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研究

　　摘要：随着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加速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促使城中村迅速发展。处于城市边缘的这些外来农民工往往既以农民的眼光看待城市，同时又以“市民”的眼光看待农村，让他们身处城乡这两种相互摩擦和相互冲突的文化环境之中，成为典型的“边缘人”。我们通过深入分析农民工在自我身份认同和社会认同方面的问题及成因，以及农民工面临的主要困境，提出了有关制度设计、政府公共服务、文化融合、社会公平、自我意识、社工服务等对策，以便更好地解决城中村农民工身份认同危机。

　　关键词：城中村；农民工；身份认同；社会认同；困境与对策
　　
　　城中村的形成与发展，从客观上说，这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结果，而城市的快速发展是通过征收周边农村耕地获得扩展空间；从主观上说，“城中村”的形成是我国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及土地二元所有制结构所造成的，而土地和房屋租金收益最大化又进一步加剧“城中村”的形成；从个体理性选择的角度看，这是农民不断追求土地和房屋租金收益最大化的结果[1]。社会学界认为农民工主要是指在继80年代以后出生、进入到城市打工的农民[2]，而在“城中村”的形成与发展的背景下，农民工的界定发生了变化。
　　
　　一、城中村的形成与发展及农民工定义
　　
　　（一）当代中国城中村界定及其成因
　　1.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的迅速发展与扩张
　　城市的发展与扩张是城中村形成的重要外部力量，特别是近年来城市化的飞速膨胀更是直接促进了城中村的形成。众所周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曾一度滞后，城市化进程经历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从起步到成熟发展期，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进程又迈进了新的阶段。
　　2.制度障碍与管理缺位
　　（1）二元管理体制是城中村问题形成的核心原因
　　由于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的建立，城乡之间出现明显的“剪刀差”[4]。城中村在地域上已被纳入城市空间范围，在规划上属于城市区域的一部分，其发展与城市关系密切，本应纳入城市的统一规划、建设与管理。
　　（2）管理缺位进一步导致城中村问题积重难返
　　城中村处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对于城中村，政府难以按照城市或者农村的管理制度进行实施，往往顾了这头，忘了那头，容易出现管理缺位；同时，城中村人口的复杂使管理形式要求较高，而政府在短时间内还不能完全掌握城中村的变化，制度也不是那么容易建立起来的，因此，管理的疏忽和缺位使城市与农村的差距越来越大。
　　（3）城乡二元土地所有制——城中村土地利用制度的鸿沟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而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又没有完全脱离土地去适应城市的生活，仍有自己的土地，他们身份的双重性也使城市与乡村的土地制度相应发生变化。
　　（4）土地征用制度——集体土地所有权改变的独木桥
　　有关专家认为，造成农民失地失业的真正原因不是城市化进程，而是现行的征地制度。由于我国现行征地制度是在建立土地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公有制基础上，根据 实际形成并沿用至今的，而现行征地制度并没有充分尊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及其使用、收益和处分权[5]。
　　3.外来人口的涌入及其居住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与城市的快速发展相对应，国内出现了大规模人口流动，尤其是一些大中城市，如北京、广州、上海、浙江等地，人口流动比较频繁。在近1.5亿的迁移流动人口中，跨省的有4 779万，占迁移流动人口的1/3，比2000年增加500万[6]。
　　4.农民素质和利益驱动
　　农民长期形成的小农意识使其在住宅建设开发中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了长期效益。村民只看到眼前只要搭建一个平方就能多获取一份收益， 对道路、污水、垃圾等其他问题则不闻不问， 根本不考虑现在的 “牺牲”可以换取未来的更大收益。
　　5.南宁市城中村改造形势的驱使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功能的完善、环境的改善，城中村规划水平低、建筑品位低、管理薄弱、环境恶劣等问题日益显现，改造“城中村”势在必行[7]。
　　（二）农民工及城中村农民工的界定
　　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结果[8]。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出现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南宁市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4%，而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南宁市的城乡富余劳动力不断增加，外出劳务日趋活跃。
　　二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是造成农民拥向城市的直接动因[8]。城市大量就业机会与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并存是农民工产生的直接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发达地区大小城市产业结构调整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率先兴起的大批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三是农民分化的最大结果[8]。随着农村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我国农民阶级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农民分化必然产生农民工。其次，农民工是农民分化人数最多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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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
　　
　　（一）研究背景
　　1.农民工的自我认同
　　斯特克瑞认为，为了能够以一种有序的、内部一致的方式行动，一个人必须定义环境：即谁是环境中的他人，谁是环境中的自己[2]。定义谁是环境中的自己就是自我认同。自我认同是影响社会融合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2.社会认同感
　　社会认同是人们对自身角色以及与他人关系的一种定位，在这里，“角色”是人们在社会中的位置，也是想象中的自身社会形象或身份，它确定了人们行为的“脚本”[10]。对每一个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来说，城市和农村的不同构成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化力量。
　　3.对城市的归属感
　　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主要是指农民工对其所在城市在地理位置上、心理上的认同感以及依赖感。农民是否选择留在城市关键在于其对所在城市文化的认同程度如何。为考察万秀村农民工对南宁市的归属感，问卷调查了农民工对“所在城市发展再好和自己没关系”这种观点的态度。
　　4.对家乡的归属感
　　有些研究者认为，农民工对家乡的归属感也可称为“乡土记忆”[11]的重现。农民在城市务工的时间越长，就意味着他们在农村的生活经历越丰富，同时对农村传统、生活习惯、村规等认同更坚定，如在乡土社会中，他们比较强调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重视的联系，而除血缘关系以外的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则是他们在地缘关系上建立的同乡关系。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二）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主要困境
　　1.身份认同的界定
　　身份是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位置，其核心内容包括特定的权利、义务、责任、忠诚对象、认同和行事规则，还包括该权利、责任和忠诚存在的合法化理由。而事实上，如果采用更为广泛的视角就会发现，公民身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更是社会体制现代转型过程的产物[9]。
　　2.身份认同危机
　　二元制度的惯性使改变了职业和生活环境的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城市体制之外，他们虽然经常外出，但又“移而不迁”；虽进入了城市，加入了产业工人的队伍之中，但又不被城市社会所认同，仍保留着原来的农民身份。然而，常年在外打工的生活经历，使他们无法再认同乡村的社会和生活，也不愿回到农村，他们的认同目标与实现可能之间的矛盾，使大量农民工在城市里处于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一种“双重边缘人”[11]的尴尬状态，导致他们的身份认同混乱。
　　
　　三、解决身份认同危机的主要对策
　　
　　首先，要在制度设计上加强农民工对身份认同的意识，而农民工在身份认同危机方面的最大问题就是受原有的户籍制度设计所阻碍，要使他们真正获得身份的广泛社会认同，就必须改革原有的制度设计，剔除阻碍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不利因素[12]。
　　
　　其次，提高政府服务观念和转变职能，为农民工提供获得身份认同的良好服务。对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而言，政府必须明确对其身份的界定和确认，这种确认需要靠两种途径来实现：一是政策。制定有利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政策和制度，以规范的形式保证农民工的身份确认；二是通过政府的公共服务来实现。
　　第三，积极推进文化融合，促进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文化氛围。社会转型时期的城市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移民化过程，这就要求现代城市文化必须树立开放包容意识，教育本地户籍人口从狭隘的地域观念中解放出来，消除对外来务工人口的偏见，对农民工一视同仁，尊重不同的习俗和文化，建立一个和谐的文化组织[13]。
　　第四，推行社会公平，缩小不同身份的差距。而建立社会公平保障机制和努力推进执法公正已经大力推进城乡统筹则是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和使他们获得市民身份认同的能力的有效途径。
　　第五，提高农民身份认同意识，自觉融入社会新阶层和新社区。心理学家认为，个体身份认同中的自我认同是十分重要的。
　　第六，介入社工机制，加强社工人员的服务意识。现代社会的纷繁复杂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要求，社会各界越来越需要社会工作者。
　　城乡二元结构使城市与农村的区别越来越大，而城中村处于这两者之间，实现“城—村”平衡则需要减少文化差异冲突，平衡市民与村民甚至是外来务工农民的心理天平。尽快实现并完成城中村村民的再社会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法，必须让城中村村民充分认知城市规范、培养城市民心理、掌握城市谋生手段，最终使自身从单一的身份城市人到完整的城市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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