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西方文化冲突与融合

时间：2024-04-26 13:13:04 5A范文网浏览：论文范文我要投稿

内容摘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深的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经济的交往必将促使文化产业和文化交流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文化在与世界文化的交往中因差异而产生冲突，由沟通而形成融合，这是一种趋势。在冲突与融合中，信息传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化交流与商品交换一样，都必须坚守诚信原则。我们应把握时机，克服以往传播中存在的弊端，全面真实地宣传中国，让世界人民更好地认识中国；同时，也要全面真实地介绍世界，使中国民众更好地认识世界。

　　关键词：文化交流冲突融合信息传播诚信原则

　　2001年，中国经过15年的谈判和努力，终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它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国将在更广泛更深入的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入世，不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是大有好处的。这种好处也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也必将表现在由经济引起的政治、军事、法律、文化等诸多方面。本文仅就入世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文化冲突和融合予以阐述。

　　一、中国入世意味着什么

　　中国加入WTO将会促进我国经济步入全球化的轨道，按着世界贸易组织的游戏规则办事，使中国的经济融于世界经济的大家庭之中；使中国人的头脑发生转变，按着世界人的一般规律去思考问题。在这里，中国应以落伍者的姿态加快自己的行进步伐，以此来改变自己的面貌，同时也是对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贡献。

　　中国近20多年来进行了许多伟大的改革，但是，这些改革都是从我们国家自身体制创新开始的，也就是说，内在型的体制创新处于主要地位。而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一百多个成员国都必须遵守的规则，这个规则不是我们提出，同样我们也无权作原则性的修改——学习和适应将是我们进入WTO以后一个时期的艰巨任务。过分地强调“中国特色”，以自己的特殊性去轻视或忽略大家共同制定的行动规则，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同时也是不允许的。“国际惯例”将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次作为我们研究决策的主导因子，任何“中国特色”都将服从和服务于“国际惯例”——由此带来的人们和领导决策群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将是艰巨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但是，中国必须要完成这一次深刻的转变，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步入世界发展的良性轨道，也只有这样，中国才可能真正自豪地说，中国可以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了。

　　中国加入了WTO，将加快中国经济规制的市场化改革，为其提供有准备的参照系和新的动力。由于WTO规则总体上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加入WTO也对中国经济规制变革提出了某些原则性、方向性要求。这些要求可以用“规范、统一、效能、服务、透明”10个字来概括。

　　规范。它表示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和行为首先要符合国家法律规定，要求经济贸易法律健全、政府依法行政；其次，政府经济规制要不与WTO基本规则和中国承诺的义务相冲突，符合国际通行做法。

　　统一。在涉及WTO多边规则的领域我们必须保证经济贸易法律和政策的统一实施，确保地方政府职能与中央的一致性，避免执法和行政过程中的随意性。

　　效能。政府经济管理要更新理念。从重审批转向审批与管理并重、管理与服务并重，要从全面监管转向以重点监管为主；改运动式、间歇式大检查大清理为常规的间接监管，显著提高政府监管水平，改进管理规则，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个案处理，方便大多数守法企业，严厉处罚个别违法违规者。

　　服务。市场经济是亲商经济，政府重要职能之一是为企业参与国内外竞争创造良好条件。政府经济管理寓于服务之中，服务又寓于管理之中。

　　透明。政策要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可预见性和稳定性，特别是在涉外经济活动中，所有政策法规要在指定媒体上公布，保持公开性，而且要提高制定与执行政策程序的透明度。[1]

　　这里虽然讲的都是经济范畴的规则，但是，这些规则的制定和执行都需要在一定的思想和文化的指导下进行。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道德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2]

　　21世纪，人类的经济活动已经逐步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在这个时代，文化与经济已经密不可分，文化本身成了一种市场，一种可以带来高额利润的消费市场，以致使文化成为经济的主角。1993年，美国以文化产业为核心的版权产业产值达2386亿美元，占GDP的3．7%;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文化产业对该州的经济支持率达10-15％，与其最大的产业纺织和旅游业不相上下；德国贝塔斯曼集团1997－1998年度的营业额为257亿马克，其中图书出版及俱乐部的营业额达到73亿马克；艺术业在英国拥有170亿美元的产业规模，与其汽车工业不相上下，其旅游收入的27%直接来自艺术；1993年，美国广播电视、有线电视、电影娱乐、报刊杂志等部门的总收入达1000亿美元以上，1995年美国电影实现的国内外票房收入105亿美元，占全球电影票房总额的71．42％，成为美国继电脑、航空、石油业之后的第四大出口支柱产业。美国体育经济收入超过了石油工业与证券交易所的收入，NBA一年的利润就有650亿美元。“迪斯尼乐园”的建设，成了奥兰多市发展的转折点，使该市的经济增速从60年代末比所在的中佛州慢3％发展到80年代末的快41％。日本娱乐业经营收入超过本国汽车工业产值，日本国民对文化产品的需求达到总需求的55％，超过了对物质产品的需求。

　　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文化发展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决定了文化发展的方向；同时，文化的发展也规范着经济的方向和促使它的发展。

　　新的世纪，经济的全球化向我们展示了文化信息产业的发展特性：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信息资源的最大共享。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快，文化产业加强了对全球资源的争夺和分享。无论在出版、报刊、音像、还是在影视、娱乐、广告和旅游业中，资本的国际化、技术的国际化、智能资源的国际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新的信息载体不断出现，一些现代化程度高的图书馆和资源库收藏的新载体范围正在不断扩大，包括各种实物和博物资料，如书画、乐谱、手稿、服装、电视节目等，涉及与人类文明有关的一切纪录及其载体。比如法国国家图书馆就已经收藏了200万件乐谱、音乐家手稿、档案，90多万件录音资料，6.2万件录像资料，2.8万件多媒体资料和30万份数字化影像资料以及400个唱机设备。这些丰富的信息资源为文化从业人员进行文化生产，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为数字化革命强化了知识的编码过程，各类资料、图像、音像等都可以编码化，电子网络则将各种信息资源连接起来，这便可以大大加快可用知识存量的增长速度和知识流量的流通速度，形成一个全球化的信息网络。美国学者J·W·豪斯指出：好莱坞从业人员大量收集世界范围内的知识和信息资料，每投入100小时即花费时间成本1500美元（每小时折合15美元计算），形成的创意和构思平均可产生效益7720美元。难怪英国“滚石”广播电台不惜巨资，千里迢迢来上海录制老码头工人哼唱的“码头号子”，1992年好莱坞安布林娱乐公司从网上获得了中国云南禄丰的侏罗纪恐龙化石，以及轰动世界的河南西峡恐龙蛋的资料和图像，受到极大启发，摄制出科幻巨片《侏罗纪公园》。为此，他们获得巨大的社会反响和商业利润，上演31个星期国内票房收入达3.4亿美元，而海外票房更达破记录的5.3亿美元！

　　第二，资源配置的国际间合作。文化资源国际化的基础是工业的大规模分工和全球文化市场的开拓。以往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和一个国家内部的分工和协作，已经发展成为一系列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分工和协作，以便更有效地利用各地的文化资源。比如《日本经济新闻》和《朝日新闻》从1996年2月起同时在香港开设卫星版。设在东京的报社总部每天将排好版的样报，采用电脑和通讯卫星传到香港，几分钟后，香港的印刷厂和日本的印刷厂几乎同时开印，再利用香港作为信息中心的优势，迅速传播到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实际上也是由7个国家的30多家公司协作完成的，其中的特技制作包给了有16家多国中小技术公司协助的DigitalDomain公司，音乐制作包给了索尼公司，它的高质量的音乐制作使全片获得极大的商业成功，音乐场面占有全片的75％长度；又如美国的《读者文摘》以19种语言发行，它的48种国际版本发行量达到2800万份，远远超过它在国内480万份的发行量；针对妇女的美国《大都会》杂志也有36个国际版本，1996年国内发行270万份，而国际销售额突破450万美元。它的北美部负责人说，谁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有效的分工协作，谁就能有效地拓展全球市场！

　　第三，资源利用的集团组合。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自身的资源，许多文化企业纷纷走向联合与兼并，形成大的集团。这样做可以达到两个目的：（1）通过共同使用机器设备、信息网络、交通工具、专业人员等，降低成本，提高产出；（2）通过产权交易、兼并和破产，把效益差的不良资产抛向市场，再把优良资产组合起来，提高资产效益。据统计，从1986年到1990年，美国有400个独立电视台和电视台集团在产权市场上被出售，等于全美75％的电视台被交换了一次所有权。而1993－1994年间，又有200个以上的电视台进入了产权市场。

　　联合与兼并为提高资源利用率，迅速增强文化产业的实力提供了可能，也为产业资本的跨行业渗透提供了重要条件。社会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不仅采取赞助和政府拨款的形式，更大量地采取参股、控股和资产运作的形式，比如法国著名出版集团Hachette股份的50％为法国经营航天、通讯和高速铁路业的马特拉工业大财团所购买，后者投入了大约20多亿美元；另一个出版集团Cite的65％股份也被法国通讯公司和电子公司所掌握。1998年初，法国公用事业、建筑业和通讯业的巨头CGE公司投资控制了世界第五大综合出版集团哈瓦斯集团30％的股份。[3]除此，还有社会投入的多元化和资源投入的无形化，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国际间的文化交流。

　　中国入世，意味着中国将彻底全面地打开了封闭的国门。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以资讯科技为核心的现代社会，影响人们行为的文化结构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加以改造和转换，否则，它将阻碍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一个新时代是不可能建筑在旧文化上的，但是旧文化却可能拖延新时代的进程。社会的发展首先是人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也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所以，中国在加入世贸，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仅要学习和遵循国际经济惯例，还应当注意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一种能够推动现代化进程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应该包含中西文化的合理内核，又具时代性。它要求人们抛开实用理性的消极方面，剔除理论理性的偏激部分，用理性和科学的方法来审视周围的一切，追求真理，直面人生而不是埋头感官享受、玩世不恭；崇尚法治而不是推崇强人政治；要求人的平等、自由和尊严而不是趋炎附势、依傍权力；提倡公开、公平和公正的行为规范而不是欺上瞒下、黑箱操作的旧式文化，如此等等。[4]我们说中国的入世是中华民族一次新的更全面的对外开放，这里就包括人们的文化观念与思维方式的开放和更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国人文化意识上与国际接轨，取人之长补已之短，扬已之优抑人之劣，激浊扬清，互通有无，只有这样，才可能更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家庭之中。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相似性查重http://www.jiancetianshi.com
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冲突与融合

　　中国入世不仅引起了国人的关心，同时也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接纳的这个新成员不同于一般：它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它既有汉民族文化的辉煌，同时又有多民族文化的灿烂；它既是一个经济上发展中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文明古国；昨天它曾经影响了世界，今天它要接受世界的影响。中国要全面地认识世界，世界也要全面地认识中国，这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双边任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近百年的历史中还有着闭关锁国的惨痛教训，一旦国门真正全面打开时，对于百姓大众来说总有一种或多或少的不适应和不可名状的滋味。我们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研究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中国加入WTO，随着经济的全面介入，引起文化上的冲突是必定无疑的。文化冲突是不同性质的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对抗。一个社会集体的文化接触到另一个社会集体的文化，必然会出现内在的传统文化与外来的异质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文化冲突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文化差异的存在，文化对产生它的环境是适应的，但对其他的环境却不一定完全适应。[5]这种不适应便产生了矛盾和冲突，而其前提则是相互交流中的比较和差异。

　　中国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与演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注重和谐、秩序，信奉天人合一，不崇尚征服自然，而倾向于顺其自然；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重视社会稳定，政治价值优先，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强调对国家和集体的无私奉献精神，肯定对国家和社会的报恩或献身意识，肯定上下级的忠诚关系，遵守纪律，官本位，官民一体化，习惯于“人治”，办事讲“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不突出个人，以家庭为本位，稳定家庭生活。家庭有照顾好成员的职责，重视教育，望子成龙，以储蓄、勤俭为核心的财富态度，坚守以孝道为中心的家族主义，个人利益服从家族或组织利益，敬业乐群，和睦人际关系，注重个人自我修养，等等。[6]中国传统文化好比是太极图，圆满、优美、包容性强，是内敛型的；而西方传统文化的图腾是十字架，即锋芒毕露，刚劲有力，是发散型的。中国人古代修长城是为了把自己同外界分开，而不是为了向外界进攻，中国近代的开放也是在西方坚船利炮的逼迫下进行的。与此相应的是中华文明在海外大范围主动传播的机会较少，对于偶尔传入的异质文化的整合力却非常强；而西方由宗教信仰演化而来的“天赋使命”观，使他们相信西方式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是最符合人性的，因而值得在全世界推广，这种基督救世文化传统决定了他们在对外交往中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7]随着中国加入世贸，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增多，这种文化上的差异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事物价值判断标准上的差异。对相同事件或现象的不同评价，是好还是坏，是肯定还是否定，是有用还是无用，是优良还是低劣，这都反映出一个人、一个民族对事物评价的价值观，而决定这种价值标准的却是植根于人们头脑里的文化理念。

　　最近，由美国医学博士斯宾塞·约翰逊撰写的著作《谁动了我的奶酪？》风靡世界，在全球的销量已超过2000万册，连续78周蝉联亚马逊网上书店最畅销书榜首！自然，这本字数不到4万，定价16.8元的小册子，也在中国的大地上走红，不到4个月的时间就开印9次，各种书报的广告宣传和书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这是一本什么样的著作呢？作者在书中虚构了四个角色：老鼠嗅嗅和匆匆，小矮人哼哼和唧唧。这是一篇寓言故事，作者通过四个角色的演绎，告诉人们如何在今天变革的时代，笑对变化取得成功的方法。道理简单得很。这本书和他在20世纪80年代与他的朋友肯尼思·布兰查德合写的小册子《一分钟经理》一样，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完全是一本通俗读物。但是，就是这样的著作却受到西方人士的青睐，促使年轻的一代和广大读者从书中受到教益，正确面对新的竞争和挑战。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作者是一位医学博士，却写了管理方面的著作，这在国人看来又是“不务正业”了。）一年又一年的职称评聘、职务晋升、评比奖励，有多少学者为着那厚厚的著作和长长的论文而煞费苦心，因为字数和厚度不够而被淘汰者更是大有人在；而被出版、发表、评上职称的作品，又有多大的受众面，对社会又有多少促进作用，这是参评者和主评者心里都明白的事情。但是，有关部门至今仍乐此不疲，参与者仍需忙于应付。尽管有了老院士老教授们上书呼吁，要对科普作品予以关注，予以奖励[8]，但是此意始终未能成行。什么是学问，怎样做学问，看来中西方的学者和大众们的评价标准是不同的。

　　一般来说，文化素质高的人愿意接受高深的学问，文化素质低的人喜爱读通俗的读物，但是，这在中西方有时却相反：20世纪80末，在中国大陆曾风行一本由丹麦出版中国翻译的大书，名字叫《戴尼提：自我心理调节技术》，37万字，书很专业也不好读，但是在北京一次发行就是20万册。中国的出版商和广告商还有新闻传媒，不遗余力地为其大作宣传推销，外国人的钱是赚饱了，但是，对中国人来说，并没有起到什么大的作用。90年代，中国也出了两本书，一本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一本是王元化的《思辨随笔》。要说这两本书也都不是通俗读物，也没有什么言情，特别是王元化的著作，还有几分晦涩。但是，在大陆，在年轻人中间却还很受欢迎，一版再版重印了好多次。一种变革时代的浮躁可见一斑，一种在开放背景下的文化迷乱可见一斑。

　　对一件物品，除了它自身的经济价值外，如何把握它潜在的精神意义，中西方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到国外旅游的人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好不容易买到一件纪念品回国，打开一年原来是中国制造的。笔者曾到欧洲大陆出访就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参观法国国家第三电视台，客人们回赠给我们的纪念品有手表和文件包，很精致也很漂亮。但是，打开文件包一看，在夹缝中却发现“MADE IN CHINA”的字样。参观巴黎艾菲尔铁塔，在塔顶纪念品购物处购买的却是中国温州生产的铁塔玻璃镜框。一个国家的标志物，一个国家的新闻媒体，出售和送给客人的物品却不是本国生产的（这些纪念品不仅是送给中国人），这在中国是不会出现。从来没有听说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售美国或其他国家生产的具有反映中国形象的纪念品。但是，外国做到了，而且很坦然。他们完全从商品的价格考虑，只要委托国生产的商品既便宜又精美，他们能赚到钱，顾客又喜欢，请哪个国家生产都行。在这里没有中国人一般认识的那种狭隘的“爱国主义”等精神的束缚。

　　人们的文化观念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和相互交往中，在特殊情况下，在紧要关头，训练有素的民族也会有它出色的表现。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大厦遭遇恐怖袭击，让热爱和平的人们永远记下那惨绝人寰的一幕。其中有两个细节却更令世人刻骨铭心永志不忘，因为她揭示着美国民族中最温馨最光彩的瞬间。

　　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上大厦，电梯瘫痪，成千上万的人汇集到唯一的安全通道楼梯上。在最为危急的关口，它竟然畅通无阻，不光身强力壮的人逃了出来，伤员被抬了下来，心脏病发作者被救下来，连盲人牵着导盲犬也从人流中走了下来，几乎所有从楼梯而下的逃生者都逃了出来。难怪人们要赞美，秩序是文明，是礼仪，秩序更是生命。而为了这秩序，人们经受了怎样的生与死的考验。

　　“9.11”事件中还有第4架飞机，那架飞机上曾经有一个男人用手机给地面上的妻子打过一个电话，最后的一句是，“男乘客投票决定与歹徒搏斗。”飞机后来在匹兹堡附近坠落，歹徒与乘客同归于尽。在文明社会中，遭遇劫持，放弃搏斗是普遍接受的惯例，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不能以别人的生命作为冒险的代价，去完成那一类“英雄行为”。但在获悉世贸大厦已经被袭击的前提下，搏斗则是为了避免更多的生命牺牲，为此打破惯例，不仅是正当的也是正义的。尽管如此，也必须征得他人的同意。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还能想到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自由。这就是美国民族在“9.11“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积淀。这种积淀不是一日之功，它正如著名学者朱学勤先生所言：“如果没有1787年费城制宪以来的200多年积累，就不会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事例。我们也难以否认，没有宪政环境中一生养成的习惯，就不会在最后一分钟以那样谦卑和自然的口气说，我们投票决定。”[9]再来看看中国大陆上发生的几次火灾和事故，尽管里面也有我们时常供奉的“人民公仆“，却很难见到他们在危急中表现出来的大义凛然。1994年11月新疆乌鲁木齐一剧场由教育部门组织上千学生观看演出。突然，剧场因电线短路发生大火，结果有324人死亡，其中有288人为学童。造成这么多人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逃生时教育官员和老师不仅没有很好地组织撤离，有的还为了防止大火烧到自己竟堵住了通道，结果致使不少学生在争相逃生时互相践踏致死！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大陆开始注重培养人们的法律意识和道德修养，这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比如，在城市里在繁华处大都有了指挥交通的红绿灯，有的设施与外国的也大致相同。但是，在红灯面前，中国有不少人的表现是与外国朋友大相径庭的：外国人见了红灯，不论是有车还是没车、有人还是没人，都要站住，不会通行；而我们有些同胞，遇到红灯，先看有没有车，如果没车，可能会通过；如果没车又有人先过，他保准会通过。西方人心目中的“红灯”是法律条文和道德约束，“红灯”和“绿灯”分别代表着“合理合法”与“违法悖理”；而我们有些国人心目中的“红灯”是“被人看见”，是“目击者”，只要没有“目击者”，红灯绿灯都是可以通过的。对此，有学者从“人格底线”上进行深刻的阐述：中国人为人处事最在乎他人会怎么说，其价值判断是“他人取向”；而西方人为人处事最在乎法律会怎么说，其价值判断是“法律取向”。在西方人看来，一个人只要不伤害他人，也就是说不违反法律，他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是他自己的事情。而且，一个人越是我行我素，就越是具有好的人格形象，越是具有独立人格；而对中国人来说，人生道路上的绿灯反倒很少，举手投足，都要顾忌别人会怎么说怎么看，他人的意见对个人行为的规范有着很重要的作用，逆他人意见而我行我素，其代价是人格形象的丧失。这种“他人意见”常常是与“法律意见”相抵牾的，“他人取向”的红灯常常有意无意地替代了“法律取向”的红灯。[10]在当今与世界接轨的形势下，中国的国民应建立起新的价值判断体系：一方面要继续尊重“德先生”和“赛先生”，加强民主和科学的教育；另一方面则应该请进“马（Market）先生”和“骡(Law)先生”，即加强市场和法制的观念。用法律的“红灯”规范人们在市场中的行为，同时对个体在“绿灯”下的合法行为持宽容的态度。从现实的层面考察，这种价值判断至少有两个意义：一是为个体的人格行为提供更大的空间，同时又可以保证个体自觉地遵守法律和道德的“红绿灯”。全球的现代化从工业化到科技化和信息化，只是物质和工具层面上的历史进程，并不是人类现代化的全部，更不是现代化的实质。美国学者阿历克萨·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11]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表明，我国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对生活方面的满意度在很多项目底于西方国家（见表一）。在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上也有不少的差别（见表二）。这也是引起中西文化差异和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加入了世贸，在经济步入全球化的同时，作为人的现代化的任务更加繁重和漫长，这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的一个重要问题。

　　由于经济利益和人们的文化观念的不同，在相互的交往中由差异而发生冲突这在国际上是常见的事，我们也不必过分忧虑。如美国和加拿大虽然都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而且两国相邻，交往多年，但分歧仍然存在。

　　加拿大与美国有将近8900公里共同的边界线，对多数人来说是共同的语言——英语，来自英国历史的共同传统，接近的政治经济制度、共同的防卫体系，特别是学术和行业的联系，以及贸易和投资关系。在经济上，它们是相互之间最大的贸易伙伴——彼此的投资者和消费者。美国在加拿大的投资，超过世界上任何地方，而加拿大在美国的投资，也比在其它任何国家都多。两国每年的边境往来达数千万人次。然而，在总的友好关系中，也有不和谐的音符。这两个北美邻居之间最伤感情的冲突包括大众传播方面的争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电视率先发展起来，而加拿大是从1952年才开始电视广播的。由于大多数加拿大人生活在美加边界以北的沿线一带，处于美国电视的覆盖之下，40年代表50年代初，加拿大观众广泛地接收美国电视节目。其后，加拿大线缆系统发展起来，并热衷于从边境美国电视台转播节目信号。从此，在所有加拿大的主要城市和许多小城镇，多数居民都可以享受热门的美国节目且无需付费。加拿大广告商认识到美国电视节目在加拿大观众中的影响，便开始在美国边境电视台购买广告时间，这些广告是针对加拿大消费者的。于是，滚滚财源流入美国电视台，70年代每年达2千万美元。终于，位于边界线以南的24家美国电视台卷入了争议，其中最主要的电视台是3大电视网在纽约州布法罗市的3家电视台和在华盛顿州贝灵汉市的一家附属台。这场争执被报界称为“边境战争”，美国电视节目被称为“特洛伊木马”。

　　为了遏制加拿大企业“出口转内销”的广告流向美国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加拿大政府采取了几种政策法规。70年代中，当政策付诸实施后，美国和加拿大的几届政府都介入了长期的国际争端。

　　美国和加拿大几十年的争论，无碍乎两大因素，一是经济利益，二是文化观念。加拿大担心自己的文化被美国所吞噬，他们追求的是文化的发展，他们把广播当作提高文化和民族特征的工具来使用。他们不承认所谓“简单的保护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罪名；而美国却强调自由经济，市场竞争，借助实力，建立霸权，他们追求的是消费者的选择。他们也不承认所谓“帝国主义和商业侵略”的大帽子。[12]由于文化传统和经济利益的不同，争论也许会长期进行下去。但是，随着双方的交流与沟通，不论是经济还是文化产业都将会促进两国的发展。这不仅是两国同时也是世界发展的趋势所然。

　　由于差异产生冲突是很自然的事，一般来说文化冲突不会像政治冲突那样升级为战争（当然也不排除像科索沃和中东地区由民族和宗教等文化因素引起的战争）；相反，在相互的交流中，通过彼此的了解和调适达到融合倒是其主流。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各种文化因素之间相互渗透、相互结合，最终融为一体。这种融合，一是把外来文化融入自己的文化，就像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一样，充分利用文化传播这一促进文化发展的动力，不断地以汉文化为基础融合我国各少数民族和其他国家的文化，为自己注入新鲜血液，增添生机和活力，从而使其保持相当长时期的繁荣灿烂；另一种则是把自己的文化融入到异质文化中去。这种融合是在深切了解异质文化的深层意蕴的基础上，扬弃自己原有的认知结构，从而既保留本民族文化的合理因素，又把本民族文化提高到异质先进文化所达到的时代水平。如满族在汉化的过程中，它的一些文化因素也融入到汉文化中。[13]以日本文化与中华文化为例就足以说明世界各国在相互的文化交流中促使了文化的融合。据史料记载，日本人来华，“目睹东方文化发祥地的中国，有统一的政治组织，有灿烂如花的物质生活，更有崇高理想的精神生活，而因对中国文化产生强烈的爱慕与追求”。[14]“必须突进文化母国，直接移植优秀的文化，才能满足其欲望。”[15]与此同时，从宋代开始，日本有些文化也传播到中国。如日本的民族绘画——大和绘在中国广泛传播，锋利的日本刀剑也大量销往中国。[16]

　　在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由于其层次的不同，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人们的接受中也是不一样的，正如庞朴先生所言：“文化之间的交流过程启示人们：物质文化因为处于文化系统的表层，因而最为活跃，最易交流；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处于文化系统的中层，是最权威的因素，因而稳定性大，不易交流；精神文化因为深藏于文化系统的核心，规定着文化发展的方向，因而最为保守，较难交流和改变。”[17]不论交流与融合的层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交流与融合中，为实现世界多元文化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目标，坚持“和而不同”的理念是十分必要的。[18]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2002年是中国的马年。在马年的正月初三，又是西方的“情人节”。在北京，原价1.5元一枝的普通玫瑰涨至8元，一种从荷兰引进的新品“咖啡色玫瑰”每枝卖到25元。细心人发现，即便没有“情人节”的因素，北京人今年过节在保持传统民俗的同时，也多了几许“洋”味。一方面，中国结、大红灯笼挂满大街小巷和商店、饭店的店堂，春联贴进居民小区，唐装盛行，窗花、剪纸装点市民窗户，民俗庙会依然火爆；另一方面，麦当劳、肯德基等“洋快餐”生意兴隆，“巧克力”、“大腰果”等“洋食品”俏销，压岁钱由人民币换成了欧元，“洋庙会”开始向传统庙会“叫板”。就连京郊延庆县也搭起了“洋戏台”：充满异域风情的狂欢巡游和乌克兰国家歌舞团的演出，春节期间吸引了众多的城里人。对此，民俗学专家陈勤建指出，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变迁，使人们的观念和文化立场发生着巨变。这种巨变是相反的作用力向两极延伸：一极是不断地融入全球化，一极是民族自我的重新回归。这种心态在马年春节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9]我们在与世界文化交流时应该坚持自己文化的民族性和独立性；但是，这种坚持不应是狭隘的封闭的，否则便会走入固步自封、井底之蛙的境地。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基础上坚持和提升中华文化的特质，科学地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化中先进成分，这才是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中的正确之举。

表一对生活若干方面的满意度（1995年）

——————————————————————————————

国家家庭生活健康穿衣住房教育工作

——————————————————————————————

加拿大 92　　 90　　90　 91　 86　 76

美国　 90　　 86　　92　 90　 77　 73

法国　 86　　 79　　82　 83　 60　 69

德国　 89　　 77　　92　 84　 79　 79

英国　 88　　 81　　82　 74　 75　 49

日本　 74　　 69　　77　 62　 60　 55

中国　 45　　 62　　21　 45　 27　 35

表二应在家中教给孩子的品质的重要度（1990-1993年）

————————————————————————————————

国家责任感容忍自立努力工作节俭服从

————————————————————————————————

加拿大 75　 80　　44　　 35　　 21　 28

美国　 71　 72　　53　　 49　　 28　 38

法国　 72　 78　　27　　 53　　 36　 53

西德　 85　 77　　73　　 15　　 45　 22

意大利 84　 69　　34　　 23　　 25　 30

英国　 48　 79　　43　　 29　　 26　 39

日本　 84　 60　　65　　 31　　 40　 10

中国　 67　 63　　86　　 60　　 51　 10

表三消费文化用纸变化率（1980-1994年）

————————————————————————————————

国家消费文化用纸年变化率

　　　　1980年　1994年　1980/1994　（每人公斤数）

————————————————————————————————

加拿大　77　　 96　　　　 1.9

美国　　 110　　143　　　　2.3

法国　　 50　　 79　　　　 4.5

意大利　 35　　 63　　　　 6.2

英国　　 54　　 104　　　　7.1

日本　　 57　　 106　　　　6.6

中国　　 23　　 78　　　　 18.4

表四收音机、电视机发展趋势（1980-1995年）

————————————————————————————————

国家收音机电视机

（千人占有数）（千人占有数）

　　　1980年 1995年年变化率 1980年 1995年年变化率

————————————————————————————————

加拿大 721　 1053　 3.5　　　 432　　 714　 4.4

美国　 1996　2093　 0.4　　　 684　　 805　 1.2

法国　 741　 895　　1.6　　　 353　　 589　 4.5

德国　 774　 944　　17　　　　464　　 554　 1.3

意大利 602　 822　　2.8　　　 390　　 446　 1.0

英国　 950　 1433　 3.9　　　 401　　 448　 0.8

日本　 678　 916　　2.7　　　 539　　 684　 1.8

中国　 55　　185　　18.2　　　90　　　205　 145.2

表五入境旅游人数发展趋势（1980-1996年）

————————————————————————————————

国家入境旅游者（占千名本地居民数）年变化率

　　　1980年 1996年 1980/1996

————————————————————————————————

加拿大 52　　 59　　 0.8

美国　98　　 17　　 4.6

法国　56　　 106　　5.6

德国　14　　 18　　 1.8

意大利 39 　　62　　 3.7

英国　22　　 44　　 6.3

日本　 07　　 16　　 8.0

中国　 04　　 21　　 26.6

　　注：以上资料均来自于《世界文化报告/199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三、新闻传播在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经济的全球化使“人类历史上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次出现了任何东西都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产和销售到世界各地的现象。”[20]在这种背景下，信息技术和新闻传播在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全球化不仅仅是，甚至并不主要是一个经济现象，它主要指的是时空转换。”而这种转换靠的就是现代传播手段。这种信息的传播不仅使得各种信息立刻传遍全球成为可能，并且能使这些信息马上进入成千上万人们的生活之中。[21]全球化是以物为核心的全球化，也可以说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一种进程。然而，确保这种进程顺利完成的条件之一便是消费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和形成。在这个进程中，媒体发挥着重要作用，它能使受众养成消极抵制或积极顺从的态度。[22]于是，有专家认为，信息化、全球化和民主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三个车轮，信息化推动全球化，全球化推动民主化，民主化促进全球化和信息化。[23]“当代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球化，已经导致了文化的进一步渗透和重叠，文化在特定的几种文化传统的社会空间中共存，一个文化经历和活动更加活生生的相互渗透。现代传媒和运输技术、旅行和旅游业已得到加强，并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在加速度在加速运转。”[24]中国加入WTO使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和广泛，其中新闻传播表现得更为突出。

　　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针对新华社在国外业务发展方面的不足就提出过批评，他指出：新华社“驻外记者派得太少，没有自己的消息。有，也太少。”“应该大发展，尽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记者，发出自己的消息，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25]经过50年的努力，中国的新闻传媒有了长足的发展。“九五”期间，中央电视台已向世界各地派驻记者站13个，他们发回的报道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报道中占有一定的份量；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除在香港、澳门两个特区设记者站外，在世界26个国家建立了27个驻外记者站，在信息源方面，驻外记者几乎覆盖全球的主要热点地区，每天采集和传回大量的全球各类资讯。如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已拥有了43种语言的常规报道，除无线广播外，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还向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等广播电视机构传送节目，在当地广播电视中播出。1991年9月1日，面向全国的CCTV－l率先被送上卫星，覆盖东南亚、东欧、中东、南非等地的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1992年10月，中央电视台正式开通CCTV--4，以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人、华侨和外国观众为收视对象，全天24小时播出，其信号覆盖东南亚、东欧、南非以及港、澳、台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中国电视中、英文两个国际频道卫星电视并举的格局。1999年3月28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开办了以在华外国人为对象的第二套对内外语广播；中央电视台在2000年9月开播了英语频道CCTV－9，以世界各国英语听众包括在中国常驻的外国友人为收视对象，其信号覆盖亚洲、欧洲、美洲、非洲等全球的98%的陆地和海洋，增强了对西方主流社会的传播力度。[26]与此同时，纸质传媒也在海外有迅速的发展。据研究统计，到1996年止，海外共有54个国家和地区出版过华文的或华文与其他文字合刊的报刊累计共4245种，其中月报为668种，期报有1041种，期刊数量最大，达1886种，会刊有621种。[27]近年来海外华文媒体发展的特点之一即积极采纳以电脑技术和因特网技术为突出代表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涌现了大量海外网络华文报刊。中国大陆自1995年10月《中国贸易报》率先登上因特网发布网络版以来，新闻传媒上网的实践发展迅速，到1999年底，全国建立独立域名的新闻报道机构已达700多家。[28]

　　新闻传播的迅速发展，得益于两点，一是科学技术，先进的信息载体为迅速传播提供了可能；二是社会交往中的文化沉淀，由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观念、不同的心理和不同的文化素养，对相同的传播信息会产生不同的认同感。使认同感趋于一致或相通，是加快信息传播的首要前提。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在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在精神文化消费方面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不论是文化用纸消费、广播电视的发展，还是打开国门接纳外国游客，都远远地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见表三、表四、表五）。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将会更好更快地走向世界，步入世界的大家庭之中。

　　在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中国的新闻媒体担负着对外传播和将西方介绍到中国的任务。在对外传播中大体上有以下几种传播现状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中方新闻传播的片面性，使西方人士接受了对中国的片面认识。这种传播以“文化大革命”时期为甚，现在仍然存在于我们的大量报道中。以红高梁、黄土地、小脚女人、长辫男子为代表的各种影视小说和报道，打着“发掘中华民族文化”的幌子，实际上是将中国最典型最落后的有的已经是退出历史舞台的东西当成了中国今日之辉煌推向了世界。这些东西或许也能得个什么大奖，但是，它绝不是对中国的全面真实地反映，恰恰相反，它是对中国形象的歪曲；

　　第二，传播方式、思维方式与西方人不同或不完全相同，由此阻碍和限制了我们与世界人民友好交往和相互了解。目前，许多网站推出面向其他国家受众的服务时，只是把本国文字的版本，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而由思维习惯差异导致的表达差异，往往被忽视。[29]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如果一种文本不具有与受传者的亲近性，即使文本到达他的视力范围，他也不愿意去真正地接触它。这样一来，传播者的“传播”任务似乎是完成了，但实际上是半途而废，没有取得传播效果。据介绍，我们在海外办的一家报纸，每天免费供应，但还是没有多少人主动阅读。造成这种局面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这家报纸的办报风格与当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心理距离太大，这样，就在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形成一种两张皮的现象。自然，这种传播只能看作是完成了“传”的行为，而根本没有达到“通”的目的。[30]这是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有关管理部门需要认真研究和改进的问题。

　　中国在引进和介绍西方世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新闻传媒大多重视对时事政治和风土人情的介绍，而缺少全方位的多角度的报道。中国在介绍世界的报道中大体经历了两个不同价值判断阶段：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的媒体大都把西方世界说得一塌糊涂，一句常用的词就是“我们一天一天好起来，敌人一天一天乱下去”、“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阶级兄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近20年来，中国的国门打开了，连普通的中国人都可以出国旅游了。在我们对世界的报道中，在不少的时间和领域里，我们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赞誉的多，批评的少；肯定的多，否定的少；局部放大的多，全面介绍的少；盲目吹捧的多，实事求是的少。于是，传媒给中国人的印象是，西方的世界真精彩，好像外国人什么都是好的美的优的，给国人一种假相。

　　第二，在介绍西方世界的报道中，往往是表层的多，感观的多，研究的少，理性分析的少，一面意见的多，多种意见和不同意见的少。不论是古老的欧洲国家，还是新兴的美洲国家，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新闻传媒体在介绍这些国家时，仅举一人一事，由此而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的一个方面的抽象结论，这只能给中国民众以误导。

　　时下，人们都在讲诚信。所谓诚信就是讲真诚，守信用。诚信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和社会交往中，同时，它也应表现在文化交流和新闻传播中。我们在与西方世界的交流中，新闻传媒以诚信为本，就是要实事求是地报道中国，实事求是地介绍世界。具体来说宜把握以下几点：

　　首先，要全面正确地认识中国，确保中国的文化精粹不受辱损，把中国最优秀的文化报道给世界。在与世界的交往中，各国都有权利保护本国的利益不受侮辱和损害。在加入WTO的历史进程中，加拿大、法国、德国等不少国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特别是在与美国的对抗中。据统计，如今在互联网上，英文内容约占80%，法文占3.5%，其他世界上众多的不同语系只占2%，中文只占千分之几。最新研究表明，全球上网的总人数截至2000年底已达1．306亿；到2003年可望增长到3.5亿。而全球所有网站中，超过75%的网站设在英语国家。对此，法国首先表示不满。法国总统希拉克说：“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单一文化的威胁”，这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法国政府和文化界宣称，要在互联网上打一场“文化战争”，以阻止法国语言文化在网上萎缩的态势。法国决定，凡有关法国信息的主页必须使用法语，并提倡在以英语为主要语言时也要与法语并用。还为此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在法国互联网上的广告宣传文字必须译成法语。1997年以来，德国和荷兰都在进行德语网络的研究，试图将德文打入国际互联网络，占有这个前程无限的市场，同时与美国文化对抗。[31]对此，中国政府和新闻传媒单位也该研究相应的对策，以保证中华五千年文化不受辱损。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地域广、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在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必然有其精华和糟粕。在对外报道时，应把握两个基本原则，即时代性和优秀性，也就是说，要把当今时代反映中华民族正在发扬光大的优秀的文化精粹报道给世界。而不是相反，尽将一些过时的落后的没落的糟粕文化像考古寻宝似的抖出来展现在世界面前。对此，政府和有关部门也该制定一些强制性的法规，以保护中国人民的利益不受损害。

　　其次，加强学习，转变观念，努力提高和改进传播技术，增强传播效果。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以最佳的传播效果为出发点的，它也应是检验我们一切新闻传播工作好坏的重要标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对外报道中，我们在广播、电视、报纸和网络媒体的建设和开发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目前世界上能听到看到中国的新闻和其他报道的还是十分有限的。在世界性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中，差别过于悬殊和弱小是不利于将自己的特色展现出来的，以此来实现中国走向世界的目标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为了保证我们的传播受到良好的效果，当我们面向西方的受众时，要注重他们的思维习惯，并由此改变我们的文字表达方式。我们应学会适应西方人那种直露的、喜欢自我披露的表达方式，而不要简单地推断他们自大或看不起我们。自然，西方人也应理解东方人在交流方面的含蓄，适应东方人在交流中的“预热”过程，并且有耐心等到对方进入真正的交流境界。在学术研究与交流方面：东方思维更多地注重直觉，往往可以更快地提出新的观点，而西方人注重实验，即使在人文领域，实验式的研究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当网络媒体迅速发展，使中西方学术交流日益增强时，更应该注意到这种差异的存在，学会相互借鉴。[32]

　　第三，全面正确地介绍世界，不卑不亢地守住自己的阵脚，为实现“和而不同”的文化交流作出中国人的贡献。中国在与世界的交往中有过太多太多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应予认真地总结，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从“太阳从天安门升起”到“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这种两极化的摇摆心态与中国新闻传播的片面性绝对化是有联系的。新闻传播常爱在“是与非”的两极中选择，是好一切都好，是坏一切皆坏，没有第三种状态，更没有第四第五种可能性。这样的报道是不利于帮助中国人更全面地认识世界的。世界是多棱的，但我们的新闻报道却在很多情况下使用的是一面宣传，缺少全面的理性分析，因而产生了许多认识上的误区。要使国人对其有深刻的了解，必须将其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剖析，进行研究。在对其报道时，不仅需要一面宣传，在很多情况下是需要两面宣传甚至是多面宣传的。

　　世界是变化的，事情是复杂的。中国加入了WTO，我们对世界的报道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的时政和风土人情上，而应在更广的范围内特别是对经济领域的诸多现象和问题有我们中国人的自己的声音。而且，这种声音是理性的是分析的，有的甚至是可以和应该引起国人和世界舆论关注的。在这些声音里，在不违反国家有关政策的前提下，应允许有更多的不同的声音出现，以便给中国公民以更广泛更多样的思考空间和选择的自由度。这对提高中国公民的认识水平和与世界的交往能力是大有好处的。

　　西方发达国家的变化令世人瞩目，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在其表现的各个方面，也并不是也不可能都是完美无缺、表里一致的。对此，有时他们比我们更清醒。2002年2月，美国总统布什到中国访问与清华大学的学生进行了一场对话。布什说：“我同美国人在更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同时，也担心中国人不一定总是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我的国家的真实面貌，这里面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些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的电影，还有电视节目，往往并没有全面反映出美国。”他还说：“我的国家毫无疑问确实有自己的一些问题和缺陷，像大部分的国家一样，我们正走在一个漫长的道路上。”[33]这就是一位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总统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讲话。布什总统的坦诚比我们的一些新闻报道还做得好。追求真实将是我们新闻传播的一个长时期的艰巨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如一地坚持友善相处，不卑不亢的姿态是十分重要的。邓小平说过，韬光养晦，埋头苦干，不扛大旗不当头，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这也应是我们与西方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是在一个异常丰富多彩和变幻多端的时代进行的。要将中国的优秀文化融入世界大家庭之中，须遵循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和而不同”。所谓和而不同，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古老理念。晏婴说过：“在做菜时，需要加各种佐料才能好吃，若不断地加水就不好吃；音乐，比如说弹琴，总是一个音调那是没法听的，而需要各种不同的音调和谐起来才好听。”“和”才能促进事物的发展。“同”，总是一样的事物怎么会发展呢？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这里，“君子”和“小人”的划分是不对的，但孔子把“和而不同”提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却是正确的。我们追求的是“和谐”而不是“相同”，只有“和”才有发展。例如：印度文化进入中国以后，对中国文化有很大好处，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西方文化也是这样，希腊文化吸收了埃及文化，罗马文化又吸收了希腊文化，阿拉伯文化又吸收了罗马文化。它是一个不断吸收融合的过程，而不是单一发展的。文化的交流是文化的里程碑，只要吸收了一种新的文化就上了一个台阶。中国文化吸收印度文化以后就上了一个台阶。而现在我们也要吸收西方文化，充分地吸收西方文化，把西方文化融入我们自己的文化中，我们又可以上一个台阶。[34]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我们既要学会发扬，也要学会舍弃，其着眼点在于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既改造着自己，同时又促使世界文化上一个新台阶。“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就是我们新闻传播工作者在这其间的神圣职责。

注释：

[1]申子言：经济规则改革的10字法，《经济前沿》，转摘自2001年15期《信息与辅导》；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

[3]花建：论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的优化配置，《文化产业发展新探》第63页，2000年武汉出版社；

[4]顾远：21世纪中国需要文化转换，转摘自2001年31期《信息与辅导》；

[5][13]徐东升：文化传播的运行机制，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第255页，259页，1997年人民出版社；

[6][10]马敏张三夕主编：《东方文化与现代文明》第10页，第318页，2001年湖北人民出版社；

[7]转引自刘水平文：文化差异与对外宣传，2002年第3期《武汉宣传》；

[8]《十二院士联名提案，激励科普工作要有硬指标》：2002年1月11日《长江日报》；

[9]刘效仁：9.11事件的两个细节，2001年第12期《各界》；

[11][美]阿历克萨·英格尔斯着，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第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2]郭慎之《北美传播研究》第64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