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现代管理方法研究

   摘要：近代以来，对于西方管理思想我们总是以一种膜拜的心理来学习。而当前中西方管理思想有着不断融合的趋势。我们有必要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 作为中国文化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其精华主要体现在 “以人为本”、“修己安人”、“中庸之道”等方面。 这些闪光的思想对现代的企业管理有着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儒家文化与管理方法关系出发，在结合文献的研究与总结之后，得出基于儒家文化的现代管理方法结构，以期为管理实践做出理论上的指导和借鉴。

   关键词：儒家文化；现代管理；建构

   前言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中，以儒家为首的经典著作和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奠定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其中的治国安邦、民族精神、立人处事、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经验智慧，在今天仍有其生命力，值得我们来发扬光大。不可否认，这些经典著作、思想学说带有明显的时代和阶级烙印，但我们可以以科学的态度汲取精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主干，它经长期的整理加工、丰富发展，早已成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比较严密、完整的文化体系，对我国古代各民族的道德生活实践，产生过无比深远的影响。儒家所确立的道德规范，曾长期成为我国人民调解人与人相互关系的重要原则。而且在现今也深刻的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风格。

   1、选题的背景

   儒家文化发展至今，在国外也有着很大的发展，在东亚乃至世界都有重要的地位。东亚国家，诸如日本、韩国等国都信奉儒家道德。正如韩国学者金日昆教授讲到：在韩日两国，“儒家思想是最具优势的传统文化。至今仍让作为重要的秩序原理而生存。”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韩国、日本、新加坡和香港等），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儒家文化正在逐渐变成一种文化和经济的纽带，深入到本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层面。甚至在西方，儒家文化的影响也呈现发展的趋势。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儒学风暴到九十年代美国工商管理界把《论语》作为管理伦理、商业伦理的辅助教材，而且还纷纷召开诸如“儒商精神与现代企业发展”之类的研讨会。

   面对21世纪这样一个新型的、不断发展的新型社会，管理已经成为企业成功与否的关键性因素之一。传统的西方管理思想和方法的潜力已经被挖掘殆尽，新兴的管理方法正在不断的寻求新的文化和理论体系作为基础，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管理学思想，而东方的儒学思想正是一个关键的契机。我们身在中国，这块土壤孕育了传统的儒学思想。在新的时期，如何发展出一种融合传统与现代、东方和西方、科学与人文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特殊人文环境相适应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文化呢？朱镕基先生说过：“管理科学和管理教育也是兴国之道，早期中国的经济管理思想还是有可以借鉴之处的。”而任何有效的管理科学的出现和发展都是以深厚的民族文化为底蕴的，缺少对民族文化遗产中管理思想和方法的深入挖掘和研究，不仅是世界管理思想的缺憾，也不利于我国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和成熟。

   2、选题的意义

   中国的历史以结构稳定、脉络清晰而著称于世界这其中有多种主客观原因，但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方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最初的管理理念中，儒、道、法、墨都曾各执一端，学派林立，但最终支配中国人意识并形成管理思想体系的是儒家思想。并形成左右中国社会发展方向、进而影响整个东南亚的一种固定理念。因此，在世界经济趋于一体化，跨文化管理成为中国各企业界面临的重要课题的今天，我们从管理的角度去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有着不容质疑的意义。

   本文试图从儒家文化与现代管理方法两方面概念入手进行分析，对涉及到的相关文献进行相对完整的综述和整合，对学界观点进行统一论述。以期达到摸清学术脉络的目的，为下一步研究打下基础。其次，文章从**、**、**和**等几个方面对儒家文化和现代管理方法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层次论述，找出二者之间的理论逻辑，运用文献研究方法、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等进行理论架构。最后，文章进行了基于儒家文化的现代管理方法的实践构建。

   一、概念的界定与相关文献回顾

   1、儒家文化与现代管理方法的含义

   （1） 儒家文化

   “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溷（hun）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为‘儒’” 《礼记•儒行》。汉人著述从大丈夫气概和君子德行方面去规范儒者精神，涉及自立，容貌，备豫，近人，特立独行，刚毅，忧思，宽裕，举贤援能，任举，规为，交友，谦让等十几项。《汉书•艺文志》（班固）中写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儒是古代中国社会做人的典范，回答了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这样一个根本的人生观问题，因此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一种体现形式。

   一般意义上，儒家文化是由孔子在前人基础上开创的一个文化思潮，其基本主张按孔子原话似可概括为“仁”、“礼”、“诚”、“孝”、“忠”、“恕”、 “中庸”等。西汉至晚清中国历史上除掉释道二教之外的思想文化绝大部分都可以被视为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源头思想在孔子之前已经存在很长的历史了，一般认为儒家道统沿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发展，孔子是儒家文化集大成者。

   儒家乃“仁”之学也。“仁”的意义，极为广泛，基本的意义，是内心的一种道德情感，是爱人的意识。首先是孝亲，然后扩展至社会上一般的人。仁义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是一切美德的总和①。

   关于儒家文化的几种非规范性说法（侧重某一角度来概括）：

   粱漱溟：儒家是反躬修己之学说；

   冯友兰：人生境界之学说；

   钱穆：认为儒者为通习六艺之士；

   李明辉：儒家的本质界定为内圣之学，成德之教；②

   概括而言，儒家文化倡导的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以来的道统，基本纲领是提倡仁义之道，建立其理论的基点来自《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孔子为尊师。儒家文化的理想是《礼记•礼运》中孔子所崇尚的“大同世界”“天下为公”。而儒家文化的中心价值系统或核心价值观念是仁爱、敬诚、忠恕、孝悌、信义③。

   （2） 现代管理方法

   ① 管理方法的演进

   自1911年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开始，几十年间，学者和实践家们一直在努力探求如何管理好企业这个复杂的课题；尤其在西方，管理学者从不同角度各抒己见，提出了大量的管理理论，形成了丛林般的管理学派。按其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A 萌芽阶段。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主要是劳动组织论和经济人观点。

   B 古典管理理论阶段。解除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管理学家泰罗、法约尔和韦伯。以他们为代表形成的管理学派被称为组织技术学派。

   C 行为科学理论阶段。以梅奥、马斯洛、赫茨伯格、弗鲁姆、麦格雷戈、利克特等人为代表形成了行为科学学派。他们从“社会人”和“自我实现人”的基点出发，开始重视对人的需要、动机及行为规律的研究，承认人的社会性、主动性、创造性和进取性，主张用引导、激励的方式调动人的积极性，并通过“参与管理”、“目标管理”和“职业生活充实化”等方式实现个人目标同企业目标的结合。

   D 现代管理阶段。以巴纳德、西蒙等人为代表的现代管理科学学派充分吸收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最新成果，重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先进的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等在管理中的运用，强调系统分析、定量分析和数学模型的作用。

   ② 现代管理方法含义

   现代管理方法指的是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时代来临所带来的管理多样化和复杂性的背景，在方法和理论层面进行的人本化、整体化、可持续化和法制化、信息化的演变，重视人的因素，利用科学和系统化手段使管理得到新的升华。现代管理方法在管理活动的实践中更加程序化、系统化、科学化。他们把人看成“决策人”、“复杂人”。他们极力主张的实行参与性或灵活多变的管理方法，以适应日趋民主化、复杂化的管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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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儒家文化和现代管理方法之间有着根本性和系统性的联系，儒家文化中强调的根本原则和精神完全适用于现代管理方法的实践和应用①。最近几年现代儒学运动发展十分迅猛，而传统儒学文化用于现代管理的良性发展阶段就是一个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交织渗透的长期过程。传统管理哲学的积极引资在同现代管理结合中产生出显著的优化效应，进而使其自身得到国人的充分接纳和认可，产生观念上的传承和转化，最终，全社会的一致行动和观念上的跟进时的传统管理哲学的发展逐步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

   2、 相关文献回顾

   (1) “中庸”之道

   从现存古籍来看，“中庸”一词是由孔子首先提出。始见《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把中庸作为德行要求，反对在行为上走极端，主张“中行”。孟子发展了中庸思想，提出执行中而权，反对执一。后来成书于秦汉间儒家之手的《礼记》中收录有《中庸》一篇，相传为孔子之孙所作，“以昭明圣祖之德”①。后来《礼记•中庸》被抽出注释，成为“四书”之一，更促进了中庸的传播。

   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孔子学说的根基，在儒家学说中占据重要地位（刘曼丽，2002）庄泽宣认为：“中国儒家学说的根本思想便在于中庸之道”（转引：董跟洪，2000）。何笑青在《论“中庸之道”的新伦理价值》中评述道：“中庸之道是孔子的世界观，方法论及待人接物的基本道德和原则，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总之，“中庸”是儒家思想的极致和根本；中庸之道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戴逸认为，在中国文化中值得注意的几个概念中，“首先是儒家的中庸”（董根洪，2000）。“中庸”是中国文化性格的核心（萧兵，1995；董根洪，2000），是中国人的灵魂。肖安平（2001）在《中庸思想合理因素议评》中也认为，“中庸”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它具备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华夏文化底蕴。②

   在中国管理学界和心理学界对中庸的讨论，也是始于人们对儒家管理文化的重视、本土化管理研究的兴起。而最早触及如此研究的有曾仕强、成中英、苏东水、朱永新等人。曾仕强（1989）提出了中国式管理的M理论模式，其基点就是中庸原则。成中英（1999）和苏东水（2002）等人从管理哲学的角度涉及到中庸的管理思想。而朱永新（1999）则站在管理心理学的角度，通过大量文献的分析与研究，将中国古代管理心理学思想归纳出包括“中庸之道”等的五大特征，称之为“中华管理智慧”。

   (2) 以德为先

   道德的概念的出现是在《论语•里仁》中：“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荀子》中说：“道也者何也？曰：礼义辞让忠信也。”《论语•述而》 ：“志于道，据于德。”而同时，在战国时期的《管子》、《庄子》和《荀子》诸书也把道德放在了最高衡量标准上，同时也强调了“礼”在实现道德方面的重要作用。朱熹在《朱子语类》卷六中对道德作出了规范的界定：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己之所独得。同时朱子在卷十三还对这种定义加以解释和说明。

   Weber（1964）在《中国的宗教：儒家与道家》一书中就指出：儒家理论是不利于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因为儒家强调对世界的理性的适应，不想主宰世界，且只追求对既存世俗权利与秩序的合模行为。但是Kahn（1979）、Hofhein与Calder（1982）及Berger（1983）等人都强调儒家伦理是东亚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文化动力。Berger（引自：黄光国，1984；杨国枢、郑伯昏，1987）就认为世俗化的儒家伦理包含了重视纪律、努力工作、节俭、和谐和团结等价值与规范，这些世俗化的儒家理论才是东亚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苏涛和曹勇（1996）提出以德为先是企业管理者必须有的健全、良好的道德品质，以此作为企业职工的表率，是企业领导者修己安人的重要部分之一。复旦大学的芮明杰教授（1999）概括了华夏管理模式的核心价值观：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德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深入文化精髓，并影响着管理思想。朱永新教授（2002）在以德为先德基础上提出了柔性管理的概念，并强调了考察德的具体十一项指标，指出柔性管理在组织管理中有着其特有的职能。

   (3) 人本思想

   孔子在《论语•中庸》中提到：“仁者，人也。”  《孟子•离娄上》中同样提到：所谓“天下”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人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孔子也曾提出：“修已以安人，修已以安百姓。”的说法。《大学》里阐述得比较具体，即“三纲”和“八条目”，“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孟子正义•尽心章句下》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文章和论述都极其清晰的向后人传递了人本的思想，配合德和中庸这两个重要的方向，它们共同组成了儒家文化的核心。

   当代很多论着都谈到了以人为本的儒家思想对现代管理思想的影响，但是由于西方现代管理思想也在进行“人本化”管理，故二者界限很难界定③，现不做累述。

   第二章 儒家文化与现代管理方法的关系

   1、儒家文化与现代管理方法的契合

   从现代管理的发展趋势及西方管理的弊端及发展趋势来看，其中许多方面是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相契合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一方面:

   （1 ）系统化管理

   儒家文化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是整体性，它以整体思维见长。分解思维见短。这种思维特征表现在管理上，就会形成整体管理特征，即系统管理，西方思维方式由于以分解见长，很难把握整体的局面，这必然就需要一种能把握整体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儒家文化中的整体思维便是现代管理的逻辑要求。

   （2） 主体思维与人本管理。

   现代管理是人本管理，这就要求管理者在管理理念上要深刻地认识到人的重要性。西方管理虽然也重视人，但把人当作经济人，即便到后来的社会人，自我实现人等，也不过是把人当作工具。儒家文化思维方式中的主体思维重视人，以人为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君为轻”。民在管理中至关重要，不仅是工具，而且也是目的。(虽然在封建社会不可能实现，但还是有着深刻的意义的)。这对于指导现代管理，是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的。

   （3 ）权变管理与辩证思维

   现代管理是权变管理，它需要一种具有明显动态性的思维方式才能担当起不断选择新目标功能。这必然要求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具有强烈的辩证性。因此，在这一点上，儒家文化正好可以发挥它的特长。

   （4）竞合趋势与中庸思维

   竞争与合作，在西方管理中历来把它当成对立的两极，似乎两者势不两立。而现在，现代管理却把二者结合起来了。这正是中庸思维的优长，即把矛盾两端直接结合起来，使双方处在和谐韵统一体中，每一方都在自身应有的适当的限度内发展，不可突破其限度而压倒另一方，免引起矛盾统一体的破坏。所以又把它叫做“执其两端而用中”(《礼记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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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可持续发展与天人合一

   科学管理是建构在“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之上的，这是西方文化典型的特征。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分立把一切都对象化，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类对自然、对他人和对自我的疏离感、陌生感甚至敌对感。由此，地球便变成人类的私有财产而被任人宰割，生态环境危机的日益严重才使得人们认识到自己犯下了深重的罪孽。

   主客体的对立还导致了自我的分裂一一自我被分割成了主体和对象两部分。白我客体化的结果，便是人在拥有自己的同时又在远离自己，遮蔽自己:他永远不可能完整地认识和把握自己。在自我被“分离”的情况下，人要么追逐功名利禄而依靠对象性投射建立自我，这样，他就不得不依存于对象，受到对象的遮蔽，以至于自我竞成了对象主宰和蒙骗的东西，成了“对象的对象”;要么是为行动而行动、为抉择而抉择。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人错误地认为，为了实现一个纯粹的、摆脱了一切对象束缚的主体性，他必须始终积极行动，否则他就会立即还原为对象(物)。然而殊不知，在对象性内容剥夺殆尽之后，他也就不再是有任何意义的主体了:他的行为很快就会堕落为毫无目的的忙碌、百无聊赖的取乐、无所羁缚的放纵、不负责任的悖逆和无法无天的自由①。西方科学文化由此导致一个难题:它一面造就了物质财富的丰富，另一方面又造成了环境的危机、人与人关系的危机，人、自身的危机。至此，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便是人类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自20世纪中叶以来，愈来愈多的西方有识之士开始反省其文化传统并将目光投向东方。他们对东方式的“天人合一”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为这种思想倡导宇宙大我的和谐统一，天地万物的相依共存，人与人之间的自然亲情。而这一切，正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明之精髓。天人合一，就其实质来说，正是有机的整体思维的体现。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儒家文化中的整体思维可以说是拯救西方文化危机的一剂良药。

   （6）效益管理与中国实用与理性思维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有强烈的功利色彩或倾向。表现在“知以致用、知行合一”。这种讲究实效的实用理性思维正符合现代管理讲究效益的原则。
  2、儒家文化对现代管理的负面影响

   儒家文化是一种人文文化。它注重天人合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等。但由于它没有把自然对象化(我们的先人宁愿把这两者看成一个和谐、、相互依存的整体，而不愿意让自己与自然界作对)，并加以客观如实的描述和细致入微的分析，因而它既不能产生出严谨慎密的科学理论体系，也不能孕育出检验理论的实验手段及实验设备，。中国古代科技水平令人遗憾，而且其始终处于经验的层面与之不无关系。同样，“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不擅长把人性作为对象来进行冷峻的透视，它缺乏关于人谋取功利的建设性或破坏性的研究，因而不可能采取强制性的他律(即制度)化手段来扬善罚恶。换言之，它不具备依法治国的理论依据。再次，‘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不擅长于把自我意识提升到哲学的层面来给予首肯，从而不在乎甚至有意压制个人的权利、个人的尊严和个人的意志自由，而这些东西，正是现代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得以生根开花的思想土壤。

   ( 1) 古代整体思维的笼统性对现代管理的负面影响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以整体思维见长，但由于它长期停留在混沌的整体阶段，且没有经过分析阶段，因而具有笼统性。表现在管理上，特别是企业管理中，缺乏精确思维，结果是成本核算讲大概，产品质量讲可以，市场分析讲可能，经营决策讲随便‘这样常常导致成本核算漏洞大、产品质量波动大、市场预测变化大、经营决策失误大的现象。结果是企业效益低下。

   (2) 重人情、轻制度

   儒家具有较强的伦理性。它强调亲情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对于个人来说偏重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这种倾向往往导致重德治、轻法治、重人情、轻制度。由于人情观念和家庭观念比较浓，我国古代就曾出现“父为子隐”的事。这样就会导致情重于法，在法律面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尤其严重的是，对人情观念的看重，会在整个社会造成关系林立，极大地阻碍了法治化的进程。

   现代管理是法治管理。儒家文化对伦理性的偏爱，使得在实施管理时过分强调“德治”管理。即偏重于个人内在的道德的修养。由于古代中国是一个等级社会和专制社会。在生产力极为低下和教育极为落后的情况下，这种道德其实质是一种精英道德，而不是一种公众道德。这种道德的推行，并不能如统治者所希望的那种能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界。相反，在封建专制社会中，这种“修身”必然逻辑地寄托在君主个人的身上。所谓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君仁莫不仁、君又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这种把国家的治理系于君主个人的道德修养上，而不是依靠制度的完善和法治的推行上，果真能“以德正天下”吗?还是朱熹说得好:“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其次，由于在封建社会中，实行的是君主专制，对于防止君主及官员滥用权力方面，中国传统的办法主要是要求君主及官员从事德性的修养。而在权力失去制衡的情况下，德治就是人治。

   显然，对道德的过分依赖无益于法治社会的形成。从现实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规章制度没有健全，已制定的规章制度并没有严格执行，人情很大程度上影响管理者执法，德治观念也制约着法治的推行。这是我国管理工作效率不高、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的重要原因。

   (3) 重义轻利

   儒家文化虽然也具有功利性，然而对于君子来说，义更为重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从而把求利当成小人的终生目标，而把求义当作君子的终生追求。董仲舒的名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正是这一立场的表现。这一说法到后来演变成只重义不言利，只重政治排斥经济。到了建国后左倾主义猖獗之际，就更简单化了，只要政治之义，不要经济之利，甚至“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显然是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的。现代管理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基本价值取向(当然也需要义的约束)。因而现代管理必然是以提高效益为目标的。这种对利的相对忽视，必然会导致管理不讲效率，从而导致经济效益低下。①

   (4) 忽视民主

   儒家文化中有关民主精神的东西不多。虽然先贤们也有过“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君为轻”的重民主张，但其前提是君主专制，主权者是君主。因此，在中国，民主常被理解为为民做主，而不是由民做主(主权在民)②。而民众对明君贤臣、清官的期待在某种程度上便表明了这一点。“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虽然表达了徐九经为人民利益而秉公执法的决心，但其实质还是“为民做主”。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缺乏民主传统的。表现在一个组织中，就是民众的参与意识不强，习惯于被领导、独立意识较差。其典型表现是在大会上我们常常听到的是相同的声音或鸦雀无声。而这正是民主的大忌。这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更是如此。邓小平同志说过:“一个政党最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由于我国具有二千多年的封建历史，民主只是“五四”以来才被引入中国的，因此，我们的民主化进程还很漫长。只有把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并赋予应有的权威，才能发挥它应有的效力。

   第三章 基于儒家文化的现代管理方法构建

   管理模式都有其文化底蕴和渊源。德鲁克认为，管理就是文化，或者说管理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无论是欧洲的美国的日本的还是韩国的，无不贯穿着文化的影子。①中国企业在吸收学习国内外管理模式经验的同时，继承了儒家文化的底蕴，许多中国企业的现代管理模式既不是单纯的西方模式，也不是单纯的中国传统模式，而是形成了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中西管理理念的兼容和平衡，其中儒家思想正是现代中国管理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

   1、结合中国实情进行改造

   在曾有着灿烂管理文明的中国，目前管理理论体系构建的前提是找到传统伦理精神、人文精神的现代转换点。正如王永庆所说:“今天谈中国式管理，如果能针对中国美德、固有文化重新再思考，我们将会更加进步”。在具体的构建过程中，需要牢牢把持我国特有的生态环境、西方现代的管理思维以及我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三者的融合与运用的定向概念，贯彻理性和感性、个性自由与集体自由、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工作关系和社会关系统一的原则。

   一方面新的管理体系从“灵魂和精神”入手，高扬批判“理性主义”的旗帜，恢复了管理中人的主体地位，超越以往行为哲学对人的社会心理层次的关注，直接进逼到对人的行为影响更深远、更有力的文化价值层面，倡导在企业中形成一种有利于每个职工得以创造和发展的环境，追求一种企业整体的优势和卓越良好的集体感受，把激励的理论和方法落实到树立企业的整体共同价值理念上，以塑造优秀的群体意识为落脚点。另一方面其实践也从“使用人”提高到“发展人”的层次: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的辨证关系，注重人的个性自由与解放，开发人的潜在智慧与创造力，培养人的能力与理想，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塑造和引导成为实现人的全面自在发展的过程。管理者要尊重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价值和尊严，寻求人的潜能的最大发挥，实现人的本质力量外化创造财富，突出企业活力在于高素质群体的创造性劳动，管理者作为企业主人群体中的一部分要以活劳动为本进行管理，其中也自然包含着对管理者自身的管理。也就是管理者在根据职工的心理规律，提高对其行为预测和控制的有效性的同时，以身作则用高尚的企业精神塑造人、并创造条件把组织意志变成职工的自觉行动，在更深刻更广泛的领域里协调管理二重性的关系，实现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新的管理理念与新的组织形式的结合，从而使管理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一个质的飞跃。

   2、中国管理理论需要理性精神与人本主义的结合

   始终要认清“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普通性，‘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经阶段和重要环节”。管理思想的存在和发展不仅仅在于管理思想或管理观念本身的威力，更重要的要依赖于经济力量和由这种经济力量产生的管理主体力量，而中国以往管理中只有 “德治”“仁政”的口号能在主体管理意识激起波澜，它所倡导的 “人的精神世界的‘仁义’修养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源”的思想是不切实际的。

   因而新的管理体系的构建在定义管理价值时，必须在强调主体道德扶植的基础上凸显功利的追求、知识的探索、力量的培养，从而实现义利、德智、德力的紧密结合。管理分为两个相互缠绕的、重叠的和不同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在不同的经济原理作用下运行:科学理性的世界以计划、控制和等级分层为特征，它是物质的世界、加工的世界和最大化的世界;人本主义的世界是以观察、定位、组织平等、使命、团队为特征。它是心理的、认知的和适应的世界。为适应当今世界知识经济社会管理的需要，中国管理理论的构建必须整合管理历史中的“古代”与“现代”、管理文化中的“东方”与“西方”、管理精神中的“科学”与“人文”这些一度对立的理念，体现人作为“全面发展的人”的本质，以“发展人”为前提、以“创新”为动力、以“自我管理”为模式、以“民主”为形态，面对“不断变革”的世界，进行“全面发展人”的努力，把握“个体性与整体性统一”的对象，追求“无为而治”的境界。从而不断推动管理的进步，促进管理效率的提高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3、儒家文化进入现代管理结构文化

   （1）打造现代儒商

   儒商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正是儒商才能承担起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之责，把义和利、富裕和奉献、竞争与合作，自强与自律统一起来，付之于行动。儒商的出现是对“官商”的否定，也是对“奸商”的鞭笞，也是对俗商(一个单纯地以收入产出来计算的商人)的抛弃。根据古今中外儒商成功的经验，结合时代特征，我们概括出6条儒商治商理念:“君子受财，取之有道”的金钱观;“善抓机遇，科学决策”的经营观;“突破现状，推陈出新”的发展观;“求贤若渴、知人善用”的人才观;“以人为本，协调人际”的管理观;“顾客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服务至上”的营销观。

   “儒商思想”就是体现在东方式经营管理中的东方价值观和思想方式，它用以弥补“西商思想”中的工具理性和分析性思维的不足。“儒者”的“儒家文化”与“商人”的讲求实效、精打细算相辅相成，形成具有儒商特色的企业文化，并运用于工商业实践，是一种适应现代企业管理要求的理想经营方式，注定将大行其道。

   （2）儒家思想进企业文化，倡导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①

   儒家赞同“和为贵，和而不同”，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见他对人和的重视。以人为本是重视人力资源，符合现代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理论的观点；人和作为企业伦理规范，积极倡导建立和谐的企业内外部运行环境，在企业内培养群体意识上发挥重要作用，造就企业内部的和谐团队精神。在企业外部关注和气生财，良性竞争公平竞争的环境，培养与政府，与企业所在社区公众建立和谐关系，在生态环境方面关注环保，关注企业与自然的和谐平衡，儒家人和的管理伦理思想都能发挥积极的意义

   4、注意儒家文化中对现代管理方法的消极作用

   对儒家管理思想，应当辩证地看待。它也存在着消极的一面。

   其一，儒家管理思想一方面对社会有积极调解缓解社会危机人际紧张的作用，另一方面往往惯性传递着“大一统”的基因，形成“大而全”、“小而全”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强调行政控制，忽视市场，把企业非人格化，看成是政府机构的附属物。使企业组织结构上出现模仿追随政府机构模式，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手续繁多，信息缓慢，企业活力个性被磨灭，竞争意识、冒险意识不强，趋向保守僵化。其二，压抑性。由于儒家思想强调协调、个体的行为必须追随大多数成员的行为规范，这样以来，那些不随大流的个体往往被视为异类而受到压制歧视或打击报复。其结果只能是企业平庸化，公平竞争的环境难以出现，个性无法发挥，出类拔萃的个人也很少有机会脱颖而出。其三，追求人际和谐，往往造成庸俗的人际关系，企业团体发展的封闭性，排斥新进成员，压制竞争，影响效率。其四，造成整个社会存在重政治轻经济利益的倾向，社会各个阶层过度关心政治，很多企业靠依附政府和政府某些成员获取不对称不公平的竞争利益。企业成为了国家的行政组织或政府部门的附属物，企业的价值和目标取向往往以政府政治为中心而不是围绕以市场为中心展开。其五，儒家管理容易出现专制而轻民主的倾向。很多企业，无论民企还是国企，出现一言堂，个人决策独断专行，个人崇拜就是明显的例证。任人唯亲，压制民主，排斥异己，以权谋私，不透明，不公开，不民主现象比较严重，容易阻碍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其六，重人情而轻法制的倾向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表现在管理机制上，以德治企，以人为本，实质上是人治机制。容易出现重视人情管理，架空企业规章制度的作用。很多企业不是企业无章可循，而是有章不循，违章不究。其七，重平均而轻个性的倾向。在企业内部管理机制上，平均主义的影子仍然出现在许许多多企业或者企业的某些时期某些场合。从具体行为来看有讲攀比，不讲竞争；讲平均，不讲业绩；讲公平，不讲效率，论资排辈，忽视能力和差异，强调共性，强调大局整体，忽视甚至故意压制个性，极大地影响那些优秀人才的发挥发展。其八，我们还看到很多总结，比如儒家思想中重生产轻市场的价值观倾向，重伦理道德轻科学实践的价值观倾向，重传统守教条轻创新变革的倾向①。

   所以，对儒家思想的态度应当是批判继承。儒家管理思想有现代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有积极、进步、革新的一面，又有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对待儒家思想，既要有肯定，又要敢于甄别否定，更要创新改进的、转型的、适应现代和未来社会的儒家思想，才是充满活力的儒家思想

   第四章 结论

   儒家管理思想以其人本主义管理哲学,初步建立了以“爱人贵民”为中心的伦理管理模式,从而奠定了它在中国管理思想史上的主导地位,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遗产。因此,现代管理者除了应该有选择性地吸收西方管理经验中适合中国文化的内容,并使之逐渐融合于传统的管理理念中,还应重视开发古代经营管理智能资源,以发挥其益人神智、长人才干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取其智慧运用于管理之中。与此同时,还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慎重对待儒家管理思想所蕴涵的糟粕,如:轻视经济工作;维护礼制,反对变革;按家庭宗法制原则进行管理等思想。古人的经营智慧毕竟是古代社会的产物,现代管理者决不能一成不变、不加区分地套用古人的经营管理模式,而应该结合现代社会的具体实际进行恰当的改造和转换,发挥其应有的时代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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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