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公共管理理论创新的三个路径

　　论文关健词:公共管理理论　建设创新路径　　
　　内容提要:会共管理理论已有的发展，呈现出将人文主义与技术主义相分离的研究方法失偏、将效率与会平相分离的治理理念失偏和将政府与社会相分离的治理结构失偏。公共管理理论创新需要从这些失偏中走出来，开辟新路径。
　　近年来，公共管理理论创新备受国内外行政学者的关注。但就如何推展的问题，仍然是见仁见智的。笔者认为从传统的行政理论到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均不同程度地呈现出人文主义与技术主义相分离的研究方法失偏、效率与公平相分离的治理理念失偏和政府与社会相分离的治理结构失偏。公共管理理论创新需要从这些失偏中走出来，开辟新路径。
　　一、方法路径:将人文主义与技术主义融合起来
    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偏重价值理念分析和偏重事实实证分析的摆动由来已久，大体都经历过重价值理念分析的传统制度主义方法时期、重实证计量分析的行为主义方法时期和以动态制度分析为主导的新制度主义方法时期。这种摆动往往成为人们质疑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的把柄，同时也大大降低了社会科学指导人类社会实践的可信度和有效性。而且，这种摆动的趋势仍未有多少收窄的迹象。正如英国科学家兼人文作家C.P斯诺在其著名的《两种文化》一文中所诉，人类将日益面临人文文化和技术文化割裂的威胁。川回顾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从19世纪末的传统行政理论发展到现在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经历了三大阶段，虽然不能简单地把它们纳人传统主义一行为主义一后行为主义的发展轨道，但行政理论发展中将人文主义与技术主义割裂开来的特征是十分明显的。
    1.传统行政理论阶段(1900-1960年)。在这一阶段，政府机制与企业机制在管理效能上的反差直接推动了传统行政理论的研究路径是吸收企业管理的成功经验，以制度研究为重点，推动“行政制度化”，突出预算、人事、管理和组织等内容，虽然其中也有行为主义的兴起，但“见物不见人”是其主流的研究风格。在研究的价值取向上，“最初的价值观是效率”，“效率至上的价值观在公共管理学领域内直到1960年代都占据上风。”传统行政理论笼罩在技术主义的偏好之中。
    2.公共行政理论阶段(1960-1970年代末)。在传统行政理念和方法主导下，政府管理忽视了民权、公平、参与等宪政权益问题的解决，迷失了公共行政的服务方向，引发了社会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和民权运动的兴起，也促使了“传统行政”向“公共行政”的转变。公共行政理论的研究路径是社会运动的直接介人，各种社会运动不断为公共行政的理论发展提出新问题、新方法，尤其是新的价值观。公共行政研究的重心正是传统行政所忽视的宪政权益问题，“它的思维方式从本质上讲不强调技术，而偏重于人本主义。
    3.新公共管理理论阶段(1970年代末一)。为民权运动所推动的公共行政，虽然鼓励政府更多地关注社会公平间题，但随之而来的公共财政膨胀和过度的行政分权，极大地制约了政府的行政能力，也将行政效率吞噬无几，公众对公共行政的乐观想法再度消失。这一时期，西方经济学出现了以布坎南等人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和以科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革新，其中的许多新概念、新思维和新模型被广泛地运用到公共行政分析中，产生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其价值取向是公共部门“减员增效”，“粉碎福利国家”。因此，“新公共管理表现了向市场和私营部门管理方式的回归，这反映了传统的宪政主义和管理主义之间的摇摆再一次摆向管理主义”。
    在传统行政理论时期，各国政府在众多的社会间题面前束手无策，引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给人文精神以致命的找害。在公共行政理论的主导下，不少国家选择了福利国家政策，结果引致了政府膨胀、财政危机和社会惰性，将行政效率吞噬殆尽。刚刚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将公共管理活动视作经济活动来运转，有人批评它会导致忽视公共责任，不强调道德水准。因此，公共管理学要想独立于学科之林，要想在实践中成功地引导政府避免管理失败，就必须从行政理念和行政方法上跳出其在人文主义和技术主义中摇摆的周期性，有机地将公共管理的人文方面和技术方面融合起来进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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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念路径:从效率与公平之争走向以责任理念为中枢
    公共管理具有对象的普遍性、内容的庞杂性和资源的公共性等特殊性。公平、民主、效率和效益都是公共管理追求的共同价值理念，但在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中却时常难以完整把握。因为公平、民主、效益、效率根本就不是公共管理的最高理念。那么，什么是公共管理的最高理念呢?经典的《政治学》告诉我们“城邦的原则是正义”，“它所求的是最高最广的善业”，公共管理的最高理念应该是公共责任。公共责任相对于公平和效率而言更具有前提性和基础性，不讲求公共责任的公共管理既不可能是公平的，也不可能是有效的。只有公共责任才能将公平、民主、效益、效率有机地融合起来。以公共责任为前提的公平和民主就是不损伤效率和发展的公平和民主。换言之，以公共责任为前提的效率和发展也是不损伤公平和民主的效率和发展。在全球化趋势下，公共责任表现为全球责任。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以公共责任为行政之最高理念的追求被封建国家政治精神的堕落，特别是近代市民社会兴起以来的利己主义(也包括狭隘民族主义、集团及政党利己主义)所吞噬。但在全球化时代，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理念要么自由泛滥而致各利益主体同归于尽，要么归附于公共责任的旗帜下寻求更安全的保护。因为，各利益主体越来越被一种人们所熟知的“拴在一根线上的蚂炸”的现象胶着在一起。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公共管理所追求的“公平”、“效率”等价值观已不是民族国家内意义上的，任何国家实现“公平”、“效率”的进程都是与它国的相同进程捆绑着的，不能以损害它国的“公平”、“效率，，来实现本国的“公平”、“效率;公共管理所面对的问题具有更多的相似性、关联性和国际性，诸如环保、维和、禁毒、打击恐怖主义、化解金融危机等，每一项职能的履行都更加依赖于各国政府的合作。如果不树立全球责任意识，不履行国际义务，而追求狭隘的“公平”或“效率”，公共管理就不可能实现其职能。全球责任意识是一个可以兼容“公平”和“效率”价值取向的理念，它既强调了人类平等和共同发展的目标，更强调了为此而尽可能地承担义务和付出智慧。它体现了人文精神和技术精神融合的最高境界。
    客观地说，传统行政理论一公共行政一新公共管理的发展只是被动地映应社会矛盾而作出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创新。当社会运转效率低下时，效率就成为公共管理理论主导的价值取向，并依此改变公共管理的理论构架;当社会不公的矛盾激化时，公平便成为公共管理理论主导的价值取向，并依此重构公共管理的理论框架。倘若照此发展，公共管理理论就没有基本的价值理念和稳定的理论框架。这种创新模式不能保证公共管理理论超前于公共管理实践，并为之提供替示和指导。和平与发展、公平与效率、稳定与革新是公共管理面对的永恒主题，这些主题的解决无不要求有人本的责任理念和科学的机制保障相结合。西方经济学也有过类似的割裂式发展的经历，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工具的经济学，都曾在世界性经济危机面前束手无策过。对经济学以这种模式发展的批评不绝于耳。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呼吁下一种经济学应试图兼有“人性”和“科学”两方面，经济学既是一种“人性”，一种“道德哲学”，又是一种严谨的“科学”，是以人性和责任为基础的经济学。目前，以“人性”分析为中心结合制度分析、数学模型分析的“新政治经济学”已经兴起。这一趋势值得公共管理学借鉴。
　　三、结构路径:从政府与社会之争走向政府、社会和市场混合
    公共管理应以政府为中心还是以社会为中心来建构管理框架，一直是政治学、行政学争论的热点。诸如，持“大政府，小社会”的硬政府模式者，及“大社会，小政府”的硬社会模式者，均大有人在。笔者认为，如果以责任作为公共管理的价值中枢，应该倡导“负责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的观念。它是一种由政府、社会和市场馄合的公共管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和社会力量在公共管理中的角色具有灵活性，在政府熟知的领域，政府应更多地承担责任，在社会及市场可以自治、自律的领域，就必须让社会硬起来。公共管理的主体及其管理模式是由公共管理的职能决定的。确定公共管理的职能主要有两条原则，即“两个确保”和“两个防止”。所谓“两个确保”就是既要确保公共机构履行其公共性质所必须对社会承担的责任，又要确保社会自由、自治的宪政权益;所谓“两个防止”就是既要防止政府失败，又要防止市场失败。因此，我们既不能固守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都必须由政府来提供的传统，也不能偏激地将公共管理事务市场化、自治化了之，而是可以将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力量综合起来利用。根据著名行政学者梅戈特博士的区分，公共管理包括公共政策、公共行政和公共事务(服务)三大方面，政府、社会和市场可以在这三个方面扮演不同的角色。中西方政府管理改革的试验均表明:社会及其中介机构和市场力量介人公共行政、提供公共服务有利于提升公共管理的效率和理念，减轻政府负担。但作为公共政策的供应者和主要的行政执行者，为了防止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公共服务可能降低道德水准，政府必须亲自提供一些利益关联性广泛的公共服务，同时，它在公共政策供应中的主导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探讨政府、社会和市场在公共管理中的合作问题已成为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但在发展中国家，由于非政府公共部门、社会民间组织及私营部门普遍幼弱尚在成长之中，与庞大的公共部门相比缺乏竞争力，还不足以承接政府大规模地卸载公共事务。例如，有关研究表明，我国的非政府组织(NGO)不仅人均拥有量少，每万人拥有NGO数约1.45个(美国、日本、法国每万人拥有NGO数分别高达26.20, 97.17和110.45个)，而且存在经费不足、活动能力不强及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严重地制约着他们介人公共事务的广度、深度和能力。因而，发展中国家的公共管理理论在一定时期内应倾注政治社会化问题，加快孵化非政府领域的自治、自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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