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齐梁批评家对秘阮诗与正始诗风评价之差异

　　论文关键词:祛阮诗　正始诗风　齐梁批评家　价值判断
　　摘要:齐粱批评家肯定祛、阮诗，但又对正始诗风评价不高，如钟嵘认为正始诗风“陵迟衰徽”，刘鹉认为“浮浅”、轻澹，萧子显、沈约论及魏晋南朝文学流变时唯独不提及正始诗风二对楼阮诗和正始诗风分别作出不同的价值判断，这是齐梁批评家的共识，文章并试图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正始诗风是三国魏后期的一种诗歌风貌，出现于齐工曹芳正始年间。·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给正始诗风下了定义:
    正始体，魏年号。祛阮诸公之诗。
    严羽以桥阮诗为正始诗风的典型代表，现各中国文学史教材一般都沿袭此说。但是，在严羽生活的南宋时期，流传下来的正始诗歌已经很少了，宋代的f祟文总目》中所著录的先唐文集仅十五家，《直斋书录解题》确定的旧集也不过十三部，它们中关于正始诗人的文集只有阮籍、稽康二家，严羽当时所能看到的也只有珑、阮两位诗人的别集.也就是说，严羽是在旧文集散失殆尽，难以看到其他正始诗人的诗歌的悄况下给“正始体”定义的。南朝齐梁人钟嵘在《诗品序》中论述了诗歌的流变，对正始诗风的论述与严羽不同:
    降及建安··一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而后玫迟衰橄，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俱兴，垃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
    钟嵘肯定了“彬彬之盛”的建安诗风及“勃尔俱兴，踵武前王”的太康诗。但对建安之后、太康之前的诗歌，即对正始诗歌只以“而后陵迟衰徽，’六字一笔带过，认为正始诗风逐渐倒退衰落了，基本上否定了正始诗歌。而钟嵘在三品论人时，却以阮籍为上品、毯康为中品。对秸诗予以赞扬:“颇似魏文”、’“托喻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播康诗颇似魏文帝曹巫，但正始诗风不能’.踵武前王”，阮籍诗列为上品，但正始诗风‘.陵迟衰微”。另外，在上品12位诗人中曹植、刘祯、王架、陆机、潘岳、张协、左思、谢灵运都是分别作为建安、太康、元嘉诗风的典型代表出现在钟嵘《诗品序》对历代诗歌演变的论述中，李陵、班姬的名字也列在对两汉诗歌的论述中，惟有阮籍没有出现，可见，在钟嵘看来，阮籍、播康井非是正始诗风的典型代表。至少我们可以确切地说，钟嵘对秘阮诗及正始诗风的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从钟嵘、严羽二人所处的时代、文化环境来看、齐梁时期保存的(先庸，)文集较南宋多近百倍，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梁时著录的别集和总集约有一千一百三十丑部，梁人著录的正始文人的集，除裕、阮的集子外，还有何晏14卷〔录.卷〕，刘动3卷(录t雄夕，:曹退A卷，.应碑切卷成录番卷，，缪袭等、还保存了夏侯玄、刘僧、钟会等人的文集，我们可以说，钟嵘所见正始诗文，就(隋志》存目覆按.实较后人为多，其所评论迥异严羽管窥带测之谈，白舞更允当可信。
    与钟嵘同时代的齐梁批评家刘婆也对正始诗风及播阮诗的评价不一样.《文心雕声·明诗娜诀》云:‘’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裕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道”指道家思想一刘招指出当时正始诗风总的特点是浮浅的.正因为此，播阮“清峡，、’‘遥深”之诗才别开一路。可以说，刘鹉对正始诗风及播阮诗也作出了不同的价值判断。在《时序篇》中，刘舞说:  何刘群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贵英雅，顾盼含章，动言成论‘于时正始余风，篇体轻渝.而稻、阮、应、缪，并驰文路矣”。刘鳃在这里又一次指出浮浅轻淡是正始诗风的特点，代表人物是何晏、刘肋等人。与《明诗篇》一样，刘蟋是把稽康、阮籍划入了与何晏之徒不相类的另一路文人。这样、刘鳃实际上以何晏为首和以稽、阮为首把正始年间的名士划分为两类、两类名士实为异派，引《说新语·文学篇》中刘孝标注可证:‘’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松叔夜、‘。.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嗜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卑子毒、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夏侯玄、何晏、王弼代表的是朝廷中的正始名士，楼、阮代表的是放诞疏狂的竹林名士，他们的思想性格、处世态度差别很大，他们的诗歌在刘娜看来，分别代表着两类诗风:播、阮诗风’.清峻”、‘一遥深”，何晏诗风轻淡浮浅，且占当时诗坛主流地位。
    在钟嵘的《诗品》里，阮籍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上》夕，袖康诗‘.峻切、评直、露才，〔《诗品中》)与刘鹉的’.稽志清峻、阮旨遥深、’评论相同。钟嵘刘鹉分别以.‘陵迟衰徽”、“率多浮浅、、评正始诗风，可以说，在对正始诗风的整体把握及对检、阮诗歌的评价七、钟嵘、刘林的观点是一致的。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对搐阮诗及正始诗风作出不同的价值判断、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钟、刘二人这里，还表现在南朝同时代的其他批评家身上。梁初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恨器仑》中论述了魏晋南朝文学的流变:.“习乒为理，事久则读，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建安一体，《典论》短长互出:播、陆齐名，机岳之文永异。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举其灵变，许询极其名理二仲文玄气，犹不尽除，谢混情新，得名未盛。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朱蓝共妍，不相祖述。’‘萧子显从文学新变的角度论述魏晋南朝时文学的发展，但唯独没有提及正始诗文，可以说.刚刚兴起玄言旨趣的正始诗风在萧子显心中分量不是很重二同样，在稍早一点的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中，也没有提到正始诗风:‘’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披质·，一降及元康，播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缉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和萧子显一样.沈约也是从新变的角度评魏晋诗歌，也不愿提正始诗风:事实上.相对于建安诗歌而言，正始诗歌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表现玄学思想及人生境界的诗歌己经大量涌现，罗宗强先‘全认为:“正始文学创作的一个新倾向.便是在作品中表现老庄人生境界”、也就是说，建安正始寺风的转变，表现为建安风骨向正始之音的转变.从沤歌建功立业到抒写老庄情怀的转变。沈约、萧子显不提正始诗风，并非不以秸阮诗为然，《文选》选录稽康诗《悲愤诗》一首、《赠秀才入军》五首、《杂诗》一首，阮籍诗《咏怀诗》十七首，而《文选》选诗精审，入选诗歌多为名篇名作、可以说也代表了沈约、萧子显等南朝人的共识，而沈约也曾为阮籍‘咏怀诗少作注(见李善注屯文选》)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这种南朝批评家在稿、阮诗及正始诗风的价值判断上呈现出相同或近似的看法，原因君封白在于正始年向兴起的玄言诗不符合南朝人对诗歌的审美理想。《文心雕龙》云:”迄自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干是腆周当路，与尼父争途。”又云:“.正始明道，诗杂仙心。”刘蕊指出了正始年间兴起的诗是玄言诗。而玄言诗“明道”.宣扬老庄思想，容易导致文辞枯操平淡，缺芝文学意味，难以为具有高度文学自觉惫识的南朝批评家所认同。沈约赞同卜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王绮传》〕，主张“以情纬文，以文披质”，所以批判玄言诗“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道丽之辞，.无闻焉尔”(《宋书·谢灵运传论》);钟嵘的诗歌审美理想是“自然英旨”，欣赏‘.思君如流水’式的直寻和“高台多悲风”式的即目，觉得玄言诗利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诗品序));刘姆论文重视思想内容.批评玄言诗“世极速遭而辞意夷泰”(《时序篇》)，即时势世道艰难，文章辞意却平和，‘“嗤笑绚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明诗篇》).即不关心世务，超脱于现实的人生态度:南朝批评家如此指责玄言诗风，自然也就对正始年间何晏倡导的玄言诗风持批判态度。
    播康‘阮籍诗歌受玄言诗风影响，但他们的诗歌并不在于表现抽象的玄理、而是表现他们的志向，南朝人论磅、阮诗也是从他们诗表现志向.而不是表现玄理这一角度出发、如颜延年评玩诗.’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见《文选》李善注)，江i《杂体诗》三十首拟格诗题为“.言志”，拟阮诗题为“咏怀，’.又有‘.效阮公诗，*十五首，江淹在《自序传》中云“王与不逞之徒日夜抗议，淹知祸机之将发，又赋诗十五首，略明性命之理、因以为讽，*，与颜延之一样，江淹也以为阮诗是优虑祸患、明性命之理的言志之作，所以才用来讽谏刘景素。钟赚评阮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颜延之注，怯言其志”〔《诗品上》〕，刘德评“稽志清峻，阮旨遥深”也都是从他们诗耿言志这一角度出发。而今人学者论及秸阮诗与玄言诗关系时，更多是J夕思想方法来阐述，认为稽阮在言意关系的最高层面’‘言不尽意”、“得象忘言，，上表达清峻或遥深的情感，我们也注意到，这些情感井不是玄言、表现手法是一回事，诗歌内容是一回事、与其说稽阮诗是玄言诗，不如说稽阮用玄学思想方法来表达深沉复杂的情感。南朝人在松康诗中读到诗人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理想的向往，在阮籍隐晦的词旨中读到愤世忧世之情，这些强烈的批判色彩、沉重的优患之感正是诗杂仙心、明道的玄言诗所缺少的。对稽阮诗和正始诗风分别作出不同的价值判断，这是齐梁批评家的共识，他们对正始诗风不予评价或评价不高，正是因为正始年间兴起的玄言诗这种诗敲欠在艺术性及思想性上都不符合南朝人的审美趣味，而裕阮引人玄学思想方法，主要表达的不是玄学的哲学思辨，而是深沉复杂的情感，这又与玄诗不同，这或许正是齐梁批评家批判正始诗风而又肯定裕阮诗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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