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欧阳修转益多师及其诗风渊源

时间:2024-04-26 11:22:17 5A范文网 浏览: 论文范文 我要投稿

  论文关键词:欧阳修 唐诗 宋诗 诗歌风格
  摘要:欧阳修在诗歌创作中转益多师、博采众长:不仅全面师法唐代诗歌技巧,合理借鉴时辈诗人优点,还大胆吸收散文、辞赋等文体质素,形成了气格高致而平易疏畅的诗歌风格。其不同文体师法各有侧重,使其诗歌在不同的文体问又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色。
  大凡文学史上有成就的作家往往都是博采众长而转益多师的。若从文学创作的学缘看,欧阳修应是十分丰富的,他不但主动师法众多唐代诗人的创作技巧、合理借鉴同时代诗人的诗歌优点,还大胆地吸收散文、辞赋等其他文体的成分,从而成就了其诗歌气格高致而平易疏畅的艺术风格。
  一、对唐诗的全面师法
    欧阳修对唐诗的学习是很全面的。他先后师法过韩愈、韦应物、李白、孟郊、贾岛、李贺、郑谷等诗人。其诗集中以师法唐人为题的就有《弹琴效贾岛体》  《太白戏圣俞》(一作《读李白集效其体》)《刑部看竹效孟郊体》《奕城遇风效韩孟联句体》《春寒效李长吉体》等诗歌。
    他曾在《六一诗话》中论及唐末郑谷诗时说:“其诗极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晓,人家多以教小儿,余为儿时,犹诵之。宋人朱弃说:“圣俞少时,专学韦苏州诗,世人咀嚼不入,唯欧公独爱玩之。元人刘埙也认为欧诗“有甚似韦苏州者”。
  当然,在对唐代诸诗人学习中,欧阳修用力最深的是韩愈和李白二人,所以在对欧诗语言特点的认识上就有似韩说与似李说的分歧。近代学者钱基博、钱钟书父子则比较细致地指出了欧诗的多重师门,多样特色。
   钱基博认为欧诗有“清炼似梅尧臣而原出郊岛之寒瘦”者;有“俊逸似苏舜钦,而原出李杜之豪放”者;有“为李白之振奇,而同韩愈之椒诡”者;有“同白居易之乐易旷真”者。“以其才大而功深,无所不学,无所不似。大抵以中晚唐之清炼,祛盛唐之浮廓;而以盛唐中唐之豪荡,舒晚唐之危仄。”
    钱钟书也说:“欧公古诗不尽学昌黎,亦显仿太白;五律往往似梅宛陵;夷陵咏风物排律又逼香山。
   (一)关于学韩
    欧阳修诗歌学习韩愈己成公论,此不赘述。要强调的是欧阳修学韩的重点是学习韩诗“无施不可”的笔力。其在诗歌创作中尝试的各种技巧诸如化韵为散、化齐为杂、律古互渗等语言形式技巧和叙议结合、情理共融、曲折委备的行文方式等均是为了达到其“叙人情、状物态”的“无施不可”和“变态百出”的表达效果所作的尝试。

   对于笔力的强调,《欧阳修全集》凡三处:一是明道元年《书梅圣俞稿后》评梅尧臣诗时说:“其体长于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二是他晚年在《六一诗话》中评价韩愈诗歌时说:“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三是在《六一诗话》中评价杨亿等西昆体诗人时说:“盖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而不可,非如前世号诗人者,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其中的“无施不可”当有两方面意思:一是指诗歌题材广泛,什么内容皆可入诗;二是指诗歌的语言表现功能强,什么内容都能充分表达。“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则是指韩愈等人诗歌长于记叙、精于说理的特色,是对“无施不可”笔力的具体描述。可见,欧阳修一生中选择韩愈诗歌作为师法对象,最重要的是因为韩愈诗歌表现出了高超的语言表达技巧,即所谓笔力。诗人对这种“无施不可”笔力的不懈追求,从而导引其诗歌往往注重叙事性和说理性的结合。这种结合已经同唐诗所追求的含蓄审美趣味有所差别了。正如朱熹所说:“本朝杨大年虽巧,然巧之中犹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来不觉。及至欧公,早渐渐要说出来。”杨亿与欧阳修诗风的差异,其实质是唐诗审美观念与宋诗审美观念的差异。从这个意义说,欧阳修诗歌的“说出来”。表明诗人对诗歌记叙、议论功能的追求中已经透露出几分思致之美。这也是欧阳修诗歌风格虽然呈现出平易疏畅却仍不乏“气格”的深层原因。
  (二)关于学李
    欧阳修对李白的诗是很喜欢的。张戒《岁寒堂诗话》指出:“欧阳公学退之,又学李太白。他对李白诗歌豪迈奔放的风格总是誉于言表。如其《太白戏圣俞》写道:
   开元无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闲。太白之精下人间,李白高歌《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落笔生云烟。千奇万险不可攀,蔽视蜀道犹平川。宫娃扶来白己醉,醉里诗成醒不记。忽然乘兴登名山,龙咆虎啸松风寒。山头婆婆弄明月,九域尘土悲人寰。吹笙饮酒紫阳家,紫阳真人驾云车。空山流水空流花,飘然已去凌青霞。下看区区郊与岛,莹飞露湿吟秋草。
   《笔说·李白杜甫诗优劣说》云:
    落日欲没崛山西,倒着接篱花下述。襄阳小儿齐拍手,大家争唱白铜提。此常言也。至于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后见其横放。其所以警动千古者,固不在此也。杜甫于白,得其一节,而精强过之。至于天才自放,非甫所到也。
    诚如胡仔所说:“嘉裕以来,欧阳公称太白为绝唱,王文公称少陵为高作,而诗格大变。”欧阳修对于李白的喜爱乃在于其平易洒脱的风格,他努力对这种风格加以吸收并融化于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他的五七言古诗在表现题材与章法结构上继承了韩诗的某些特点,但就风格而言却没有韩诗的奇险。如庆历元年的《忆山示圣俞》就是一篇结构跌宕,行文曲折迂回,而语言疏畅的长诗。这似乎可以看做是诗人以李白诗歌的平易风格对韩诗的矫正,而这显然也与他对李白诗歌的喜爱、学习、继承有关。最为诗人称道的是其《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诗人博采众长而自成一体的创作方法。该诗在构思立意上学习韩愈,诗写庐山高耸于长江之滨,以飞动的气势描写庐山千岩万壑、晨钟暮鼓之趣,从而表现对同年刘中允归隐其间的羡慕之情。在结构上全诗以散文章法为主,生新拗折。在韵律上该诗追步韩愈  《病中赠张十八》,使用江韵。江韵属险韵,因难见巧,愈险愈奇。而在语言上又直接取法李白《庐山谣》《蜀道难》,句式参差,语言疏畅,气韵流走,有一气呵成之感。诚如钱钟书《宋诗选注》所云:“他(欧阳修)深受李白和韩愈的影响,要想一方面保存唐人定下来的形式,一方面使这些形式具有弹性,可以比较地畅所欲言而不至于削足适履似的牺牲了内容,希望诗歌不丧失整齐的体裁而能接近散文那样的流动潇洒的风格。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上对韩、李均有所继承,对韩愈的继承表现在题材和诗歌的章法结构上,对李白的继承则更多地表现在诗歌语言风格上。可以说,他融化二人风格于一体而自出胸臆,形成了其诗歌既曲折多姿又情深韵远的平易疏畅诗风。如宋人胡仔《苔溪渔隐丛话后集》所称赏的那样,欧阳修文学创作是“自出胸臆,不肯蹈袭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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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宋诗的合理吸收
    欧阳修对其所生活的宋代诗坛也多有师法和借鉴。比较突出的有王禹偁、杨亿、钱维演、谢绛、梅尧臣等人。
    欧阳修非常仰慕王禹偶的为人,在贬官滁州时瞻仰王禹偁的画像,并作《书王元之画像侧》云:
    偶然来继前贤迹,信矣皆如昔日言。诸县丰登少公事,一家饱暖荷君恩。想公风采常如在,顾我文章不足论。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间容貌任尘昏。
    因为王禹偁也曾经被贬到滁州做地方官,诗歌颇联化用王禹偁《滁州谢上表》“诸县丰登,若无公事。一家饱暖,共荷君恩”之语。诗的首句说自己踏着“前贤”足迹,到滁州来任职,表达了对王禹偁敬佩之情和效法之意。可以说,王禹偁对欧阳修的影响是很深的,欧阳修早期的政治态度、人生追求、文道观念、创作风格均有受王禹偁影响的痕迹。
    王禹偁曾写过一篇《朋党论》说:
    夫朋党之来远矣,自尧舜时有之。八元、八凯,君子之党也;四凶族,小人之党也。惟尧以德充化臻,使不害政,故两存之。惟舜以彰善明恶,虑其乱教,故两辨之。由兹而下,君子常不胜于小人,是以理少而乱多也。夫君子直,小人谈。诀则顺旨,直则逆耳.人君恶逆而好顺,故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君天下者能践斯言而行之,则朋党辨矣,又何难于破贼哉?
    欧阳修著名的《朋党论》是否受到王禹偁此文启发呢?我们将二文作些对比。欧文曰: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尧之时,小人共工罐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凯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凯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
    王文将历史上各种朋党分成“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两类,然后从君子与小人的人格特征与人君心理特征分析了“君子常不胜小人”的事实,最后希望人君能以《尚书》之言明辨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欧文重点在于阐明“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的观点。二文虽然立论的角度不同,但从两文的对比中可见,欧阳修关于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区分显然受到王文启发。
   关于文道关系,王禹偁在《答张扶书》中说:“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且人能一乎心至乎道,修身则无咎,事君则有立。及其无位也,惧乎心之所有不得明乎外,道之所畜不得传乎后,于是乎有言焉;又惧乎言之不易泯也,于是乎有文焉。信哉不得已而为之也!既不得已而为之,又欲乎句之难道邪?又欲乎义之难晓邪?必不然矣……姑能远师六经,近师吏部,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又辅之以学,助之以气,吾将见子以文显于时也。
    欧阳修《与张秀才第二书》说:“知足下之好学,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此少过也。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物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
    二文都强调文章是用以明道的工具性质,“以使道能传之后人,取信于后世”才是目的。因此,所明之道要容易理解,那么文章的语言则要明了易懂。王文的基本思想在于强调文的“传道明心”目的,而且古人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要求“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欧文提出“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的主张当与王文“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的主张有内在联系。

    王禹偁诗歌创作虽然是从学习白居易开始的,但是他并未囿于元和一体,而是学习白居易乐府诗精神,写了一些现实性很强的讽谕诗。如《感流亡》《对雪》《射弩》等诗皆是“多涉规讽”“未尝空言”的现实主义作品。并且逐渐由学白向学杜转变,寻求诗歌的新境界,他自己曾作诗说:“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欧阳修以现实生活题材进行诗歌创作的努力,实在是对王禹偶诗歌现实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所以,吴之振说:“元之独开有宋风气,于是欧阳文忠得以承流接响。文忠之诗,雄深过于元之,然元之固其滥筋矣。”实为的论。
    欧阳修于天圣八年充西京留守推官。当时,在洛阳聚集了一批声气相投的文人,经常在闲暇之时出游观景,诗酒高会,互相唱和,切磋诗艺。
    王辟之《绳水燕谈录》云:
    公(欧阳修)与尹师鲁、梅圣俞、杨字聪、张太素、张尧夫、王几道为七友,以文章道义相切靡,率尝赋诗饮酒,闲以谈戏,相得尤乐。
    欧阳修《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也说:
    文嘻公善待士,未尝责以吏职,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树,奇花怪石,其平台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间,余得日从贤人长者,赋诗饮酒以为乐。
    洛阳最高官员钱惟演对这些天下文士十分优待,并时时参与其酒宴诗会。这是欧阳修诗文创作的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个时期,也是他诗歌创作多方学习他人的重要时期,所以,他一方面受杨亿、钱惟演等西昆体诗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其诗友谢降、梅尧臣诗歌的影响。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欧阳修晚年在其《归田录》中称杨亿为“真一代之文豪,”并在《六一诗话》中对杨刘西昆体予以客观评价:
    杨大年与钱刘数公唱和,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而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殊不知自是学者之弊。如子仪《新蝉》云:‘风来玉宇鸟先转,露下金茎鹤未知,,虽用故事,何害为佳句也。又如‘峭帆横渡官桥柳,叠鼓惊飞海岸鸥’,其不用故事,又岂不佳乎?盖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而不可。非如前世号诗人者,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为许洞所困者也。
    欧阳修对杨亿诸公的佳句大加赞赏,且将之与九僧相比,认为他们并不像九僧那样“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为许洞所困”。
    刘克庄《后村诗话》载:
    (蔡)君漠以诗寄欧公,公答云:‘先朝杨刘风采,耸动天下,至今使人倾想。’世谓公尤恶杨、刘之作,而其言如此,岂公特恶其碑板奏疏碟裂故为偶俪者,而其诗之精工律切者,自不可废软!
    翁方纲说西昆体:
    宋元宪、景文、王君玉并游晏元献之门,其诗格皆不免杨、刘之遗。……此在东都,虽非极盛之选,然实亦为欧苏基地。
    明人张艇在《西昆酬唱集序》中也说:
    杨、刘诸公唱和《西昆集》,盖学义山而过者,六一翁恐其流靡不返,故以优游坦夷之辞矫而变之,其功不可少.然亦未尝不有取于昆体也。
    由此不难看出,欧阳修对西昆体诗风有合理吸收的一面。
   谢绛是当时诗坛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天圣明道年间曾任河南府通判。他“以文学知名一时”,曾被杨亿誉为“文中虎”,据说他“学博而辞多,用事至千余言不尽”,诗风与后期西昆体诗人很接近。
他是欧梅在西京幕府里最重要的诗友之一,对欧梅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欧阳修《试笔·谢希深论诗》日:
    往在洛时,尝见谢希深诵“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又见晏垂相常爱“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希深日:“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见于言中。”
      《六一诗话》载梅尧臣论诗之言曰:
    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贾岛云:“竹笼拾山果,瓦瓶担石泉。”姚合云:“马随山鹿放,鸡逐野禽栖。”等是山邑荒僻,官况萧条,不如“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为工也。
   这与上引欧阳修《试笔》中谢绛之论如出一辙。可见,梅尧臣“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观点与谢绛“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见于言中”的观点是一致的。而欧阳修洛阳之作《题张应之县斋》却有“县古仍无柳,池清尚有蛙”之句。这决非巧合,当是谢降、梅尧臣还有欧阳修等人在诗歌唱和、诗艺切磋中所得出的共同体会
    至于欧阳修早期对梅尧臣诗歌的学习借鉴,则经常在其诗文中给予说明。明道元年《书梅圣俞稿后》亦云:“余尝问诗于圣俞,其声律之高下,文语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欧阳修《再和圣俞见答》云:“暖哉我岂敢知子,论诗赖子初指迷。”
  三、对其他文体的借鉴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中合理借鉴古文、辞赋的章法和语言,尤其是他自己成功的散文语言和结构特点,对其诗歌风格的形成有及其重要的影响。
    欧阳修从洛阳时期便开始潜心学习、研究韩愈的古文。他在《记旧本韩文后》说:“后七年,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至于今,盖三十余年矣。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矣。”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八记载了一则轶闻:
    刘中原父望欧阳公稍后出,同为昭陵侍臣,其学问文章,势不相下,然相乐也。欧阳公喜韩退之文,皆成诵,中原父戏以为“韩文究”,每戏曰:“永叔于韩文,有公取,有窃取,窃取者无数,公取者粗可数。”永叔《赠僧》云:“韩子亦尝谓,收敛加冠巾。”乃退之《送僧澄观》‘。我欲收敛加冠巾”也。永叔《聚星堂燕集》云:“退之尝有云,青篙倚长松。”乃退之《醉留孟东野》“自惭青篙倚长松”也。
    欧阳修散文创作主要学习韩愈散文的章法结构。在语言上,他强调文以传道,而道非抽象的说理,乃是治国修身之法。他说:“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所以,散文语言只要容易阐明道理就可以了。他抛弃了韩文言必己出的求奇求怪的一面,而继承了韩文“文从字顺”的一面,故而形成了自己散文曲折往复、语言畅达的风格。如苏询《上欧阳内翰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书》所言:“纤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间(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
    欧阳修的散文风格迎合了宋代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文学发展的要求,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如范仲淹于庆历八年《尹师鲁河南集序》所说:“懿、嘻以降,寝及五代,其体薄弱,皇朝柳仲涂(开)起而摩之,髦俊率从焉。……洛阳尹师鲁少有高识,不逐时辈,从穆伯长(修)游,力为古文,而师鲁深于《春秋》,故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章奏疏议大见风采,士林方耸慕焉。逮得欧阳永叔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可见,在庆历年间,欧阳修就已经获得很高的文名。随着欧阳修散文创作的成功和文坛地位的建立,在其诗歌创作中也有意无意地引入其散文中的行文方式、章法结构和语言特点,从而形成其诗歌平易疏畅的风格。
    人们在讨论欧阳修“以文为诗”的时候,往往从师法韩愈的角度入手,殊不知,欧阳修自己的散文风格对其诗歌风格的影响也很明显,甚至更为直接。其散文“纤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的特点与其诗歌“平易疏畅”的风格显然有相通之处,这是欧阳修一贯的行文特点和语言风格在不同文体中的体现。可以说,欧阳修的散文成就也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其诗歌。倒是吴之振先生看到了欧阳修散文与诗歌之间的渊源关系,他说:“其(欧阳修)诗如昌黎,以气格为主。昌黎时出排鼻之句,文忠一归之于敷愉,略与其文相似也。”
    当然,其诗歌转益多师,博采众长是有所侧重的。这种侧重在文体上得到较明显的体现。对此,元人方回有具体评说:“读欧公诗,当以三法观。五言律初学晚唐,与梅圣俞相出入,其后乃自为散诞。七言律力变‘昆体’,不肯一毫涉组织,自成一家,高于刘白多矣。如五、七言古体则多近昌黎、太白;或有全类昌黎者,其人亦宋之昌黎也。”方回的评价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他看到了欧阳修诗歌学习前人是分文体的,欧阳修分别从不同的前人那里学习不同文体的诗歌创作技巧。这也导致了他的诗歌在不同的文体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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