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衡人物散文独特的艺术视角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华正茂的梁衡就以山水散文一领风骚，进入九十年代中期，又以名人咏叹散文名噪文坛。以人物为题材的散文，可以有不同写法，记叙、抒情、议论，或取其一种，或兼而用之，均无不可，没有定规。到底以何种写法为宜，则视题材的性质、特点，以及作者的取材角度、总体立意等主客观因素而定，不可拘泥。梁衡的人物散文的写法，既不是人物生平事迹的客观记叙，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纯粹的主观抒情，更不是赤裸裸的议论，而是被人物的业绩、思想和品格所感动，进而从启迪最大、感触最深的那一点生发开去，引出现实的和历史的思考。而这思考，或曰沉思，正是这类散文的共同特色。
梁衡写人物散文不拘一格，有伟人，也有凡人。记者出身的梁衡，深谙如何走进人物心灵之道，无论写谁，他总能找到一个独特的艺术视角。他犹如一个洞悉万物的智者，总是轻轻拂去历史尘埃的同时，娓娓向你讲述他那独到的发现。
细数其成功的秘诀，与其采用的散文的独特的视角不无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融入政治精魂
梁衡笔下所写到的人和事，一般来说，都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人物和事件，他们往往是民族的魂魄、历史的脊梁和时代的骄子，而在这民族、历史和时代的底蕴中，又无不融入着政治的精魂与气韵。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这类散文有了另一个更为普遍的叫法——政治散文。但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欠妥。一个显而易现的事实是，写政治人物的叫政治散文，那么写经济人物是不是该叫经济散文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从这个词语中瞥见他将政治与文学结合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而且写得那样形象形象生动自然妥贴鞭辟入里，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写文章，切入点要新颖独特，与众不同，一定要抓住国家、民族、社会这条主线，并把责任感融入其中，才能引起现代人的共鸣。”（《梁衡：穿行在新闻、文学与政治之间》）可以说，这种政治切入的艺术角度是梁衡散文成功的一个关键。梁衡曾向记者描述了自己的“政治散文观”：爱国题材很难用散文形式表现，一半是因为题材的政治性强，一半是人们对政治的曲解。如写瞿秋白是个大才大名又大悲的人物，他短暂的一生都在寻寻觅觅，寻觅而未果，一篇临终之前的《多余的话》又遭人曲解、误会，蒙上不白之冤。像样的政治题材，这样的政治人物一般人在写作中很少去触及，但他却写了，而且一写就是好几篇，正是有了这种知难而上的勇气与出类拔萃的才情，他成功了。他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与独特的艺术视角——原来政治类的人物散文还可以这样写。有人曾评价他“根本点在于作者的抱负与胸襟,写政治散文时他的心与那些伟人是相通的。”
他又善于找到政治与现实的结合点，从而使政治有了现实的土壤，有了现实的意义。比如写《红毛线蓝毛线》，就是针对当前的反腐倡廉中出现的问题。写延安的题材，是针对当前的文风、党风问题。写毛泽东、邓小平，瞿秋白等，就是要展示他们光辉思想和高尚人格的一面，针砭时弊。
梁衡每写一个人物又总是将其置身于政治沉浮中。在《把栏杆拍遍》中，他这样评价辛弃疾：“诗歌，也只有在政治之风的鼓荡下，才能飞翔，才能燃烧，才能炸响，才能振聋发聩。”可以说这也是作者的文学主张。只不过，他用的不是诗歌而是人物散文去践行。每一篇中的人物让我们感到都政治之于他的巨大影响，都在政治中浮沉，正挣扎，在奋斗，在痛苦，在思考，在迷茫……可以说正是政治成就了这些人，成就了他们非凡的业绩，成就了他们的高标人格，成就了他们宽广的胸怀。还是拿他那篇最为著名的《把栏杆拍遍》来说。作者在分析辛弃疾走上诗词创作道路的必然性时就作了这样生动的评说：“他被九蒸九晒，水煮油炸，千锤百炼……既然这股能量一不能化作刀枪之力，二不能化作施政之策，便只有一股脑地注入诗词，化作诗词。他并不想当词人，但武途政路不通，历史歪打正着地把他逼向了词人之道。终于他被修炼得连叹一口气，也是一首好词了。”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完全把辛弃疾置身于政治漩涡中，探讨政治对其人生与写作的深刻影响从而让我们看到一个更为真实的辛弃疾。
当然梁衡写的人物散文每一篇都有着他的政治抱负。梁衡“我写这种文章时常有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为社会立言，为青史增色，大义在肩，舍我其谁；另一方面，政治和文学这反差极大的两种规律、两个领域，要完成美的组合实在太难。特别是写伟人、大题材、老题材，更感到难上加难。”他又说“到了1996年，我开始写政治散文，这既与我国整个的政治民主进程有关，也与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信仰危机、道德滑坡有关，它需要我们从民族传统、革命传统文化中寻找答案，获得借鉴。”从这两段论述中我们很明显地感觉到梁衡思想意识里那种强烈的政治抱负，从来就没把文章当作个人消遣我东西来把玩，供自己自娱自乐。
梁衡将人物与政治自然地联系在一起，将文学与政治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将爱国与政治揉捏在一起。给人的感觉不是以往政治题材的说教味，人物形象的高大全，而是轻松而愉悦的，真实可感的。梁衡通过自己生动的笔，揭示了政治的真谛，挖掘了经典的时代意义。从而成功地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又一个历史人物形象，这种大胆的尝试，不禁让我们眼前一亮。他虽然写的是政治，但表现出来的却是文学的魂力。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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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彰显人格魂力
梁衡不像一般人物散文，通过记叙人物的言行去表现他们的思想品质和精神面貌，而是在以评代传中彰显人格魂力。作者常常透过历史的风云去勾画他们的心灵脉动，透过世事的沧桑去诠释他们的处世逻辑，透过人物的遭遇和命运去探究他们的人格结构。从而达到深刻地剖析了他们人性中最富有生命价值和精神力量的人格构成，精辟地阐释了古今中外许多名人伟人凡人的精神品质和人格内涵。梁衡认为，一个人的伟大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他对社会做出的贡献，二是他的人格。许多作家评价人物是讲丰功伟业；梁衡评价人物，却是紧紧抓住人格。可以说，抓住了人格，就抓住了人物本质。丰功伟业能说尽，人格高照无尽时。笔者认为，在文章主旨上，正是作者采用彰显人格魂力这一独特艺术视角，才使他的散文散发出恒久的艺术魅力。
梁衡的人物散文总是将人格放在作品的制高点上。梁衡在《人格在上》这本书的序言中，他这样说：“人格是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甚至可以发挥出超物质的力量。人格是信念，信念如山在野，高山仰止；如坝挡水，波澜不惊。信念既成，就不是一个人的事，甚至不是一代人的事，会形成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乃至全社会公认的规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所以当我们述说人事，歌颂英雄，甚至亲身感受那些开国元勋，将军元帅、教授学者或者能人强人们的惊人业绩时，其实这种感觉中常常有一部分是他们的人格魅力。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人格魅力将大大超越其人其事本身的意义。”从这段论述中，我们自然可以感受到人格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人格之于个人、民族、国家的重要意义。勿庸讳言，撷取人物身上的不同的人格这一特质，也就占领了人物散文这种艺术视角的高度，才突显了梁衡的人物散文的志在高远，不同凡响。
梁衡所写的人物涉及到各种不同类型，人格往往不同。文学家如：被后人喟叹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诸葛亮，具有远大的志向；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治军严明，不徇私情；清正廉洁，坦然无私。写“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他既立业又立言，全面实践了儒家道德。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践行这种进步的忧乐观。所有这些皆被他诉诸笔端，流于纸上，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和激扬的气势，高度地赞扬了他们高尚的道德和宽广的襟怀。写政治家如：写“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突出再现其我行我志，不改初衷，为国尽力。特别是在对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等伟人的描写中，更多地是发掘了那隐藏于浩然躯体内的闪光的潜质和超越常人的理想、智慧、意志与毅力。写科学家如居里夫人，作者对美丽女性生命价值的独到发现上，这就是旷古的漂亮女人都未达到的四种美：一是外在美丽，二是内在美，三是创造美，四是脱俗美。是一位未被盛名宠坏的，“挺立在智慧高地的伟人。”写民间艺人王洛宾则更多地是撷取了其所禀具的优良品格与献身精神。尽管描写的对象不同，人物的背景不同，各自在历史和时代的坐标上所处的位置和所发挥的作用不同，作者都饱含激情地从审美的视角上赋予其他们各自不同的人格魂力。
不论他写什么人，在他的作品中都突出了人格教育目的。梁衡说：“历史则筛选出那些有贡献、有个性、占领了各个制高点的人，作自己进程的坐标。他们的名字或者代表一个领域的开拓，或者代表一段历史的过程，或者他本身就是一个海。他们可能是伟人、名人或者凡人，但是他们所蕴藏的思想和人格的内涵，足够我们驾船撒网去作永远的捕捞。”（触摸人生的坐标——《人杰鬼雄》自序）而这种捕捞其目的，也正如梁衡自己所言：我的笔就像盲人手中的一根竹杖，轻轻地触摸着这些人生路上的坐标，引领自己慢慢向前。（同上）当然也引领着我们实现自我人格的提升。我想这种意义是非凡的的，如果说情感教育给我们带来的是触动和感染的话，那么人格的教育带给我们的则是一种警醒和震撼。
其三、体现悲剧情结。
梁衡的人物散文艺术视角独特，他往往选择了一个又一个历史人物作为书写对象，如屈原、诸葛亮、韩愈、范仲淹、柳永、辛弃疾、李清照、林则徐、瞿秋白等，他们身上无不带有浓郁悲剧色彩，这也就构成了他人物散文世界中独有的悲剧人物“长廊”。而且梁衡用如刀之笔，善于剖析了这一个个孤独的“人杰鬼雄”的灵魂，以评代传，笔墨指直他们在人类历史坐标系中应有的位置。在2002年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用他自己的话说“基本是悲剧人物，都是处在逆境中而又奋起，而且我的切入点也是选他们最困难的时候。”笔者认为，这正是梁衡人物散文中人物命运的“悲剧情结”。在他《我写〈觅渡，觅渡，渡何处〉》一文对“悲剧情结”作了如此阐述：“复杂的背景，跌宕的生活，严酷的环境，悲剧式的结局更能考验和拷问一个人的人格。”他在多次这类作品中，指明困厄之于英雄伟人的转折性意义，以此来凸现他们人格中的悲壮之美。
悲剧人物往往都有着复杂的背景。梁衡在《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写文革政治背景中的邓小平，在江西的小院“给儿子翻身，背儿子到外面去晒太阳。他将澡盆里倒满热水，为儿子一把一把地搓澡。热气和着泪水一起模糊了老父的双眼，水滴顺着颤抖的手指轻轻滑落，父爱在指间轻轻地流淌，隐痛却在他的心间阵阵发作。”通过细节再现了此时此刻邓小平家国之痛；写“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有三年的时间，小平每天要在这条小路上走两趟。他前后跟着两个负监视之责的士兵，他不能随便和士兵说话，而且也无法诉说自己的心曲。”——曾经叱咤风云、驰骋沙场的人物，竟在遭受这样的政治迫害，人身得不到自由，不禁让人扼腕叹息。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悲剧人物往往都经历跌宕的生活。梁衡在《把栏杆拍遍》中写辛弃疾，“从小使枪舞剑、壮如铁塔的五尺身躯” 欲为朝廷痛杀贼寇，收复失地。到后来“朝廷怕他，烦他，忌用他。他作为南宋臣民共生活了40年，倒有近20年的时间被闲置一旁，而在断断续续被使用的20多年间又有37次频繁调动。”最后只好“笔走龙蛇，泪洒宣纸，为历史留下一声声悲壮的呼喊，遗憾的叹息和无奈的自嘲。”作者将辛弃疾这一人物一生生活跌宕命运坎坷，在4000余字中借助诗词的引用分析中逐步地展示出来，不禁令人神伤。
悲剧人物往往都存于严酷的环境。梁衡在《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写林则徐，“刚在南海点燃销烟的烈火，就被发往新疆接受朝给他的处罚。”途中仍然不忘赴黄河戴罪治水，后经长途跋涉，终于到达新疆伊犁，写林则徐面对两个考验：一是恶劣环境的折磨。二是脱离战场的寂寞。即便如此他“上对苍天，下对百姓，我行我志，不改初衷，为国尽力。”自始至终，作者都将林则徐置于政治环境、自然环境、心灵环境中追叙人物的经历，不禁令人一掬同情之泪，一洒崇敬之泪。
悲剧人物往往都显示悲剧式的结局。梁衡《觅渡，觅渡，渡何处》写瞿秋白，“受命于白色恐怖之中，以一副柔弱的书生之肩，挑起了统帅全党的重担。”到从容就义，写他36岁的短暂人生。重点写他的“三个如果”：如果秋白是一个如李逵似的人物，大喊一声：“你朝爷爷砍吧，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也许人们早已把他忘掉，如果秋白的骨头像他的身体一样的柔弱，他一被捕就招供认罪，那么历史也早就忘了他。如果秋白就这样高呼口号为革命献身，人们也许还不会这么长久地怀念他研究他。条分缕析了秋白所以被人民，被历史长久怀念、研究的理由。字里行间流露著作者对瞿秋白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叹息，读罢不禁令人浩然长叹。
梁衡多篇人物散文中这种“悲剧情结”，从美学的意义上讲，令人动容，更令人崇高，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正是采用这样的悲剧情结这一独特的艺术视角，他的许多作品才产生出那样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其四、营造具体细小意象
人物散文的中心是人物，但又与小说中的人物不同，是通过有头有尾的情节来体现，很多时候是用一些典型的细节来烘托人物，从而表现作者一种认识和思考，一种感动和启发。《背影》中着力表现现的是父亲过铁路、爬月台为儿子买桔子的背影，展现了一种感人的父子深情。《谁是最可爱的人》，以几个英雄忘我的镜头，信服地表明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但梁衡并非如此，而是苦心孤诣，独出机杼，别开生面，与众不同地精心选择那些具体细小而又带有比兴意味的意象，从而为我们创造出又一个独特的视角。
他精心选择这些意象。梁衡写《觅渡》，从初次瞻仰瞿秋白故里，参观纪念馆，萌发创作冲动，到最后成文，中间就相隔整整六年。单是瞿秋白纪念馆，他便前后认认真真地参观过三次。从中我们知道他在这么漫长的过程中积累思想，选择事例，提炼体验，始终在要寻找展开情思的具体契机。直到偶然间找到那条曾经流过秋白故里的觅渡河这一意象，才成了写作此文的契机。觅渡河，现在已经不复存在，早变成了常州市繁华扰攘的马路。但是觅渡的意象太重要了，给梁衡感触弥深：从中悟出了秋白悲剧性的不寻常的一生。在他的笔下，觅渡已不只是开启灵感之门的契机，更重要的是它成了一种涵义深远，耐人寻味的象征，又是提领全篇的一把钥匙。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说“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认为这是“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照我看，梁衡写秋白所捕捉到的这个觅渡河的意象，差不多达到了这个境界。
他将意象运用得自然妥贴。梁衡采用的意象往往都是做适当的安排、设计、处理。显得自然妥贴，不穿凿附会，晦涩难懂。他写延安时期毛泽东时所运用的窑洞的意象，写西柏坡时期五大领袖时紧紧抓住的红毛线、蓝毛线的意象，此类意象都是极其具体细小，但又往往贯穿文章始末，就像一根金丝彩线串连起如珠如玑的文字，给我们带来真切的感受同时又给我们带来审美的快乐。比如他的那篇《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作者选取了了邓小平在“文革“落难中居住的一座小院和那条每日抄近道去车间劳动时用自己的双脚踩出来的一条小路为观照人物的艺术视角。从而折射出邓小平同志“文革”中被打倒，在江西落难之时，仍明大义、知大理、以责为重、名为轻、命又次之的大智、大勇和时刻不忘国家民族命运的大政治家的情怀。小院和小路两个意象营造显得那么的自然妥贴而又意味隽永。他曾说过：“找到了邓小平落难江西时劳动过的工厂；找到了毛泽东写《论持久战》的延安窑洞……在德国特里尔小城找到了马克思出生时的房子。”（《文为通而写》）从中我们发现梁衡所营造的意象，都与人物经历的生活密切关联，或曾居住过的地方，或曾使用过的物品，或曾留下的痕迹。这些又往往融入了人物的思想情感人格，显得水乳交融。
他的这些意象往往都有着隐喻象征。梁衡作品中的这类意象，并不是作者所要写的人物形象本身，往往都是与人物的某些重要品格发生着象征性、隐喻性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作者通过联想与想象在作品的具体语境中创造出来的，而不是随意设定的。因此，这类意象的运用，就自然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比兴味。比如前文所说觅渡河，作为一个具体的地名，其实早在瞿秋白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只是到了梁衡笔下，“觅渡”二字才被异乎寻常地突出了出来，并把它和瞿秋白人生道路的选择和人生价值的权衡联系起来，从而具有了现在作品中所给予的那些丰富的意蕴。再如前文提到的《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中“小院和小路”，整整三年，在小院里，邓小平细细捋着党的历史，思索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终于构思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这条小路上，留下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实的脚步。它们负载着一位身处逆境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沉重的思考，他们都象征着这位改革开放大道的开拓者起步的艰辛。
梁衡的人物散文不是用概念和范畴的推演来展开作家的人生体悟和认识，而是借助于具体的意象，从而使他的体悟和认识才能有所依附。正是诸如觅渡河、红毛线蓝毛线、黄土窑洞、小院的小路之类的意象，每一个意象无不生动之形象，有了形象之寓意，文章的主题便有了色彩，有了意象，有了声音，便成了可以意会言传之物，无形变得有形，抽象变得具体了。于是，文眼便使文章满篇生辉，悠远绵长了。才使作者避免深陷于景物描写和历史考据之中，把自己的精神势力得以超拔起来，灵动起来。可以说，有了意象这一独特艺术视角，文章就有了一种提升能力，一种统摄力，一种贯穿力，也就可以从旧的自然景观和历史事件中获得人文阐释和审美抵达。
当然梁衡人物散文的独特的艺术视角，远不止我以上所论述的这些，难免挂一漏万，我也只择其要点略说一二，不妥之处、不尽之意在所难免，还望大方之家能予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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