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中文文学理论的创新性

摘要:钱中文先生是我国有影响的文学理论家,他所提出的文学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以及新理 性精神文学论,曾在中国文论界引起不小的震动,其主要的学术观点纷纷被各高校文学理论教材所采 纳。如今虽然这些文学理论观点仍然受到一些质疑,但其所具有的创新性却非常突出,受到的肯定和赞 扬也更多.
    关键词:钱中文;审美反映;审美意识形态;人文精神

Abstract:Mr.Qian Zhongwen is a Chinese influential literary theorist,he put forward the literary aes- thetic theory of reflection,rational spirit of aesthetic ideology theory and New Literature i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circles,which have caused great vibrat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The relative main aca- demic points of view have been adopted b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extbooks.Today,in spite of some arguments on these theories,a lot of praises have been given to its innovation.The discussion of his in- novative will benefit the building of our country/'s current literary theory.
    Key words:Qian Zhongwen;aesthetic reflection;aesthetic ideology;humanism 　　
    钱中文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 数十年潜心研究文艺理论,治学严谨,学养深厚, 在文艺理论上颇有建树。本文主要探讨钱先生文 学理论的创新性。钱中文先生的文论思想大略可 以分为这样三个部分: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 论及新理性精神文学论。下面对钱先生在这几个 方面表现出的创新性作一抛砖引玉性探讨.
    一 任何文学理论研究都必将面对这样一个问 题:文学到底是什么?而且必须毫不含糊地对之 做出回答。在回答“文学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 上,钱中文先生提出了自己迥异于前人的独特见 解。首先,他认为有三种现实需要区分:现实、心 理现实及审美心理现实。现实是文学艺术创作的 源泉,是文学创作的出发地,它提供文学创作所需 的一切材料,是一种纯客观的存在。我们以前所 习惯的表述“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就是这个意 思。但源泉并不就等于对象,文学的对象必须是 经过主体用心感受了的现实,是被感情渗入过的 现实,这也就是所谓的心理现实。按照钱中文的 说法,“主体一旦深入客观现实的关系,便会接受 纷至沓来的种种信息,广泛地吸收现实的具象性 和丰富性”[1]14,心理现实就是主体所把握并被融 入了主观性的现实,它不再是纯客观的存在。与 科学探索的纯客观对象相比,它“是一种获得了主 观形式的、主客体因素初步融合的统一体”[1]14.
    只有这样的心理现实才是文学创作的对象。这个 认识看似简单,却是钱中文先生长期以来结合文 学创作的实际而深刻思索的结果,它有效地杜绝 了文学理论界长期以来对文学本质“模仿说”、“镜 子说”的误解,即把文学仅仅看成是对社会现实生 活的直接的、简单的、机械的反映。文学对象的这 种从传统的客观现实到“心理现实”的转换,意味 着研究者对人本主义和主体性的重视.
    其次,从创作主体这方面看,主体具有能动性 和创造性,这是自不待言的。任何把文学创作仅 仅看作是一种对现实的简单摹写或机械反映的观 点,都毫无疑问地降低了人的品格,而且也是对文 学艺术创作的一种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钱中 文认为,任何思维科学、意识形态都可以看作是主 体对现实的反映,作为人类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 亦然。但是“文学的反映是一种特殊的反映——— 审美反映”。他之所以要提出这么一个概念并非 是玩弄辞藻,而是为了划清它与简单反映论、机械 反映论的界限。过去的机械反映论与简单反映论 把“文学是对生活的反映”作了简单化、庸俗化的 理解,认为文学创作就是对生活的直接反映,生活 是什么样就应该写成什么样,否则便被指为“不真 实”。这样一来,不仅文学反映现实与其他意识形 态对现实的反映几乎无从区别,更为严重的是,作 者蜕变为一种呆板僵化的反映机器,极大地限制 了作家主体性的发挥,束缚了主体的创造力.
    除此而外,文学把握现实还是一种特有的把 握方式,那就是实践———精神把握世界的方式.
    这种方式兼有实践的和精神的两方面的特征,而 又不专注于任一方面。“它之所以不是一种纯粹 的精神把握,即不同于理论对世界的把握,在于它 贯穿着感情与意志的评价,具有了一定的实践性; 它之所以不是一种纯粹的实践把握,在于它并不 要求把艺术当作现实,使自己的产品完全变为实 用性的东西,所以带有无目的性的色彩。”[1]12-13正 是这种特殊把握方式,导致了文学特殊的审美本 质特征:感情与思想、感性和理性、认识与评价等 多种因素的有机统一和高度综合。按理说,实 践—精神把握世界的方式这种提法并非钱中文所 首创,马克思早就有过相关论述。但能够将之灵 活应用于文学理论研究,得出富有建设性和开创 性结论的人,却非钱中文莫属.
    在中国文学理论界,钱中文先生率先指出了 机械反映论与简单反映论的偏颇甚至谬误之处, 批判了过去庸俗社会学对文学本质的肤浅理解, 对于学术的正本清源,在文艺创作中贯彻和坚持 真正的反映论即辩证的反映论方面意义重大,极 大地推动了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他说:“文 学反映现实生活是对的,但是这一过程相当复杂.
    这种说法忽略了这一过程中的不少中间环节,对 其中的主客观关系,主体在融化客体中的创造性 转化与新的构建作用,往往视而不见,或以为是次 要的东西。有时也谈论主观方面的因素,但往往 只涉及主体的世界观、思想问题,对于主体的其他 因素,研究甚少。”[1]5文学的反映是一种审美反 映,主体必然在其中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在把客观 对象主观化的同时,也将主体对象化,并且这种双 向运动过程是同时发生的。主体的审美意识必然 借助于这一双向运动过程得以具象化和外在化.
    “在审美反映中,主体在其自身的感受与感情的激 荡之中,整体地关照现实生活,描绘生活的各个方 面。这一过程的特点是,它在把握现实生活的过 程中,把始终激荡着的主体感受、感情,他的认识, 融合在一起,从而赋予了这一反映及其对象以浓 烈的主观色彩;同时通过这一方式来显示出事物 的客观性特征。”[1]13不仅如此,主体最终还要把 这种带有浓烈主观色彩的对象,用恰当的艺术形 式加以表达,或者说主体的艺术构思必定要在这 种主客体双向运动的过程中得到体现,而这一过 程的最终结果也就是所谓的审美心理现实。文学 因此就是带有审美特性的意识形态———审美意识 形态.
    笔者认为,钱中文在对文学本质问题的研究 和探索上体现出了他一贯坚持的、可贵的创新精 神。早在钱中文之前,关于文学本质问题的研究 就已经是一个被各家学者和不同文艺流派不断重 复和争论的话题了。认为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 有之,认为文学主要是一种审美活动的有之。而 且大都自说自话,各自维护自己的一家之言,攻击 别人的“漏洞和缺陷”。钱中文以一种少有的全局 性眼光,居高临下地审视各家之说,提出了“审美 意识形态论”,这就跳出了各家所固守的窠臼,而 又能同时汲取来自不同说法的合理意见。其创新 之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研究视角的创新。钱中文的新观点并 不是把各家说法进行简单的相加,而是另辟蹊径, 选择了全新的研究切入点。他说,“审美意识形态 不是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只是审美加意识形 态”[2]6。“审美意识形态不是单纯的审美,也不是 单纯的意识形态,而是审美意识的自然的历史生 成”[3]413。这就把“审美意识”确立为文学审美意 识形态说的逻辑起点。关于这一思想的独特性和 深刻性,在《论文学形式的发生》这篇长文中可以 看得很清楚。但遗憾的是,许多批评者甚至连钱 先生的书都没有仔细看,连他的学说观点的准确 含义尚未通晓,就已经发出了批评的声音。文学 审美意识形态本性说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摆脱了 “意识形态说”与“审美本性说”各自的局限,真正 地从历史生成这个角度来考察文学的本体。钱中 文一改过去许多研究者们试图仅仅围绕“意识形 态”这个概念兜圈子、做文章来解答文学本质问题 的研究途径,而是从文学的起源方面进行了深入 探讨,详细阐明了人类早期的审美意识是如何从 生存实践中形成,又如何在发展中积淀了人的生 存感受与感悟,进而演化为审美意识的的多种原 型。以后,这些逐渐生成的审美意识原型又从口 头语言和书面文字中获得了自己的物化形式,并 融入了具有独特的节奏、韵律的诗性语言的文字 结构,一步步地历史地生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审美 意识形态。这一过程是相当漫长而且复杂的,钱 中文从历史的角度详细考察文学的发生、发展和 演变并试图清晰地描述之,进而解答关于文学本 质问题的疑问,这一动机和行为本身就值得肯定, 付出的诸多辛劳还在其次。相较于那些试图仅仅 在文字概念上大做文章来解决问题的所谓研究者 和某些批评家们不假思索地否定和不负责任的批 评,其优劣对比不是很明显吗? 其二,思路的创新。敢于质疑权威旧说,提出 自己的独特理解是创新精神的重要标志。在考察 文学的本质这个问题时,钱中文对“文学是现实生 活的反映”这一权威旧说表示了大胆的质疑。他 首先肯定这一说法的合理之处,在处理文学与生 活的关系问题上,这一论断无疑是抓住了根本的, 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和资料宝库,本末分 明,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随后他就对这一说法 提出了自己的理解:文学虽然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但文学的对象并不就是纯客观的社会现实生活.
    文学的对象与科学研究的对象绝不像过去理解的 那样,是相同的。过去许多人都认为,文学与科学 只是在反映生活的方式上有所区别,文学用加入 主体感情的方式,而科学研究则力求客观,避免主 观感情的介入。钱中文认为,其实两者的对象也 是有所区别的。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区分现实、心 理现实和审美心理现实这三个概念的原因.
    其三,方法的创新。钱中文虽对过去的教条 主义的文学研究和庸俗论者的论调深恶痛绝,但 是并未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而是把那些被歪曲, 被阉割,甚至被篡改的理论进行清理,使之拔云去 雾见青天,还其本来面目。许多所谓批评者就这 样被暴露出了原形,原来他们批评和抨击的是虚 无的对象。他们既没有准确理解自己假定的对手 的观点,又没有正确地运用批判的武器,反而使被 用作武器的理论自身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比如机 械反映论者,自己歪曲了反映论,还要用这根大棒 来挥舞教训别人。文学研究中因为观点不一致出 现争论本来是无可厚非的,这种争论本身还有助 于推动文学研究的发展,促进学术繁荣。但过去 许多论者在辩论中的做法却带着旧时代的影子, 凡与我不合,则一棍子打死。钱中文先生抛弃了 这种做法,而是平心静气地探讨,以理服人,即使 对方不能被说服,也绝不随便乱扣帽子。这使他 能够汲取来自各方面的优点和长处。这种对待学 术研究和探讨的态度就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 后他所提出的交往对话精神,早在20世纪80年 代的政治风气和学术环境中业已初露端倪,这仍 然称得上是一个创新.
    二 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这是从哲学反映 论观察文学所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也是钱中 文先生在对文学把握现实特有的对象、创作主体 特征和特有的把握方式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 思考后形成的重要结论。这一论断解决了长期以 来困扰人们的文学本质问题,是国内目前能够被 人接受的文学本质论中最为通行的一种。据此, 过去的说法“文学是生活的反映”也相应地被修正 为“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审美反映”。关于审美反 映,钱先生认为这是对哲学领域的反映论原理应 用于文学研究领域的指称,是这一原理的具体化、 审美化和对象化。谈及这种修正的意义,钱先生 认为:“审美反映是一种灌满生气、千殊万类的生 命体的艺术反映,它具有实在的容量、巨大的自 由,它不仅曲折多变,而且可以使脱离现实的幻想 反映,具有多样的具象形态,可使主客观发生双向 变化。”[1]10可见,强调文学创作中反映的审美属 性是赋予文学以生命的重要举措,它不仅可以丰 富和充实文学的内涵,赋予作家以更多的创造自 由,而且在使文学真正成为文学,由他律走向自律 方面,有着更大的意义。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是 被剥夺自主性和独立性的,仅仅是作为改造社会 的工具和政治手段的补充而存在。文学与其他社 会意识形态一道充当政治的走卒和帮手,社会关 注的目光只是凝聚在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共同 性和普遍性上,凝聚在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 一般性上,而相对忽略了文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审美反映论的提出,开启了文学的回归自律性之 门,这也是这一理论的提出所具有的最为重大的 意义.
    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本性论与审美反映论是互 为根据、彼此依赖的。正因为文学是一种审美意 识形态,文学对生活的反映才是审美的反映;同时 也正是因为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文学的 本质特性才可以被归结为审美意识形态。为了把 文学从政治从属论和庸俗社会学的包围中拯救出 来,钱中文先生倾注了更多的心力去阐述审美反 映论的内涵和特质。审美反映论是钱中文先生对 文学创作与社会现实生活关系进行系统描述的一 套理论,这一理论帮助我们把文学对现实生活的 反映跟科学理论对现实的反映区别开来。说到 底,只有把文学反映的审美特性阐释清楚,文学的 本质特性才能得到坚不可摧的理论基础.
    1986年,钱中文发表了他的一篇长文《最具 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文章题目来自黑 格尔《逻辑学》中论述其“绝对理念”的一段名言.
    正如它的副标题所言,这篇文章较为详细地阐述 了审美反映特有的、与哲学反映不同的创造性本 质。他说:“在审美反映过程中,生活现象、事物特 征引起了作家的注意,在对它们感受、感知的基础 上,引起创作主体对于对象的感情的体验,思想的 评价,并通过感性的、具象的审美形式,予以物化.
    在这个过程中,既有感知和认识,也有感情和思 想,既有想象和意志,也有愉悦和评价。这种种精 神现象,一旦以综合的形式出现,便全都渗透着感 情的因素,连思想、认识也不例外,从而构成审美 的反映。”[2]136可见,文学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一 种综合了多种成分和因素的复杂动态过程,强烈 的感情色彩是其重要特征。在这篇长文中,钱中 文首先分析和比较了文艺评论中的简单反映论与 真正的反映论的区别,比较了哲学反映论和文学 审美反映的区别,探讨了审美反映的结构,接着阐 述了审美反映中主体的创造力及侧向主观的审美 倾斜在创作中的作用,提出了审美心理定势是审 美反映的动力源、审美反映与表现的关系等重大 问题,最后还谈到了审美反映的多样化和无限可 能性的问题。这是一篇论述极为全面、精到,论证 准确到位的重要理论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钱中 文的理论创新精神再次得到鲜明的表现。笔者认 为,它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给予我们以重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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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判吸收外来文化的积极姿态。在对 待蜂拥而至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态度上坚 持了吐故纳新,却又保证大方向明确不变,不改初 衷的策略。钱中文是坚定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 捍卫者和研究者。这与他曾经求学苏联的人生背 景不无关系。可以说,钱中文一生所作的文学理 论研究都在为了一个目标而努力,那就是不断完 善和充实、丰富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使其在创作 中不断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西方现代主义 的各流派,钱中文一开始是相当拒斥的,至少是反 对和批评大于赞扬。现代主义作家们只关注揭示 和描绘人的潜意识的极端向内转倾向以及他们对 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所作的不无偏激的攻击,使钱 中文很难接受他们。不过他自己在亲自去了一趟 欧洲,近距离接触了现代主义文学之后,看法发生 了一些改变。他说:“有相当部分的现代主义流派 的作品,还是极为曲折、深刻、审美地反映现实的.
    凡是这类作品,如《城堡》、《鼠疫》、《女仆》、《秃头 歌女》、《蝇王》、《第二十二条军规》等,就像《追忆 逝水年华》一样,并不是完全按照现代主义文艺理 论创作出来的。……这类作品固然有对事物的一 定的客观性描写,但主要表现主体使用多种十分 主观的艺术手段,如象征、荒诞、变形来抒写主观 化了的生活流变。它们往往能够出人意外地抓住 现实的某些十分重要的特征,给以主观变形,使原 来的特征分外突出,而显出巨大的创新意义和审 美价值。”[4]149而与此同时,国内某些作家和理论 家们却正在醉心于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和 传播,甚至是完全照搬,要提倡所谓“中国的现代 主义”、“社会主义的现代主义”等,采取了全盘接 受的态度。钱中文则始终持一种谨慎的有保留的 态度。他依然执着地认为,现代主义不可能取代 现实主义,其局限性是相当明显的。现代主义其 实是以一种貌似公允的方式虚假地解决了现实主 义的所谓“弊端”.
    第二,在文学创作研究中的主客体并重倾向.
    审美反映中,主体发挥了相当大的主导作用。不 论是侧向主观的审美倾斜,还是作为审美反映动 力源的主体审美心理定势的提出都体现了这一 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审美反映论是一种只强调发 挥主观能动性的创作理论,钱中文始终重视客观 现实在审美反映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点在他对 三种现实所作的区分当中就可见一斑,而且他始 终强调,文学必须要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只是这种 反映有其特殊性,带有更多的主观感情色彩,是一 种综合了感性和理性、感情、认识与评价在内的反 映,是一种带有审美特性的反映。现实生活始终 是审美反映的出发地和源泉。而且他一再郑重地 指出:在审美反映中,客体并不是消失了,而是仍 然存在着,只不过换了一种存在的方式。“可以说 审美反映消灭了原来的客体,因为艺术并不要求 把它的作品当作现实。但是又可以说它仍然存在 着,即客体的客观性特征被保留下来了”[4]142。正 是艺术形象中的客观性特征,延续和确证了客体 的存在,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创作中主体再怎么 夸张变形,突出强调主观性,仍然不能完全抹杀客 观事物的客观性特征。而且,“审美反映从来不限 于再现现实的形貌,在这一过程中,客观性比之对 事物、现象的形式特征的真实描写的理解,要丰富 得多”。“更为重要的是,审美反映中的客观性特 征,表现为主体通过多种艺术手段,揭示事物本身 的精神和特征,它的内在的本质和灵魂。没有这 种揭示,形似的反映将是一种真正的摹写式的反 映,简单的、肤浅的反映”[4]143。这样的认识是建 立在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流派进行认真考察和反 思的基础上的,其维护和捍卫现实主义文学创作 原则的努力非常明显.
    第三,理论研究中开放性的胸襟和气魄。钱 中文说,“审美反映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范畴,它的 方式的无限多样与主客观双方密切相关。现实生 活是不断发展的,不断被改造的,因此它的内容无 限宽广,形式无限繁杂”。“另一方面审美反映的 多样性主要取决于主体的主观性、能动性,它的创 造性本质的发挥。主体就其本质来说是自由的”, “只有当主体不断接近客体的真理的时候,它才是 自由的”[4]160。这段话虽然是说应该就文学创作 中主客体随时变化发展的情况来不断适时地调整 和指导创作活动,但我们完全可以对此作另一种 引申的理解,那就是:审美反映论不是一个完美而 封闭的体系,既然文学活动中的客观现实在不断 发展和被改造,既然它的内容是无限宽广的,那么 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日益丰富多彩的现实势必 就会要求有相应的理论来回应它。因此理论本身 绝对不能固步自封,定于一尊,不能“老子天下第 一”,拒绝接受任何有益的改进和合理的完善补 充。另外,作为文学活动中的主体,人自身本来是 自由的,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主体有权 利根据变化了的现实,根据自己日渐成熟和完善 的认识来随时充实和修正其理论。总而言之,审 美反映论并不拒绝批评和质疑,而是一种随时准 备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来接受调整、补充和完善的 理论,这也正是它能够不断得到发展的根本保证.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三 20世纪90年代初,钱中文先生继续对文艺 理论进行孜孜不倦的探讨,并针对当时文学发展 的现状,提出了“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新观点.
    “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是1995年钱先生在《文 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这篇长文 中首先提出来的,发表在同年《文学评论》第四期 上。当时的理论背景是:文学理想的幻灭和导源 于西方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大肆泛滥。作为对以 往长期以来文学被从属于政治而缺乏独立性和自 主性这一不正常状态的反拨,再加上出版界利益 原则的驱动和国外非理性思潮涌入的推波助澜,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界呈现出这样一种 景象:“在恶俗横流,不少人失去生存理想的景况 下,人们崇拜自然本能,激赏感性享受,人的精神 趋向多元而又凸现混沌。在文学艺术创作中,一 些人追腥逐臭,对粗俗、恶俗、腐烂的东西趋之若 鹜,这极大地削弱与消解了文学艺术审美的生 成”[5]。面对此种颓势和恶俗之风,钱中文先生毅 然祭起“新理性精神”的大旗,与之作战。随后,这 一文学理论结集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于2000 年6月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和 同年3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钱中文学术 文化随笔》两书中,作为首篇的都是这篇名为《文 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的文章.
    “新理性精神”文论的提出马上得到学界广大同仁 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2001年11月,全国文 艺理论界的专家和学者们齐聚厦门大学,讨论“新 理性精神”的话题。随后《东南学术》于2002年第 二期开辟专栏刊载了这次讨论的部分论文.
    作为一种文化、文学艺术内在的精神信念, “新理性精神”采取了执中鉴西的态度和立场,选 择了交流与对话的策略,并且始终以现代性为立 论前提和言说论域,表现出重构理性精神,重新理 解与阐释人的生存、文化、文学艺术的意义与价值 的可贵努力。运用于文艺理论的建构,“新理性精 神”文学论主要包括这样三个维度:现代性、新人 文精神与交往对话精神.
    “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 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 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 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 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6]现代性 是“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立论的前提和言说论域, 属于该理论的时间维度。现代性诉求保证了“新 理性精神”文学论在时间这一维度上的先进性,因 为它是不断指向未来的。当今西方社会已经步入 所谓的“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而且许多西 方学者都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出发,声称现代性 已经终结或者过时了。尽管我国社会也已局部呈 现出某种“后现代状态”,相当一部分学者亦步亦 趋地追随西方学术新潮,张口闭口就是“后现代”, 但钱中文还是坚定地坚持他的现代性立场。他认 为,在中国,现代性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事业.
    “这种现代意识精神,时代的文化精神,作为一个 尺度,是我们建设新文化、新的文学艺术需要长久 地遵循的原则。现代性是引导人们进行文化建 设、精神创造的思想,这是一个人类‘未竟的事 业’。我们不能像某些西方现代主义者那样,把现 代性仅仅看作是出现了反理性之后形成的东西, 以为反理性才是现代性的表现,现代性只能是现 代主义文化与艺术的特征,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 的。”[5]因此“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所提倡和坚持的 现代性带有某些自创的特殊的规定性。首先是它 强调自己既非唯理性至上,排斥一切非理性,将理 性神化、绝对化的庸俗社会学的旧理性,也并非理 性的对立面———非理性或者反理性,而是一种包 容对立面的矛盾体。所以钱中文的“新理性精神” 文学论既要克服旧理性所带来的弊端,又不能完 全站在理性精神的对立面,即他并不赞成走到非 理性主义或反理性主义的极端.
    其实,人本来就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体,只不 过旧的理性主义、唯理性主义为了强调和突出理 性的万能而故意忽视和压抑人的感性而已。通过 遏制人的感性表现,不仅扼杀了人的人性发展,从 而也扼杀了人个性的形成和创造力。钱中文指 出:“新理性精神并不是唯理性主义,它崇尚感性, 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感性的表现。人的感性的需 求、生理需求是必须获得满足的,这是人类生存的 条件。”[2]334但他同时也指出,人的感性需求又总 是具有一定文化内涵的感性需求。文学既是人的 感性生活的审美反映,同时也显示人们的理性认 识。“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并不反对文学艺术对人 的非理性、反理性生存状态的展示,也承认它们存 在的合法性,只是不赞成由此而走向极端,“反对 以反理性的态度与反理性主义来解释生活现实与 历史”,因为“极端的非理性、反理性主义,蔑视对 人的终极关怀、对人的命运的叩问与人文需求,无 度张扬人的感性和特别是人的生理享乐本能、解 体了人的感性。”[2]335可见,作为一个包容对立面 的矛盾体,“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所提倡和坚持的 现代性试图针对旧有的弊端和以往的理论分歧而 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加以综合,以便在理论上造成 一种新的平衡.
    其次,它强调自己是在传统基础上建立起来 的现代性。新文化的创造,新的文学艺术理论的 建构,都不是建造空中楼阁,离不开对传统的继 承。钱中文先生认为主要有三种传统需要我们去 面对: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外国文论传统及中国现 代文论传统。而在三者当中,唯有中国现代文论 传统才可以担当起构建新文学理论的基础的重 任。古代文论传统因受到“五四”新文化革命的激 烈批判和彻底否定而被人为中止。另外,古代文 论系统主要是针对中国主要的文学形式诗歌的创 作而构建起来的,而且多半是些审美的心理体验 式的零散感悟,其术语大都具有朦胧、模糊,内涵 不够确定的特征,也不成体系,往往人言人殊,确 实难以担当起阐述在现代性启蒙下而发生的新文 学现象的重任。西方文论自然更不能越俎代庖, 别人的鞋子不可能适合自己的脚。然而,对构建 新的文学理论所依赖的传统基础的这种选择并不 是盲目的和随意的,钱中文经过细致认真的比较 和严肃的学理分析,才做出如此审慎的决定。他 说:“现代文学理论虽然问题很多,但近百年来,它 的发展,总是与西方当代文学理论思潮结合在一 起的,它不断地在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使自己 逐步地走向科学化、人文化,这也是客观的事实, 从而体现了我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不断生成.
    ……现代文学理论大体上是与我国现代文学的发 展相适应的,现代文学理论对古代文论传统的某 种疏远,与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同步的。”[7]虽然如 此,我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也并非全无用处,并 不是说除了近百年发展起来的现代文论传统之 外,另外两者就可以全然不顾。那不是构建新的 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诉求所应有的态度。事实上, 钱中文已经意识到,“现代文学理论由于‘五四’的 激进主义的一面而丢掉了古代文论传统,在今天, 总使我们觉得现代文学理论缺少了母体的营养与 根底,缺乏一种底气”[7]。至于西方文论,因为与 我国现代文论所曾有的这种血肉联系,当然更不 可缺少。实际情况是,我国现代文论的产生和发 展不惟大量借鉴西方,甚至直接由西方移植而来, 西方文学理论一直就影响着我国现代文论的发 展。我们需要吸收二者当中仍然对我们有用的、 合理的有效的成分,真正做到为我所用.
    再次,它强调自己是一种被赋予历史具体性 的现代意识精神,是一种历史性的指向。正因为 如此,现代性诉求就打破了时间的束缚,而可以存 在于任何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从现代性的 历史进程来看,现代性是一种被赋予历史具体性 的现代意识精神,一种历史性的指向。在各个发 展阶段,现代性的内涵有着共同之处,但又很不相 同。一些学术思想问题,在彼时彼地的提出,看来 有违那时现代性的要求,而不被重视,甚至还要遭 到批判;而在此时此地,则不仅与现时现代性的要 求相通,而且还可能成为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 分。”[6]这就是说,“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所主张和 倡导的现代性主要是一种精神指向,它与各个具 体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从而获得了历史 具体性,虽然精神内涵相通,却不是亘古不变、恒 定一律的某种指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 同的现代性要求。这就为现代性这一概念赋予了 因时因地而随时调整和不断发展变化的内涵,赋 予了它长盛不衰的生命活力.
    新人文精神是“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内涵和 核心,属于内容、本质维度。在上世纪90年代上 半期,我国理论界曾有过一次“人文精神”的大讨 论。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人文精神”是欧洲文艺 复兴的产物,并以中国历代文献当中从未有过“人 文精神”之说为证,说明中国没有人文精神,更谈 不上“恢复”人文精神。钱中文对此进行了反驳, 并阐述了“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所主张的“新人文 精神”的内涵。他说:“人文精神是针对现实生活 中的非人性与反人性而说的,是针对物的挤压、人 的异化而说的,是针对当今现实生活中大大小小 的钱性权式暴力而说的,这种暴力既是物质的,又 是精神的,是针对文学艺术漠视人的精神伤残而 说的。”[5]这就是说,我们当今的文学现状确实面 临着人文精神的缺失问题。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所 描绘的正是一个人的精神家园沦为废墟,人的精 神备受摧残的景象,至于以怀疑一切、解构一切而 声名大振的后现代主义,则更是把人推入到茫茫 的虚无和无边的绝望之中。文学艺术对于人生的 意义至此已被完全消解,缺少了对人进行心灵抚 慰和精神关照的“文学”实在已不成其为文学了.
    那么我国旧有的文化与文学中难道真的缺少人文 精神吗?并非如此。尽管也许我们的传统文献中 确实未曾出现过“人文精神”这个说法,但我们固 有的文化与文学中却绝对不缺少对人的生存处境 和命运的关怀。那种对家国命运的沉重忧患意识 不就是一种人文精神的表现吗?那种重视人与 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和谐的伦理道德 关切,不也同样体现了一种人文精神吗?凡此种 种,并不以其未曾贴上“人文精神”的标签就不是 人文精神了。钱中文认为,“所谓人文精神,就是 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人与科技之 间的相互关系中,一种对人的生存、命运的叩问与 关怀,就是使人何以成为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确立哪种生存方式更符合人的需求的那种理想、 关系和准则的探求,就是对民族,对人的生存意 义、价值、精神的追求与确认,人文精神是人的精 神家园的支撑,最终追求人的全面自由与人的解 放”[5]。这种对人文精神所作的注重精神内涵的 阐释,明显要比那些仅以外部标签作为判定依据 的做法更高明。新人文精神之“新”主要在于它超 越了这一概念的外部标签特征而注重从其精神内 涵方面加以重新定位,而且达到了涵括中国固有 文化与文学艺术特征的目的.
    交往对话精神是“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基本 策略,属于方法论维度。钱中文汲取了巴赫金与 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性的积极因素,表现出试 图否定并超越我国文论界那种长期以来所形成的 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的非此即彼的 二分法简单思维方式。钱中文认为,人的生存应 该是一种对话式的生存,人的意识是一种独立的、 自有价值的思想,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相互交往对 话的关系。任何一个人的生存都是相对于别人的 存在,不仅我需要他人才能存在,他人的存在也要 以我为依托。巴赫金就曾经表述过这样的思想, 他说:“我离不开他人,离开他人我不能成其为我; 我应先在自己身上找到他人,再在他人身上发现 自己”;“证明不可能是自我证明。承认不可能是 自我承认。我的名字得之于他人,它是为他人才 存在的”[8]379。“人实际存在于我和他人两种形式 之中”[8]377,“单个意识不能自足,不能存在。我要 想意识到自己并成为我自己,必须把自己揭示给 他人,必须通过他人并借助于他人”[8]378。正因为 如此,钱中文认为意识实际上是多数的,它们相互 交织,各自独立,又具充分权利,自有价值,彼此平 等,在交往与对话中互为存在。不存在谁比谁更 具有权威性的证据,各主体之间只有进行平等的 对话和交流,才能达到彼此了解,从而求同存异, 缩小差距,进而形成多语共声喧哗的局面。每一 个主体都有权利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当然各 自的正确性和合理程度还是会有所区别的。但即 便是合理性很少甚至是基本缺乏的那些意见,也 应当准许其发声,应当在对话和交流中得到逐步 的揭示和反驳,而不应该采取简单的否定和粗暴 的消灭.
    除此而外,钱中文还通过对自然科学与人文 社会科学不同的思维方式的比较来进一步阐述了 这一方法论原则。自然科学基于主体对客观对象 的描绘和解释性特征,基本上是一种自说自话的 独语方式的思维。而人文社会科学的思维则具有 “双主体性”,“它探讨的文本,是主体的一种表述, 它进入交流,面向另一个主体,另一个主体也面向 作为主体的它,进入对话的语境,它需要的是‘理 解’”[7]。可见,隶属于人文科学的文学理论天生 就蕴含了交流与对话的潜在需求和独特条件。无 论从个体生存方式的对话交流特征还是从文学理 论自身所具有的学科独特性来看,对话与交流都 是构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不二选择。从某种 程度上可以这样说,“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只是把 长期以来文学理论被遮蔽的本性揭示出来而已.
    相对于过去那种“非此即彼”的绝对化和二分法简 单思维方式,钱中文提出了一种名曰“亦此亦彼” 式的综合性思维。用钱先生自己的话来说,“要在 历史现实、文化遗产的评价中,提倡一种可以去蔽 的、历史的整体性观念,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 合、创新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一定的价值判 断、总体上亦此亦彼的思维,这种思维对于振兴我 国学术思想,是会有积极意义的”[2]334。为避免不 做任何实际判断的骑墙中庸嫌疑,钱中文特别指 出,这种思维还是包含了必要的价值判断的,只是 这种判断不以专制的武断的批判的方式做出,而 是在更高的综合的层次上提出,它可以涵括和吸 纳不同意见、不同主张的合理成分,也可以聆听不 同的声音,寻求众声喧哗的效果,力避专制独白的 局面.
    以上就是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大致 内容。笔者认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是我国文 学理论研究在新时期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具有划 时代的意义,也体现了惊人的理论创新精神。从 “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建构过程中,从它表现出 的立论逻辑角度看,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一是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建构过程中, 钱中文先生坚决选择并捍卫了文学的人文精神.
    中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获 得空前解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 立使国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巨大变化。然而经济的发展、繁荣和物质生活极 大丰富的同时,也伴随而来许多的社会文化问题.
    尤其是拜物主义和拜金主义的大行其道,已经产 生了许多令人痛心疾首的恶果。钱中文对此极为 忧虑,他说:“人在对物的需求中,形成一种物欲, 它一面激发人的热情,使财富不断被创造出来,使 人不断获得物的满足与享受,这是不容争辩的.
    然而对物的无尽的追求的内在规律是,造成了对 人的挤压,物的阴影遮蔽了人。物欲的发展不断 转化为对金钱权力的追逐,使自身成为一种异化 力量,使人变为物的奴隶。”[9]人们受到物的挤压, 逐渐地使人性受损,兽性恶性得到膨胀,由此也给 人们的心灵造成更大的创痛,并产生了大量在精 神上污秽不堪和失去灵魂的人。与此同时,随着 各式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方社会哲学、文化思 潮如潮水一般的涌入,文学创作也受到了不小的 冲击,不少作家四顾彷徨,无所适从。当理想失 落,神圣消解,信仰黯淡,一切都被浸透了实利目 的的考量之后,文学艺术意义和价值的下滑,人文 精神的淡化与贬抑,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已经在所 难免了。事实上也是如此,“80年代中后期开始, 中国文坛上不少作家表现了对人的自然本能的崇 拜与激赏。在这方面,一些原本是写作严肃的作 家竟也未能免俗”[9]。有些理论家则表达得更加 耸人听闻:“在创作中追求醉生梦死,把人写成了 毫无理性、良知、理想,听任本能、原欲支配的两脚 动物,有些作品已经到了寡廉鲜耻的地步,简直就 是文学黄片、用文字卖淫!”[10]正是在这种背景 中,钱中文先生提出了他的“新理性精神文学论”, 并把新人文精神作为该理论的核心内涵。在人文 精神普遍地遭到调侃、淡化、贬抑甚至弃置不顾的 艰难时刻,钱中文先生仍然表现出如此坚定执着 的追求,实在令人钦佩。虽不能说挽狂澜于既倒, 至少也应该说是捍卫了文学的操守。人文精神之 于文学,相当于灵魂之于人,文学的魅力,文学成 为人们精神生活的必需就在于文学所拥有的那份 对人心灵的细微关照和精神的抚慰,我们很难想 象缺乏人文精神的文学到底还有什么存在的必 要。“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提出,确实正当其时, 因为它正试图为我们守望面临毁弃的精神家园, 它在为我们挽救濒死的文学.
    二是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建构过程中, 钱中文先生重构了理性。自从14-16世纪西方 的文艺复兴以来,理性的巨大作用逐渐被人发现, 被人认识,直至被崇尚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人们 深信,理性精神必将为人类建设起一个幸福、完美 的理想国。应该说,理性精神的张扬,在使人摆脱 蒙昧,促进社会发展进步方面确实其功至伟。近 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和突飞猛进也更加证实 了这一点。但凡事不能过度,过度即导致谬误产 生。当理性被过度拔擢乃至神化,绝对化,从而拒 绝和排斥一切非理性的时候,便是灾难降临的时 刻。对于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过去一百多年来理 性主义绝对化所带来的灾难,钱先生作了痛心疾 首的总结:“理性主义的绝对化,不仅使人主宰自 然,而且掠夺自然,制造形形色色绝对化的准则与 规律,使之异化为‘绝对观念’、‘绝对意志’,企图 导致对社会的绝对统治。被唯理性主义化的绝对 意志,曾给一百多年来的近代社会带来无数混乱 与灾难,它同样使人陷于失去理想和信仰崩溃的 痛苦之中。”[9]钱中文提出的“新理性精神”正是针 对这种沉重积弊而发的。反理性主义和唯理性主 义确实有点走过了头,过犹不及,然而却是对长期 以来理性绝对化而自然生发的一种激烈反拨和本 能回应。钱中文先生明确表示承认感性和非理性 在人生和艺术当中的作用和重要意义,但在大方 向上却仍然坚持理性的主导作用。跟以往的旧理 性主义、唯理性主义相比,这种既坚持理性的根本 地位又不忽略感性和非理性的积极意义和作用的 思考就是“新理性精神”之“新”的真正含义,也只 有这样的态度才称得上是真正理性的。相比较而 言,反理性主义和唯理性主义则都显得不够理性 了。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认为钱中文先生已经重 构了理性.
    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解构主义批评重要代 表人物之一的希利斯·米勒曾写过一本小书,名 叫《文学死了吗》,书名本身就启人深思。我们有 理由期待,在“新理性精神”的指引下,文学定不至 于失落人文精神,那么文学也就终究不会死亡.
    [参考文献] [1]　钱中文.钱中文文集:第1卷[M].哈尔滨:黑龙江教 育出版社,2008.
    [2]　钱中文.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理论研究[M]‖钱中文 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3]　钱中文.钱中文文集:第2卷[M].哈尔滨:黑龙江教 育出版社,2008.
    [4]　钱中文.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M]‖钱 中文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5]　钱中文.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理论[J].东南学术,2002 (2):40-44.
    [6]　钱中文.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J].文学评论,1999 (2):5-19.
    [7]　钱中文.再谈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J].文艺研究, 1999(3):73-88.
    [8]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5卷[M].白春仁,晓　河, 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9]　钱中文.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 [J].文学评论,1995(5):45-56.
    [10]　祁志祥.新时期钱中文的理论贡献[J].学术月刊, 2003(4):67-70.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