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陆继辂古文婉挚多情的风格特征

　　论文关键词：阳湖派；陆继辂；命运多舛；抉摘幽隐；感慨深挚
　　摘要：陆继辂系清代“阳湖派”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古文无论是叙议交融的序文，还是纳深情于和雅的传记，或伤悼友朋逝迈的墓志铭，都能体现出绸缪婉挚、感慨多情的风格特征。他的一系列佳作，足可与“阳湖派”名家恽敬、张惠言、李兆洛诸人作品相媲美。其古文婉挚多情风格的形成，与平生遭际所形成的伤感多情的性格有关，也与其抉摘幽隐、发抒性情的文学理念有关。在“阳湖派”中，陆继辂是一个标格独特的作家，清代文学史上，其人其文都应当受到应有的重视。
　
　　清代古文“桐城”而外，“阳湖派”为最大宗，其代表作家为恽敬、张惠言、李兆洛与陆继辂。恽、张、李三人古文成就，论者多有述及，而对陆继辂则鲜有涉笔。陆继辂(1772—1834)，字祁生，一字修平。在“阳湖古文”诸名家中，陆继辂为人挚直略同恽敬，身世坎坷近于张惠盲，文章多情差似李兆洛，而慨然以文人自命，欲以文学抉摘幽隐，揭示人生命运，则“阳湖”诸名家中一人而已。综其一生，论平生遭际，可概括以“伤心”二字；论文章特色，则必称“多情”。本文即试图在揭示陆继辂性本多情以及何以一生“时时伤心”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其文章多情的内在理路，并论述其古文的主要成就。
　　
　　一、性本多情，命运多舛：陆继辂古文婉挚多情之由
　　
　　文学为作家心灵的写照，而作家自身的性格与人生经历，是规定其心灵图景性质最主要的两方面因素。阳湖古文家陆继辂的文章，之所以呈现出婉挚多情的显著特征，从文学外部促成因素来讲，主要便是因为其天性的多情与一生遭遇的坎坷不平。
　　关于陆继辂性格，李兆洛《贵溪县知县陆君墓志铭》所述最为典型：
　　君(继辂)绸缪婉挚，笃切犘之谊，每朋尊促坐，清酒百壶，欢笑间作巳或触所闻见，微辞致规，因极论得失，欲刳心相示，涕泗横流，不知者以为酒狂也。在继辂与友朋平常交往的“绸缪婉挚”中，已足见其性格的真诚多情，以此真诚多情渗入古文创作，其古文亦能具备“绸缪婉挚”的特点，正所谓文如其人。而陆继辂一生遭遇为何坎坷不平以至于每每“伤心”?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其一，幼即失怙，家计贫迫。若推原陆氏的家族渊源，据李兆洛(贵溪县知县陆君墓志铭)，可上溯古陆终氏，下至“汉晋间为吴中望，唐宰相忠宜公(贽)至君(继辂)，凡三十二世”。明初，继辂十四世祖陆福举家自淮安迁至常州，遂古籍常州，至继辂十七世未有更变。继辂曾祖廷炜、祖载起，为诸生，“赠顺昌县知县”，则陆氏至继辂曾祖、祖父辈，家境尚好。继辂父广霖，“乾隆己未(1739年)进士，历官福建、广西，终恭城县知县，署思恩府百色同知，治绩载闽志”，依此亦略可推知，直至继辂之父在世时，其家大抵小康，衣食应当无虞。广霖原配高氏、继配庄氏，俱无子，三娶林氏，生继辂，当时广霖已年六十六。乾隆四十五年(1780)，广霖以七十五岁卒，继辂方九岁。广霖死后，维持家计、抚养子嗣的责任，便由继辂母林氏一人担当。古代女子为男性依附，一般社会工作，女性皆不能从事，内闱女红仅能活命，丈夫既死，若无遗产余资，又无戚党周济，一家生计绝成问题。且陆广霖卒世时，他的同辈亲党已经或死或老，至继辂成年，皆无人事奥援；再者，广霖任官多在穷乡僻壤，且暮年得子，遗赀有限，陆家生计之窘迫，可以想见。继辂《先太孺人年谱》每有言及家计窘困处，乾隆五十年(1785)继辂母林氏，不得已辞退继辂塾师杨蜗谷，令继辂跟随其初聘妻室之母孙夫人至武昌继续学业，杨公赠诗继辂有云，“曾闻截发为留宾，料理盘餐费苦辛。无计留宾知发尽，却教弱息远依人”，其窘况可知。又乾隆五十四年，“时生计日益困乏，不复能延师家塾”；乾隆五十五年，“秋尽未有棉衣，不能出户”，其师庄宇逵知故，即赠还继辂“所馈重阳修金”，林氏知后，“惭感交集”；嘉庆五年(1800)继辂中举，恰值继辂客居未归，“报捷者至”，“太孺人属窘甚急，觅数钱市一烛不可得”；嘉庆十三年礼部试，继辂“以频年家贫，无力远行”。故继辂诗中多有“身贱轻危地，家贫逼远游”、“男儿困贫贱，骨肉长远离”一类感伤身世遭际之语。
　　其二，体弱多病，每多感怀。继辂生而多病，直至老死。其命名诗文集所谓“祟百药”，即本于继辂一生多病、与药结缘。继辂集中每每有言及自身多病、善病文字，《魏封君墓表》有云：“余幼多病，饮君(魏元)药辄愈。”《老仆丁荣哀辞》云：“余善病，荣泡制药物未尝有误。”乾隆五十二年(1787)曾“大病，服延年先生药至百裹，太孺人忧之甚”，时继辂十六岁。及长，仍多病，与友人书信有云，“继辂好文而不好学，虽日日展卷，实于心性了无所益，以至肝病屡作”；友人亦常有嘘问劝诫，《答友人书》所谓“以仆(继辂)频年多病，劝令收视返听”，即是。继辂多病、善病，病重至于不能出门与死友永诀，《黄璞山墓志铭》谓黄载华之殁，继辂“方病，不获一诀”，自是愧痛不已。而嘉庆二十一年(1816)秋冬间辑删自乾隆五十二年至是年三十年所作诗歌，亦是因为“养疴杜门，无所事”，其中一集更命为《萧寺养疴集》。继辂生平多病，而且累年不除，可以征实。因此，继辂友宋翔凤在给《崇百药斋三集》作序时，以类似总结的方式概括继辂一生云，“莞莞多病，时时伤心”，确乎知言。
　　其三，频殇子嗣，实难为情。古时人伦之乐，往往在于子孙满堂、上下熙睦，继辂不但九岁失估，并且聘妻早丧，而子嗣亦多早夭亡，《崇百药斋文集》卷18有《殇冢碣》一文，专记生平儿女殇亡，可谓惊心动魄。具体而言，男子仅一人，曰耀连，三岁而殇，则继辂实有无后之痛。女子六人，长曰良胜，次日采胜，三女兑贞，四女季贞，第五闰贞，第六同喜，一人早亡，三人早殇。早亡者为采胜，许嫁洪饴孙长子，未行而丧，卒年十八。采胜字君素，“艳质慧心，父母特钟爱之，能读父诗二千首，皆熟；亦能诗及书画，所遗诗五十余首，画古士女图十数帧，书千文一通，皆工”，则采胜可谓貌美才女，又董士锡《表甥女陆氏圹铭》记陆继辂言云：“吾夫妻岁时赐女财物，女悉周邻妪之贫者。吾妻之从父某，词人也，贫甚，衣敝穿，人多慢之，女敬之不衰，闻吾誉其所著，益礼重之。”则采胜可谓知仁、识礼。《表甥女陆氏圹铭》又记陆继辂语云：“吾有三女，无男，女尝戏谓其姊：‘为女子身事父母，终不若男，吾欲即死更投为阿母男。’将卒，谓母曰：‘母毋悲，儿当乞地下主者，来作男子耳。”’可见采胜性情至孝。如此既美且才、知仁、识礼、至孝女儿青年早丧，继辂自然会摧折心肝了。早殇者四女季贞、五女闰贞、六女同喜。季贞，七岁殇，时继辂“客都中，季病瘵百日，语其妹曰：‘为我谢阿耶，为女不终。’遂瞑”。闰贞三岁殇，继辂《殇冢碣》云：“闰之殇也无病，既瞑，容色如玉，其母冀其更生，抱置怀中逾数刻。呜呼!此女子子也，逮长遣事舅姑，斯已矣，于余何所轻重损益?而必夺之也?哀哉!”尤其催人泪落。同喜殇仅两岁，“距太孺人之终甫八日”，实在是因为“其父母不暇顾视”，竟至一条生命凋逝，而继辂夫妇甚至“不知所撄何疾”，为人父母，其痛何如。综而言之，继辂一生子嗣，虽有一男、六女，而竟或殇或早卒五人，继辂多情人，能不伤心欲绝!
　　其四，科场屡挫。壮气衰竭。隋唐以后男子若非王侯世族，其立身之道，以科举仕进世代簪缨为最荣耀，而继辂科举之途却多坎坷无奈，这也是其“时时伤心”的一个重要原因。继辂生五岁便人家塾，此后直至乾隆五十八年(1789)二十二岁补阳湖县学生员，继辂一直从学于家塾。既补县学生员，继辂便正式踏上应科举谋仕进之路。然而因为家贫，不得不客寓依人，先谋生存再谋仕进。嘉庆二年(1797)因洪亮吉之荐，人浙江学使阮元幕，“助校试文”；四年，仍客阮元处，“为张穆庵都转应玑校阅商籍试卷”；五年，“中江南乡榜”。推想继辂中举之速，与洪亮吉之荐阮元幕府助校“试文”，能够察究科举程文格式、熏染陶沐，应有关联。六年，应礼部试，“八试礼部仍黜”，至嘉庆二十二年，方以“大挑二等，选合肥县学训导”，时继辂已年四十六。其中，嘉庆五年中式时，继辂已客曾燠署；六年应礼部试下第，仍客曾氏署；七年再应礼部试，再黜，客松太道李廷敬署；八年，仍依李廷敬；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继辂母林太孺人殁，乃“依同岁生魏曾荣(襄)于洛阳”。则自嘉庆二年至二十二年近二十年间，继辂便一直为礼部中式、一获功名而奔波辛勤，《寄耀通荆州》所谓“苍黄风鹤惊，辛苦稻粱谋”，略可形容。道光十一年(1831)，继辂六十岁，“以劳，叙授江西贵溪县知县”，莅任“治政清肃，因疾乞休”，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乃卒。综观继辂一生仕途，二十年为求一进士而未果，不惑之年方成一县学训导；为训导十四年，方及一知县；为知县不过三年，竟因病辞世。纵然壮志凌云、豪气干天，三十四年亦销磨殆尽，其内心能不悲伤苦闷!而为知县三年而逝，虽欲有所作为而终不能。其辞世之时，也不免满怀憾恨。
　　综上可知继辂一生遭遇每多坎坷，从生长环境到身体状况，到家庭生活，到人生理想，无不充满艰辛曲折，加之性本多情，故而“时时伤心”，辗转发之于文，以文抒怀。文章乃显感慨多情。继辂其人其文，在江南常州乃至整个清代文学家中，都是非常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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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抉摘幽隐，发抒性情：陆继辂文论的内在理路
　　
　　陆继辂文章之所以婉挚多情的文学外部原因，已如上文所述，而当我们深入其文本内部，更可以勾勒出继辂从性本多情、命运多舛到文章以多情为特色的内在理路。学界在研究时似乎较少注意到陆继辂的文论，其实他的文论极具特色，沿着他对文学的思考路径，我们才能真正走进他的创作的天地。
　　继辂考察文学历史发现，“伊诗人之遭际，恒少达而多穷”，“虽然文之为物亦颇为造物所矜惜，书册所载，司马相如、扬雄之徒，下至苏轼、秦观辈，或坐致穷困，而王勃、李贺至以夭死，论者遂目为祸人之具。”文学虽为冥冥中造物者所持护矜惜，而自古文人却往往因为致意文学而命运多舛，轻则穷困，重则夭死，故目文学为“祸人之具”不为无据。然而继辂又发现，自古“贤人君子其才分各有所优绌，而或挟一端以自引重，则荒江老屋之间，有薄卿相而不为者”，贤人君子往往以文学自重，虽穷窘困遏而乐之不辞，即便尊祟如卿相亦可视之蔑如。不但如此，他在《长洲程君诗序》中云：
　　夫文之于学，直丰林之一株，而诗之于文，又乔柯之片叶耳。然而自古魁伟闳达之士，有儒首溺志终其身为之而不厌者矣，其皆以遇之穷而藉以抒其涸莞之气耶?陈思、昭明身为天子之弟，若子则有何所不可好而尽心于此，如是其专且勘也?
　　则“自古魁伟闽达之士”之所以愿于文学穷心尽力，虽穷窘困遏而乐之不辞，似乎主要不是因为“以遇之穷”而可藉文学“抒其洇莞之气”，因为出身尊贵如曹植、萧统亦于文学“好而尽心”、既“专且勤”，与穷窘文人所为并无本质差异。这样，思考必然向文学内部进一步深入：何以自古君子贤人不论贵贱，皆有愿竭心肆力“终其身”以从事于文学?文学的本质、文学的根本魅力何在?继辂《百衲琴谱序》在阐论文学乃“祸人之具”后，由论古转而论今，推思阳湖同志恽敬、庄曾仪、张惠言及其余诸人因致力于文学而或亡或病的缘由云：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自皋文、传永、子居之亡，二三子意思衰飒，或多病，即于文学亦稍颓矣。呜呼!岂天之生此数人者，初未尝措意耶?亦恐其文之成，将抉摘幽隐足以泄天人神鬼妖魅灵怪之秘，而百计以致其澌灭耶?

　　这里并非渲染文学神秘论，而是在揭示文学的某种难以言说的力量，并对勇于献身文学者给予了最高的礼赞。他认为这种力量即在于文学能够“抉摘幽隐足以泄天人神鬼妖魅灵怪之秘”，即揭示人何以生何以灭、如何生如何灭这一人存在的根本问题，揭示一切神奇和未知。古往今来，王侯将相甚至人间天子不过天所造一物，贤人君子或穷或不穷亦不过天所造一物，一切人物不过天所造一物。但天造人造物又灭人灭物的缘由却深隐难知，阳湖恽、庄、张诸子之所以或亡或病或穷，在继辂看来似乎就因为他们欲藉文学“抉摘幽隐”，乃遭天之惩责。这种文学家的命运悲剧，正源于作家们为文学所魅诱，而又不论贵贱、不论穷达而肆力文学，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文学探究、揭示人和世界奥秘的功能。
　　继辂既生平遭际极穷窘坎坷。性又多情，满腔“洇莞之气”，“身世寥落、死生离合之感”、“郁勃慷慨之气”恰可藉文学以抒发，而文学不但可以抒发内心情感，更可洞悉命运之由，于是继辂乃慨然以文人自命，与今之贤人君子与古之贤人君子默契同声，穷心尽力而从事文学。
　　那么，如何致力文学以文学发抒性情?概括而言，继辂重“意内而言外”与“自竭其才与识”、“言之有文”。所谓“意内而盲外”，本许慎《说文解字》释“词”之语，张惠言论词推尊其体，以此欲使词体尊同诗体，包括继辂在内的常州同仁相与引发，《冶秋馆词序》记张惠言与继辂论词之语云：
　　……词故无所为苏、辛、秦、柳也，自分苏、辛、秦、柳为界，而词乃衰。且子(继辂)学诗之曰久矣，唐之诗人，“四杰”为一家，元、白为一家，张、王为一家，此气格之偶相似者也。始大于高、岑，而高、岑不相似；益大干李、杜，而李、杜不相似。子亦务求其意而已矣。许氏云：“意内而官外，谓之词。”凡文词皆然，而词尤有然者。又云“(余)凡论词皆因张氏”，可见继辂论“文词”旨趣所在。而所谓词的“意内而言外”，张惠言《词选序》释云：
　　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遭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
　　即因内心情感而发于文词，就是“言为心声”。在具体写作时，陆继辂又强调以文词抒发情感需真诚而有文采，《与赵青州书》云：
　　故君子之于文，亦自竭其才与识焉已耳，后世之毁誉非所计也。若斤斤焉誉之是趋，而毁之为避，则必有所迁就、畏缩也，而才与识皆无由以自达其于文也，不已隘乎?
　　所谓“自竭其才与识”，即为文不可因“趋誉”、“避毁”，而妨害创作者对自身“才与识”充分、真实、真诚的表达，此外还需“言之有文”：
　　夫文者，说经、明遭、抒写性情之具也，特文不工，则三者皆无所附丽。故札记出而说经之文亡，语录出而明道之文亡，何者?言之无文，则趋之者易也，既已言之而文矣，江、鲍、徐、庾、韩、柳、欧阳、苏、曾，何必偏有所废乎?治古文者往往薄四六为不屑，为甚者斥为俳优侏儒之技，入主出奴之见，亦犹考据、辞章两家，隐然如敌国，甚可笑也。
　　如此，所谓“意内而言外”落实于具体文学创作，便是要以真诚而工丽之文发抒胸中喜怒哀乐诸种情感，“意内”是思想之核，“言外”乃表达方法与效果。而如前所述，继辂一生命运多舛、坎坷“伤心”，既以文人自命，其性格又系多情，一腔情怀需要倾泻，于是托之于篇章。这样的篇章不仅有真诚的情感为底蕴，而且将情感在富于文华的湍流中奔泻涌动，文采之笔助其真情抒发，意内与言外，便能双美兼擅了。
　　
　　三、感慨深挚：陆继辂古文之特色与成就
　　
　　陆继辂为“阳湖派”代表作家之一，亦可称清代古文能手，其在“阳湖派”及整个清代古文史上自成一家的主要成就，集中体现在序、传、墓铭三体创作上。
　　序以《百衲琴谱序》、《冶秋馆词序》、《七家文钞序》为代表，俱是继辂论文艺重要文献，其深挚感慨的特色，在《百衲琴谱序》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百衲琴谱》是继辂好友祝百五的词集，集内都是选集李商隐诗句缀结而成的作品，与祝百五一系列已散佚的“郁勃慨慷之文”相比，颇为不同。继辂作序，主要是以此书为契机，回忆与阳湖诸子如恽敬、张惠言、李兆洛、祝百五兄弟、薛画水等人的交谊，并结合诸子的生活际遇，抒发感慨。文章写道，诸人初订交时，意气风发，“几以为天下士尽于此矣”，其于文学大抵不过以余力为之。但人到中年，诸人或亡殁，或为衣食奔走四方，友朋星散，“于是始有身世寥落、死生离合之感动乎其中，思托于洸洋恣肆、铿锵清越之文，以自抒其郁勃慨慷之气。盖至余(继辂)及子长(百五)之年，诸子皆怃然愿为文人以自慰于末世矣”。而文学似为“祸人之具”，诸子无奈以文人自命，却又因此或亡或病或穷。诸人在当时已多不能为世所重、成就声名，假如诸人文集如祝百五诸“郁勃慨慷之文”那样散佚而不能传之将来，那么已死将死之人将凭借什么留名后世?文章以叙带议，叙议交融，而叙议之中每有感慨、笔笔含情，并且其叙述层层深入，感慨也因而愈转愈深，确乎是一篇佳作。
　　传记以《县学生谢君家传》、《候选教谕周君家传》为代表。继辂传记长于纳深情于和雅，哀而不伤，有中和之美。前文传主系继辂从兄，其事从父可谓至孝，冬则暖酒于怀，夏则挥扇于侧；事从父再娶妾室如嫡母，爱从父之子如嫡弟；病甚将死，“困甚，然常危坐，恐从父怜，惫甚不欲食，从父在前，必强啖，卒以不起”。文章并无纵情渲染，而足感人。后文传张云英生平，张氏家“酷贫”，而仕途偃蹇，母子相依为命，虽至贫而饱有温情、绝无苦愤，尤其言张云英常“陈述古今星算之术”以娱其母，其母每日倚门候子归来，相顾甚怡而不知贫老相迫，真情郁勃而几无一语抒情。盖继辂深濡生母林氏之爱，铭感肺腑，见张云英母子情状，感同身受，故笔底能深情贯注，歆动人心。
　　继辂墓志铭数篇的艺术成就最高，《庄叔枚墓志铭》、《黄璞山墓志铭》、《庄传永墓碣铭》可为代表。庄叔枚(轸)、黄璞山(载华)、庄传永(曾仪)皆继辂生平挚友，四人遭际虽各异，而坎坷困厄则相似，继辂为三人作墓铭，往往于感喟友朋逝迈之中寓一腔自伤自悼，故其情俱能深挚。庄轸初为奇士，早“负宿慧，自伤孤贫，欲力学以致通显，而所为文奔放恣肆，语多未经人道，有司以为狂不中度，辄抑之”，所交友朋吴阶、魏襄、万承纪皆成功名，而叔枚“独不得志”，于是感愤傺姹，“终日咄咄，遂嗜酒，为长夜饮，既醉，悲歌慷慨，泣下沾襟袖。”叔枚既困，而庄氏“世有达官，门生故吏半天下，叔枚虽困甚，杜门不肯出，久之益困，无以自存”，可谓耿介君子。后数年，继辂奔走衣食，归则与叔枚饮，叔枚“饮日益少，议论日益持平，自言少年感遇悲愤之意焕然尽释”。时移世易，长年困厄穷窘致使耿介奇士摧颓老迈，不复当年，而今竟郁郁辞世。继辂今昔相较、彼此相较，文辞间虽不言沧桑，而沧桑自重、感慨自深。黄璞山少“即以文行，名于里中。后肄业国学，复以文行名于京师”，然而初应乡试便尝尽苦楚，书童不慎误将书本置诸笔墨筐中。“及至举场，亲王大臣数十人环坐，启筐而书见，大骇”，主试者目为作弊，请旨交刑部审办，几于得罪，后幸得辩白。此后十一年成进士，而以“素不习书，朝考不人选”。晚年又为收回其父遭人欺诈贱价出卖的黄氏别业，遭人毁谤，死而毁谤更炽。黄璞山平生“笃于友谊，所交皆善人”，而与继辂尤善，“善相劝，过相规，有无相通，垂二十年”，继辂为作墓志铭，实为挚友一生不幸叹息不已。庄曾仪系继辂母庄氏从孙，与继辂同遭少孤之痛，而蒙获母教亦同。其“所诵经训史传数十百万言，所学为魏晋齐梁唐宋诗文亦数十万言”，可谓好读书而能述造；“于流俗惊喜歆羡之事，泊然无所动于中，故其气常充然而有余，其胸怀浩然有以自乐，无几微忧伤憔悴、诧傺感激之意见于颜色，发于音声”，可谓精神特立而有境界。如此识博、才高、精神特立之人，竟以三十九岁卒世。继辂为挚友，先遭张惠言之遽殁，今又遭庄曾仪之骤逝，友朋情深，其生死离合之感不禁甚之又甚，难怪要藉文章抒发“贵贱天寿，理之不可凭”的感慨了。继辂古文深挚多情的特色，在这三篇文章中体现颇为充分。其余《县学生谢君墓志铭》、《方彦如圹志铭》、《瑞金县知县恽君墓志铭》诸篇，亦是佳作。
　　继辂一生坎坷无奈，“时时伤心”，乃以多情之笔发抒其郁勃难平之心曲，其诗、词、文各体创作，俱能自树一帜。于古文，中年尤为致力，嘉庆二十五年(1820)《崇百药斋文集》20卷刊刻时董士锡所作序言称，继辂“近十年致力为古文，不苟依傍，而通达事理”。就古文特色成就而言，董士锡以为“洋洋乎如千顷波，而劲气昭质，充然炯然，按之皆有物”，可谓知言。在阳湖古文诸名家中，继辂固不及恽敬、张惠言、李兆洛，然绸缪婉挚、出自肺腑，文字与性情声气相通，彼此辉映，亦有独造。尤其上文所举诸篇多情之文，其艺术成就足可与恽、张、李诸人作品相媲美，故陆继辂作为“阳湖派”代表作家、清代古文能手，在清代文学史上应该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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