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化理论与《水浒传》阐释

   论文关键词：《水浒传》  狂欢化理论  禅宗思想   市民趣味
　　摘要：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为人们解读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狂欢化的视角解读《水浒传》无疑会有新的理解生成，但是这些理解却是不确切的。对《水浒传》中有关现象的解读应该以具有民族特色的禅宗思想和阳明心学为指导，这比狂欢化理论更符合小说的实际情况。
      自从20世纪80年代原苏联思想家、文艺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的狂欢化文学理论传人中国，在文艺评论界就有不少学人利用这一理论对中国文学进行解读。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源自他对西方酒神文化和民间文化的考察，尤其是对西方狂欢节的考察。巴赫金说:“在狂欢节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通过具体感性的形式、半现实半游戏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这种关系同非狂欢式生活中强大的社会等级关系恰恰相反。人的行为、姿态、语言，从在非狂欢式生活里完全左右着人们一切的种种等级地位(阶层、官衔、年龄、财产状况)中解放出来……”〔’〕狂欢节是欧洲历史悠久的节庆活动，后来形成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形式，即狂欢式，其主要精神表现为消除距离、颠覆等级、平等对话、自由坦率、戏谑衷读和讽刺。巴赫金认为，狂欢节的种种形式和象征，对文学的体裁、艺术思维、语言表达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影响。狂欢化文学就是狂欢式内容在文学领域里的渗透和文学语言的表达。
    狂欢化是西方民间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巴赫金对狂欢化的考察也是从这个角度着手的。“巴赫金的狂欢化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他联系拉伯雷的《巨人传》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进行了考察，指出了它们的狂欢节世界感受基础(诙谐文化)和怪诞现实主义的审美特征。狂欢化世界感受也有着其突出的全民性、自由性、乌托邦性和对未来的向往。”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现实基础是和官方的、教会的思想相对立的民间诙谐思想，它的美学观念是怪诞现实主义。狂欢化艺术是对物质—肉体根基本身的深刻的肯定，有着摆脱了为抽象理论服务的怪诞形象和诙谐风格，因此它是欢快、解放、再生的。‑}z}
    按照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狂欢文化中的“诙谐”精神具有颠覆的作用，它对权威、正统具有“脱冕”的作用。狂欢文化的核心就是“加冕—去冕”，这就如同《渔夫与金鱼》的故事那样。〔’J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中指出:“国王加冕和脱冕仪式的基础，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这个核心便是交替与变更，死亡与更生。”这一点在《水浒传》中却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梁山泊众英雄聚义难道就是“加冕”吗?梁山泊好汉接受朝廷招安之后征大辽、平方腊也不能说就是“去冕”吧!《水浒传》中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或许也带有“诙谐”的色彩，然而其叙事不是用来颠覆权威和正统，而是以禅宗的思想和精神来塑造鲁智深这位不像和尚却胜似和尚的活佛形象。虽然狂欢化理论向人们提供了一种透视《水浒传》的新视角，然而把《水浒传》看作是市民狂欢文化的产物或以西方狂欢化文学理论来阐释这部小说总是不那么地道，总让人觉得有些“隔”。
    仔细体味《水浒传》中的叙事话语，不难发现其中的表达其实就是说书艺人为了娱乐市民听众而有意识进行的渲染、夸张和铺陈:为了满足人们嗜血的潜意识欲望和对仇敌斩尽杀绝后的快心惬意，对于武松大闹飞云浦、张都监血溅鸳鸯楼等进行了大肆渲染，让武松一连杀死19口人，武松“方才出得一口恶气”，听众也对于恶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感到心里痛快，武松“方才心满意足”，听众也“方才心满意足”—这是一种邪恶得到惩处正义得到伸张之后的痛快，也符合古人劝善惩恶的教化目的;小说中描写好汉的怒气，往往就是千篇一律的一句话:" L.头那把无明业火，高三千丈，冲破了青天”;为了表达人们的惊愕，便是套语套句:“分开八片顶阳骨，倾下半桶冰雪水”;其它诸如“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等都是说书艺人的习惯性套语。《水浒传》中所有这些叙事套路和叙事话语，其实与西方民间的狂欢化有着本质的区别，或者说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关系。对事物现象进行判断，应该看其本质而不是似是而非的形式，《水浒传》中固然有武松大闹飞云浦、张都监血溅鸳鸯楼以及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等诸如此类的“热闹”场景的描写，然而它们并不属于狂欢文化:它们不过是被用来表达武松的报仇报彻和神勇的豪气以及表达鲁智深这位活佛身上所带有的呵佛骂祖、率性救世的禅宗精神，这些叙事并不具有西方狂欢文化所内含的“平等性、自由性和乌托邦性”特点。鲁智深在五台山上倒身大睡、蔚声如雷、佛像后面随意大小便、吃狗肉喝村酒、醉打山门等并不是用来表达对佛教的“戏谑裹读和讽刺”，而是渲染禅宗呵佛骂祖、率性而为、立地成佛的内典精神以及鲁智深的豪杰本色和这种精神在鲁智深身上的肉身道成。
   《水浒传》的妙处全在“人情物理”的逼真刻画上，例如林冲被发配到沧州，差拨见到林冲，见林冲没有给他贡献银子时便对林冲竭尽恶骂挖苦之能事，等到他收到林冲的银子之后又竭尽馅谈奉承之能事，势利小人的嘴脸声吻逼真如画，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这部小说深刻地反映了宋元明时代市民的意识形态、审美趣味和好恶趋避的特点。在其本质上，它是市民娱乐的产物，是市民精神文化的产物，是为了满足市民心理情绪的产物，但是与狂欢化却是没有多大的关联。中国古代文化中就没有狂欢酒神文化的处所，从周礼而来的儒家学说一直尊奉的是尊贵卑贱等级分明的观念，礼仪之邦素来是将没大没小、不分贵贱老幼上下贤愚的想法和行为嗤之以鼻、不屑理论的，卫道士甚至将有这些想法的人置之死地而后快。有人将《水浒传》中梁山泊文化等同于狂欢文化是不确切的，梁山泊固然有点“从非狂欢式种种的等级地位解放出来”的意味，但是就如同鲁迅说的水泊中人并不是把所有人都看作是“兄弟”的，此其一;其二，梁山泊看似平等，其实头领中至少就分有天里和地煞两级，逞论那些抬轿的楼呷和活捉来刺字劳改的官兵了。
    在小说是市民娱乐的产物这一点上，如果把《水浒传》与“宋元话本小说”对照来读，就更加鲜明突出了。例如从《杨温拦路虎传》中就可以看到《水浒传》中许多叙事的影子:杨温占卦后为了消灾遇上盗贼灾厄与卢俊义逼上梁山，杨温和马都头比棒与林冲和洪教头比试，杨温泰安打擂与燕青泰安打擂，等等，是何其相似!由此看来，《水浒传》确实是经过几百年的口头流传之后“集撰”所成，它汇集了说书艺人们的智慧才干，体现着他们“世事洞明”的深刻，也体现着市民的审美趣味倾向;当然，作者天才的艺术创作力在成书中的作用也不能忽视。习惯于“历史演变法”的现当代中国学者，“往往把故事素材直接等同于小说艺术，低估作家的创造性劳动，似乎只是把散见于各处的故事凑合到一起就行了，如胡适就曾武断地称《三国演义》的最后写定者为‘平凡的陋儒’。
    陈文新在其专着《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中认为:“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宋元说话中的水浒故事并非以鸿篇巨制的‘讲史’的面目出现，而是属于短篇的‘小说’门类。”《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英雄好汉的故事是由不同的说话人分别创造出来的，它们是民间艺术的产物，“而民间艺术家创作故事，首先是追求有趣”，因为“粗野和趣味性正是民间文学的本色”。〔’〕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王振星曾经从巴赫金狂欢化的理论高度来考察《水浒传》中的狂欢化因素，他在《(水浒传>狂欢化的文学品格》中从《水浒传》张扬的一种狂欢化的精神、人物形象塑造的狂欢化的勃勃生机以及叙事结构狂欢化特征等角度探析小说的狂欢化色彩。例证之一就是李遴判案。其实，结合小说产生的历史背景，蒙元统治时期汉人与南人在蒙古人、色目人等异族的奴役压迫之下，寻常百姓从心底里鄙视那些逆来顺受、唯唯诺诺、毫无阳刚之气的同胞，因此有了“打了人的才是英雄好汉，被打的活该”的希望奋起反抗的心理情绪，不过这种心理宣泄的渠道是通过喜剧的“笑中见泪”的形式表达出来的。
    曹开英《论<水浒传>的狂欢化叙事》认为:“《水浒传》的读者忽视小说的道德意义、忽视书中人物行径的道德污点，反而以一种激赏的心态去关注故事，在故事中获得极大的心理满足，这已具有了俄国学者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化文化的特征。rr [6〕这个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读者，尤其是中国古代的读者，从来没有“忽视小说的道德意义”，而是总是从伦理道德的视角对《水浒传》进行解读，此其一;其二，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化文化特征主要包括“粗俗、狠衷、疯狂和怪诞”等，而这些特征与《水浒传》的叙事基本上是没有契合点的。曹开英在文中把武松杀嫂当作“疯狂”，其实“残忍”或许更为确切;把宋江凌迟黄文炳、杨雄分割潘巧云解读为“作者与读者之所以不去深究其法律、道德层面的不足，实在是因为这些行为与每个人心中肆意妄为的狂欢化情节契合了”，其实作者与读者正是从当时的法律和当时的道德层面出发进行叙事和理解的;把鲁智深解救金氏父女、武松重视手足之情、宋江是闻名的孝子解读为狂欢化理论中“亲昵化”实在是不伦不类;把鲁智深大闹五台山解读为狂欢化文化中的“粗俗、荒唐”和“不过是醉汉发泄而已”，显然是先人之见地有了结论然后又论证其前理解的，李蛰、金圣叹等人都把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看作是活佛率性而为的行为，而不是什么典型的狂欢化展现。用狂欢化理论解读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有一个潜在的内核就是“加冕—去冕”，然而鲁智深醉闹五台山佛家圣地则没有这个内核，不过是“呵佛骂祖”的禅家精神的精彩上演罢了，还有一点世俗地嘲弄仙佛以取乐戏谑以及狂放不羁精神的发泄而已。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如果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阳明心学和禅宗精神来看，就会理解得很自然，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来观照这个现象，总是觉得那么“隔”。〔’〕这是因为这个现象本来就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它用来表达“佛性”不在于闭眼合掌、俨然一幅念经修炼的样子，而是在于“率性而行，不拘小节，方是成佛作祖根基”(李蛰语)。鲁智深是个活佛，虽然不念佛经，不做礼拜，然而打抱不平、见义勇为、救济贫弱、普救生灵，这些所作所为都是真正佛性的寓体。外面一个和尚模样虽然好看，如果不普度众生、为弱势群体做点实际的事情，即使是整天诵经念佛也是没有一点佛性的;鲁智深虽然杀人放火，但是他义薄云天，为救人而不计后果，一心保国安民，所以最后反而成了正果。也就是说，佛性在于救济的行动，不在于装模作样的形式，这是《水浒传》想要表达的对佛教真义的理解。狂欢化现象及其理论，诞生于西方的“酒神”文化之中，在“鲁智深大闹五台山”这个个案的分析上，它怎么能够进行地道的诊释呢?
    中西文化的差异，文化的民族性，都内在地要求不能迷信和硬套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理论，而是要像毛泽东思想那样需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把西方理论拿来死搬硬套中国文化中的现象，只能是削足适履，搞得不伦不类。文化的多元是人类精神自由的基本保证，思想文化的全球化或西方化则是一种违背人性的社会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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