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不是中国文学的标志

        诺贝尔文学奖因它对杰出文学作品的遴选，已成为一种世界范围内文学至高的象征与荣誉。本来，光荣与梦想就是人类不息的精神追求，文学追求也不例外。一百年来，中国作家与中国读者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向往在情理当中，可谓年年失望年年望，正如夜航船永远向往着光明的灯塔。
　　然而，有问题的是很多初衷纯正的事，可以在中国特色的社会环境里如一株好芽长出恶之花，让人无限地痛心甚至备感羞耻。
　　刚刚读到北明采访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写的《马悦然谈中国作家行贿诺贝尔丑闻》，“你不知道我每个月收到多少封信！中国作家要我给他们弄到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这是马先生采访中的原话，更让人难堪的还在后面，他表示：“只有中国作家会写这样的信。真的是。就是中国作家！”看吧，中国人不只在自家的官场地行贿，风尚愈烈道行愈高，如今行贿都飘洋过海行到世界那头的文化领域里去了。
　　再结合近年来有意无意间扫描到中国当代作家作品与诺贝尔文学奖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纷乱关系，真有如刺卡喉不吐不快之感。
　　
　　首先，诺贝尔奖与文学的本体价值并无必然关联。
　　诺贝尔奖是杰出文学的荣誉与高贵的冠冕。诺贝尔奖虽然在世界范围内对文学价值评定具有相对的权威性，但并非，也绝不可能是衡量作家与作品的唯一标准。事实上，任何奖项（包括诺贝尔奖）与时光检验相比，都有它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挂一漏万是所有奖项的必然宿命。所以，作家对奖项如果有了绝对信服与精神依附，期望借助它来证明作品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本身从认识上就是对文学价值独立性的一种背离。
　　当中国当代作家与读者从向往与期待，发展成过犹不及的诺贝尔奖情结时，一种文学上的价值观已经产生了内在的质变，非常态心理演化成一种文化国民性中长期解不开的症结与隐痛，甚至直接在世界文化领域内催生出令人震惊的失格行为，且如一场不解的心魔，愈演愈烈，已然呈现异化之态。
　　从本体论出发，文学之所以为文学，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所论的四个核心要素至今依然精当：作者、宇宙、读者、作品。所谓，作家活在作品上，与这四要素相汇通。一个好作家，一部好作品，为世界所知晓，为读者所接受，为时代所传承，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其他，还是在自身的作品上。只有当一个作家完全地投入个体饱满的生命体验，且由己及人，不断地向着人类普遍性的命运与困境发出自己诚挚而深邃的沉思与追问，始终对生命怀着人文、艺术、哲学，甚至宗教关怀时，他的作品才有可能因深入心灵的腹地同时又通往广袤的星空，从而在自己与世界之间产生深刻的共鸣。而这共鸣之桥是语言文字，由一字一句一段一节一章绵延而成，构建出了来自经验世界观照现实又高于其上引领精神的意象世界。可见，在文学这一精神的生物链环节中，决定的一环是作品，是由作者对世界体验的创造与受众的解读再创共同完成的文学本体。
　　文学本身就不是一场争取高快强的体育竞技，更不是一副沽名钓誉者的堂皇钓具，作家与作品的真正生命力最终落在文学本身的精神价值上，有时候，奖项是一种恰如其分的证明，有时候，甚至根本不需要体制的承认，只在漫长时光里脉脉的阅读中一次次、一代代地不断衍生出作品的精神光辉。
　　正如一个人如果对外部世界过度关注，必然剥夺削弱了直面内心的宝贵经验。当中国作家的心思对诺贝尔奖投入了过度的关注，甚至开始谋利性的钻营，创作主体应有的精神人格必然在官商般一地鸡毛式的算计中有所丧失。试问，一个作家如果在精神品质上有重大缺失，何以具有大地般的深厚与星空的辽远，又何以用心灵与体验合成的文字去进行生命的关怀？
　　因此，个人非常认同马悦然先生所言“一个好作家不应考虑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诺贝尔文学奖不是文学的标志”。
　　
　　其次，诺贝尔奖情结是中国文人体制化写作的当代遗风。
　　目前，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公认最具权威性的官方体制性的文学奖项。这来自瑞典的评判体系看似飘洒得无比遥远，一百年来却时时激动着中国文学的那根神经。为什么？联系到中国历代以来人文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价值体现方式，其实不难理解，中国的诺贝尔情结何以比别国来得更重。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中国五千年成就一个诗歌大国，历代文化体制政策对文学的影响至关重要。“学而优则仕”，“学”的考量标准往往就是诗词文章。东汉以降，魏晋时期，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如此一来，从政治上把文学提高到了立言立说的高度。至唐朝开始实施科举取士制度，对整个中国文学尤其诗歌的复兴与光大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自上而下的文化体制之下，文学不只是文人主体人格的个体创造与精神写照，同时，也沾染上了抹不去的官方御用色彩。文学，随着科举制度的实施，一千多年以来给中国文人在文化心理与现实命运上深深打上了仕途经济的思想烙印。在体制运作与驱动之下的文人与文学，极其容易长期缺钙软骨，所谓“八股”文章，在中国主流文化中长期占据着庞大的数量。这种体制下，写作在20世纪特殊的政治时期形成了官方文献式的十七年文学及“文革”文学，并因政治季候而再次达到高峰。
　　当代部分文化制度、机构设置包括奖项设立，客观上构成了与唐朝八股科举取士性质相近的文学外部土壤，使得不少当代作家要安身立命证明自己的文学身份与作品的存在价值，便要以被纳入各类官方文学机构、获得官方文学奖项来取得自身在文学领域内的合法性与权威性。
　　一言以蔽之，作家与作品对官方体制有着身份与命运双重的依附性。这种身份的确立主要标志大致有两个，一是被各类文学机构所吸纳，一是被各类官方文学奖项所认可。后者而言，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官方体制性的文学奖项就是诺贝尔奖。依附体制的当代作家自然地将眼光放到了国门之外，注目于世界体制奖项的金字塔之巅。获得这项殊荣，与中国古代文人“学而仕则优”进入三甲是同样性质的仕途经济的青云之路。
　　想想，那些当代作家过度的诺贝尔奖情结，真的不过是一场王谢堂前绵延至今的气息沉腐而尚未醒来的旧梦。
　　
　　再有，非常态的诺贝尔情结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学缺乏文化自信。
　　中国民族文化心理几千年来经历了非常奇妙而起伏动荡的巨大转变，在晚清之前，若以中国近代史上1840年为一个标志年，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总体上是持天子天朝唯我独尊的中心论。19世纪末期，内忧外患风向突变，在文化的转折十字路口上，中国大体经历了一场以西方现代文明扭转国运的文化变革，一时间，欧风美雨遍袭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中国文化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次在与西方文化相撞相交之际，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式微之势。
　　在这里，想旁及一个与本文所述有内在逻辑的话题，即20世纪以来困挠已久的中国文学理论命题：中国是否存在史诗？一代一代的学者投身其中，有学者极力通过考古文献的材料支撑来证明中国存在史诗，可以与欧洲古希腊时期的荷马史诗相提媲美；也有学者提出史料反驳，认为中国并无史诗；其中，中山大学教授林岗在《20世纪汉语“史诗”问题探论》提出了很有见地的观点，质疑这个学术公案背后实质存在着文化话语权问题，即以西方的史诗作为标准来度量中国的文学类型本身就体现了中国文学的盲从心理，更深层次地说，是中国文化20世纪以来在西学东渐风气之下逐渐在失去自身民族文化的自信心。
　　回到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在瑞典设立的国际文学奖项，我们迅速扫描它一百年以来获奖作家的国籍，西方欧美作家占了绝大部分比例，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国家有零星作家获奖。当然，我们不应质疑那些获奖的西方作家作品，他们为人类的艺术与精神世界作出的卓越贡献是举世瞩目的。不过，我们应该客观地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这也是本文前面提到的任何奖项必然存在的有限性，诺贝尔奖也不例外，世界文学如恒河沙薮，其间星光辉映的岂止欧美作品，世界的每一个大洲，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学艺术宝藏。只是由于语言、文化、政治、宗教、时局等等原因，不可能一一进入到诺贝尔奖的涉猎与评审视野，自然注定与这一国际殊荣无缘。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这些与诺贝尔一直无缘的国度、作家、作品应有的价值难道会因此而减少一分吗？当然不会。在那些与诺贝尔从未相遇的作品当中，有一些是终究会属于全人类的艺术杰作。
　　因此，当代中国应该具有广阔的文化胸怀，对诺贝尔奖可以向往追求但不必盲目服从。说到底，作家的灵魂完成于作品，而非奖项，读者的共鸣完成于阅读，而非奖项。
　　作家活在作品上，不是一句虚言。
　　
　　如果，每一个中国作家写作时都能像一个灵魂自由生命充沛的无冕之王，全部的身心关怀着他生活的世界和他创造的世界，忘掉作品之外的一切精神囚笼，包括诺贝尔奖的存在，那么其作品将因着这份纯粹，更轻盈、更深沉地提升自己也提升人类。
　　同时，更加迫切地期望中国当代文学找回自身失落已久的文化自信。
　　贾 柯
　　女，广州某高校教师，文艺学在读博士。大部分时间生活，少数时间写作；大部分时间沉默，少数时间言说。半世安静而过，愿余下半世活得更像草木。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