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当前,中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但也面临许多新的机遇,本文力图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功能、内涵、布局以及管理服务等角度来阐述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对外投资应把握的要点,希望对于提升我国当前对外投资整体效能具有一定启发意义。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当前,我国已开始进入大规模“走出去”阶段,在新形势下确定对外投资的功能和内涵,找准对外投资的区域和产业定位,创新对外投资思路和举措,改善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水平,对我国成功实施“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而迫切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对外投资功能,应合国家宏观调控
世界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进入2010年后,世界经济环境中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而我国经济运行的深层次矛盾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的任务十分艰巨。我国的对外投资应该与国家宏观调控的中心任务结合起来,以求保增长、调结构、保民生。
在对外投资的战略上,围绕着“保增长”的主要目标,要充分发挥和利用对外投资的资源效应,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量是价低的能源资源保障;要充分发挥和利用对外投资的市场效应,通过开展跨国经营进一步统筹国内外市场,配置和优化市场价值链;要充分发挥和利用对外投资的带动效应,利用对外投资拓宽外资使用渠道,突破企业发展资本瓶颈;要充分发挥和利用对外投资的投资效应,把我国盈余外汇尽快转化为支撑国内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实实在在的资产。
当前,新的产业革命正在美欧和日本等国酝酿成型,这些国家大力推行鼓励政策,力图在下一轮产业竞争中赢得优势。在全球新一轮产业结构重组中,我们必须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置于更加广阔的国际空间,充分利用境外投资的技术效应,利用反向技术溢出效应,加快中国自主创新进程。同时,利用对外投资的产能转移效应,把一些长期产能过剩产业转移出去,优化产业结构,最终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中的地位,形成创新性的产业优势,把对外投资与“调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
应当根据我国市场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特点,重视和充分发挥对外投资的就业效应。现阶段可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参与全球经济合作,提升劳务合作的质量和效益,积极探索开拓新时期对外劳务合作的可行之路,把对外投资与“保民生”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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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丰富对外投资内涵。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在未来很长时间里,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还不具备挑战和替代西方话语权的能力,但是现阶段我国对外投资已经初显优势,我国在全球经济发展的话语权有了实质性的提升,创造了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我们在今后对外经济合作进程中,应当充分利用我国发展中经济大国的优势,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
首先,注重发挥对外投资的经济外交功能,为我国的迅速成长争取更大的国际空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与这些国家经贸关系的稳步发展。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背景下,可以通过加大政府高层之间的往来,消除顾虑,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合作伙伴的顾虑,增进相互理解,在加强政治外交合作关系的同时,促进多层次、全方位的经济合作。
第二,注重利用对外投资的国际动员功能,提升我国在国际规则框架方面的能力和话语权。我国在对外投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对外投资的国际动员功能,联合其他利益共同体,争取制定国际“游戏规则”的主动权,切实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各国在国际投资领域的特点和难点,提议并联合其他有关国家尽快推出全球超主权货币,与我国对外投资战略相互配合,减少由于个别国家汇率变动对我国对外投资造成的巨大影响。
第三,利用对外投资改善我国参与和利用全球市场的能力。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其中受保护最严重的产品类别包括奶制品、铁矿石、钢铁、汽车、化工产品、塑料和纺织品,而这些大都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产品。对外投资可以带动出口,可以最大程度地绕开贸易保护主义,一些自有资金充裕、具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可通过并购等方式对外直接投资,着力控制并购对象分布在全球各地的战略资源,如战略物资、高端技术等。
三、明晰对外投资布局。引领行业海外发展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要把境外投资产业的布局放在重要位置上,要充分考虑到投资产业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关联性,注意把原有优势产业领域向海外延伸,以多样化的方式投资于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长远意义的战略型行业,包括农业、矿产资源开发、制造业、服务业等。
在农业领域,要把粮食供应安全放在首位,通过鼓励农产企业“走出去”,建立谷物、棉花、食用植物油以及橡胶、木材等战略性和资源性产品的海外生产基地,提高国内所需农产品的供给保障程度;建立农产品及其相关产品的海外出口基地,抢占农业资本运营高端位置;鼓励中国企业通过整合国内外上下游产业发展链条,利用种植合同、垂直一体化等方式加强它们在全球农业中的竞争地位;林业对外投资企业应重视生态保护,把有序开发理念贯穿于企业发展的全过程,高端关注森林认证工作,并通过延长林产业链和拓展林业合作方式等实现我国林产业在境外的健康发展;农林业投资应积极关注东道国税收、政治组织和农资等问题。
在矿业海外投资方面,我国对外投资合作的基本要求是控制境外矿产资源的开采权,为境内资源进口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我国矿业特别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应选择合适的投资时机,通过全球化规模发展和上下游一体化发展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和资源控制力的矿业公司;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重新审视和筛选全球范围内可供交易的油气目标公司和资产,开展以获取储量、产量和勘探资源型、战略储备型项目为主的资产收购和公司并购,进一步优化公司全球布局。在未来全球经济复苏时期,应把投资重点放在特定的领域或项目,不一定要并购整个公司;要及时跟踪石油或矿业公司(尤其是财务状况不好的中小型公司)的股票和上游资产抛售信息。
在制造业,转移过剩产能、规避贸易摩擦压力仍是未来我国制造业特别是轻型制造业不得不选择的应变措施;形成与国际强势竞争对手相匹配的国际化生产、销售网络,培育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突破外国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或者准垄断地位是我国重型工业企业下一步“走出去”的基本发展趋势;选择最佳全球区位,尽快在全球范围形成强势研发、生产、销售网络,突破外国跨国公司的垄断和准垄断地位是我国高科技制造业企业下一步走出去的基本发展目标;同时,探索与国外大型制造业企业的联盟,结合现代金融手段创新海外营销,积极尝试从设备制造向国际工程服务延伸等都是我国制造业向海外投资时应关注点。
在服务业,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以“商业存在”、“自然人移动”方式,实现服务贸易出口;靠近世界研发中心和市场当地建设研发分支,开展新产品或换代产品研发;形成国际化生产销售网络,破除强势跨国公司的国际市场垄断。在具体实施上,我国服务业海外发展可根据自身情况灵活选择特许经营、租赁、许可证以及管理服务合同安排等海外进入模式,加强品牌的国际传播,力争形成自身的标准化生产和服务模式;生产服务业可实施与我国制造业捆绑式海外发展战略。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四、确立对外投资格局,推动投资企业多元化发展
在地缘布局上,对外投资应以周边国家和地区为依托,同时,重点促进对非洲的投资与合作,稳定欧洲,突破美国。
首先,继续发挥我国在大周边国家产业转移过程的中介地位;充分利用自贸区平台,提升投资合作的效能;利用走出去手段,实现边境地区更深层次开放和发展;为我国沿海地区部分落后产能转移找到出路,调整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利用大周边平台,加强能源资源合作。
第二,营造有利于对非投资的环境,包括培育我国企业赴非投资的良好舆论环境和营商环境;灵活运用我国对非援助和经济合作政策;选择恰当的产业推进战略:巩固并拓展资源类投资更为便利;产业链匹配和产业国际转移类投资更被看好。
第三,充分利用欧洲内部各区域对外资不同的需求发展特点提升我国企业赴欧洲投资合作的效果;关注东欧地区家电业行业投资合作项目;考虑借助新成员进入老市场;要充分考虑到产业转移的阻力;考虑营造一批新的走出去平台,比如在俄罗斯兴建开发区和保税库等。
第四,通过加大对美国投资的力度,主动参与国际金融、投资规则的制定,利用自身优势,增强谈判能力;在产业结构方面,优先选择初级产品和金属制品行业、机械制造业、汽车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分销服务业以及工业(尤其是新能源)研发等领域;在投资主体方面,鼓励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国有企业共同赴美投资,鼓励各种所有制形式组成联合体参与竞购;在投资合作手段上,应注重多样化和战略眼光,比如着眼于美国各类金融机构持有的实体企业股权,争取以较低成本间接获得实体企业的股权乃至控制权;同时,要注重借用投资基金等投资主体形式进行海外收购运作;相关部门应该加大对美交涉力度,通过战略经济对话、高访、照会等各种渠道,为中国企业赴美投资争取更多的市场准人机会和最惠国待遇;有效利用在华美国公关公司的游说资源,形成内外政策联动的格局。
五、完善对外投资管理。推进深层次开放改革
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是我国推进深层次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汇率机制调整和资本项目开放等深层次开放的重要内容都和对外投资密切相关。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扩大对外投资,一方面可以有效化解高额外汇储备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平衡国际收支、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积极有效的对外投资为我国汇率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创造宽松环境,获取珍贵经验,赢得宝贵的空间和时间。
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是推进涉外管理模式深层次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整合国内外各种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资源,建立和完善对外投资法律法规体系,必然要对原有各相关管理部门权限的重新分配调整,理顺对外投资体制机制,形成一个新的对外投资监管模式,实质上构成了我国政府推进涉外经济管理模式深层次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善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是推进我国政府职能转变、打造服务型政府的先行样板。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政府服务功能,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指导和服务;进一步发挥企业市场主体地位,落实投资决策权;进一步加强资本跨境流动监测;完善“走出去”企业海外经济利益协调保障机制等。
六、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增强对外投资效能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必须以创新为动力,用创新来提升我国对外投资的效能。
就对外投资方式而言,我国现阶段在价值链、出资形式等方面的创新投资仍不活跃;国际融资租赁等高端营销模式也还处以起步阶段。因此,中国企业“走出去”除了开展全面的资产或股份并购以外,还应该探索其他投资合作方式市场互换式联盟。同时,鼓励我国大型企业与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开展股权置换合作,实现交叉持股,建立利益关联,以便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互换。另外,除了推动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建设外,还可以积极探索境外物流园区等新形式。
在对外投资金融促进体系的创新方面,未来可在以下方面进行重点突破:在政府层面,可积极探索多元化、多层次的外汇运用方式,引导企业产业资本与全球金融资本对接,化解“走出去”意识形态阻力;逐步推进海外投资主体在国内发行海外投资企业债券;鼓励私募基金、风险投资等参与对外投资;继续有针对性地扩大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本币互换和本币贷款,人民币转贷则主要用于发展贸易投资信贷;可以考虑以香港为平台,解决对外投资中“内保外贷”问题;加快出口信用保险制度的改革,研究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严格分账管理,同时探讨成本分摊机制,提高其对外投资承保能力等;筹划设立专门的石油稳定基金等;大力引导民间资本与“走出去”项目融资的结合,设计合理的融资风险分担机制。
要协调对外投资各方关系,大胆创新,与各种非政府组织合作,大力组建我国跨国并购的非政府支持体系;积极引进国外的中介机构,同时培育我国自己的跨国并购服务机构;利用全球非政府环保组织推动东道国对我“走出去”企业环境保护行为的认同。另外,还要重视投资企业在海外的社会责任,合规经营。
七、防范对外投资风险。提高对外投资收益
对外投资既要使我国能分享到世界各地存在的投资机会,也要筑好防火墙,提高对外投资的收益。
在政府监管方面,需要完善风险防范和控制机制。国际市场的宽幅动荡,加之各种避险和套利资金的活动,使得全球资本流动加速,监管难度增加,同时,管理机构还面临着资本外逃、洗钱、特殊公司返程投资避税等问题。因此,我们要在科学优化现有外汇管理措施、防止干扰企业正常资金往来的基础上,把握好外汇监管和资金往来便利的平衡点。
要对境外投资并购的项目进行更为细致的评估和分析。世界金融危机的蔓延使得公众对企业财务核算规则产生了质疑。比如,对公允价值的争议,甚至有人认为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导致了金融市场不稳定和资产价格波动。因此,企业要对海外投资项目进行更细致的考量,特别是对由公允价值会计准则提供的并购信息予以严格的分析和评估。
在投资保护方面,要建立更为完善的海外利益保护协调机制。现阶段要考虑解决如下问题:尽快界定我国核心海外利益、重要海外利益和边缘经济利益;清晰识别我国海外利益分布,研判其发展趋势;尽快形成既包括国际双、多边,又包含国内政策性保障;既包含政府层面外交保护,又包含非政府组织协调;既有军事和信息层面保护,又包括组织化的个人行为的协调保障等内容的立体海外利益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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