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诗史”观辨正及宋夏战事诗的“诗史”性质

　　论文关键词：北宋  西夏  战事诗  诗史
　　摘要：以诗传史、以诗证史的“诗史”观念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诗学传统，其发展到宋代日趋成熟，宋夏战事诗正是宋人“诗史”观念的产物，它融铸着文人士大夫深沉的忧患意识与浓郁的爱国情怀。宋夏战事诗具有鲜明的“诗史”性质，并呈现出以下特点：1．发于危难，记录史实；2．有史有情，忠愤沉郁；3．律切精深，意在言外。通过对宋夏战事诗“诗史”性质的考察，可以帮助我进一步去深入认识历史、反思历史，并从中积累民族的生存智慧。
　　近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在其《重刻西域人华化考序》中说：“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这是宋代史学发达，文人史学意识强烈的最好说明。记录百余年宋夏战争状况的宋夏战事诗，正是宋人“诗史”观念下的产物。宋代是历史上非常特殊的时代，其以文治国的政治方略，造就了有宋一代灿烂的思想文化，但同时也导致了军事力量的薄弱，因而在与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的过程中，宋廷基本上都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况之中。面对国家命运受到严重威胁，北宋文人内心的爱国热情及忧患意识顿然勃发，他们不仅走上战场，亲历战争，同时用诗歌记录了他们在国家危亡时期的所闻、所见、所感，共创作了近干余首与宋夏战事相关的诗歌。这些作品内容丰富，感情充沛真切，既具有纪实性，同时又不乏强烈的主观情感色彩和独具特色的艺术个性，体现出鲜明的“诗史”性质。鉴于前人对“诗史”内涵的莫衷一是，本文先就其概念作简要辨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宋夏战事诗的“诗史”性质。
　　一、“诗史”观辨正
　　从记述史实、考见得失、褒善贬恶的角度出发，中国传统的“诗史”观念当肇始于孔子所整理的《春秋》，它以鲁史为主线，记述了当时天下大势的演变情况，具有以文传史的性质。此后，孔子创立的“春秋笔法”逐渐渗透到诗歌创作领域中，诗、史互证的观念也开始得到加强。
　　到了唐代，“诗史”概念被明确提出。唐人孟柴在其《本事诗》中云：“杜(甫)逢(安)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_2J(孟綮认为杜甫诗歌真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期间的社会现状，具有以诗传史的意义，因之称其为“诗史”。自此之后，“诗史”遂成为杜诗特质的经典概括。
　　到了宋代，由于其军事力量的孱弱，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不时对宋代边境及朝廷进行武力威胁，这使得宋朝的民族矛盾异常尖锐。为了激发和鼓舞世人的爱国思想及忧患意识，北宋文人开始进一步彰显杜甫以诗记史的创作观念，“诗史说也随之在宋代被进一步彰显与完善。如北宋诗论家黄彻在其《蛩溪诗话》卷1中云：“子美世号‘诗史’，观《北征》诗云……史笔森严，未易及也。”蔡居厚在《蔡宽夫夫诗话》中云：“子美诗善叙事，故号诗史。”史绳祖《学斋占毕》卷4云：“惟其字字有证据，故以史名。”以上诸家提到的“史笔森严”、“诗善叙事”、“字字有证据”等概念，都是对杜诗以诗传史性质的确认。黄庭坚更是以“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来概括杜诗“诗史”的内涵。南宋的潘淳在其《潘子真诗话》中对此作了进一步阐释：“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句律精切，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发而然。”其立足于杜诗以史笔陈时事，抒发忠义之情来揭示其“诗史”内涵，而对杜诗“句律精切”的强调，又迎合了宋人作诗的理念，由此赋予杜诗“诗史”观以全新的内涵。然而，这一时代观念的融入，在某种程度上又冲淡了“忠义”之情的抒发。因此，明清时期的理论批评家在赋予“诗史”说以时代特征的同时，对宋人的“诗史”观念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

　　明人杨慎认为：“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在杨慎看来，宋人只看到了杜甫诗歌的纪实性，而忽视了其所包涵的内在情韵。他认为“诗史”说的要义不仅是铺陈时事，同时还要意在言外，富有情韵。前七子中的何景明更是从“诗本性情之发”的观念出发，批评杜诗“博涉世故，出于夫妇者常少；致兼雅颂，而风人之义或缺。”此语意在指出杜诗一味描写对社会现实的所见所感，而忽视自我内心的个性化情感，这明显脱离了诗歌的抒情本质。此后，李贽提出“童心”说，公安派倡导“性灵”说，这都是对诗歌应张扬个性、舒张情感的强调。受其影响，明代的诗文理论家亦以“情本论”来评价杜诗。明末清初的吴伟业在“诗与史通”思想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史外传心之史”的崭新命题；钱谦益在推举杜诗纪实性与爱国思想的同时，亦赋予其以“心”传“史”的内涵。二者所谓之“传心”，实际上就是抒发特定时境下的内心情感，目的均是为了明晰诗与史的界限，从而将“以诗传史”的传统“诗史”内涵向诗歌的抒情本质回归，宋人重道德情感的“诗史”观因之受到空前挑战。可见，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与文化背景下，“诗史”观始终都被敷染着一层主观色彩，从而造成了内涵上的不确定性。那么究竟以何标准去看待“诗史”观念呢?在笔者看来，欲解答以上问题，我们还是有必要再回到唐代孟綮对“诗史”内涵的最早说明。盂柴在定义“诗史”观念时，明确指出杜诗之所以被当时号为“诗史”，其原因是“杜(甫)逢(安)禄山之难”，而且将社会动荡流离之现实“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这其中的“毕陈于诗”、“殆无遗事”都是针对杜诗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和广度而言，而以“隐”来加强“毕陈于诗”与“殆无遗事”之间的联系，实则是对“诗史”隐时世而显性情之抒情方式的强调。因而“推见至隐”正是针对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感而言，即以自我的主观情感体验去反映现实、感悟世事，而不仅仅是记述史实，以此来凸显以诗传史的特殊性。正如现代学者们所说的那样：“像杜诗这样刻画如此众多‘乱离人’的群相，这样广泛地反映他们的生活，这样真实而深刻地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确实是前无古人的。这是杜诗之所以堪称一代诗史的重要原因”；“史实只提供事件，而杜诗则提供比事件更为广阔、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通过古人的评述与现代学者的阐释可见，记述历史史实与表达思想感情的双重结合才是“诗史”的核心内容。当然，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诗史”作品所反映之“情”的内涵不尽相同。这也就是后世在论及“诗史”内涵时，总是会敷染上不同时代的思想文化特征，并对“诗史”观有不同理解的原因之所在。
　　由以上辨析可见，被称为“诗史”的作品不仅能够反映某一时期重大社会事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而且创作主体还应以时代价值观念对历史事件作出情感评价，并运用一定的艺术手法加以表现，使其具备一定的审美价值。
　　从此意义上讲，杜甫虽然是最早享有“诗史”盛誉的诗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杜诗才能被称为“诗史”。“诗史”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每当国家处在“患难”、“颠沛”之时，总会有文人将他们的笔触伸向广阔的社会历史，全面深刻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寄寓自我的主观情感，表现出深沉的忧国忧民情感，这样的作品都具有一定的“诗史”性质。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能够客观真切地反映某一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记实与抒情并重，同时所记述的历史事件具有连续性、完整性，这是成为“诗史”作品的必要前提。在此基础之上，笔者认为：记录百年宋夏战争情况的宋夏战事诗是对历史史实的真实记述，不仅具有以诗传史、以诗补史的意义，同时亦将记实叙事与感时伤世的爱国情感紧密结合在一起，并融合了宋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创作观念，体现着宋代的历史文化特征，从而具有鲜明的“诗史”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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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夏战事诗的“诗史”性质
　　民族战争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如匈奴与秦汉之间，突厥与唐之问，契丹、女真、党项与宋之间，蒙古与宋、明之间，都发生过这样的战争。然而不论是就历时时间、空间跨度还是战争规模而言，北宋与西夏之间历时百余年的民族战争无疑是其中较为显著的，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进程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由于采取以文官治国的政治策略，北宋的许多文人都亲历了这场战争，并用诗、文、词等不同艺术方式将战争情况记录下来，从而形成了规模浩大的宋夏战事文学。内容涉及到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透显出浓厚的爱国热情和忧患意识。从“诗史”观韵一般内涵出发，笔者认为宋夏之战具有鲜明的“诗史”性质，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发于危难。记录史实
　　诗歌具有传史的功能，但必须是记录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的作品才能被称为是“诗史”。为数近千首的宋夏战事诗虽然并不是出自一人之笔，视角亦各有不同，但诗人们的关注点是一致的，那就是用艺术化的方式，真切记录了宋夏战争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状况。比如张定千的《诗一首》，这是最早涉及描写宋夏关系的作品，其中“只怕河湟陷夷狄”，已经显现出对西夏入侵北宋的担忧；苏舜钦在《庆州败》中，以“今岁西戎背世盟，直随秋风寇边城”一句，进一步点明西夏攻宋是一种不义行为，并导致“羞辱中国堪伤悲”的结果，这代表着宋初文人对宋夏战争性质的认识。此外，苏舜钦的《庆州败》、梅尧臣的《故原战》、刘颁的《闻西戎乞降》等作品，均对战争发展情况进行了连续性描写，比较清晰地展现出宋夏战争的进展脉络，从而与历史的发展线索相映衬，具有以诗记史的意义，所反映的社会内容也相当广泛。其中既有对严酷战争场面的实录，如“战死动万计，募人填卒伍”、“肌肤存空骨，性命半鬼篆”、“白骨似沙沙似雪，凭君莫上望乡台”、“马跃践胡肠，士渴饮胡血”等；又有对士人忧国忧民之心的真切展露，如“草檄朝慵腕劳脱，论兵夜苦舌疮痍”、“奋舌说利害，以救民膏肓”、“报君自说心如石，忧国人言鬓如丝”等。这些内容与杜甫的《三吏》、《三别》、《北征》等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如出一辙，共同体现着“不隐恶，不潜善”的史家精神。如果说，杜甫因生活在一个“兵连祸结，天下鼎沸的时代”，从而将自己所身受的、所观察到的，一一捉入他的苦吟的诗篇里去，并因此被誉为“诗史”的话，那么宋夏战事诗的作者们又何尝不是生活在一个被战争所困扰的时代，他们也同样将战争的所见、所闻、所感写入作品当中，只不过他们是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分层次、多样化地去展现战争生活的各个侧面，最终由个人化的局部的描写汇合成集体性的全面展现，从而深刻地反映了宋夏战争时期的社会现实，揭示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可以说，与宋夏战争相关的重要历史事件在宋夏战事诗中都有所反映，不论是亲历战争现场、记录实战情况，还是根据耳闻抒发对战争的感受，都体现出了北宋文人对宋夏战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密切关注，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二)有史有情。忠愤沉郁
　　尽管以诗记史、以诗传史是“诗史”作品的重要功能，但这并不能掩盖其抒发情感的审美本质。宋初诗人杨亿在其《读史白体》一诗中云：“史笔是非空白许，世情真伪复谁知。”其强调诗歌创作要展现“世情”，而不是一味去写实，这实际上是对诗家有史而无情之创作倾向的批判。此后的韩宗愈亦以“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来定义杜诗“诗史”的情感特征。由此可见，宋人将“诗史”作品的纪史与言情功能视为同等重要。受此影响，宋夏战事诗同样是以记述客观史实为依托，以此展现北宋士人在国家遭受战祸时期的心理感受，蕴涵着浓厚的主观情感色彩，而这一主观情感则集中体现在“忠义”二字上，即如黄庭坚所谓的“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此处的“忠义”实则是宋人报国热情与必胜信念的深切体现。不论是杨亿“予生虽儒家，气欲吞逆羯”(《郑工部陕西随军转运》)的威武势气，还是梅尧臣“勇脱区区簿书内，壮心应欲请长缨”(《送李泾州审言》)的慷慨情怀，无不是宋人“忠义”之精神的深刻体现，其深远的济世之志与浓郁的爱国热情均包涵于其中。
　　有“忠”必有“愤”，这似乎是古代文人士大夫在入世过程中的必然心理过程。在强大的王统和道统面前，士人们只有绝对服从的权利。因而，当面对国家危亡而又无法施展自己的人生抱负时，由“忠”而“愤”的情感便会油然产生。由于军事力量的孱弱，北宋在抗击西夏的过程中连连挫败。面对朝廷用人不济、赏罚不明而造成的战败局面，文人们对此痛心疾首，并通过诗歌将满心的忠愤之情展现出来。如陶弼的《兵器》一诗，就以“朝廷急郡县，郡县急官吏。官吏无他术，下责蚩蚩悲”来揭示朝廷面对西夏的强大攻势而举手无措的难堪境遇。此外，诸如“中原太平日已久，刃顿兵闲空细柳”、“西边用兵地，黯惨无人耕”、“马肥甲重士饱喘，虽有弓箭何所施”、“纵横尸暴积，万殒少全生”等对边地战事惨痛局面的揭示，其情感之痛切沉郁，与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方面是“报君自说心如石，忧国人言鬓如丝”的炙热之情，另一方面则是“谋夫愤愤壮士忧，屡献忠言曾苦口”的难言隐衷，当忧国之情与愤然之心碰撞到一起时，北宋文人也难免产生“只期名随扁舟去，掉臂江湖掷锦袍”的退避心态，以及“倚锄西北望，涕泪沾空襟”的无奈喟叹。由此可见，宋夏战事诗在以纪实笔法抒写社会现实的同时，亦倾注了浓郁的主观情感，最终达到了以“史”传“心”的目的，让后人感受到北宋文人在面对国家危亡时的复杂心态与艰难处境。
　　(三)律切精深。意在言外
　　记史与传情是“诗史”的核心内涵所在，这必然需相应的艺术形式去加以表现，宋人对此极为重视。如欧阳修就以“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年不少衰”来定义“诗史”的内涵，其所谓的“律切精深”正是对“诗史”作品外在艺术形式的强调。就连以阐发性理思想而名著一时的理学家邵雍，在《诗史吟》一诗中亦认为：“诗史善记事，长于造其真。真胜则华去，非如目纷纷。”其所谓的“真”和“华”其实就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他在肯定“诗史”作品真实记述社会现实的同时，亦强调形式上的美观。不论是“律切精深”，还是形式之“华”，它们都是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之总体艺术特征的具体体现。
　　在宋夏战事诗中，我们发现宋代文人往往用“羌贼”、“西戎”、“羌奴”、“猖夷”、“豺狼”、“夷狄”等称谓指称西夏。如苏舜钦《瓦亭联句》中的“风策策风呼号，羌贼胆开凶焰豪”；郑獬《羌奴》中的“饱则啼啮，羌奴敢肆行”；曾巩《边将》中的“当今猖夷久猖獗，兵如疽痈理须决”；等等。由此可见北宋文人对战争的憎恶。在发表议论的同时，北宋文人亦不忘以声色工整的句律来表达内心的情感。如：“悠悠捐岁序，忽忽抱心曲。”(高敞《没蕃土》)“气绝心肝裂，号穷血泪横。”(王令《何处难忘酒》)“幕府上功连旧伐，朝廷称庆具新仪。”(王安石《和蔡副枢贺平戎庆捷》)这些诗句中的“悠悠”与“忽忽”、“心肝裂”与“血泪横”、“旧伐”与“新仪”的对举，虽律切精深，但却意在言外，形象而真切地表现了北宋文人厌倦战争、渴望统一的内心愿望，这既是他们诗歌语言锤炼的结果，同时也是其至大至刚、豪放外发之人格力量的显现，二者的高度结合，正是宋代文人在历经宋夏战争过程中振作精神、焕发热情、内心激愤之心灵世界的艺术呈现，从而达到了传史与传心的双重效果，这恰恰符合了“诗史”观的艺术规范。
　　综而言之，历代都有记录战争情况的诗歌，但却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诗歌能够象宋夏战事诗那样，既全面系统又真实动情地记录了历经百余年的战争情况。不论是就前人对“诗史”内涵规范的角度着眼，还是从宋人对“诗史”观念彰显的层面考量，宋夏战事诗都是当之无愧的“诗史”。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民族战争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重要表现形式，同时也是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不论是反映匈奴与秦汉之间关系的汉乐府民歌，还是记述唐与突厥等少数民族之间矛盾与融合的边塞诗，抑或是记录宋夏战争过程的宋夏战事诗，它们都具有以诗传史、以诗证史的“诗史”性质。因此说，古代民族战争是我们深入研究“诗史”观演进的一条重要线索，同时也是以文学的视角去反观历史的重要途径。从此意义上讲，将宋夏战事诗从宋诗的创作总体中“分离”出来，并以文史互证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这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历史、反思历史、积累民族的生存智慧以及构建和谐社会，都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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