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金和 诗史 讽刺 革新
摘要:对于金和其人其诗的评价,历来毁誉不一。本文试从金和的思想历程及其诗歌的乐府传统、诗史特征、讽刺艺术、革新精神等方面对他进行再认识,并进一步探讨他对中国诗歌近代化的贡献。
生于封建末世的诗人金和,一生颠沛流离,潦倒而终。他所生活的年代是一个剧变和动荡的时代,风雨飘摇的封建社会逐渐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他的《秋蟪吟馆诗钞》就是这一时代的真实写照。他在世时,其诗不为人所重,死后,其诗集刊行于世,始获^称赏,声名鹊起。谭献、陈衍等传统文学批评家对他推崇备至,尤其是文学革新的两大巨匠——梁启超和胡适的看法更引人注目。梁启超几乎骂倒了整个清代诗坛,却极力推许金和,他《秋蟪吟馆诗钞序》中称其诗:“意境、气象、魄力,求诸有清—代未睹其偶。比诸远古,不名一家,而亦非一家之境界所能域也。呜呼!得此而清之诗史为不寂寥也已。”并辑金和、黄遵宪两人的诗为《晚清两大家诗钞》,称“这两位先生是中国文学革命的先驱”。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也说金和“确可以算是代表时代的诗人”。
然而,对金和诗歌持批判态度的也不乏其人.如胡先骗认为金和的诗“太欠剪裁,不中法度。且骨格凡猥,口吻轻薄,殊缺诗人之高致”。嘲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究竟孰是孰非?让我们来重新审视一下金和其人其诗。
金和,号亚匏,上元(南京)人,性狂傲,人称“振奇人”,才高命蹇,工诗词古文,尤以诗呜世。鸦片战争爆发,23岁的诗人每有报国之志,表现出一位爱国诗人的民族气节。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他的地主阶级立场和对农民起义的恐惧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他曾密谋做清军内应,企图置新生的革命政权于死地。不料,清军失约而事败。他对太平天国的敌视态度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很深的阶级烙印。不过,可笑又可悲的是金和一厢情愿地效忠清王朝,不但没能使他跻身于统治阶层,反而几遭杀身之祸,]将他推人了十余年颠沛流离的困苦境遇,这加强了他对统治集团的离心倾向。飘萍浮槎般的流浪生活,加深了他对统治集团腐朽残暴的认识和对下层民众的同情。他看到了清军“筹粮几夺民家炊”“慨从军兴来,处处兵杀民”的现实。他所忠爱的王者之师的种种暴行使他震惊、激愤。金和当年策应清军的壮举,曾让他引以为豪,但在历经沧桑之后,有人问及此事,他却“蹙额不欲尽其辞”。(柬允泰《金文学小传》)诚然,金和曾效忠过清王朝,但他耳闻目睹的大量残酷的现实,使他在创作时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政治同情,超越自身的阶级局限,自觉地通过诗歌揭露、抨击清军残害人民的罪恶。
金和处于两个敌对阶级的夹缝中,何去何从,两难抉择,进退失据的苍茫心态是这一时代文人共同的生命写照,对清王朝怒其不争.对人民哀其不幸。清军的暴行让他由失望到绝望再到愤恨。可他又不情愿站在人民一边,爱而不得其爱的失心症让他陷入了无可解脱的怅惘;精神家园的丧失,让他不得不寻找新的归宿,他希望找到一个无“兵”无“贼”的世外桃源,直到全集的最后一句,他仍然写道“余生衰病甚,何处问桃源(《寓涫上》)。金和这一代沉沦于社会底层的诗人才士,大抵沿着这样的轨迹走完一生的。
一、乐府传统与“诗史”特征
乐府传统和诗史精神作为一种文学原则和诗学精神,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于古典诗歌的始终,二者互为表里。乐府传统即一种“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文学精神,外化为诗史特征。“诗史”一词始见于唐人评杜。诗史传统从慷慨任气的建安诗歌,到杜甫“善陈时事”的新题乐府,再到陆游、文天祥的爱国诗和金和、黄遵宪的纪乱诗,历代相承,几乎绵延于整个古典诗歌的历程。
金和生活在社会转型的战乱年代,经历了亘古未有的社会剧变,他的诗就是这一时代的写照,也是他所见所感的真实记录,艺术地再现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劫难和不屈的反抗精神,用血与泪凝成一系列不朽的历史性诗章,写出民族危亡关头和亡国易代之际的慷慨之音和离黍之悲,一部《秋蟪吟馆诗钞》就是一部用诗描绘而成的晚清史画卷。金和的诗继承了乐府传统,“诞生于血与泪、剑与火相交织的广阔背景上……它具有诗与史的双重价值,是诗与史的谐和,具有诗的特质和强烈的史感。有叙事诗的结构和抒情诗的精神.它具有古朴凝重、悲壮激越的艺术风格,体现出悲壮、崇高的美学特征。它是峥嵘岁月中的血泪之作,而不是寻常年代的浅吟低唱。”所以,人谓其诗“诚诗史也”。Ⅲ他的诗以形形色色的人物为点,再以历史事件为线把这些人物串起来,从点到线再到面,从微观到宏观,真实地记录了近代历史的演变轨迹。既有线形的过程叙写,又有立体的事件描述,从他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外夷对神州大地的蚕食,可以看到满清铁蹄的践踏,可以看到起义军的硝烟,也可以听到被压迫人民的呻吟和反抗的怒吼。
首先,诗人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上写了一些反映鸦片战争的作品。鸦片战争爆发,年轻的诗人用义愤之笔写下了《围城记事六咏》,这是其“感事纪事诸作之先河”,]夷军尚未攻克镇江,南京的守将不去增援,反而“九城之门一时闭”(《守阵》),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慌乱中庸人自扰。将领们不率领人民去抗战,反而关起城门起内讧,国人的可悲和诗人的无奈自然流露。
其次,批判清军的腐朽和罪恶,揭露了封建阶级一向极力讳饰、一般文人也不敢触及的那部分社会真实。如《十六El至秣陵遇赴东坝兵有感》写东坝告急,蜀军前去增援,然而,走了九天还不到五十里,救兵如救火,这种增援速度简直如同儿戏。最有趣的的是《双拜岗激战》,这支军队如此窝囊,可闹起内讧来却异常激烈,“大刀狂有风,长毛疾于雨……从来攻城时,未见今武;虽各数十人,半里暗尘土。”时值列强凭凌,祖国山河面临着沦陷的危机,这些“勇敢”的军士不去报效国家,反而同室操戈。更令人发笑的是如此激烈的战役竟是为争夺一民妇,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上出现如此丑剧,令人哭笑不得。然而如此腐朽的军队,对待起同胞来又是如何呢?《接难民》写清军以接难民为幌子,实则“束缚难民横索财”稍有不从,便“杀之冤骨无人埋”。这哪是保家卫国的军队?他们不救民于水火,反而趁火打劫,落井下石。《黄金贵》写:“大帅积钱塞破屋,老兵积钱压折轴。”《感事》贝U揭露了他们发家的秘诀在于“杀民当杀贼’’,他们用人血染红了顶戴,用民膏筑起了黄金台;诗人笔下这样的怪事很多,在当时都具有普遍性,揭示了整个清朝的支柱——一军队的腐朽,揭示了在中西较量中清军溃败的真正原因。
第三、描写民生疾苦。长期的流浪生活,使诗层人民的艰辛有了切身的体验,他的部分诗歌可以看作黑暗社会之面面观。《印子钱》写出高利贷对人民盘剥的严酷,“今日与汝钱十千,明日与我三百钱,三百复三百……”,这种滚雪球式的借贷方式,使许多人倾家荡产。《苜蓿头》则写出了卖儿鬻女的普遍现象,写得披肝沥胆,字字血泪。在重重盘剥之下,百姓举步维艰,而统治者即使在荒年也不体恤民情,《蝗至》:“千里夏无雨,江田未迟迟。人尤期稻熟,天又遣蝗至。难缓神仓漕,方增列灶师。”旱灾、蝗灾已让百姓叫苦,而漕粮军费却有增无减,于是自然出现“饿死只合从空山,冻死都教在行路”(《破屋行》)的惨状。天灾人祸使百姓接近生存的底线,迫使人民走上反抗的道路,《即事》:“积衰民亦虎,多敛泽无鱼”,指出了农民起义的根源。金和的这类时事政治诗大多都弥漫着时代乱离与苦难的氛围,传达出人民的歌与哭,具有诗与史的双重价值。诗人是时代的神经,敏感地记录下了时代的创伤;他是这个年代的战士,把激愤的诗笔投向种种罪恶;他也是这个时代的旗手,为人民的斗争摇旗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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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绝妙的讽刺艺术
金和作为一位杰出的讽刺诗人而饮誉近代诗坛。其诗远祖先秦变风,继承其放言无惮的传统,能云“列国变风所不能尽者”(谭献《秋蟪吟馆诗钞序》);上承建安风骨,近宗三元新乐府传统,缘事而发。他所处的时代又赋予他的讽刺诗以新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内涵。近代封建君主专制削弱,儒家诗教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战乱年代的特殊背景上,“乱世之音怨以怒”,金和的讽刺诗更多地呈现出“金刚怒目”式的犀利,较少含蓄委婉,超越了古代讽刺诗“怨而不怒”的格局,胡适称赞他的讽刺诗是“有心人的讽刺”。
鲁迅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金和讽刺诗的第—个特点就是题材的真实性和讽刺对象的典型性。其诗选材于现实生活,截取生活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通过讽刺形象来反映社会问题。他所讽刺的反面角色都是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所写事情也是从现实生活中加工提炼出来的,然而,这些寻常的素材一经诗人生花妙笔点染,就立刻散发出夺目的艺术光彩。如《名医生》,本对医术一窍不通,竟然东诓西骗,行起医来,因而“倾银满囊钱满笥”。他昨天刚把人医死,今天还厚颜无耻地前去吊丧,口口声声叹息命中注定,寥寥数笔活画出—个江湖骗子的形象。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第二,金和讽刺诗善用自嘲的手法,把矛盾的言行集于一个形象身上,让讽刺对象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突出其可笑、可鄙。《真仙人》声称已看破红尘,名利如过眼烟云,可他却逢迎权贵、冷落寒士,这样一个势利之徒和那个标榜万事皆空的“仙人”不是判若两人吗?一前一后,两相对比,其虚伪丑恶的嘴脸活现于读者面前。第三,截取具有调‘jIi!I性的情节,组成漫画式的滑稽场面。如《双拜岗激战》,诗人抓住这一题材,用幽默的语言,曲折的笔致,给这一场面一个特写,几经渲染,讽刺立现。第四,讽刺风格的多样化和灵活性。金和的讽刺诗具有婉而多讽的特,既有“金刚怒目”式的直面呵斥,也有曲折委婉的自然流露;既有剑拔弩张的犀利,也有娓娓道来的深沉。如《初五日纪事》。
三、文学革新精神——对中国诗歌近代化的贡献
金和的诗歌革新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题阳湖孙竹床诗稿》中。他批判当时诗坛盛行的堆垛六经,以“腹笥”为诗的掉书袋的风气,反对厚古薄今,盲目泥古。他认为诗歌应随历史的脚步前进,表示要成以一家之言,在题材和意境上要“更从古人前,混沌辟新意”,写出“古人所未至”“古人见亦惊”的新诗。金和的诗歌革新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他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诗教的束缚,以讽刺见长,但也遭到一些非难。胡先辅说:“金氏之诗,才气横溢,言辞犀利,诚有过人之长……但每觉其骨格不高,锋利太甚……吾以为金氏之诗岂但轻薄,直是刻毒。小雅之刺不如是也……以其有悖温柔敦厚之教也”。对此,金和似早有预料,他在诗集《自跋》中云:“是卷半同日记,不足言诗……语宗痛快,已失占人敦厚之风,犹非近贤排调之旨。在其今日,诸公有是韬钤,斯吾辈有此翰墨,尘秽略相等,殆亦气数使然耶!若传之后人,其疑焉者将谓丑诋不堪。”他犀利的讽刺诗,正是当时的社会现实使然,有此咄咄怪事,故有此讽刺诗,至于说他的诗歌有悖温柔敦厚的诗教,这正是古典诗歌近代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占典诗歌要完成近代化的历史转型,首先必须打破儒家诗教的桎梏,打破温柔敦厚的美学规范,金和的诗正表现出这—倾向,不再遵从完美和谐的美学风格。
其次,在形式上采用以小说为诗的笔法,隐锋芒于形象中。古典诗歌以抒情为主流,近代以降,叙事诗大量涌现,但大多只能算是记事诗,以诗的形式记录历史而已,以文为诗,诗中有事。而金和的诗以小说为诗,诗中有人,他善于全方位、多视角地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群像,而以平民英雄的刻画最为精彩。如《烈女行黄婉梨事》《断指生歌》《兰陵女儿行》这三首歌形体叙事长诗,开头都用了倒叙的手法,都是以太平天国运动为时代背景;抨击的对象都是靠镇压起义而发迹的清军将官;塑造的平民英雄都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虽为一介平民,但面对强敌仍临危不惧,从容不迫,不丧失人格尊严,这些形象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诗人人格精神的显现。他的诗歌喜欢以议论入诗,结尾常用“吁嗟乎!”抒发他的感慨。以俗语、口语入诗,如《兵问》全由对话组成。他的这些艺术尝试,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
再次,学习散文、民歌的笔法,体式灵活多样。如《杀虎行》开头就具有民歌的特点;他还写了许多日记体诗,如《痛定篇十三日》;书信体诗如《赠同学张君荷生》。金和的诗还不入考据,很少用典,罕见僻字,这与当时避俗避熟的诗坛风尚相左;他的诗歌语言诙谐幽默、明白如话。有一部分诗,不拘格律,“绝无家法,正如山中自云”(《奇零集序》),如《兰陵女儿行》.句式随人物的感情波澜而起伏变化,错落有致。胡先璃讥其“不中法度”,而梁启超却称之为“诗歌解放”。他不求合乎法度,但求“语语皆天真”。金和诗歌的革新对后来的新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对新派诗,从其倡导者黄遵宪的诗中我们隐约可以看到金和的影子。所以,章士钊在《近代诗家绝句》中说:“亚匏白是英雄手,白敛堪师人境庐”。
纵观近代诗坛,从龚白珍开始,打破前清诗坛的沉寂,到爱国诗潮中现实主义的回归,再到金和诗歌的革新,之后又经历了新派诗、新学诗、歌体诗、白话诗等阶段,中国诗歌才一步步完成了近代化的转型历程,金和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可谓近代诗坛的一颗明珠。梁启超等人对他的评价尽管不无溢美之处,,可就其艺术性和价值而言,是有一定道理的。而胡先鞠对他的指责,尽管过于苛刻,但也指出了金和诗歌的缺点:缺乏剪裁,粗疏空泛。但是,瑕不掩瑜,金和终究可以称得上是近代诗坛的一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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