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因素分析

一、引言
　　我国从1992年开始进入了经济发展转型时期，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市场体制的确立，加速了社会经济开放度的提升，由此带来的直接经济效应就是FDI加速流入中国。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UNCTAD） 2007年所发布的“世界投资预测调查（2007-2009）”相关数据，中国被视为2007年至2009年期间世界最具有吸引力的商业地区，成为世界跨国公司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首选区位，中国所吸引的FDI规模也不断扩大如图（1）所示。虽然中国是FDI的吸收大国，但是这些流入的FDI在中国的地区分布呈现出极不均衡的态势。如表（1）所示，自从中国吸引FDI以来，东部地区一直是外商选择在华投资的主要地区。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历年吸收FDI的比重变化如图（2）所示。自从2000年以来，中国开始进入区域发展的政策调整时期。2000年，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04年，为了平衡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格局，中央又提出中部崛起战略。通过优惠政策引导、加大政府投资力度、改善基础设施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从FDI的规模波动来看，无论是从全国层面还是区域层面来看，在1994年以前都是处于剧烈波动的阶段，而在1994年以后投资波动变化较为平缓具体情况如图（3）所示。那么，是什么原因致使中国引进的FDI在区域之间分布出现明显的差异？同时，又是什么原因导致FDI在不同阶段波动程度相差较大？其实，这些都是FDI区位选择问题。近年关于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如Coughlin（1991）将产业集聚度、东道国居民收入、区域面积、劳动力供给状况、交通运输的便利程度、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状况作为影响FDI区位选择的主因；Borensztein （1998）研究认为，FDI区位决策中需要重点考虑东道国劳动力素质的高低。对于国内研究FDI区位选择的文献，大多数学者认为，东道国的市场开放度、成熟度，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劳动力成本、 产业结构、 政策优惠程度、 教育发达程度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外资的区位选择，孙俊（2002）、张海洋（2003）、朱玉杰（2003）、杨海生（2010）等。还有学者研究了东道国社会经济因素对FDI区位选择所产生的影响。本文以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为研究对象来讨论FDI区位决策因素，并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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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二、FDI区位选择模型构建
　　（一）国内外研究FDI区位模型的基本范式
　　由于各种数据的限制，本文通过使用1995年至2008年期间中国东、中、西部引进外资的数据来检验FDI区位选择模型，以便最终验证本文假设各种因素对FDI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在这里，使用的是区域面板数据，在使用面板数据时：首先要利用F统计量检验和Hausman检验来选择面板模型类型：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由于本文所选用的样本数据是1995年至2008年14个年限的面板数据，其时间序列并不算长，因此，利用广义最小二乘法（ELS）来进行估计，使用软件为Eviews6.0。模型选择的检验步骤按照陈享光、王选华（2009）的做法：先计算F统计量，比较F值同 F0.05(N-1,NT-N-K)值的大小，如果F>F0.05(N-1,NT-N-K)，则剔除混合模型，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反之选择混合模型）；再进行Hausman检验，如果H＜x20.05(3)，且对应的P值在15％以内，则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反之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二）FDI区位选择经验模型构建
　　本文在建立检验模型时，参照国内研究FDI的通用模型来作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对模型进行修正，以便适应本文的数据分析。
　　（1）模型变量的选取。通过前面章节的分析，本文选择以下因素来作为影响在外国的外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具体详见（表2）所示。在上面的影响因素中，制度变量在检验时使用虚拟变量来表示，这就需要对我国引进FDI的阶段进行详细研究，并对每个阶段的政策影响做出详细分析。根据所选用的数据，其期限为1995年至2008年，而影响东中西部地区FDI的政策因素主要是2000年的西部大开发和2004年的中部崛起战略，见图（4）。可以看出，2000年、2004年确实分别对中国西部和中部引进的外资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本文将这种制度的影响分别使用如表（3）中的虚拟变量来表示。
　　（2）经验模型构建。本文使用一个以FDI为被解释变量的生产函数来研究中国区域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检验制度因素、成本因素、市场规模、FDI集聚效应以及地区基础设施状况对FDI的影响，模型结构为：FDIj=f（Pj，Wj，Mj，Cfdij，Kj）。以FDIj表示中国第j个地区内引进的FDI数量，使用对应地区当年引进的FDI绝对数来表示；Pj表示中国第j个地区的制度因素，使用其虚拟变量来表示如表（3）所示；Wj表示中国第j个地区的生产成本，使用该地区平均人工工资来表示；Mj表示中国第j个地区的市场容量，使用该地区GDP来表示；Cfdij表示中国第j个地区FDI的集聚程度，使用该地区累计吸收FDI的数量来表示；Kj）表示中国第j个地区的基础设施发达程度，使用该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来表示。将（1）式的两边进行全微分处理（制度变量除外），于是可得下列等式：
　　dFDIj=■dWj+■dMj+■dCfdij+■dKj （2）
　　其中，■表示中国第j个地区的工资效率，而■表示中国第j个地区的市场效率的高低，■则表示中国第j个地区FDI集聚效率的高低，■表示中国第j个地区基础设施效率的高低。将第（2）方程的两边同时除以FDIj，得到如下方程：
　　■=■■■+■■■+■■■+■■■
　　 =（■■）■+（■■）■+（■■）■+（■■）■
　　令：α1=■■，α2=■■，α3=■■，α4=■■即：■=α1■+α2■+α3■+α4■ （3）
　　从α1、α2、α3和α4的表达式可以看出，α1表示中国第j个地区劳动力成本的产出弹性系数；α2表示中国第j个地区市场规模的产出弹性系数；α3则表示中国第j个地区FDI集聚的弹性系数；α4表示中国第j个地区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系数，这些弹性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劳动力成本、市场、集聚程度和基础设施对FDI影响程度和方向。本文结合方程（1）和（3），通过采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形式来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这时将模型（3）的两边分别进行积分，得到改进的模型为：lnFDIj=α0+α1lnWj+α2lnMj+α3lnCfdij+α4lnKj+α5Pj +?着 （4）







　　在模型（4）中，α0是常数项，α1、α2、α3和α4是产出弹性系数，?着是随机干扰项。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在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中，分地区的FDI、GDP、劳动力工资W、FDI累积规模以及固定资本投资K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9）。本文将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用于模型检验的主要变量数据进行统计性描述，结果见表（4）。
　　（二）东部地区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检验结果分析
　　根据前面的计量模型及其类型的选择基本准则，其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检验模型适合使用随机效应模型。为了检验政策的变化对外资区位的影响，从三种角度来考察：首先在不分组的条件下进行回归（1995年至2008年），主要检验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政策变化对FDI区位选择的综合影响程度；其次检验1995年至2003年期间西部大开发对东部地区FDI区位选择的变化；最后使用2000年至2008年期间的数据来检验中部地区宏观政策对东部地区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三个时期的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表明，模型的计量指标符合面板数据的基本要求：R2和调整R2均保持在70%以上，说明本文所构建的FDI区位选择模型拟合度较高；D.W值均在1.5以上，说明变量数据的自相关程度较低。下面，本文开始按照前面部分研究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分别作出分析：（1）东部地区FDI区位选择与制度诱因。当使用1995-2008年期间的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时，可以发现制度因素对东部地区的FDI区位选择会产生影响，且这种影响表现为正效应，相关系数为0.799262，但是其显著程度较低。可能的原因是，中国区域政策的调整必然会带动政府大规模投资，而这种投资主要表现在政府采购的增加，从而会促使产业的前后向关联程度增加，而东部地区企业是政府采购的主要产品供给方，从而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东部地区从事产品生产。这时，本文将区域政策的调整对东部地区FDI的影响结果概括为：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政策的实施，带来两地区政府投资增加，推动东部地区私人投资增加，最终吸引东部地区外资进入。而从西部和中部地区区域政策的变化分别为东部地区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来看，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效应十分明显，且影响程度较高，其相关系数达到1.782794，显著程度在1%以内，说明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加速了外资在中国东部地区的进入，即西部地区的区域政策对外资选择东部地区投资具有强效应。从中部地区区域政策的实施来看，其相关系数为0.432216，处于不显著状态，说明中部崛起政策对外资选择中国东部地区投资影响较小，且显著度较低。两种区域政策的影响相互作用，从而降低了区域政策对外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且显著程度相互抵消。因此，制度诱因对外资在中国东部地区的区位选择中会发挥作用，但是这种作用的显著程度较低。（2）东部地区FDI区位选择与投资成本。从投资成本来看，在1995-2008年期间，中国东部地区FDI的区位选择决策受成本的影响程度并不大，其相关系数为-0.290270，且并不显著。说明在中国的FDI的区位选择对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并不敏感，可以这样来进行解释：一是中国人力资本本身丰裕，劳动力价格较为低廉，即使在一定时期劳动力成本上升，其幅度也在FDI者可接收的范围之内，所以劳动力成本的波动对投资者区位决策的改变并不明显。在中央政府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以后，劳动力成本对东部地区FDI企业的区位选择会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其相关系数为-0.415317，且在5%以内的显著水平。可以认为，产生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后，该地区基础设施改进较快，FDI在该地区可以提供给FDI企业分享的公共资源较多，投资者可以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进行区位选择，而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更低，从而可以吸引外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到西部地区投资。这样，西部地区政策的实施导致了劳动力成本对FDI产生负效应作用，且显著程度较高。二是从中部地区的区域政策实施结果来看，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对东部地区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不明显，且影响程度较小，相关系数为0.099988，将其原因解释为中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小于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从而导致中部地区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对东部地区外资的影响程度小于西部地区，且这种影响的显著度也相应较低。因此，西部和中部地区劳动力成本对东部地区FDI区位选择的共同影响，其最终结果主要区域影响程度较大的西部地区，从而导致外资企业在选择东部地区时劳动力成本对区位决策影响的负效应出现。（3）东部地区FDI区位选择与市场容量。本文以GDP的规模来表示地区的市场容量指标。在东部地区，1995-2008年期间，该地区的市场规模对FDI的进入会产生负效应。本文认为，当一个地区的GDP规模已经达到一定程度时，说明该地区的经济水平已经处于相对发达的状态，这时更多的产品处于过剩状态，外资在进行区位决策时更多地倾向于到那些市场未得到满足的地区。从具体检验的结果来看，1995-2008年、1995-2003年以及2000-2008年期间市场容量与FDI的流量都存在负相关关系，且相关系数分别为-0.711860、-0.565047和-0.212059，且检验结果显著程度较高，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后对东部地区市场的替代发挥了较大作用。因此，检验结果充分说明FDI厂商在进行区位选择时对市场容量比较重视。（4）东部地区FDI区位选择与集聚因素。在本文中，使用累积FDI的数量来表示FDI的集聚程度。从检验的实际结果来看，在分段的三个时期内，FDI集聚程度对FDI的区位决策影响程度较大，且显著程度较高。三个阶段中，东部地区FDI的集聚对区位选择所影响的程度分别为0.769058、0.933856和0.841750，显著程度均在1%以内。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可以解释为，当东部地区集聚较多的外资企业时，新进入的外资企业不但可以分享已有的基础设施，而且还能免费接受同类企业技术外溢带来的好处，从而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增强了企业的创新能力。集聚因素的显著作用在东部地区表现得十分明显。
　　（三）中部地区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检验结果分析
　　通过使用中部地区的相关数据来对模型（4）进行检验，将其结果列在表（6）中。从表（6）来看，中部地区FDI同样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95-2008年，该阶段主要考虑政策对中部地区FDI的综合性影响；1995-2003年，主要考虑在中部崛起政策实施前FDI在中部地区的区位选择行为；2000-2008年，考虑中部崛起政策实施后FDI在该地区的决策行为。各阶段的具体结果详见表（6）。实证数据表明，分三个阶段的检验结果，R2和调整R2值均比较高，说明模型（4）的变量在使用中部地区三个阶段数据的检验中拟合度较高。模型的D.w值均保持在1.5左右，说明各个变量的自相关程度较低。综合来看，中部地区FDI区位选择模型的检验结果符合计量模型的相关指标，说明采用已有的数据检验得出的结果与现实较为相符。（1）中部地区FDI区位选择与制度诱因。从1995-2008年期间的检验结果看，制度诱因对中国中部地区的FDI区位选择产生了影响，其相关系数达到0.688478。因此，可以视为中国中部地区FDI的区位决策受到制度因素显著的强影响，且这种影响为正方向。这种情况解释为：无论是西部大开发政策还是中部崛起政策的实施，都可以吸引FDI企业对中国中部地区投资产生兴趣。原因在于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邻，在中部地区从事投资活动，不但可以分享东部地区的技术，而且还可以在区域政策的调整下获得中部地区更多的市场。这样制度因素在FDI厂商在中部的区位选择中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效应。（2）中部地区FDI区位选择与投资成本。从投资成本视角来看，三个阶段中，成本因素在FDI的区位选择中均表现出负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1.121032、-1.207655和-0.161648，显著程度在前两个阶段分别在1%以内，在第三阶段在10%以上。这与平常的预期一样：即成本越高，外资企业进入的成本障碍越大。从三个阶段分别来看，成本因素对FDI区位决策的影响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小，且显著程度逐渐降低。对此，可以做出这样的解释：当中国中部地区在开始引进外资时，劳动力成本本身较低，这时外资企业对劳动力成本的变化较为敏感，宁愿选择成本更低的区域进行投资；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尤其是中部地区发展的加快，劳动力成本逐渐提高，而FDI企业可供选择的劳动力较少，这时，对成本因素的敏感度较低，且成本对区位决策影响的显著程度也相应降低。（3）中部地区FDI区位选择与市场容量。在中部地区中，市场容量对FDI区位选择同样会产生影响。从检验的结果来看，三个阶段的GDP对FDI区位选择均产生了负效应，且相关系数分别为-1.011898、-0.935438和-1.134281，且显著程度均较高。对此，本文可以这样来理解：在检验中，使用GDP来表示市场容量，主要是表示现实的市场容量，即整个区域市场已经得到满足的程度，因为现实的GDP是通过现实的市场容量来实现。当一个区域的GDP







　　越高，说明该地区的现实市场容量越大，而潜在市场容量就越小。而FDI产生需要的是潜在的市场容量，这样，GDP对FDI区位选择的负效应就不难理解。从现实情况来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之所以愿意到发展中国家来投资，主要就是看中这些地区的潜在市场容量给其带来的商机。（4）中部地区FDI区位选择与集聚因素。在中国中部地区，集聚因素对FDI企业的区位选择会产生影响，三个时期的相关系数分为别1.019076、0.779707和1.420219，而显著程度存在1%以内，这充分说明FDI企业十分注重选择在中部地区外资企业集聚较多的地区。从三个时间段看，外资企业在考虑区位时对集聚因素比西部大开发时期要表现明显。
　　（四）西部地区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检验结果分析
　　本文选择了五个变量作为检验西部地区外资企业区位决策的影响因素，其中，基础设施变量K可以作为影响外资企业成本的因素。对于其他四个变量，正是前面部分所分析的影响区位决策的因素。从西部地区FDI企业区位选择检验的结果来看，相关检验指标符合计量的基本要求，如模型的拟合度基本都在70%以上，而D.W值比较理想，都在1.5以上，说明变量自相关程度较低。在具体检验时，本文同样将西部地区外资区位决策从三个时期来考虑，以检验不同时期外资区位决策行为的变化，三个时期的划分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一致，三个时期实证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1）西部地区FDI区位选择与制度诱因。从制度层面来看，在中国西部地区从事投资的外资企业受到制度的影响较为明显，相关系数为-0.807928，显著程度在1%以内。制度因素出现负效应，这与东部和中部地区恰好相反，本文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符合现实状况。因为无论是西部大开发还是中部崛起政策的实施，都会给东部和中部地区带来商机，因为西部地区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是在产成品方面缺乏，而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有完整且先进的工业体系和生产技术，而西部地区所需要的投资品主要来自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从而更多的外资企业会选择在中东部地区生产，从而会出现制度因素的负效应状况。（2）西部地区FDI区位选择与投资成本。从成本因素看，在中国西部地区从事投资的外资企业对成本的敏感度并不明显，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西部地区本身是劳动力资源十分富裕的地区，且劳动力的单位价格较低。在西部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时，外资企业对劳动力成本的支付规模相对较小，在一定时期内，厂商对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并不会敏感。从检验的结果看，三个时期劳动力成本对FDI企业的区位决策影响程度分别为-0.365419，-1.481274和-0.332398，只有在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之后，成本的敏感性才表现出来，而在2000-2008年期间，劳动力成本的敏感性又变得并不明显。（3）西部地区FDI区位选择与市场容量。在三个不同时期，西部地区的现实市场容量与外资企业的区位决策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现象，其相关系数分别为-1.093090，-1.256812和-1.198923，且显著程度均在1%以内。对于市场容量与FDI区位决策之间负相关的现象，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分析中已经做出了详细的解释，而西部地区与前面两个地区的现象表现出一致性，其主要原因也一样：即现实市场得到的满足程度与外资企业的投资量呈现出负相关关系。（4）西部地区FDI区位选择与集聚因素。从西部地区的集聚因素来看，三个时期的相关系数分别为1.208346、1.471842和1.080164，
　　且显著程度均在1%以内。对于集聚因素与外资企业的区位决策之间的关系，在本文关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分析中已经做了详尽的分析，这些分析可以归结为这样的原理：即外资企业倾向于选择那些外资企业集聚度较高的地区，这样不但可以分享到政府已经提供的公共品，而且还能获得免费的技术溢出效应。这样，集聚因素与FDI区位决策出现正效应就不足为奇。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研究表明，制度、成本、市场和集聚因素在外资企业的区位决策中会产生影响，而每个要素的影响程度具有地区差异性，且显著程度也不一样。具体为：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对东部地区FDI区位决策的影响均表现出正效应，表明东部地区在中国区域政策的实施中同样受益，主要表现在可以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通过利用该地区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来扩大产品生产以满足中西部地区对产品的需求；而中部地区FDI区位决策也会受到制度的影响，且影响为正，只有西部地区的制度变化对区位决策产生负效应。从成本因素来看，三个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因素对区位决策都会产生负效应，只是显著程度不一样，尤其是东部和西部地区并不明显。从市场因素来看，三个地区的GDP规模同FDI区位决策均呈现为负相关关系，这种现象符合现实状况，因为GDP是现实市场得到满足的程度，而外资企业更看重潜在的未得到满足的市场。从集聚因素来看，三个地区的外资企业都比较看重，且在所有的时间段都表现出显著的影响。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的外资企业对集聚因素更为看重，主要原因在于集聚可以为外资企业带来诸多好处，比如分享已有的公共设施、获得免费的技术溢出效应，从而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
　　（二）建议
　　根据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建议：一是要把握好在华外资的政策指导。从2010年12月开始，中国对外资企业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从此终结在华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从研究的结果来看，在华外资的地区分布不但具有典型的非均衡特征，而且对制度、成本、市场和集聚因素的反应程度差异较大。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中西部地区，外资政策同样需要注重其区域特征，不能将外资政策“一刀切”，可以通过中西部地区继续实行“超国民待遇”来吸引外资流入。二是扩大中西部地区的市场空间。中西部地区FDI对GDP的敏感程度较高，说明两个地区的市场空间不足，市场空间对FDI的挤出效应较强。而市场空间的扩展重在提高中西部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从FDI对中西部地区工资成本的敏感性来看，尤其是在2004年以后表现得并不敏感。因此，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的工资待遇既可扩展市场空间，又不减少外资的流量。此外，中西部地区的市场潜量本身较大，而得到开发的现实市场却较小，外资企业在区位决策时对已经达到开发但并未得到满足的东部地区更为看重。这样，通过消除东中西部市场分割，建立东中西部统一的大市场可能对引进外资更为有利。市场空间的扩展有利于吸引市场导向型FDI流入中西部地区，从而可以借助外资的力量共同促进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三是扩大外资企业集聚规模。从目前中西部地区的现状来看，解决企业集聚的主要方式是建立工业园区，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外资企业的集聚规模。从实证结果来看，外资在东中西部地区对集聚因素反应比较敏感，且相关系数为正，说明中西部地区应该为外资企业的选址创造条件，增强其集聚程度，并不断扩展外资企业的集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