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以政策变化与城镇化演进关系为主线,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珠江三角溯城镇化研究进行了回顾,揭示了珠江三角洲农村城镇化的特点与动力机制,认为珠江三角洲农村城镇化模式在中国城镇亿研究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包括小城镇发展、城镇化路径以及城镇化主体的讨论,2l世纪后,对农村城镇化的反思推动了殊三角城镇化研究的新视角向全球化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转化;本文进一步对珠三角城镇化的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农村城镇亿 政策;动力机制
改革开放以前,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以及人口迁移都是按国家计划进行。城镇化进程十分缓慢,和全国一样处在—个低城镇化过程旧。由于珠江三角洲是当时我国沿海‘前线。,不是国家投资的重点,广州以外的地区基本上处于农业状态141,对珠江三角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桑基鱼塘”为主的农业生产模式【习方面。1978年以来,珠江三角洲改革开放“先行一步。旧,不仅创造经济增长奇迹,而且带来了快速的城镇化过程,并成为中国城镇化研究的热点。本文将遵循政策变化与珠江三角洲城镇化演进的关系o,大致按照1980年代、1990年代和2l世纪三个时期,展开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对珠三角城镇化研究的回顾与讨论,并在新的条件与背景下对珠三角的城镇化进行展望。珠江三角洲是我国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地区,其城镇化过程不仅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镇化的缩影,更是代表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趋势。
1 1 978---1 980年代末期:珠江三角洲农村城镇化概念与模式的建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全社会的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在1979年国家批准设立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了以农业快速增长、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增多以及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农村城镇化现象。
作为一种新的城镇化现象,农村城镇化的出现不仅给我国城镇化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内容。而且再一次引起了对我国城镇化道路的探讨。对农村城镇化的研究一开始就在国际上较为流行的‘推力”与‘拉力”的研究框架下。i挂行,并进一步引入了制度的因素。农业发展是农村城镇化的基础,城镇化的结果是农村兴旺发达嘲。1988年许学强等的珠江三角洲的发展与城市化对珠江三角洲农村城镇化的概念和机制做了较全面的总结,认为农村发展是农村城镇化的基础,乡镇企业在城镇的集聚和地方运输业的发展是农村城镇化的必要条件,对外开放是农村城镇化的加速器,而国家执行的有关政策,才是实现农村城镇化的关键171。这对农村城镇化的研究有深远的影响,其一,强调了制度对城镇化的重要作用,农村经济发展、剩余劳动力的出现来源于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制度成为城镇化的重要因素。为我国城镇化
‘推力。和‘拉力“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最为重要的外生因素:其二,对乡镇企业在城镇化中作用的重视。乡镇企业是改革开放后在农村地区出现的新事物,摆脱了传统的计划时期的
企业发展模式,不再由国家投资和确定企业发展方向,而是由乡镇自筹资金。按照市场需求发展。乡镇企业的出现为珠三角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化提供了新的动力。
珠江三角洲农村城镇化现象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这与从1960年代开始的关于我国城镇化道路的争论flll有直接的关系@。但直到改革开发以前,从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事实中很难找到小城镇的成功发展例子%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家庭年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业生产的生产率大大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出现,按照计划时期城镇发展的路径,当时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就业岗位几乎不可能接纳这么多的农村剩余人口,而如何安置这些剩余劳动力成为社会最为现实的问题。到1980年代初期,学者普遍认为珠江三角洲农村城镇化和核心是小城镇的发展1t2-151,特别是1 984年,权威学者费孝通在小城镇、大问题一书中提出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途,农村城镇化似乎是解决当时一直困扰在国家面前的农村剩余人口问题的办法o,而且是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一种“中国式城镇化道路”ItSl,并且为国家发展小城镇的方针提供了很好的案例。
珠江三角洲农村城镇化的意义是深远的,与当时的‘苏南模式“的实践一起,农村城镇化共同影响了中国城镇化的政策。198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和在集镇落户(自理口粮)的政策,也称为‘I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亦工亦农成为当时解决农村剩余人口,而又不增加城市负担的重要途径。到1986年,国家在设立经济特区后,进一步设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可以视为是从政策上对珠江三角洲农村城镇化道路的肯定。
2 1980年代末期--21世纪初,珠江三角洲城镇化机制的研究 ⋯
在1980年代末期,珠江三角洲城镇化带来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民工潮。。随着全国改革与开放的层次从农村深入到城市@,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中的科技人员涌入珠三角地区,珠江三角洲城镇人口数量和城镇规模迅速增加。在户籍制度下,外来人口成为推动城镇化的重要力量。到1990年代初,珠江三角洲已经成为我国人口迁入量最大的地区。大量迁移人口已经成为城市人口增长越来越重要来源,并导致珠三角大量城镇规模突然升级嗍。Z986年珠三角约有185万外来务工人员,到1988年达到320万人I堋,1988年初出现。民工潮。o。由于吸引的外资大都来自香港,迁移人口的分布与迁移人口的集聚程度取决于与香港的距离,形成以珠江口为核心的圈层集聚结构。大量的外来人口流入,在珠江三角洲形成了一个丰富的劳动力市场,满足珠三角对劳动力的需求,形成低成本劳动力的来源,促进珠江三角洲的产业结构调整,也成为珠江三角洲城镇化持续增长的源泉之一。
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入为城镇化水平的度量和城镇人口的度量带来了新的课题@,最大的特点是数量大,没有当地户口、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大量的外来人口不被包括在城镇人口的统计范围之内,如果按照传统的统计方法。城镇化水平将会低估,存在傀性城镇化。人E]1171。外来人口问题推了中国人口统计的改革。在1995年全国l%人口抽样调查后,国家更加倾向以城镇常住人口@来统计城镇人口规模。
珠江三角洲农村城镇化的出现使传统的、以城市为基础(City-Based)的城镇化经典解释理论面临挑战例。事实上,麦基(McGee,1985)认为1980年代开始,亚洲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城镇化现象与传统的城镇化学说所预料的情况根本不同。即出现了城乡—体化(Desakota)现象,主要是指在台湾的台北—高雄走廊、韩国的汉城一釜山走廊以及中国的香港一广州—澳门三角地区,出现了高强度、高频率的城乡间的相互作用,混合的农业和非农活动以及淡化的城乡差别。1994年周春山、许学强首次从Desakota的角度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镇化的特征进行了描述,认为珠江三角洲的城镇化过程类似于”Desakota",并视为‘l大都会区。刚。至此,城乡—体化的概念在1990年代开始成为我国城镇化十分流行的名词,也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郑天祥认为城乡—体化为珠江三角洲城镇化的路向选择;魏清泉认为珠江三
角洲城镇化既不是走发展大中城市的模式,也不是走发展小城镇的模式,而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城乡融合的发展模式,是区域整体现代化的过程嘲。薛德升等则从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对城乡—体化的概念作了辨析圆:李郇以顺德伦教镇城镇化为例。认为城乡一体化是城镇化的一种类型,是强调以‘面。而不是以‘.点”为层次的城镇化过程嗍。“
城乡—体化(Desakota)概念的引入对我国城镇化的研究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首先,把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的农村城镇化现象和1980年代末讨论的小城镇发展战略区分开来,小城镇发展战略仍然是一个以城镇为核心的发展模式,但农村城镇化出现在广大的乡镇地区,没有出现现代企业发展的空间集聚模式,而是1寸村点火、户户冒烟”,也就是说。促进小城镇的发展和农村城镇化在地域上、空间形态上存在明显的差别,农村城镇化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不同于传统的一种城镇化现象;其次,城乡一体化(Desakota)的引入,使珠江三角洲农村城镇化不再是一个孤立现象,而是与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地区出现的快速城镇化现象相一致,这自然把珠江三角洲城镇化纳入到全球化的视野之中。无论是城乡一体化(Desakota)还是都会区,说明随着城镇化的进程,珠江三角洲已经出现了高度密集的城镇连绵区。针对城镇之间协调发展的需求,广东省建设厅组织编制了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协调与可持续发展(1995_-20lo),规划提出了以。都市区”为单元的发展构想,并推动都市区内各城市在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相互协调,该规划对后来珠江三角洲地区大型基础设施格局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1990年代末期,随着宏观经济的‘软着陆。,国家希望找到一条路径,通过加快城镇化进程,加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o。政策的需求促进了从城镇化机制的角度对中国城镇化道路的深入探讨。在全国层面,城镇化的研究出现的一个新特征就是对城镇化主体的认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城镇化的主体出现了多元化,政府、企业、个人共同推动城镇化进程,这种推动力使上至大城市,下至小城镇都出现了全面的发展趋势,大大加快了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嘲,并且1984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出现的农村城镇化现象也被视为自下而上的城镇化阅,强调改革开放的政策、外商直接投资、农民主体行为和社区政府的出现等通过自下而上的路径推动城镇化进程。自下而上的城镇化,对应的是自上而下的城镇化,自上而下型城镇化是指国家(主要由中央政府)有计划投资建设新城或扩建旧城以实现乡村—城市转型鲫。刘传江则认为这两种模式一种制度安排与制度结构变迁的过程ral。在1984年张庭伟就针对小城镇发展的不同模式,提出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形式,认为小城镇的发展不仅在于—个域。或‘镇。,而是整区发展的问题咤在1999年末,按照路径的方式再度提出城镇化模式问题,与当时国际地理学界出现的。制度转向叼的思潮密切相关。
事实上,珠江三角洲城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主体的多元化。珠江三角洲农村是。自下而上。的典型。1980年代珠江三角洲的研究就发现了地方政府、乡镇企业和剩余劳动力是城镇化重要的动力嘲,政策与制度是珠三角城镇化讨论的重要条件嗍。在1990年代,珠三角的城镇化模式也趋于多样化,按照不同的路径和主体可以分为四种城镇化模式,即以东莞为代表的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pl翊,以顺德代表的_从有制经济为主、工业为主和大型骨干企业为主。的发展模式嘲,以中山为代表的“以混合经济为基础,推进乡镇企业和外资共同发展“的模式和以南海为代表的?三大产业齐发展,六个轮子一起转”的发展模式。而以经济开发区、高科技开发区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刚成为。自上而下”城镇化的代表。
在城镇化机制中,强调乡镇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主体的作用是该阶段市场经济作用的体现。其一,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的兴起,标志着中国农村工业化的起点嗍,而且由于其外向化、市场化的特征,乡镇企业已经成为珠江三角洲工业化、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和地方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聊q;其二,珠江三角洲利用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和低成本的土地与劳动力两大生产要素加入到了全球化的过程中,以香港制造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向珠江三角洲转移,使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成为促进城镇化的动力,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约80%的香港厂商已经在珠江三角洲设厂,香港塑胶业的80—90%,电子业的85%、钟表业和玩具业的90%都迁到珠江三角洲地区册。其后,台湾的rr产业,主要是电脑周边产品,通过香港持续进入珠江三角洲地区,到2l世纪初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成为世界工厂“。而且,由于产业的转移,香港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j;0估后厂。区域—体化空间格局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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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1世纪初—现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珠江三角洲城镇化研究的深化
2l世纪初,面对全球化下生产要素的快速流动,如何提高城镇竞争力是当前较为重要的课题。不可否认的是,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末,从香港和台湾转移到珠江三角洲的产业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末端。由此引起了—个重要的问题,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作为珠江三角洲城镇化动力的产业发展是不是具有竞争力嗍。21世纪初,波特(Michael Porter)的产业集群与竞争力研究的引入,似乎找到了答案,因为在珠江三角洲出现了大量的以产业集群为特征的专业镇,如东莞长安(电子)、虎门(服装生产和贸易)、大朗(服装)、南海西樵(纺织印染)、盐步(内衣)、石湾环城(童装)、张槎(针织)、中山沙溪(休闲装)、佛山石湾(陶瓷)、南海南庄(陶瓷)等。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家精神有利于产业的创新和持续的发展嗍,出现了类
似意大利产业发展‘第三条路。的机会嗍,产业集群也成为理解珠江三角洲城镇化的动力之一Htl。但王辑慈在2001年有一个观点值得现在高度的重视,她认为在珠江三角洲,特别是东莞出现了以“弹性生产”为特征的新产业区(NewIndustrial District),但由于是国外企业标准化产品生产,与本地联系较少,多是‘‘松脚型工业”(Footloose Industry),当区位条件变化时将再次发生转移,使之有可能出现‘空洞化”现象,对嗷速工业化的农村”地区存在潜在的影响。
进入2l世纪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全面开放,全球化对我国城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随着资本与信息的流动,大型设施的网络化,以及信息流的加强和信息港的建立,包括珠江三角洲在内的沿海地区将会形成一种新的城市形态H溯,或构成中国典型的都市连绵区嗍。该时期,关于全球化的研究强调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对“国际都市。和‘城市地区“的促进作用,认为经济全球化不仅可能带来新一轮的城市蔓延热潮,而且政治与文化全球化会对城市进行的重塑脚日产生影响,在这种背景下。Global-Region将成为珠江三角洲城市与区域发展的方向,并将出现城市密集区、全球枢纽、城盟地区、独特文化区、扁平化网络等特征14,该区域正由区域性的空间演化为全球性的战略地域即。
这一阶段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对珠江三角洲城镇化模式的反思。在19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由于珠江三角洲耕地大量流失和环境污染现象日益严重[49口01,学者开始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珠江三角洲城镇化模式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具体体现在珠江三角洲城镇区划演变和‘城中村”两个方面。
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珠江三角洲快速的城镇化过程与财政分权和分散的土地集体产权单位密切相关【,l】,具有双轨城市化嘲和半城镇化∞l的特征。在这种制度下,地方政府和土地资源以及企业联合构成了发展的联盟(Develop-ment State)if4.ss],形成”碎化”(Fragment)的城镇空间现象嘲,并使城镇间的竞争不可避免闻,城镇土地蔓延和各自为政的现象就会出现。为避免这种现象,就应该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来协调政府的经济发展行为。事实上,2000年和2002年广州和佛山分别进行了行政区划的调整,而且都是撤县设区的‘集权式”调整,不少学者认为这是珠江三角洲城镇化进程中,城市规划与行政区划的耦合演进过程,这种行政区划调整有利于突破封闭性、利益排他的行政区划体制,成为推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一个现实而有效的途径。p7蜘。但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广州和佛山的行政区划调整模式会不会削弱地方政府发展的积极性1611, “自上而下。行政管理能否更有效的保证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实施成为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城中村”作为城镇化过程中的一种现象,早在1990年代末就受到学者的关注16确rl。城中村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城中村高密度和混乱的建筑形态及其布局,严重缺乏的城中村内部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导致城中村内部居住环境出现日益恶化的倾向嘲:大量外来人口导致居住人口混杂、治安问题高发等湖;同时,城中村的农民主要依赖土地出租生存,存在着大量社会问题嘲。尽管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是城中村形成的主要原因这一结论,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共识阳嗍。但有关城中村作为一种勺蜒单位制‘的存在口t和城中村是农村集体组织自我完善过程1721的判断,则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解释了城中村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态及其相应空间的演变过程,是在财政分权和不完全土地集体产权的背景下,农村集体组织与城市政府在城市拓展过程中的空间均衡。
行政区划调整和城中村的研究都强调了城镇化过程中政府作为微观主体的行为,是把城市空间再组织视为一种政治过程,强调不同级别政府间及城市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互动以及政府战略、地方政府和地方社区角色的作用嗍。大量规划研究成果在珠江三角洲区域规划和管理中得到体现,2004年,由建设部和广东省建设厅组织了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2004--2020)的编制工作,以城镇空间管治为核心的发展思想和协作规划的过程,充分
体现了在快速城镇化地区的多主体、多利益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一协调与可持续发展(1995--2010)发展协调与管理。
4展望:珠江三角洲城镇化模式的转型
城镇化是一个过程,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城镇化动力的产业发展始终处于空间重构的状态。以2005年人民币开始升值为标志,构成珠江三角洲农村城镇化基础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出现了迁移。如据2007年6月份深圳市贸易工业局调查显示嗍:2005年—2007年6月,深圳市共有18个工业行业出现‘‘企业外迁。,罗湖、南山、宝安、龙岗四区已经或打算外迁的企业达522家,其中已经外迁499家:而根据香港贸易发展局的调查阅,在珠三角受访的香港3nm企业中21.7%表示会考虑迁移,其中24.7%迁往中国内地、23.3%迁往珠三角以外的广东地区,17.8%考虑迁往珠三角环保产业园,其他的考虑迁往内地其他省份。产业升级尚未完成,而原有低成本的区位优势又在变化,珠江三角洲城镇化模式面临转型的压力。近几年,珠江三角洲各市镇已经开始一系列的转型现象,如兴办产业转移园区,鼓励‘腾笼换鸟。优化土地利用,建设新城中心集聚服务业等等。在外部压力下,珠江三角洲城镇化模式将会出现转变,如何转?新的路径与格局是什么?这些都将成为研究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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