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与狂欢——用狂欢化理论分析欧阳修诗文和词的分裂

时间:2024-04-26 11:26:55 5A范文网 浏览: 论文范文 我要投稿

  [论文关键词]狂欢化  欧阳修  分裂状态
  [摘要]在宋代文学史上,欧阳修是开风气的大家,然而他的诗文和词则呈现出不同的生存状态,诗文是官方的、权威的,词是民间的、世俗的。本文以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来分析这种现象,从而进一步说明欧词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他狂欢化的一种方式,为多方位的认识宋词提供借鉴。
   一、狂欢化理论
    俄罗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语言学家和历史文化学家巴赫金一生提出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理论,而狂欢化诗学理论则是他毕生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巴赫金整个理论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对西方的狂欢节活动进行了初步分析,首次提出“狂欢化理论”,随后在著作(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对“狂欢化”理论做了全面的阐释。
    “狂欢化”理论源于巴赫金对西方传统节日“狂欢节”的深刻思考。狂欢节是西方民间的重要节日,最早可溯源于古希腊的酒神祭祀活动。在狂欢节中,所有人都可以放下平时社会附加的限制而平等的融人这种狂欢的氛围之中,人们化装游行、滑稽表演、吃喝玩乐、尽情嬉戏,完全放下了日常生活中种种束缚。并且在狂欢节中人和人都是平等的,平时板着面孔的官员权威也可以成为大家打趣的对象。巴赫金将狂欢化庆典活动的礼仪,形式等的总和称为“狂欢式”。
    正是在这种远离日常生活的狂欢节中了巴赫金看到了远离官方、权威的第二个世界和第二种生活,在这个第二个世界中人才回到了人自身,才能随心所欲地展现自己内心长久被压抑的欲望,表露出不同于日常生活的一种更为本真的生存状态。巴赫金在《拉伯雷研究》中指出:“在阶级文化中严肃的是官方的、专横的、是与暴力、禁令、限制结合在一起的,在这种严肃性中总是有恐惧和恐吓的成分,在中世纪的严肃性中这种成分明显地占有主要地位。相反,诙谐必须以克服恐惧为前提,不存在诙谐所创造的禁令和限制,权利,暴力和权威永远不会用诙谐的语言说话。诙谐战胜这种恐惧,使人的意识清醒,并为他揭示了一个新的世界。诚然,这种胜利只是昙花一现的,节日的胜利紧跟其后又是日常生活的恐惧和压迫,但透过认得这些节庆无意识的一残光明,形成了另一种关于世界和人的非宫方真理】··…”川‘仍
    作为一代文宗的欧阳修,其诗文创作和词的创作所呈现出的不协调和差异性,在某种层面上就可以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予以解释,由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来反观欧阳修的创作,就会发现其诗文和词中所传达的不同的生存状态,诗文是官方的板着面孔的说教的欧阳修,而词则是“狂欢化”的欧阳修。尽管欧阳修没有受到过巴赫金理论的影响,但是他的创作却应和了“狂欢化”理论的精神实质,也验证了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不是一种单纯的理论思考,而是一种真实的生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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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欧阳修诗文和词所呈现的分裂状态
    在欧阳修那里,诗文是其“文以载道,匡国治民”的工具,而作词时他却完全进人一个远离政治,远离权威的民间世界。在某种程度上看,欧阳修似乎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官方的,儒雅的,甚至是高高在上的生活;另一种是放浪形骸的,嘲风弄月的,有如狂欢广场上方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正如巴赫金所说:“民间文化以其无拘无束的幽默形式对抗着官方阴郁等的气氛。’,〔’〕欧阳修也用他形式多样的、感情丰富的词作中和着诗文中那种严肃的面孔,从而使他的文学创作更加全面和充实。欧阳修诗文和词所存在的差异性在其具体的作品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首先从题材来看,欧阳修等的散文主题大多是与政治相关的,如《原弊》就是一篇关于宋代农民问题的政论文,作者认为宋朝积贫积弱的关键就在于严重的侵害了农民利益,提出“农者,天下之本”的观点,体现了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

《朋党论》是他支持改革的一篇力作,用锋利的笔墨论证了君子才有真朋,小人只有伪朋。国君应该退伪朋,用真朋的道理。另外如《与高司谏书》(伶官传序》等也是他直言敢谏,关心国计民生的忧国之作。就连以表现通达,及时行乐主题的《醉翁亭记》中欧阳修也不忘唱出“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调子。
    他的诗虽不像文章这样具有政治性,但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同样是一个雍容儒雅的文坛领袖。诗同样是“载其道”,抒发其抱负的途径。诗的题材也多是咏怀、咏史、宴饮、送别、哲理的,与其散文风格相应,内容想通。如《边户》、《食糟民》、《答场辟喜雨长句)、《代赠田文初》、《戏答元珍》等。
    欧阳修的词则是一番别样的风景。欧阳修的词作题材基本上集中在男女情感、女性艳情、闲适与咏怀题材上,他的词中涉及男女情感,咏女性和艳情题材的词则占了总数的近60%。在词中欧阳修完全脱下了官场上重重的枷锁,因此词也更能表现他在率性任情的一面,他作词的态度与写作诗文那种严肃的态度是决然不同的,而更多的是随意性与无功利性。小词写艳情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俗,欧阳修本人也曾在《采桑子·西湖念语》中说过:“……因翻旧朗之辞,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技,聊佐清欢。‑(z7xos词在当时相当于现在的流行歌曲,是供人消遣娱乐的,很显然欧阳修也接受了这种观念。
    从具体作品的对比中更能看出其诗文和词所体现的差异性,同样是咏怀题材的诗和词所传达的是完全不同生存状态的欧阳修。
                《初出真州泛大江作》
          孤舟日日去无穷,形色苍茫杳霭中。
            山浦转帆迷向背,夜江看斗辫西东。
            浇田渐下云间雁,霜日初丹水上枫。
          筑菜妒鱼方有味,远来扰喜及秋风。(3j33
                      《玉楼春》
            洛阳正值芳菲节,林艳清香相间发。
            游丝有意苦相萦,垂柳无端争赠别。
            杏花红处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
        今宵谁肯远相随?惟有寂寥孤馆月。(4]132
    《初出真州泛大江作》是欧阳修因范仲淹上书被贬夷州所作,他描写江上的秋景,是为了排遣他孤独和失落的心情,追求精神的解脱。前两联中的景境界苍茫雄阔,后两联他摆脱了孤独和优伤,寻求到了精神的慰藉。诗的风格平易流畅,纤徐不迫,使人可以想见一个雍容俯仰的政治家形象。
    《玉楼春》写春日离情,浓厚缠绵,哀婉感人,词中的意象完全不同于诗,洛阳“芳菲节”花的稼艳、清香和游丝、垂柳、明月,这样纤细的事物传达的是那些微小的东西在触动心灵的一瞬间所迸发的细腻与柔情。
    欧阳修在不经意中把诗文和词给分开了,诗文用来表现士大夫高雅正统严肃的情感,而那些浓密的细小的心灵之思,对世俗生活的留恋,甚至是对情色的感受都交给词来抒发。欧阳修的诗文大多关乎政治和国计民生,多用描写、议论给人以苍劲大气,境界开阔的感受。欧词多以烘托气氛、隐喻、拟人的手法来写男女情感,女性生活,宴饮闲适等情色享受。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欧阳修诗文和词所呈现的这种分裂状态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
    (一)自我的加冕和脱冕
    巴赫金认为,狂欢节上主要的仪式是给狂欢国王加冕和脱冕,而这种加冕和脱冕便是狂欢节的核心。加冕和脱冕的仪式把普通的人权威化,在加冕仪式中授予他权力,要给一个普通人穿上帝王的衣服,戴上王冠,这种权力在非狂欢的世界中是严肃的,绝对的。而接下来的脱冕仪式则更具有狂欢的色彩,脱冕时要扒下脱冕者身上的帝王服装,摘下冠冕,夺走其他的权力象征物,还要讥笑他殴打他。这种加冕与脱冕的交替过程正孕育着更新和新旧更替的意义。
    欧阳修的文学创作也不失为一种自我的加冕和脱冕。首先,欧阳修在诗文中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庄重的文坛宗师形象。作为士大夫,他继承了儒家“兼济天下”思想,追求政治功业,强调诗文等正统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多表现政治性,道德化的主题。这种作品在他的诗文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如《伶官传序》《送王圣纪赴扶风主簿序》《纵囚徒》《原弊》《边户》(食糟民》等,就连其咏物诗《古瓦砚》也不忘在咏物时透露出对人才选拔问题的优虑。在《奏上时务书》中说:“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把文章看做是“移风易俗”的政治教化工具。从这种角度讲,欧阳修用自己的诗文将他“加冕”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封建士大夫形象。
    而他的词则又是对这一形象的“脱冕”欧词将那个官方的似乎高不可攀的欧阳修拉下了神坛,对那种不可袭读的权威进行脱冕,使一个世俗化、民间的、有情有恨的欧阳修呈现在世人面前。欧阳修的词中有很多是以爱情为主题的,他肯定爱情,并歌颂爱情,为我们展示了夫妻恩爱、离别相思等爱情婚姻生活的画面,充满了温馨的世俗情调。如(阮郎归》写春光唤醒了少女的春情,《渔家傲》(荷叶田田)写一个采莲女对爱情的渴望。与他的诗文比起来,他的词更具有人情味和生活色彩。
    加冕和脱冕的交替表明事物都是处于更替和变化中的,这种更替与变化才能显示出事物的多样性和活力,欧阳修的诗文和词的不同风貌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有着复杂内心世界的真实的欧阳修。
    (二)文学是分层的
    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中,文学是分层的,即存在“官方的”文学和“非官方”的文学。“巴赫金认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具有完成的,稳固的性质,是一种确定的话语,他往往处于中心位置,代表一种向心力,容易刻板僵化,导致片面的严肃性和教条主义。而这种固定的价值体系相对的‘非官方’的意识形态,巴赫金称之为‘行为的意识形态’,即渗透于我们行为的一切方面的内在与外在言语,他比定性的,‘官方的’意识形态更敏感,更灵敏,更易兴奋和更活跃,他是未完成的,尚未完全定形的,因而,他是一种‘不确定的话语’,他往往处于边缘位置,代表一种离心力。
    在某种意义上,巴赫金的“官方文学与非官方文学对应到欧阳修的作品中即为诗文和词的对立。诗文是官方正统的代表,词是非官方的世俗的代表。在尊崇儒家道统的中国古代,诗文承担着“言志”的任务,儒家向来就强调诗文的社会功能,要求其反映现实,为政治服务,因此欧阳修常以此种题材议政论道。而词这种非官方的文学长期以来被视为“艳科”“小技”,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欧阳修用它来抒发世俗的隐秘感情。

    虽然官方的诗文长期占统治地位,但欧阳修词的这种狂欢化精神又将他从长期的官方世界观和单一语调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词在与权威地位的诗文的抗衡中始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归根结底是以关注人和人的生存为目的的,在官方的生活中,等级森严,人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只有在民间的交往中人与人的自由交往才可能真正实现,这时才回到了自身,解除了束缚,逐渐消除了异化感。欧阳修对这种平等自由的民间氛围也是十分向往的,因此,他的词可以在独立于诗文的领域绽放同样的光彩。
    (三)“观人于揖让,不若观人于游戏”
    叶嘉莹在《唐宋词名家论稿》中言:“昔人有云‘观人于揖让,不若观人于游戏’,正因为‘揖让’之际尚不免于有心为之,而‘游戏’之际,才更可以见到一个人真性情的流露。欧阳修以游戏的笔墨写小词,而其心灵性格最深微的一面,乃自然流露于其中。
    叶嘉莹此处的游戏之说与巴赫金的狂欢化异曲同工。在游戏和狂欢时人都可以脱下重重的面具,回归本真的性情。作为一个中国古代政治家,欧阳修在官场刚直清明,直言敢谏,但官场从来就不是一个正直的人容易生存的地方,因此他屡遭贬斥,心中的苦闷就常以词来排遣,即叶嘉莹所说的欧阳修词的那种“遣玩”的心态,他在词中狂欢,用狂欢来排解心中的愁苦。    词这种文学形式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写词时,文人们不仅从官方的规章制度中解放出来得到休息,甚至准许自己把自己降格为令人开心的游戏或玩笑的对象。从那些严肃的羁绊中,从那些“绝对的”“不可变更”的话语中解放出来,获得世俗化的欢快的自由的生存感受。
    “如果文学直接的通过一些中介环节间接地受到这种或那种狂欢节民间文学的影响,那么这种文学我们拟称之为‘狂欢化的文学”.(}7}ee欧阳修的词就是他狂欢化生存的方式。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通过对狂欢式这种生活的描绘透露出人生存的一种自由平等理想状态。欧阳修是宋代文人的一个缩影,在儒家礼教为正统的宋代,大多数的儒士都过着和欧阳修一样的生活,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来审视欧词乃至宋词所呈现的状态,为我们提供了多方位了解宋词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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