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预生活”作品的突破与局限

中文摘要：“干预生活”是我国文艺界50年代中期提出的一种创作主张，“干预生活”以其富有冲击力的理论和作品比较敏锐地、深入的表现了我国1956年前后社会转折时期的矛盾，并且鲜明地表现他们的评价和倾向，曾经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具体分析这批作品，可以发现它们仍然没有完全走出公式化概念化的阴影。本文试分析“干预生活”作品的突破和局限。
关键词：干预生活  突破  局限   
        “干预生活”是我国文艺界在50年代中期提出的一种创作主张。1956年，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小说组召开座谈会，一些作家批评了我们的文学创作回避生活矛盾的现状，倡导文学作品要“干预生活”。在提出这一创作主张的同时，1956和1957年上半年，出现了一批后来被认为是体现了“干预生活”主张的作品。此类作品比较敏锐地、深入的表现了我国1956年前后社会转折时期的矛盾，并且鲜明地表现他们的评价和倾向。所以，“干预生活”不管是在文艺思想上还是在文学实践中都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是也存在很大的局限。
        一、“干预生活”作品的突破
        首先在主题表现方面，“干预生活”作品开始更多地反映和揭示社会生活的矛盾面。以《在桥梁工地上》为例，作品以记者“我”的采访过程作为描述线索，写桥梁队队长罗立正与青年工程师曾刚的矛盾。作者赋予罗立正以保守的、维持现状的思想特征，而曾刚则是不墨守成规、富于创造力的。作品的结尾引人深思，当事实证明罗立正的思想和工作方针的错误的时候，他并未因此反省自责，而是推卸应承担的责任，而且也并没有人想到要去追究他的责任。作者忧虑地意识到这才是问题之所在。这篇特写提出的问题是十分尖锐的，它实际上反映了新中国的体制中某些落后和不正常的东西。虽然这可能不是作者的清醒的认识，但是，至少说明了作者以自身的体会，已经感受到了某些自己也无法解释的政治问题，这已经是一个进步。
        其次出现了一些对“人”和“人性”有一定关注的作品。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次文代会之后，文艺理论和批评强调创造正面人物、英雄人物形象来教育群众。而这些提倡大多是从政治层面所提出的要求，对具体的个人的情感和心灵，对自我价值的关注几乎是一个空白。在“干预生活”的作品中，出现了一些关注人物内心，符合人性、人情的优秀作品。如《本报内部消息》中对马文元从“自我”的丧失到恢复间内心矛盾的较为细致的书写是作品最为成功之处，马文元“自我”的失而复得正传达出了作者的一种理想，那就是知识分子的“自救”。虽然这与政治无关，但更符合人性、人情。
        最后在题材方面，这批作品也有一定的拓展。从延安文艺讲话开始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到建国后关于小资产阶级的讨论，逐步确定了文艺的取材范围，即工农兵题材，而且主要是工农兵中的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干预生活”作品的出现，打破了这种狭窄的表现范围。在“干预生活”作品中出现了不少从正面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品，开始探讨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情感世界。
而且，这些作品中的一些细节也值得玩味，《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林震始终带着喜爱的小说，刘世吾冷漠的心唯有沉浸在小说中才能活泛起来，正是书给他们的精神世界以强大的支撑。这种并不是靠党组织、靠群众而是靠书籍来获取力量的细节在以往的小说中是不多见的。这类作品在选材上突破了“工农兵”的框架，题材的拓宽使这类作品更深入也更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的面貌。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相似性查重http://www.jiancetianshi.com
二、“干预生活”作品的局限
        虽然“干预生活”作品在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一定的进步，但是这种探索还很有限。即使是在“干预生活”作品被肯定的成绩方面，如题材的拓展、反映现实矛盾的尖锐等方面，也只是相对意义上的进步。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首先，在“干预生活”的提倡者看来，“干预生活”和“写真实”被顺理成章地联系在一起。他们要求作家勇敢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作家们也以实际作品做到了这一点。但是，所谓的光明面和阴暗面其实正是生活中的两个方面，歌颂光明面和揭露阴暗面并不能构成二者在题材上的本质区别，它们只是作家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而作品是应该艺术地揭示出生活的真实，如果没有从艺术上展现生活的真实，它同样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因此，“干预生活”其实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其次，“干预生活”作品虽然在描写生活矛盾和冲突方面，显示了极大的勇气和责任感，但是，对矛盾的发展过程则有简单化的倾向。另外，在矛盾的解决上，很多作品有一定幻想的成份。如《马端的堕落》中，组织部长马端已经完全堕落成一个官僚主义者，但仍然被提拔为副书记并被通知去省里学习。看起来，邪恶的一方战胜了正义的一方，而且形势同样也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但是三封群众来信，使形势发生了逆转，最终恶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同样的矛盾解决方式，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也出现过。可见，作品是在刻意实现作者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作品为了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就竭尽全力地表现矛盾当中的反面的力量，从而导致了反面力量的过于强大，如果按照这种文本逻辑的发展，必然会出现反面力量战胜正面力量的结果。但这不是作家想要的结果。当文本逻辑无法实现作者的意图时，作者就要人为的插手，通过一种象征性的强大力量来使矛盾向著作者想要的方向发展，这就使得作品的批判力量有所下降，而且似乎形成了一种解决矛盾的公式。
        最后，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仍然存在着过于简单化的倾向。如《马端的堕落》中对马端的刻画，马端从进步到堕落缺乏令人信服的依据。马端的所有言行都好像是为了证明他的堕落和嚣张。马端的行为如此不符合一个党的干部的要求，领导对马端的纵容就更加不可理解。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合逻辑。人物性格缺乏内涵，只是作者为了揭露某一问题的符号而已。所以“干预生活”作品中的这些人物，让人感觉好像是被贴上反面性格的标签，作品就是为了解释、证明这些标签。这样的人固然可憎，但是似乎缺少更加令人精神受到震撼的东西。
        
论文检测天使-学术行为不端检测免费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综上所述，“干预生活”作品在题材、主题、人物形象塑造和揭露矛盾方面有了很大突破，但是仍然没有完全走出公式化概念化的的阴影。一方面，政治要求文艺无条件地为政治服务，而这必然导致文学的简单化和公式化概念化；另一方面，一旦意识到文学上的公式化概念化问题，政策又会从政治的高度要求解决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这样，在文艺的政治性和艺术性的关系上就进入了一个怪圈，虽然，在某些时期，也有过某种程度的改善，比如“百花文学”时期，六十年代初期的文艺调整时期，但是就整个三十年文学来说，始终没有走出这个怪圈。 
参考文献：
 [1]洪子诚.《当代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2]董之林.《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3]王 蒙.《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66》（短篇小说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