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晚唐寒士诗歌的俚俗之风

　　[论文关键词]晚唐；寒士诗歌；俚俗
　
　　[摘要]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曹邺、刘驾、罗隐、杜荀鹤、李山甫等寒士，以复古求新，有意与时风相左的自觉意识，将诗歌创作与衰微时代紧密相联，努力从汉乐府民歌和元白新乐府中汲取营养，将其浅俗范式运用于乐府古风及格律诗中。在浮艳绮靡时风中，独树尚俗写实之帜。其“俚俗”之风，上承元和而下启宋人，在唐史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唐大中至咸通、干符以来，诗人们在宗法前人的基础上，努力探索着自己的创作道路。大中前期，以许浑、刘沧为代表的格律诗人致力于山水、怀古诗的创作，逐渐使七律艺术达致纯熟之境；杜牧、李商隐、温庭筠兼容诸家，取精用宏，在发展完善律诗、绝句的表现手法，丰富咏史、咏物诗之境界等方面创获颇丰，其中对于心灵世界和绮艳题材的开拓，尤具诗史意义。大中后期，随着两大诗人群体在“夕阳无限好”的凄丽余晖中退出诗坛，晚唐诗歌也随着大唐帝国一起走向了暮霭沉沉的黄昏。
　　“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破产竞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花。”(韦庄《咸通》)随着世风的急剧腐化，咸、干士风更加隳坏，士人们生活态度上放荡无忌，尽决藩篱，创作趣尚上“下笔不在洞房蛾眉、神仙诡怪之间，则掷之不顾”(吴融《禅月集序》)。元人辛文房感慨系之道：“观唐至此间弊亦极矣。独奈何国运将弛，士气日丧，文不能不如之。嘲云戏月，刻翠粘红，不见补于采风，无少裨于化育；徒务巧于一联，或伐善于只字，悦心快口，何异秋蝉乱鸣也。”在蝉噪蛙吟声中，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曹邺、刘驾、罗隐、杜荀鹤、李山甫等寒士“返桌下流，更唱喑俗，置声禄于度外，患大雅之凌迟，使耳厌郑卫，而忽洗云和；心醉醇醴，而乍爽玄酒”。他们以复古求新，有意与时风相左的自觉意识，将诗歌创作与衰微时代紧密相联系，努力从汉乐府民歌和元白新乐府诗歌中汲取营养，将浅俗表现范式运用于乐府古风及格律诗创作中，在浮艳绮靡时风中，独树尚俗写实之帜，势若微阳战阴，冲密云而吐丹气，使现实主义诗歌创作在晚唐诗坛放射出最后光芒。由于时代与才力所限，寒士们未能越出前人樊篱而卓然成家，他们在艺术上所做的不懈探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汉乐府民歌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精神，表现现实人生，抒发真情实感，其语言朴素精炼，风格清新流畅，胡应麟赞之为：“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又说：“矢口成言，绝无文饰，故浑朴真至，独擅今古。”汉乐府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旨在总结人生经验，说明生活道理，对于生死、贫富、盛衰等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问题抒发感慨，其形式或为谣谚，或为寓言，带有教训告诫意味。元白的新乐府继承了汉、魏乐府“美刺比兴”的优良传统，向民间歌谣学习，不事雕饰，直写性情，以流易之体，极富赡之思，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寒士们学习汉乐府民歌和新乐府的精神和语言，他们不仅在乐府古风的创作中自觉地继承了元白的浅俗范式，还将其运用至格律诗的创作中，为律诗的通俗化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乐府诗本可人乐，诉诸听觉而非完全由视觉接受，其独特的表现方法，与雅言系统的文人作品大异其趣，它特殊的朴、拙、自然等趣味，正为志在复古的尚俗寒士们所喜爱，他们醉心学习和模仿，以致在他们仿作的乐府，甚至近体诗中，都带有民歌清浅自然的风味。他们极少用典，善用白描，直抒胸臆，毫不掩饰。皮日休的《三羞诗》、《正乐府十篇》，远承汉魏乐府谣谚，近师白居易《新乐府》、《秦中吟》，语言通俗、朴质平易是其长，然排比见迹、显露无余是其短。皮日休在格律诗中用清浅之语言，流利之音节，跳踯之句法，破前人惯用之音节词汇，自制音响，实已开宋诗先河。如《西塞上泊渔家》：
　　白纶巾下发如丝，静倚风根坐钓矾。
　　中妇桑村挑叶去，小儿沙市买蓑归。
　　雨来莼菜流船滑，春后鲈鱼坠钓肥。
　　西塞上前终日客，隔波相羡尽依依。
　　此诗前六句细写渔家景趣，如数家珍。首联“静倚”二字绘出渔父悠然自适的神情。中间两联描写渔家日常生活：中妇采桑以供蚕事，小儿买蓑以备风雨，见渔家各尽其事、勤于治生；雨过有莼菜之滑，春后有鲈鱼之肥，是渔家衣食丰足、风物情佳。结言自己“隔波相羡”之意，表露对田园隐逸生活的依依向往之情。全诗刻画真切，语言秀雅，风格淡逸，颇具宋诗之概。又如《送从弟归复州》：
　　羡尔优游正少年，竟陵烟月似吴天。
　　车螯近岸无妨取，舴艋随风不费牵。
　　处处路傍千顷稻，家家门外一渠莲。
　　殷勤莫笑襄阳住，为爱南溪缩项鳊。
　　此诗夸竟陵美景，羡弟得以归家。首联叙相别之意，点出故乡景物与吴天不异。中二联总写“似吴天”：上联，车螯近岸而可取，舴艋随风而易行，写归途之风物；下联，处处稻熟，家家莲开，写归家时景候。尾联设想其弟到家之事，竟陵南塘之鳊，风味正不减吴地鲈鱼之美，归正其时，可以享用。全诗以亲切的话语，平易晓畅的民歌格调，叙写吴地至家乡竟陵一带的优美风光，洋溢着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
　　陆龟蒙曾在《甫里先生传》中曾这样自述自己的诗歌创作历程：“少攻歌诗，欲与造物者争柄，遇事辄变化，不一其体裁。始则凌轹波涛，穿穴险固，囚锁怪异，破碎阵敌，卒造平淡而已。”陆龟蒙咸通年间与皮日休唱和吴中，学韩愈诗风，逞才炫博，驰骛新奇，“另开僻涩一体”，胡震亨评其诗“墨彩反复黯钝者，当由多学为累，苦欲以赋料人诗耳”。其后退隐江湖，回归自然，吸取江南民歌《吴声歌》的营养，仿乐府古题而作《古意》、《杂兴》、《古态》、《洞房怨》、《南塘曲》、《风人诗四首》、《乐府杂咏六首》、《子夜四时歌》、《子夜警歌二首》、《子夜变歌三首》、《江南曲五首》、《陌上桑》等，深婉缠绵，情韵悠扬，保持了民歌清新流畅的风味和情调。
　　陆龟蒙隐居松江期间创作的山水田园诗，以清新明丽、流畅如歌的语言，描画家乡吴中秀美的山川风光，表达自己山林恬适之趣，其《自遣诗三十首》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作品。如其一：
　　五年重到旧山村，树有交柯犊有孙。
　　更喜卞峰颜色好，晓云才散便当门。
　　诗写远客乍归，满目新奇，流露出对家乡田园山水的无限依恋心情。又如其二十五：
　　一派溪随箬下流，春来无处不汀洲。
　　漪澜未碧蒲犹短，不见鸳鸯正自由。
　　描写南国水乡春色，可谓诗中有画。《怀宛陵旧游》也是清隽秀逸、情景融会的佳篇：
　　陵阳佳地昔年游，谢胱青山李白楼。
　　唯有日斜溪上思，酒旗风影落春流。
　　通首以“佳地”二字贯下，次句写宛陵名胜，文士风流，三、四句用俊逸之语绘出一幅绝妙景致：斜辉映溪，风动酒旗，影照春流，巧妙传达出诗人对旧游佳地的魂牵梦萦之情。《和袭美春夕酒醒》以潇洒自然、情趣盎然之笔，勾画出自己浪迹江湖、悠然自得的闲散之情：
　　几年无事傍江湖，醉倒黄公旧酒垆。
　　觉后不知明月上，满身花影倩人扶。
　　月色、花影、醉人浑然一体，化合成春意、美景、诗情、高士的翩翩韵致。
　　曹邺诗中有大量的乐府旧题，如《徒相逢》、《筑城曲》、《战城南》、《长相思》、《东武吟》、《蓟北门行》、《代罗敷诮使君》、《怨歌行》、《不可见》、《薄命妾》、《放歌行》、《代班姬》等，此外还有仿效元白新乐府而自创的新题乐府，如《望不来》、《古相送》、《去不返》、《思不见》、《乐府体》、《南征怨》、《古词》、《古莫买妾行》等，古辞古韵，诸体略备而意深语健。但由于过分追求质直简切，有些诗歌语言枯燥干涩，缺少灵动之气，这也是其他乐府古风诗人的通病。
　　曹邺中岁归隐田园后，“扫叶煎茶摘叶书，心闲无梦夜窗虚”(《题山居》)，秀色可餐的阳朔山水，安顿了诗人飘泊的心灵。他的七言绝句以农村为题材，用不刻画、不雕琢的白描手法叙事写景，直寻兴会，其清淡冲旷的风格，深得乐府遗意和陶诗韵致。如《田家效陶》：

　　黑黍舂来酿酒饮，青禾刈了驱牛载。
　　大姑小叔常在眼，却笑长安在天外。
　　全诗用简淡之笔，以农家的淳朴淡泊，映现出功名富贵的虚妄。从农家媳妇的口吻中，真切地表达了处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农民自给自足、自得其乐、与世无争的心理状态。又如《早秋宿田舍》：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涧草疏疏萤火光，山月朗朗枫树长。
　　南村犊子夜声急，应是栏边新有霜。
　　诗人夜宿农家，亲涉农事，与农村的种种物事皆能亲切交流，他熟悉这里的一切，成了农家的一员，能够从秋夜牛犊的鸣叫声中，推想出栏边早霜的微寒。又如《老圃堂》：
　　召平瓜地接吾庐，谷雨干时偶自锄。
　　昨日春风欺不在，就床吹落读残书。
　　《史记·萧相国世家》：“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诗用召平瓜事，写自己摆脱名利，耕读田园，甘心淡泊的闲适生活和愉悦心境。语言浅俗，感情深沉。三、四句用拟人之法，以“欺”点睛，妙传早春之神，春风那如孩儿调皮捣蛋而又天真可爱的神态如可触摸。
　　尚俗寒士中的乐府古风诗人多承继着汉乐府和元白新乐府的浅俗传统，为求诗歌内容的明晰，不论在古体诗或近体诗中，他们多采用语法结构较为松散的散文语法，力求使诗歌意象清新，易于浮现。他们的诗歌语言合乎日常语言习惯，易于知解；诗中极少使用散漫式的语言，或省略过多的叙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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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他们以听者的感官能在瞬间接收、连贯成完整的形象或意象为首要的考虑。如刘驾的《桑妇》：
　　墙下桑叶尽，春蚕半未老。
　　城南路迢迢，今日起更早。
　　四邻无去伴，醉卧青楼晓。
　　妾颜不如谁，所贵守妇道。
　　一春常在树，自觉身如鸟。
　　归来见小姑，新妆弄百草。
　　诗歌的语言未经任何复杂的改造，矢口而出，明白如话，声调婉畅，内容浅近，保存了民歌的天然韵味。
　　为了易于知解，尚俗寒士们在诗歌意象的传达和语法的运用上，也遵循着乐府民歌的传统手法，诸如镶嵌、重叠、排比、递进、顶真之类，通过形式上的拙趣，产生声音反复、回环的韵律效果；或者采用较为直接的感叹、设问、呼告等表意方法，表达激烈、直露的情绪。乐府诗中一贯使用的基于音、义与形的拙趣，他们也加以巧妙的承袭，即使是在近体诗中，他们也没有因近体诗的习惯而遽加改变，有时反倒更加强调民歌手法以增添趣味。如刘驾在七言绝句的尾联，有意连用三个叠字，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独创的句法，在晚唐绝句中别具一格：
　　一别杜陵归未期，只凭魂梦接亲知。近来欲睡兼难睡，夜夜夜深闻子规。(《春夜》)
　　几岁干戈阻路岐，忆山心切与心违。时难何处披衷抱，日日日斜空醉归。(《秋怀》)
　　清秋新霁与君同，江上高楼倚碧空。酒尽露零宾客散，更更更漏月明中。(《望月》)
　　顷年曾住此中来，今日重游事可哀。忆得几家欢宴处，家家家业尽成灰。(《郭中感怀》)
　　未栉凭栏眺锦城，烟笼万井二江明。香风满阁花满树，树树树梢啼晓莺。(《晓登成都迎春阁》)
　　叠字的使用，正是听觉效果的一种设计，它固然强化了意象上细腻刻画的奇巧，但更多的还是出于诗家追求诗歌声音的动听、生动的艺术效果，从而也加重了诗中情感表现的力度。这正是民歌纯朴表现技巧的灵活运用。
　　尚俗寒士中的罗隐、杜荀鹤和李山甫三人，则将浅俗之风引入律诗创作，走出了一条七律平易通畅的道路。尽管前人对此褒贬不一，但他们在律诗体式上的创格之功则是有目共睹，不可忽视。明人许学夷云：“开成许浑七言律，再流而为唐末李山甫、罗隐诸子。罗、李才力益小，风气日衰，而造诣愈卑。故于鄙俗村陋之中，间有一二可采。然声尽轻浮，语尽纤巧，而气韵衰飒殊甚。唐人律诗至此乃尽敝矣。”又云：“初唐七言律，质胜于文，盛唐文质兼备，大历而后，文胜质衰，至李山甫、罗隐诸子，则文浮而质灭矣。”吴乔《答万季野诗问》云：“七律至沈、宋以至温、李，皆在起承转合规矩之中。唯少陵一气直下，如古风然，乃是别调。白傅得其直遂，而失其气。昭谏益甚。”又云：“乐天之后，又有罗昭谏，安得不成宋人诗。”朱克生《唐诗品汇删·七言律》云：“杜苟鹤、李山甫则委巷说矣。”又《幕府燕闲录》云：“杜苟鹤诗鄙俚近俗”。而洪亮吉则云：“七律至唐末造，惟罗昭谏最感慨苍凉，沉郁顿挫，实可以远绍浣花，近俪玉溪，盖由其人品之高，见地之卓，迥非他人所及。”曹毓德《唐七言律诗钞》云：“罗昭谏之笔健气雄，分道扬镳，并属全唐后劲。”顾云也在《唐风集序》中极力推崇杜荀鹤之诗：
　　咏其雅丽清苦激越之句，能使贪吏廉，邪臣正，父慈子孝，兄良弟顺，人伦纲纪备矣。其壮语大言，则决起逸发，可以左揽工部袂，右拍翰林肩，吞贾喻八九于胸中，曾不萎介。或情发乎中，则极思冥搜，游泳希夷，形兀枯木，五声劳于呼吸，万象悉于抉剔，信诗家之雄杰者也。
　　平心而论，罗隐等人将声律对偶与浅近通俗结合起来，将七律由主观抒情引向客观纪实，叙事抒情委婉流畅，如话家常，议论明快尖锐，饶有风趣。其中一些诗句类乎格言成语，为人们广为传诵。王楙《野客丛书》卷六《杜荀鹤罗隐诗》云：
　　唐人诗句中用俗语者，惟杜荀鹤、罗隐为多。社荀鹤诗，如曰：“只恐为僧僧不了，为僧得了尽输僧。”(《赠僧》)曰：“乍可百年无称意，难叫一日不吟诗。”(《秋日闲居寄先达》)曰：“啼得血流无用处，不如缄口过残春。”(《闻子规》)曰：“拳世尽从愁里老，谁人肯向死前休。”(《秋宿临江驿》)曰：“世间多少能言客，谁是无愁行睡人。”(《秋夕》)曰：“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赠质上人》)曰：“莫道无金空有寿，有金无寿欲如何。”(《戏题王处士书斋》)罗隐诗，如曰：“西施若解亡人国，越国亡来又是谁?”(《西施》)曰：“今宵有酒令宵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自遣》)曰：“能消造化凡多力，不受阳和一点恩。”(《登高咏菊尽》)曰：“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觉老从头上来。”(《水边偶题》)曰：“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筹笔驿》)曰：“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蜂》)曰：“明年更有新条在，搅乱春风卒未休。”(《柳》)今人多引此语，往往不知谁作。
　　《石园诗话》卷二论李山甫云：
　　李山甫《柳》诗，善于自况。其“有时三点两点雨，到处十枝五枝花”(《寒食二首》其一)；“新成剑戟皆农器，旧着衣裳尽血痕”(《兵后寻边三首》其一)；“谁陈帝子和番策?我是男儿为国羞”(《阴地关崇徽公主手迹》)；“镜里只应谙素貌，人间多自重红妆”(《贫女》)，皆自然流丽。
　　罗隐等格律诗人的七律清浅直白而流畅合律，其“俚俗”之风对后代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而，他们诗歌的缺点也是明显的。他们有些诗缺乏锤炼，率意为之，流于滑易，诗味浅薄，格调意境均不高。如罗隐“一二三四五六七，万木生芽是今日”(《京中正月七日立春》)，“出门聊一望，蟾桂向人斜”(《旅梦》)，“吾所以见造化之权，变通之理，春夏作头，秋冬为尾，循环反复无终已”(《芳树》)；杜荀鹤“争知百岁不百岁，未合白头今白头”(《隽阳道中》)，“浮生七十今三十，已是人间半世人”(《感春》)，“是个少年皆老去，争知荒冢不荣来。大家拍手高声唱，日未沉山且莫回”(《重阳日有作》)。同时，由于叙事与议论均非七律之长，不能不受到许多拘限。而他们的一些诗，“欲尽去铅华，专尚理致，于是意见日深，议论愈切，故必至于鄙俗村陋耳。此上承元和而下启宋人，乃‘大变而大敝矣。’”钱良择论罗隐：“今体诗气雄调响，罕与为匹。然唐人蕴藉婉约之风至昭谏而尽，宋人浅露叫嚣之习至昭谏而开。文章气运，于此可观世变。”钱氏之语，正可用来评论其他二人。晚唐尚俗寒士在唐诗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地位，当从此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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