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士祯“神韵说中文学创作理论的三个层面

时间:2024-04-26 11:28:19 5A范文网 浏览: 论文范文 我要投稿

  论文摘要:王士祯的“神韵说”是清初“四大诗歌理论”之一,涉及到诗歌的创作、评论诸多方面,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神韵说”中有关诗歌创作理论的脉络十分清晰,主要分为以下三个层面:“识自本心”、“伫兴而就”,强调作家的悟性和创作灵感;学力深,始能见性情,强调作家的学识;“舍筏登岸、无迹可求”,学养、悟性、灵感结合后达到最高创作境界。
  关键词:“神韵说”;创作论;顿悟;学力
  作为清代“四大诗歌理论”之一,王士祯的“神韵说”一直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神韵说”以禅论诗,强调诗画一律,推崇清远自然的审美理想,给文学批评领域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王士祯的“神韵说”涉及到作家、作品、读者等诸多方面,它们散见于王士祯的《香祖笔记》、《渔洋诗话》、《池北偶谈》等著述中。通过对王士祯著作的仔细研读,我们发现,尽管王士祯对“神韵说”没有正面、专门的论述,但“神韵说”作为一种文论体系是比较完整的,尤其是其中有关文学创作理论的论述相当完善,脉络非常清晰。本文主要梳理王士祯“神韵说”中有关文学创作理论的三个层面。
  一、强调文学创作中作家的悟性和创作灵感的闪现
  “神韵说”的典型论点是“诗禅一致”,将禅宗的“顿悟”引入诗歌的创作和评论。王士祯认为“诗禅一致,等无差别”。禅宗的“顿悟”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注重关照自身,强调对内心的体悟和独特的感受。王士祯认为文学创作方法同学禅的方法是一致的,都需要作家通过感悟对自身心灵和外界进行探索,进入一种超凡的创作状态,蓦然领悟创作真谛。
  在论着中,王士祯多次提到“顿悟”的创作状态,他评价“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与净名默然,达摩得髓,同一关捩。观王、裴《辋川集》及祖咏《终南残雪》诗,虽钝根初机,亦能顿悟”。王士祯推崇王维、裴迪等人的五言绝句是因为二人将禅学的“顿悟”巧妙融入诗歌创作,创作出有“得意忘言之妙”的作品。在《蚕尾续文》中,王士祯曾讲道:“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如王、裴辋川绝句,字字人禅。他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以及太白‘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常建‘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浩然‘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刘奋虚‘时有花落至,远随流水香’,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通其解者,可语上乘。”王士祯继承和发扬了严羽“以禅喻诗”的理论,认为作者只有具备自悟的能力,才能进入“拈花微笑”的“悟境”,领悟到创作的真谛,创作出浑然天成的作品。
  王士祯把通过“顿悟”创作的盛唐诗作为推广“神韵说”的载体。他编有《唐贤三昧集》三卷,作为“神韵诗”的范本。“三昧”来自印度的佛家语,是佛教重要的修行方法之一,意为排除一切杂念,使心神平静。王士祯以“三昧集”来命名选本,并多选“诗佛”王维的作品,可见,他对文学创作过程中“妙悟”的重视。王士祯说的“诗家三昧”,类似于禅宗的“自悟”,是一种“自得”的状态。诗人要在实际生活中体悟到自身、生活、自然的真谛,然后通过诗歌传达出自己的精神旨趣。在《渔洋诗话》中,王士祯引用云门禅师的话:“汝等不记己语,反记吾语,异日裨贩我耶?”认为此话深得诗家三昧。云门禅师之所以斥责他的弟子“不记己语,反记吾语”,是出自于“自悟”这一原则,“诗乃心声”,要体现作家自己的本心、本性,若刻板地模拟前人的作品,以别人的“心声”代替自己的“心声”.只会走到岔道上去,看不见正确的出路。可见王士祯对作家“自悟”能力的重视和对创作中“机械模拟”、“盲目复古”的批判。
  王士祯主张作诗要撷取刹那间的感受,抒发逸兴。若无灵感,则不必强作。《渔洋诗话》中载有王士祯评论古人创作的观点,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创作灵感的重视。“萧子显云:‘登高极目,临水送归。早雁初莺,花开叶落。有来斯应,每不能已。须其自来,不以力构。’王士源《序孟浩然诗》云:‘每有制作,伫兴而就。’余平生服膺此言,故未尝为人强作,亦不耐为和韵诗也。”所谓“须其自来,不以力构”、“每有制作,伫兴而就”,是指在灵感袭来的偶然机缘下创作,不需费力去安排创作的过程。“伫兴”的状态,是诗人的性情被外物触发而产生灵感的状态。其创作的取材、构思、情感均为当下的直接感受,不被所谓的法则、戒律束缚,不蹈袭前人风貌。至于灵感的显现,王士祯就认为是“忽自有之”的。“越处女与勾践论剑术,日:‘妾非受于也,而忽自有之。”’越女没经过学习,却通晓剑术,有一种顿然明了之感。王士祯称此语也得诗家三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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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调作家的学识和创作经验的积累
  王士祯认为:“学诗须有根柢。如《三百篇》、《楚词》、汉、魏,细细熟玩,方可人古。”强调学习前人著作的精华,体会古人创作的方法和意趣,活学活用,转化为自己的学识。为了更好地推广“神韵说”,王士祯编撰了大量的诗歌范本: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撰《五七言古诗选》;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取唐人选唐诗数种加以删定,编为《唐选十集》;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编《唐贤三昧集》三卷。王士祯编写众多范本的根本目的是推广“神韵说”,希望弟子在学习古人作品时有一定的导向,学习带有“神韵”的精华作品。这种导读范本的推广,间接表明了王士祯对文学创作中学习古人、积累学识和经验的高度重视。
  在积累学力时,王士祯认为涉猎要广泛,眼界要开阔。“为诗须博极群书。如《十三经》、《廿一史》,次及唐、宋小说,皆不可不看。所谓取材于《选》,取法于唐者,未尽善也。”作家在积累学识和创作经验的时候,应多方涉猎,博采众家之长,若单取一家学习,未免有失偏颇,不利于培养丰富的学力。王士祯重视学养对于作诗的先决作用,他指出:“为诗要多读书,以养其气;多历名山大川,以扩其眼界;宜多亲名师益友,以充其见识。”作家要博览群书,经过一定的学识积累后方能“豁然有会”,使学问渐渐化为胸中之气,自然地发为才情,作起诗来才能口吐锦绣,妙笔生花。另外,作家要增加生活阅历,多交名师益友,切磋交流,共同提高。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王士祯强调学问和性情并重,认为作诗不能离开学问而徒言性情和神韵,不然会落入空虚无根的弊端。《渔洋文》中有言:“夫诗之道,有根柢焉,有兴会焉,二者不可得兼。镜中之象,水中之月,相中之色,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此兴会也。本之风雅以导其源,溯之楚骚,汉魏乐府诗以达其流,博之九经三史诸子以穷其变,此根柢焉。根柢原于学问,兴会发于性情。”在王士祯看来,“兴会”是可感而不可求的,它发于性情,要靠作家的悟性来把握;“根柢”则是饱读诗书始能有之,它根源于学问,需要作家学习积累。文学创作成功与否,作家的悟性、灵感和学识、修养缺一不可。王士祯认为杨子云“读千赋则能赋”是学问之说,司空图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是性情之说,“二者相辅而行,不可偏废。若无性情而侈言学问,则昔人有讥点鬼薄、獭祭鱼者矣。学力深,始能见性情,此一语是造微破的之论。”简言之,诗人只有具备作诗的“根柢”并处于“兴会”的状态,才能形成个人的独特创作风格。
  三、强调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
  在《香祖笔记》里,王士祯提到“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的观点,“舍筏登岸”这一“筏”字,大概可以理解为文学创作的“根柢”。“学力”是文学创作的基础,作者只有经过勤奋努力积累到深厚的学养后,才能把握住“兴会神来”的灵感,达到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化境”。禅、诗两者殊途同归,关键在于“悟”与“化”。
  禅宗的修持以顿悟为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要务,顿悟之前如仍在筏上,有所依傍,一旦顿悟则如“舍筏登岸”,见到真如本性,达到澄明空灵的境界,也即进入“悟境”。文学创作的顿悟与禅宗的顿悟很相似,在经过学识的积累之后,作家凭借自己的悟性加上突然的灵感闪现,进入更高一层的创作境地,“化境”指的就是顿悟后进入的自由奇妙的创作境界。进入“化境”之前,诗人需要进行学识积累,参考和借鉴前人的成果,使作品符合前人的艺术法则。进入“化境”后,诗人则可摆脱那些所谓法则的羁绊,任心灵自由驰骋,将创作技法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又无比合乎艺术规律。“悟境”与“化境”是禅学与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均突出心灵观照的体验作用。
  另外,王士祯用绘画的技法描绘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他认为“诗画二事难不相谋,而其致一也”,强调“诗画一律”,创作的最高境界是“笔墨之外,自具性情”。在《池北偶谈》中王士祯记:“世谓王右丞画雪中芭蕉,其诗亦然。如‘九江枫树几回青,一片扬州五湖白’,下连用兰陵镇、富春郭、石头城诸地名,皆辽远不相属。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到神会,若刻舟缘木求之,失其旨矣。”兰陵镇、富春郭、石头城本不在一处,王维却将它们并举,用地名不管地理,与画雪中芭蕉之趣无异。诗人以诗意的眼光、游动的心灵去观照外物,如作画般游目骋怀,不役于物而主要刻画其神。王士祯认为诗与画均不能刻舟缘木而求,拘泥于一定的套数。“笔墨之外,自具性情”,诗画两者在这点上是一致的。除却王维,南宗画派其他画家也给了王士祯启示,《蚕尾续文》中有言:“予尝闻荆浩论山水而悟诗家三昧矣。其言日:‘远人无目,远水无波,远山无皴。’又王懋《野客丛书》有云:‘太史公如郭忠恕画,天外数峰,略有笔墨,意在笔墨之外。’诗文之道,大抵皆然。”把真意寄托在笔墨之外,把绘画艺术的表现形式带进诗歌创作中,将笔墨简略传神的作品视为上乘。王士祯认为,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是超越于语言之上的境界,要能够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像空间,营造一种余味无穷的深邃意境。“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
  “神韵”并非王士祯首倡,然而经过王士祯的丰富和发展,它由一个文艺批评的术语演进为一种指导创作的理论,完美地揭示了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艺术构思与心理机制,以及对作家素养的要求。正如翁方纲所言:“诗人以神韵为心得之秘,此义非自渔洋始也,是乃自古诗家之要妙处,古人不言而渔洋始明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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