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歪曲抑或创造——《女勇士》中历史传说的真伪之争

　　论文关键词:历史传说　中国文化　文化身份
　　摘要:汤亭亭的小说《女勇士》一直备受争议，其中一个焦点是围绕小说中的中国古代传说和历史故事。反对者说她篡改传说故事、歪曲中国文化，是为了迎合白人读者的口胃。支持者却说改写神话、传说并非是对中国文化不负责任的歪曲，而是一种古为今用的写作策略，目的是帮助自己在两种文化的边缘找到自己的位置。本文赞同第二种观点，即改写并不是歪曲，也不是出卖，而是一种新的创造，目的是探讨处在两种文化边缘的华裔女性的身份困境，以及她们寻求文化认同与文化身份构建的努力。
    1976年马克辛·洪·金斯顿(汤亭亭)的自传《女勇士》获得“国家图书批评大奖”，这成为华裔美国文学史上一件轰动的大事。这部作品的内容和表现手法也开始备受关注和争议。一边是主流媒体热情的称赞和接纳，另一边是部分华裔作家的抨击和质疑，尤其是针对其中中国经典传说和历史故事的篡改。具体的讲，应该是对《木兰辞》中花木兰的故事和《胡茄十八拍》中蔡淡故事的改写和利用。在作品中，汤亭亭大刀阔斧的把中国古代传说根据自己的意愿和主题进行了改编，比如她将岳飞离家抗金时，其母在他背上刺上“精忠报国”四个大字的传说移植到了代父从军的花木兰身上。又如她把流放女诗人蔡淡置于一个蛮荒之地，以至于她的子女也听不懂她的语言，以此来隐射作者本人在异域文化中失语的境地。质疑者说汤亭亭书中的中国神话传说都是“伪”的，是为了满足主流白人读者猎奇的需要，满足市场的需要，指责汤亭亭“为了迎合白人读者群体而出卖了自己的人民。”而支持者(如黄秀林、谭恩美等)认为，书中对神话传说的改写是叙事的需要，也是文学创作的需要。匡此争论的焦点落在，对中国文化中的传统经典程说故事的改写是否合理?
　　一、真伪之争
      (一)反对的声音
      反对的声音最多不是来自白人读者群体和诃论界，而是来自华裔美国作家，最具代表性的是赵健秀、Jeffery Paul Chan , Ben ’1 ong等人。他仃发表许多书籍和言论公开表达对汤亭亭及类似华裔女作家的不满，抨击她们肆意捏造华裔美国人文化。如作家及评论家赵健秀认为，汤亭亭书咋的中国神话传说都是“伪的”，是作者故意的篡改来吸引白人的眼球。《女勇士》出版后15年，赵健秀还对汤亭亭把《木兰词》中的花木兰改变成一个浪漫的复仇者，一个背上带着纹身的战士这一事实愤慨不已。《木兰词》中的花木兰是没有纹身的。“她根本就不了解花木兰，”在1991年《水星新闻》上一篇文章中赵写到:“她理解中的花木兰是个种族主义者。她对中国人的描述—种族主义者!对中华文化的描述—种族主义者!她对中华文化的论断都是虚妄的。她说在汉语中女人和奴隶是一个词，不是这样，根本不是!任何学习汉语的学生都该知道。这让人难以忍受!”
    赵的观点得到了其他一些评论家的支持。Jef-fery Paul Chan指出汤亭亭首先关心的是市场，《女勇士》符合了当下女权主义的热潮。华裔心理学家和作家本杰明·同指责汤“为了迎合占主导地位的白人读者，用陈腐的文化习俗来包装中国和美籍华人从而出卖了自己的人民，也混淆了一个事实，即华裔美国人并非只是具有异域色彩的外国人，他们在美国的生活中已经扎下了根。同把汤的作品看做“为获得白人认可而炮制的赶时髦的女性主义作品”。
    (二)支持的声音
    支持的声音来自这本书的拥护者，包括黄秀玲、克莱恩·克姆、谭恩美以及汤亭亭本人等。他们把神话传说的改写看做是一种文学叙事的需要，一种写作机制，和蓄意歪曲某一种文化无关。他们争辩说，讲故事是一门艺术，故事可以根据作者当时的需要和情景删减、增长、重组或修饰。面对责难和批评，他们快速做出了回应。华裔作家黄秀玲为《女勇士》中历史传说的改写辩护:“‘白虎山学道’的片段应该被当作一个传奇故事来读，而不是历史的重现，并且也该被置于美国背景中来读—作者作为一个小女孩在华人移民家庭中的生活。或许汤亭亭本人的辩护最具说服力。在“个人陈述”中她写到:
    “汉学家批评我不懂神话传说，说我歪曲了它们。剿窃者更正我的神话传说，使之符合传统中国的版本。他们不明白神话必须被改变，要么变得有用要么被遗忘。和带着这些神话漂洋过海的人们一样，这些神话也变成美国式的了。我写的神话传说是新的、美国式的。那也是为什么它们常常以卡通或功夫电影的形式出现。我想在任何神话传说中汲取力量。因此花木兰的背上有刺字，在传统故事中是一个男人，是爱国者岳飞有这样的刺字，我是想把这样的力量借在女人身上……花木兰是一个激励女孩心灵和生活的传奇故事。神话传说超越了生命，它们本身也被改变了。
    汤亭亭表明她的写作无意于寻找真相，而是在各种事实中创造出一个真相来适应自己的写作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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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编的争议
    评论家们对《女勇士》的争论应该说见仁见智，但笔者同意此书对中国传统历史传说和故事的改编不是蓄意歪曲中国文化，而是一种写作和创作的需要的这种观点。作者的目的是探讨处在两种文化边缘的华裔女性的身份危机，以及她们寻求文化身份认同的努力。小说中引用最多、改动最大的是代父从军花木兰的故事和古代女诗人蔡淡的故事，笔者将从这两个故事进行分析说明。
    (一)花木兰的故事
    花木兰生于公元500年的梁朝，她为了代父从军，隐瞒自己的女子身份，在军营里潜伏了12年。她的孝心和勇心使她成为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她的故事也被编成《木兰辞》广为流传。在《女勇士》中，作者在花木兰的故事中加进了各种不同的元素，把花木兰刻画成一个女战士，她背负了家族和村民的使命上白虎山学道巧年。学成之后一身本领的花木兰杀死了抢占土地的大官，为村民报了仇，同时也实现了自己对成功的梦想己黄秀玲曾总结出汤亭亭笔下的花木兰故事的三个来源:武侠小说和功夫电影;著名的岳飞抗金的故事;三国和水浒里农民起义的故事。其实应该说还有一个来源，即西方的传说故事，比如花木兰去白虎山学道的经历和《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场景就颇有几分相似。为什么会有这些改动和杂揉?作者本人的话或许最有分量。在一次和中国学者张子清的访谈中，汤亭亭谈到:
    “你看到在作品中我把花木兰和岳飞混在一起了吗?我知道两个故事是不同的，但我把它们放到了一块。我想描写女性的力量，因此通过男人的故事而赋予她男性的力量。如果一个女人了解了一个伟大的男性英雄的故事，她会借助他的理想和能力为自己所用，然后她会变得更强大。因此我把男人和女人的故事放到了一起。

    为什么作者需要赋予女人以男人的力量?这是和处在两个世界的边缘、夹缝中求生的华裔女性的特殊身份和生存背景分不开的。作为女性，作者在华人的世界里因为男尊女卑的观念而受到性别的歧视;作为华裔，她被白人视为“他者”—主流社会以外的边缘人。作者在书中回忆到，她们父母羞于带她和她妹妹一起出门，因为邻居们“看着我和妹妹，摇摇头叹气道:‘一个女孩—又是一个女孩。”’亲戚和邻居们经常在她的耳边叨咕这样的老话，“养闺女是替别人养”，“女孩就像大米中的蛆，养一群鸭子都比养女孩赚钱”，“女大不中流”。幼年的汤亭亭经常希望自己是个男生，她故意表现得顽劣，因为“一个坏女孩几乎就等于是一个男孩了。”长大成人的汤亭亭虽然独立又现代，然而她苦涩的发现自己居然会妒忌那些被男人宠爱和供养的女人。她意识到这是因为她也深受中国人意识中对女人的看法的影响，中国文化象裹脚的布一样也裹住了她的心灵。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而作为华裔，汤亭亭也很难在美国社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她回忆到自己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次上幼儿园时的情景:“当我不得不用英语讲话时我变得沉默了……其他中国女孩也不讲话，因此我知道这种沉默和我们是华裔女孩有关。”工作中的歧视来自于她的老板，他管她叫“黄鬼”，而汤亭亭却无力还击。她最终还因为拒绝打印带有有色人种歧视色彩的邀请函而丢掉了工作。她对种族主义的痛恨也化作了复仇的幻想:“我的怨恨已经凝结成一把利剑。我要用这把剑把他们千刀万剐。我还要把他们的衬衣染红，弄得皱巴巴的。”
    处在两种社会边缘的汤亭亭必须要对抗中华传统观念中男权至上的性别歧视和美国文化中的种族歧视。她笔下的花木兰是她理想中的女勇士，也是她自己的写照。她在“白虎学道”一章中，讲述了他自七岁奔赴山中，接受一对老夫妇巧年的艰苦训练，终于成为一名剑术高超的武士。她能轻松打败训练有素的一般男士兵。她的师傅肯定的说;“即使与受过严格训练的战士交手，尽管他们绝对多数全副武装，坚毅勇猛，他们仍然不是你的对手。”她后来代父从军，母亲在她背上刻上“精忠报国”四个大字。
    可以看出，通过改编花木兰的故事，汤亭亭是在刻意塑造一个她心目中理想女性的形象。她既可以完成家族的使命(得到主流文化的认同和平等地位)，又可以追求自己的梦想(摆脱中国文化对女孩的歧视，像男孩一样去打仗)。作者在书中写到，“我和女勇士并不是那么不同，希望我的人民早日看到我们之间的相似性”。她在新版花木兰身上寄托了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身份认同。
    (二)蔡淡的故事
    蔡淡，字文姬，是我国著名女诗人。她的生年大约在汉灵帝熹平六至七年(公元177一178 )间，原籍为陈留困(今河南祀县)。她的父亲蔡琶(字伯嘈)曾拜左中郎将，史称“蔡中郎”。蔡淡在十六岁至十八岁期间，因夫死无子，回到原籍娘家居住。到了兴平年间(公元194一195 ) ,也就是蔡淡十八、九岁时，为乱军所掳，作了南匈奴左贤王的妻子，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是蔡琶的好友，他进位宰相之后出重金把蔡淡接回了中原。“文姬归汉”是我国历史上盛传的佳话。蔡淡流传的作品有三篇，其中琴曲歌辞《胡茄十八拍》最为有名。
    蔡淡的故事出现在《女勇士》中被省去了很多重要的情节，又被作者加人了一些原来没有的细节和元素。比如她描述蔡淡到了匈奴之后，仿佛到了一个蛮荒之地，完全听不懂当地话，也无法被别人听懂。甚至她的孩子也无法明白她，因为他们不说汉语。当她对孩子说自己的语言时，他们只是顽皮的模仿和嘲笑她。这些是与史书的记载不相符的，因此也受到许多评论家的批评。
    但可以看出，作者这样改写其实是在隐射她自己及其母亲以及众多华裔女性在美国的境遇。作者的母亲勇兰在中国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医生，然而来到美国之后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她不会说英语，与主流社会更是难以融入。她不仅每天要在自己家开的洗衣店工作十几个小时，还要同各种“白鬼”打交道。美国对她来说是完全的“异乡”，甚至是充满了“鬼”的地方，包括“的士鬼、警察鬼、消防鬼、抄表鬼、树木修剪鬼、还有五分钱银币鬼。”将各种职业的美国人和投币设施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称为“鬼”，说明她不仅没有融人美国社会的愿望，而且在潜意识中，希望与之保持距离。只有关于中国的事情才能让她找回尊严和归属感。她永远在梦想着回到中国。“母亲总是在我们耳边念叨:广东省，新社村，流过村子的乌河……说你父亲的名字，村民就会指给你看我们的房子。”
    传统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使她与从小受到美国教育的子女之间充满了隔阂，就像蔡淡与孩子们一样“语言不通”。她指责孩子们总是相信那些“鬼老师”们说的话，他们自己也变成鬼了。而在孩子们心中母亲是个奇怪的人，“她会做一些糟糕的事，一些令人难堪的事。”有一次，临近的一家杂货店错把邻居家的药送到了洪家。母亲把这看成一件不吉利的事，要求女儿去到杂货店向店主讨要糖果作为补偿。而对女儿来说，这无异于乞讨。而当店主最终给了她过期的糖果时，她更是觉得受到了莫大的屈辱。
    女儿也像蔡淡一样，同样是一个放逐者。生于华人家庭，长在美国社会，接受美国式教育的同时又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她在两种文化中都失去了归属感。在解析自己文化身份形成的过程中作者提出一个问题:“华裔美国人，当你试图理解你内心的什么是属于中国的时候，你是如何分辨什么是由于你童年的经历、贫穷、疯狂、特殊的家庭背景、为你讲故事的母亲等等对你的影响?你是怎么区分什么是中国的传统?什么又是从电影中获得的呢？”成人后的汤亭亭对母亲说的那些故事感到厌倦，决定离开家去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去寻找“正常”的世界。然而这个没有“鬼”的世界却让她失望:“色彩变弱了，气味也很淡，现在当我透过地下室的窗户看过去时，没有找到村民们说的像一个勇敢的精灵一样跳舞的女孩，穿着阳光做成的裙子，只看到一个默默跳舞的女孩，她认为根本没人在看她。”最终她意识到，她从小生长的华人移民社区、她的华人传统和文化给予了她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丰富的灵感和想象的来源。她可以在美国“正常”社会里生存，但她永远不会与她的传统文化，她的父母和祖先断裂。
汤亭亭笔下的蔡淡后来受到匈奴笛子的启发，把弓箭改造成一种乐器，并创造了自己的歌曲。歌声传达了自己的悲伤和愤慈，也吸引了孩子们和自己一起吟唱。这似乎暗示著作品中母亲和女儿在文化差异中的相互理解。最终蔡淡的音乐跨越了文化，“她的词仿佛是汉语，但是胡人能够听出她的悲伤和怨恨。有时他们认为也能从中听到一些胡人的语言，在叙述永远的流浪”。汤亭亭借此也希望文化的障碍可以被跨越，她既可以是一个中国人，又可以是一个美国人，既可以认同两种世界的文化，又能被两种文化接受。
    《女勇士》以其自身的魅力，在出版后几十年始终是批评界和读者感兴趣的少数族裔小说之一。针对这部作品的内容和表现手法也是毁誉皆有。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小说并没有蓄意歪曲本族的文化去迎合某一类型的读者或市场。对传统故事的改编和再创造只是一种写作策略，是为自身的写作目的服务。改编过的历史人物和故事情节影射的是作者本人在美国的生存境遇，目的是探讨处在两种文化边缘的华裔女性的身份困境，以及她们寻求文化认同与文化身份构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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