。现代文学场域同样处于这样的无休止革命之中。
　　在现代文学场域建立的最初，斗争最激烈的便是新文学与旧文学的斗争。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杂志第二卷第五期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拉开了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的序幕。这篇文章从内容和形式上对旧文学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其大力倡导者更是胡适践行着白话文写诗作文的宗旨，目的就是在于试图在现代文学场域中颠覆经典权威话语权，从腐朽的、落后的文人手中夺回新时代的话语权力。而随着白话文学运动的深入开展，又进一步的促进了新文学话语权利的全面胜利，并最终形成了新文学。
　　而在文学场域内部竞争中同样受到冲击较为严重的还有新文学阵营对通俗小说及其作家的整体批判和排斥。
　　现代通俗小说家大多是以出售自己作品文为生。早在新文学运动之初，他们便被划入旧派文人的行列，受到新文学阵营的猛烈批判。在这些批判中，场域斗争的法则得到了清晰的呈现。布迪厄指出，文学场域内的竞争主要体现为话语权利的争夺和垄断：“文学（等）竞争的中心焦点是文学合法性的垄断，也就是说，尤其是权威话语权利的垄断，包括说谁被允许自称‘作家’等，甚或说谁是作家和谁有权利说谁是作家；或者随便怎么说，就是生产者或产品的许可权的垄断。”新文学阵营首先是通过对文学的定义，来划清新文学场域的边界，否定通俗小说的合法性的。如刘半农否定“流行之红男绿女之小说为文学”；沈雁冰则在定义文学的同时，通过一系列的文学“不是”什么，否定通俗小说的合法性:“文学家所欲表现的人生，决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表现人生”的文学是“‘血’和‘泪’写成的，不是‘浓情’和‘艳意’做成的，是人类中少不得的文章，不是茶余酒后消遣的东西！”如布迪厄所说，文学场的内部斗争“不可避免地采取了‘定义’这个词固有的冲突形式”，“作家（等）的最严格和限制最多的定义，……是一连串长长的排除和驱逐的产物，为的是以名符其实的作家的名义，否定所有可能以作家之名过活的人的生存”。刘半农、沈雁冰等人对文学的定义就起到了这样的效果。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排除和驱逐”，以最严格的定义认定通俗作家所从事的并不是真正的文学，从而否认他们作家身份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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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以上的分析大致可以把握出现代文学场域的生成和其基本的一些特征。运用文学场域的观点来梳理现代文学的生成更帮助我们清晰的把握其脉络，并且能够从空间关系、结构关系中考量文学的生产，这势必是一种全新的原创性视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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