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史》中的女人们

　　她们长久掩映在梁生宝公而忘私的夺目光辉形象里，掩映在梁三老汉朴质执拗的老农情态里，也掩映在蛤蟆滩“三大能人”郭振山、郭世富和姚士杰作为反面典型的范式意义里。然而每次读完《创业史》，引起我心灵持久震颤的却总是她们——《创业史》里的女人们。吸引我目光的是她们悲剧性的婚恋和曲折的命运。虽然依据最俗常意义的道德界分，她们又可分为两个小小的阵营，好女人秀兰和改霞与坏女人翠娥和素芳，可她们无一例外地承负着情感之苦。她们在小说里的呢喃心语被“人民”意识形态特定的粗率阅读趣味轻易疏忽了。也许柳青塑造这些女人们的本意只在映衬主要人物的伟岸或卑劣，但却无意间呈示了那一时代道德秩序与女性生存的真实图景，也为我们回返探求十七年文学的伦理精神提供了生动的个案。
　　
　　社会伦理笼罩下的个人之痛：
　　好女人秀兰和改霞的故事
　　
　　所谓社会伦理通常指拥有稳固的制度性保证的社会主体伦理形态，它具备超越的宰制力和统摄力。建国后十七年的社会主流伦理脱胎于战争年代的“革命伦理”，其核心精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基本品质包括大公无私、勤劳质朴、诚实忠信等等，整体体现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自我牺牲的禁欲主义价值理念。在这种伦理秩序中，社会的公共伦理规范、社会成员的公共美德与日常生活准则以及社会风俗习惯是高度同构的，而且由于其建构的法权保障和以人民名义的道义立场的神圣性和宏阔性，便为种种两难的道德处境提供了终极的解释。换言之，在这种大一统的伦理秩序中，个人实现其道德潜能的唯一途径便是融于人民的整体意愿之中，或如刘小枫先生所言：“个体命运的在世负担已被这种事业伦理背后的历史进步的正当性理念解决了。”秀兰与改霞的爱情之痛便在此意义上获得了崇高的升华。
　　秀兰和改霞都是包办婚姻的承受者。秀兰七岁便被梁三老汉订了出去，与未婚夫杨明山连面也不曾见过，更没有感情基础可言，然而在普及婚姻法的大潮中，改霞退了婚，生宝拒绝了童养媳，惟独秀兰的包办婚姻得到了保守与进步势力的一致认可，原因在于杨明山是个志愿军战士，他所投身的革命事业亦具有无上的光荣，这荣耀也披及了秀兰、秀兰的家庭和秀兰的婚恋。而杨明山在战场负伤立功之后，他的英雄形象和国家赋予其的道义光芒更是为这桩无爱的婚姻平添了庄严的合法性。秀兰对未婚夫的爱无疑是真诚的，可这爱与其说是情感的依恋，毋宁说是对英雄的敬重，她献身爱情的对象与其说是杨明山，毋宁说是杨明山所代表的革命事业。在秀兰整个婚恋的过程中，她自己的选择始终是被排除在外的，先是父亲替她择定了女婿，后是国家伦理的绝对正当性替他认定了女婿。当秀兰的朋友们看到杨明山长相平庸的照片而为她惋惜时，当她必须不顾旧乡俗去未过门的婆婆家时，她内心都涌出了许多苦楚，但是当她念及自己是“光荣的志愿军的未婚妻”时，所有的苦楚便涣然冰释，个体性的痛苦经验被国家伦理的巨大感召力轻而易举地化解了。
　　改霞在小说中似乎时时在流露自己的个性意识，她抗婚三年，冲破了包办婚姻的罗网，以至引起梁三老汉等老派村民的不屑，同时她十分羡慕秀兰，柳青这样写到：“改霞从心眼里偷偷羡慕秀兰：爱人是朝鲜前线立了战功的英雄，自己在家里安心得意学文化。有这样的爱人，大概走路时脚步也有劲，坐在教师里也舒坦，吃饭也香，做梦也甜吧？”然而这段描述显然使得改霞事先反对包办婚姻的动机有了相当含混的意味，其似乎在昭示这样一个问题，改霞抗拒的不是不合人性的包办婚姻制度，而是她包办婚姻的对象并不是“思想前进的、生活有意义的青年”，换言之，如若改霞的夫家也是志愿军战士，她不独不会抗婚，反会幸福无比。看似自主的决断，实则早有意义的指引，埋设在改霞心底的依然是社会主流伦理强大规约下的超验准则，她对生宝的爱慕也体现了这一点：“刚刚萌生了爱情要求的改霞，那时候对生宝是这样爱慕。要不是两人觉悟高，要不是两人的品格都好，他们可能在生疏的渭原县城里什么没人的角落，抱住亲嘴哩。但他们仅止于热烈地谈论土地改革，其他的杂念，在他们对革命狂热的思想上找不到空隙。”“土地”改革的宏大叙事代替了缠绵的情话，“亲嘴”被视为杂念而放于恋爱之外，最私密的情感交流如此般被置换为上进青年相互砥砺的恳谈会，社会主流伦理巨大的宰制力彰显无遗。深恐个体性的爱干扰了对方投身的革命事业，这是造成两人误会的根结所在。最终两人因缘错失，抚慰他们各自心情的是建设国家的热情，一个扎根农村工作，一个“奔赴祖国工业化的战线”。
　　好女人秀兰与改霞的故事已然呈露了在个人情感与集体责任之间自我意识的分裂，但是这种分裂的创伤在为国献身的精神激励下一劳永逸地弥合了。她俩在遭逢情感的困顿时，有的只是片刻的踌躇而没有选择与决断的艰难。
　　
　　乡村伦理浸润中的道德归罪：
　　坏女人李翠娥和素芳的故事
　　
　　如前所述，十七年的社会主流伦理体系中蕴涵着相当浓重的自我克制的禁欲主义价值观念，正是在此层面上，社会主流伦理与民间传承的礼教伦理构成了共谋的关系，虽然二者在“禁欲”的内涵所指上不尽相同，意向达成上更是相去千里。
　　作为民间文化构成基本维度之一的民间伦理具有滞后性和超验性的特点。生存于民间的大众既是传统礼教伦理的载体，又是其生成体。“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在儒家解构儒家精英伦理上功效卓著，但对深广久远的民间伦理却也莫可奈何，不惟如此，中国政治革命和民族革命所特有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和由此孳生的民粹主义倾向又强化了对民间伦理尤其是乡村伦理的认知心态。由战时的革命伦理脱胎而来的社会主流伦理虽然拥有强大的法权保障，但若要在广大的乡村获得农民发自内心的认同便必然要从民间攫取为其所用的道德资源，而社会主流伦理与民间伦理在“克己”问题上的态度同一性为二者的融合提供了契机。
　　社会主流伦理与乡村伦理的同一主要体现在政治思想过硬的人也必然是民间认定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化身，如《红旗谱》里的朱老忠，如梁生宝和好女人秀兰与改霞；反之，政治立场落后的人或阶级敌人，首先也是亵渎民间道德的伤风败俗之辈。女人的失贞与淫荡是最为民间伦理所不齿的，而对李翠娥和素芳的道德归罪正萌于此。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李翠娥是前国民党军的穷下士白占魁的婆姨，又是姚士杰的情人，她的放荡成就了村民视之为“卑贱”的口实，更由于其投怀送抱的对象是奸诈的姚士杰，翠娥的放荡在道德败坏之外更平添了一种在政治上的自甘堕落。然而，支配翠娥的实际上不过是石里克所谓的“自我实现的伦理观”，她的放荡是有原则的，柳青写道：“在全部蛤蟆滩、下堡村和黄堡镇同她发生过关系的男人里头，只有姚士杰真正对她有一股不可抗拒的男性诱惑力。她情愿将她卑贱的身子，让姚士杰爱怎样摆弄就怎样摆弄，她只要讨得这个富有的强人的欢喜，她就心满意足了。”这里面不无为爱在所不惜的莎菲式的勇毅味道。后来当姚士杰拒绝了她精心的求欢要求之后，李翠娥确然感到了一种不乏真挚的情感的痛楚。
　　素芳“鄙弃白占魁的婆娘李翠娥和随便什么男人都搞”，然而她却没料到加诸自己身上的非难比他鄙弃的李翠娥有过之而无不及，她的悲剧遭际与其说是姚士杰诱奸造成的，不若说是被村民的乡村伦理意识合围压迫致成的。素芳十六岁时被流氓引诱失身，然后又被作为结种的工具娶进了拴拴家，而“她是多么不满足于仅仅做拴拴生娃子的工具啊！和拴拴在一起的淡漠无情，没有乐趣，使素芳感到多么委屈啊。”她看上了生宝，却遭到了对方的“鄙视”，当她把亲手做的毛袜子给生宝时，生宝却不客气地这样申斥：“素芳！你老老实实和拴拴叔叔过日子！甭来你当闺女时的那一套！这不是黄堡街上，你甭败坏俺下河沿的风俗！就是这话！”梁生宝这番言语已完全站在了民间伦理的立场上，仿佛一个宗法族长在训斥失节的族人，而素芳无意中遭逢的身体之痛也成为生宝攻击她的理由，只是因为失贞仿佛海丝特·白兰的红字标记，在民间伦理中是无可辩驳的原罪。生宝自己摆脱了童养媳，冲破了封建包办婚姻的枷锁，却又不自觉地成了维护别人包办婚姻的帮凶。此中的根结在于，如果生宝陷于与素芳的暧昧情感纠葛中，他会丧失其在民间的道义支撑，从而妨害他献身社会主流伦理的纯洁和清白。面对生宝求爱不得，不但铸成了素芳新的道德罪过，亦强化了村民对其名声不好的心理认知，而生宝却借此给自己的道德光辉又添亮色，以致才十几岁的少年欢喜思量：“多亏生宝哥的品格，对素芳婶子表示冷淡，躲避；要不然，下河沿这个选区，不知会变成什么污七八糟的地方。”
　　直到被姚士杰抱住的那一刻，素芳心里被蔽抑的个性意识复苏了，“老老实实爱劳动的拴拴，什么时候那么亲热地抱过她呢？世界上还有不卑视她，而对她好的人啊！不打她，不骂她，不给她脸色看，而喜爱她，她的心怎能不顺着堂姑夫呢？”(被姚士杰诱奸的素芳竟将之视为一种自我价值获得认同的标志，当姚士杰给她五块钱时，她拒绝了，“她觉得接了钱，她就太下贱了，太肮脏了。她简直不是人了。她生活里需要另外的一个男人，而不是出卖自己。”这是十七年文学中罕见的让人倍感心酸的一幕，也是作者至有才情的一笔，它真实映现了在社会主流伦理与民间伦理联手挤压之下个体自由伦理的扭曲和枯萎。
　　“坏”女人素芳的故事在《创业史》中通过欢喜和素芳的视角讲了两次，可见柳青对这个小人物倾注了颇多的情感，而且言谈间分明流露出对她的惋叹和同情，从而与他着力塑造的道德理想英雄梁生宝有了唯一的一次价值疏异，也让我们得以窥测到作家真实的伦理态度。
　　在“十七年”中，无论社会主流伦理还是乡村伦理都是他律的，它们联手强制性地提供给社会成员所应遵循的道德纲要和行为准则，使全民的道德生活有了一个可共享的价值—意义体系，普适于社会、集体、家庭与个人等各个层面。但在个体情感等微观层面，共契的他律道德固然重要，自律的个人私德也必不可缺，正像韦伯所言，没有一样道德可以同时用来调节 “性爱关系、商业关系、家庭关系和政治关系”，因为这些不同的关系依据的是“一些完全不同的善恶报应原则”。在《创业史》里，个人私德或曰个体自由伦理或者主动让贤于神圣的社会主流伦理，或者被民间伦理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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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完全被放逐在外。此中曲折，饶人深思，是“十七年文学”伦理精神的一个侧影。
　　
　　注释：
　　（1）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页。
　　（2）（3）（4）（5）（6）（8）（9）（10）（11）（12）（13）（14）柳青：《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第284页、第41页、第42页、第382页、第488页、第267页、第321页、第327页、第321页、第270页、第327页、第324页。
　　（7）石里克：《伦理学问题》， 张国珍、赵又春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7页。
　　（15）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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