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加中国新闻史教学的附加值

　　摘要　本文认为，增加中国新闻史教学的“附加值”、提高课程对学生的吸引力，是改变中国新闻史教学长期困顿的有益尝试，
　　关键词　中国新闻史　教学　附加值
　　
　　在当今中国新闻传媒业迅猛发展以及业界对新闻专业毕业生“职业化”呼声日胜一日的情势之下，高校新闻专业新闻史教学日益“边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中国新闻史的教学尤其如此。那么，中国新闻史教学应该如何突困?笔者认为，以增加课程教学的“附加值”为突破口，提高中国新闻史教学对学生的吸引力和粘着力，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所谓“附加值”(Value Added)，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术语，简而言之，就是附加在一种商品(服务)的主体价值或核心价值之上的关联价值、辅助价值和配套价值。增加中国新闻史教学的“附加值”，就是在实现中国新闻史教学的“核心价值”即“了解(中国新闻事业)历史经验和和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发掘该课程的配套价值、关联价值和辅助价值，努力为学科内其他课程的开展、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推进以及学生新闻职业素质的培养发挥积极作用。
　　那么，如何增加中国新闻史教学的附加值呢?笔者认为，中国新闻史既是新闻学和历史学的一门交叉课程。同时也是一门整合能力非常强的课程，这正是增加教学附加值的契机所在。具体来说，如图1所示：
　
　　
　　一、以中国新闻史为平台，适度整合学科内其他若干课程内容
　　
　　2006年笔者所在的新闻系，根据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精神指示。对新闻专业本科学生的培养方案作了调整，其中之一就是中国新闻史提前到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学年第1学期。这种调整使得以中国新闻史为平台，适度整合学科内其他若干课程内容并为这些课程的开展做配套铺垫成为必然之势。
　　事实上，中国新闻史自身的整合能力十分强大，课程容量巨大，可涵盖中国新闻理论发展史、新闻观念演变史、新闻教育史、新闻发展史、新闻媒体广告史、新闻事业经营管理史等诸多方面，也实际地涉及到新闻采访学、新闻写作学、新闻理论、新闻事业经营与管理、广告学、。舆论学等学科内其他若干课程的相关内容，正是这些内容的交错融合极大地增加了中国新闻史的实用意义和附加价值。因此，从这个思路出发，原本冗长无趣、枯燥乏味的中国新闻史课程可以讲得精彩纷呈，讲得既好“听”又好“用”。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笔者在近两年的中国新闻史教学实践中，以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为核心和线索，贯穿和连缀起本学科其他若干课程的相关内容；每每遇到讲授的内容与其他课程相关联时，笔者总是“顺势”而为，适当展开，不仅淡化目前中国新闻史教材多以“革命运动史”、
　　“思想政治斗争史”为主线的自身缺陷，同时也延伸了中国新闻史教学的“宽度”和“厚度”，使中国新闻史教学犹如一部“新闻学百科全书”集纳了各门课程的精粹，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如表1所示，笔者根据近两年的教学尝试，将中国新闻史的部分教学内容与本学科其他若干课程的整合关联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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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适当输入史学研究方法，培养学生的新闻史研究兴趣
　　
　　众所周知，调查研究是新闻记者应具备的基本功之一。笔者认为，在中国新闻史教学中适当地向学生介绍一些新闻史的研究方法，设计和实施一些“新闻史小问题课堂研究”。除了能增加课堂互动之外，其教学附加值也比较明显：一是能够从低年级阶段就开始逐步培养学生敏锐发现问题、勇于提出质疑和善于调查研究的新闻职业本领；二是有利于培养学生对于中国新闻史的学习和研究兴趣，为一部分将来有意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生打开向上发展的空间。
　　例如，在讲解“革命党机关报之元祖”——《中国日报》时，涉及到基本信息之～即其创办时间，笔者所使用的教材——丁淦林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2002)认为是“1900年1月5日”，而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1992)和陈玉申先生着《晚清报业史》(2003)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1990)都认为是"1900年1月25日”。到底哪一个时间是准确的呢?这显然是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恰好教材上附有《中国日报》1904年3月5日第1201号的头版影印版，上面注目“日报行情晨派每逢礼拜停派”，0笔者便请学生根据这一天报纸的期号，当堂推算该报的创刊日期。学生们都纷纷拿出纸和笔认真计算，并且互相帮助和进行争论，结果发现这一天报纸的期号与两个“创办日期”都不相符；笔者进一步请学生们思考和讨论“为什么这两个日期都不相符”，学生经过激烈讨论后认定“仅凭1904年3月5日《中国日报》的期号不能断定其创刊时间是1900年1月5日还是1月25日，但能推测1904年3月5日之前的《中国日报》因为某些客观原因未能实现每个礼拜一到六按时出版”。这个结论使学生们为亲身参与了一次新闻史研究并且部分地“还原”了历史而兴奋不已。这一次课堂研究使学生对新闻史研究的考据方法有了初步地了解，激励了他们对中国新闻史学习和研究的兴趣。
　　此后，便不断地有学生前来和我讨论中国新闻史教材之外的历史问题，找我解答不同中国新闻史教材上的史实或者论述的矛盾之处；而一般的学生也不再漠视教材无动于衷，常常在课堂上敏锐地指出教材上的某些印刷错误和史实错误，比如湖北军政府《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的颁布时间错误、。黄远生《记者眼光中之孙中山》记录的孙中山与袁世凯北京会谈的时间错误。等等。这些思想交流、观点碰撞和错误校正，对于学生调查研究能力的培养、对于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科研的推进都不无裨益。
　　
　　三、知识更新，及时介绍新闻学术前沿与业界动态
　　
　　目前各大新闻院系基本上都是以“1815至1949年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为教学重点，当代新闻事业和新闻史学研究的发展讲得比较浅、比较少，难免给学生造成一种错觉，以为中国新闻史不过是长篇累牍的陈旧史料和过时经验，缺乏生命力，没有学习价值。客观上说，中国新闻史本身就是发展的，是有生命有活力的，一方面新闻史研究在不断推进，新史料不断发掘，新成果陆续发表；另一方面中国新闻事业也在迅猛发展，业务改革推陈出新。正如钱穆先生曾说过：“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上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同时，“所谓新闻史原不过是当代现实的有机构成。因此现在时而非过去时才是新闻的本质属性”，因此，中国新闻史教学应该与时俱进，知识更新，及时向学生介绍学术前沿与业界动态，使他们既能够理解历史又能够把握现实，在学“史”之外能获得更多的学习价值。
　　例如，关于晚清著名的“苏报案”，各种教材当中都仅对案件原委、过程与影响做简单阐述，但是近年来学界已经推出了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如《史林》2005年第6期上发表了王敏博士撰写的《苏报案的审讯与判决》，该文依据当时上海著名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公布的苏报案审讯记录和清政府外务部档案，提供了审理苏报案的法庭与出庭律师、适用的法律、法庭上的章太炎与邹容、律师的辩护、出庭作证的外侨、判决形成等几个方面的内幕；同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也在2005年出版了周佳--荣教授的专着《苏报与苏报案——1903年上海新闻事件》。笔者将这些新材料组织起来，力图真实地、立体地重现那一段历史风云，这种超越教材的讲述方式令学生对那场轰动一时的历史事件产生了深刻的心灵碰撞。
　　再如，关于新时期的新闻事业，需要拓展补充的内容非常之多。从教材上“网络新闻媒体的发展”这一版块出发，横向上，需要发散到备受关注的“博客”、“播客”等网络传播现象，发散到网络舆论形成机制以及网络传播监督管理，甚至发散到中国传媒领域的“娱乐化”态势等等；纵向上，则要延伸到所谓的“媒介融合”，延伸到所谓的“第五媒体”、“‘新媒体”的蓬勃兴起，延伸到世界范围的传媒产业的发展趋势等等。这一些拓展补充能够使学生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新闻史并不是凝固的文字，而是发展的，是鲜活的，是紧密联系着现实的，正如德国历史哲学家赫尔德的比喻：“人类历史就是像是一条河流。它从一眼小泉发源，逐渐增大……终于越流越长。越流越宽，越流越深。”而这种感受也增强了他们对课堂的亲近感和向心力。
　　
　　四、人文理念浸润学生，助其树立新闻职业理想
　　
　　大学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人文教育，要为年轻人建立一种精神的故乡。著名艺术家马友友曾讲过，12岁到22岁这段时间，是一个人建立自己的“精神账户”的时间，以后～辈子都要在这个账户上“提款”。笔者也认为，中国新闻史教学，除了能够帮助学生掌握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脉络和规律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就在于课程当中所浸润的人文理念能够帮助这些大学新生们及早树立正确的新闻观念与职业理想。为他们未来的新闻职业生涯筹建一片精神的家园。
　　中国新闻史是由丰富多彩的历史人物和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组成的，这些时代风云与人物命运，不仅能够从宏观上见证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与轨迹，而且能够从微观上关照到个人的价值选择与前途命运。这对于大学生们洞悉社会人生和树立正确的新闻职业理想都很有启示。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历史的目的，在于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之资鉴。”在秉承这种思想，笔者在教学实践当中，比较注重人文理念的入注，以“人”见“史”，以史鉴今，引导学生如何做一个“大写”的“人”和一个“新闻人”，乃至引导他们思考一份良好的职业规划。
　　比如，在讲黄远生时，要分析在民国初年混乱的政治局势当中黄远生的矛盾人格与其悲剧命运的直接联系；讲邵飘萍时，要弘扬他在乱世之中“欲以新闻记者终其身，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新闻理想与“铁肩担道义，辣手着文章”的高尚人格；讲范长江，要指出陕北之行如何促成了他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讲史量才，要剖析其个人厄运与旧中国民营报业的出路无门；讲成舍我，要解析他毕身所追求的“赫斯特式的中国新闻大王”梦想为何幻灭；讲邹韬奋，要讲他服务于大众进步与民族解放的办报理念及其高尚的报格、人格；讲《新青年》，就要讲陈独秀的领袖作用及其人格悲剧；讲《大公报》，就要讲张季鸾、王芸生与蒋介石之关系以及《大公报》的弃暗投明；讲“新中国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个报业集团”《广州日报》，就要讲到社长“中国报业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人”黎元江的功过罪罚所引起的社会警示……这种讲课方式常常使学生深受启迪，初入大学时的懵懂眼神和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大为改观，他们对“新闻”、“新闻事业”以及“新闻人”的理解逐渐深化，甚至不少学生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职业规划和学业计划。培根的名言“读史使人明智”，道理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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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增加教学附加值不失为改进中国新闻史教学的一条思路。但是，增加教学附加价值，并不意味要将中国新闻史教学“功利化”或者“浅薄化”，事实上，最大的附加值还在于知识和智慧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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