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信用思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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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行为主体的利益的需要,从形态上来看,无论是对自然人,还是对组织而言,可分为两种基本需要,即物质和精神需要,故与之相对应的利益也就分为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

(1)中国的信用思想 中国传统的信用观念,一方面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另一方面则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影响,所倡导的利益主要是精神利益一“义”,因此中国传统的信用观念因重义轻利的特点而具有明显的伦理色彩。重义轻利是儒家的基本观点,在义利关系问题上,历代儒家思想家都秉承一贯的观念,认为义是本,利是末。孔子从“社樱”利益出发,把义看作是人的立身之本,强调道德的精神价值高于物质利益,认为人的精神需要远比物质需要更有意义,因而主张“义以为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在继承孔子义利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义利的对立:“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兼得,舍身而取义者也。”董仲舒在继承儒家义利思想传统的基础上,倡导“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z}o。在儒家重义轻利、厚“公”薄私思想的影响下,人们讲求信用的动机更多的是出于崇尚道德休养,塑造理想人格和追求自我完善的精神需要。所以中国传统的信用观念体现出一种浓厚的伦理色彩。经济信用思想虽然在早期商业活动中有所萌芽,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思想、经济、政治的生长土壤而一直处于自发的、感性的和非系统的状态。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以前,由于计划经济思想和体制的局限性,信用思想的发展缺乏必要的制度基础和内在动力,从而使信用方面的理论研究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信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渐凸显出来,特别是近年来当社会大量的失信行为成为严重影响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后,人们才逐渐关注信用的价值和本质的探讨,故相关的信用思想方面的研究也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

(2)西方的信用思想 西方的信用观念,一方面基于契约精神和经济理性,另一方面基于经济的正常发展,从一开始就有明显的功利背景,所以信用观念中实现经济利益的倾向浓重。正由于“利”的价值取向,造成西方信用观念中信用与经济信用的同义等价。在西方国家,契约思想是构成其信用文化的重要基石。早期,西方国家对信用的要求来源于自然法契约关系;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所倡导的个人主义和财产私有观念得到普遍的确立和空前的强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一方面随着中世纪的结束和生产力的解放,经济获得快速发展,于是个人利益实现的要求推动着经济生活中信用观念和制度的发展。另一方面霍布斯、洛克、卢梭等思想家从人性和自然法的角度出发,强调契约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和基础性,并提出用契约思想建构国家的理论。由此对西方国家的政治造成极大的影响和冲击,使契约观念从社会生活扩展到经济、法律领域,再扩展为政治要求,从而出现了经济、政治生活的契约化。这种契约文化的背景反过来又有效地推动了基于个人经济利益的信用观念的发展:近、现代,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和发展,为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人人平等”、“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和“契约自由”三大原则的确立和完善,使得内含于契约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更加具有经济利益的动机和内容(2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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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契约精神和个人主义思想的历史熏陶下,西方国家讲求信用的动机主要来自实现经济利益的需要,而基于这种经济信用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正是在这样一种互动中,以经济信用为主的西方信用思想体系逐渐形成。

从以上讨论可知,中西方社会发展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不同使两者的信用思想存在明显的差异:中国的信用思想以伦理信用为主线,把信用当作一种道德规范而注重信用的精神价值,强调行为主体在观念上必须先树立起守信践诺的传统内在精神;而西方的信用思想则以经济信用为主线,把信用作为一项经济范畴而注重信用的功利价值,且信用思想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趋丰富和系统化。简言之,中国的信用观念基于行为主体的精神利益,而西方国家的信用观念则基于行为主体的经济(物质)利益,这就是中西方信用思想的本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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