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杜甫“诗史”

　　论文关键词：杜甫　诗史　叙事
　　摘要：杜甫什么样的作品才可以称为“诗史”呢?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察：首先，可以称为“诗史”的作品，主要是指那些反映了社会转折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强烈写实性的长篇叙事诗。其次，可以称为“诗史”的作品，应该是以叙事为主，带起抒情、议论的长篇巨制，在艺术上有独特的成就。再次，可以称为“诗史”的作品，多从诗人自身经历的情境出发，带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其中饱含了诗人的血泪和苦难坎坷的人生经历。第四，可以称为“诗史”的作品，必然熔铸了诗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表现了诗人对现实的深沉思考及忧国忧民的激情。
    “诗史”一词，源自于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擂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这里的“诗史”，指的是前人的诗作。历史上称杜诗为“诗史”，始见于孟桨《本事诗·高逸》:“杜所赠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历代诗话续编》上)。孟桨(生卒年不详)，约生于元和(806一820 )、长庆(821一824 )间。应进士试，出人场屋三十余年，至干符二年(875)始登进士第。光启二年(886 )，署“前尚书司勋郎中赐紫金鱼袋”。其事迹略见《唐披言》卷四、《登科记考》卷二十三。其所撰《本事诗》一卷，所录皆诗歌本事，对理解唐人诗歌写作背景颇有裨益，历来为人所重。如以光启二年(886)为界，杜诗被人称为“诗史”，是在杜甫(712一770)去世的100余年之后，距今已有1200余年的历史。
    关于杜诗“诗史”的具体内涵，各种辞书、研究著作、文学史说法不一，详略不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中国文学大辞典》“杜甫”条说：“其诗善铺陈，多叙事，全面而忠实地反映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被后人誉为‘诗史’”。
　　2．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杜甫生活在一个“兵连祸结，天下鼎沸的时代，将自己所身受的，所观察到的，一一捉人他的苦吟的诗篇里去。这使他的诗，被称为伟大的‘诗史’。差不多整个痛苦的时代，都表现在他的诗里了。”
　　3．袁行霈、罗宗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安史之乱带来了无数灾难，也给诗歌创作带来了变化”，“最早而且最全面反映这场大战乱所造成的大破坏、大灾难的，是杜甫。杜甫用他的诗，写了这场战争中的许多重要事件，写了百姓在战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争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他的诗，被后人称为‘诗史’”。
　　4．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说：“作为一代诗史，杜诗深刻揭示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地主阶级与农民的严重阶级对立和悬殊的贫富差别，这正是唐朝由盛而衰、安史之乱所以爆发的根本原因。”“像杜诗这样刻画如此众多‘乱离人’的群相，这样广泛地反映他们的生活，这样真实而深刻地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确是前无古人的。这是杜诗之所以堪称一代诗史的重要原因。忧念时局，关心社稷，是杜甫爱国主义思想的突出表现，是杜诗内容的一大特色，也是它成为诗史的又一重要原因”。
　　在笔者看来，并不是杜甫所有的创作都可以称为“诗史”，笔者不同意冯至先生的泛“诗史”论：“杜甫的诗一向被称为‘诗史’。这部‘诗史’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并对许多重要问题表达了作者的进步主张；他还有声有色的描绘了祖国壮丽的山河、新兴的城市，以及一些虫鸟花木的动态”。因为这样说的结果，不仅模糊了“诗史”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概念，同时也降低了杜甫“诗史”的应有价值。那么，什么样的作品才可以称为“诗史”呢?笔者以为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察：
　　首先，可以称为“诗史”的作品，主要是指那些反映了社会转折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强烈写实性的长篇叙事诗。笔者同意《汉语大辞典》关于“诗史”一词的解释：“诗史”是“指能反映某一时期重大社会事件有历史意义的诗歌”。孟綮之所以称杜诗为“诗史”，主要是因为杜诗反映了“安史之乱”这样重大的历史与政治事变及其杜甫个人在事变中的苦难遭遇，强调的是杜诗强烈的写实性：“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杜诗提供史实，可以证史。可以补史之不足。写在“安史之乱”发生前夕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写在“安史之乱”发生后的《北征》等，就是杜甫“诗史”作品中的杰出代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全诗一百句，五百字，是一部典型的“史诗”，抒发了诗人匡世济国的远大政治抱负和忧国忧民的强烈思想感情，真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夕的唐代社会现实，揭露了统治集团奢侈豪华的腐朽生活，表现了人民在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下所承受的贫穷和苦难。诗人已经预言了“安史之乱”的爆发：“群水从西下，极目高奉兀。凝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诗人从奔腾咆哮的大水，联想到共工怒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的可怕情景，由此又联想到唐王朝的“天柱”已处在一“冲”即“折”的境遇。这两句诗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夕人们为局势动荡而不安的时代心理，正如王嗣夷在《杜臆》中所说：“天柱折，乃隐语，忧国将覆也”。《北征》全诗一百四十句，七百字，描写了安史战乱中社会的残破、战后的惨象、人民的痛苦，谴责了国家的罪人，表达了对国家中兴的热望以及对家人儿女的深情厚爱。“鸱鹗鸣黄桑，野鼠拱乱穴。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大笔勾勒出战乱之后怵目惊心的残破现实与凄惨景象。袁行霈、罗宗强先生认为：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在于具有史的认识价值。常被人提到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在他的诗中都有反映”。“杜诗的‘诗史’性质，主要的还在于他提供史的事实。”所不同的是，“史实只提供事件，而杜诗则提供比事件更为广阔、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郭预衡先生说：“杜诗所反映的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安史之乱前后二十余年间的军国大事，不仅可证诸史实，而且可以补充史无前例实。” “可证诸史实”的“重要的历史事件”与广阔、具体、生动的生活画面，是构成了杜甫“诗史”最为重要的元素。

　　其次，可以称为“诗史”的作品，应该是以叙事为主，带起抒情、议论的长篇巨制，在艺术上有独特的成就。欧阳修说：“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俭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袭沿。逮开元间，稍裁以雅正，然恃华者质反，好丽者壮违，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长。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故元稹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昌黎韩愈于文章慎许可，至歌诗，独推日：‘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新唐书·杜甫传赞》)“善陈时事”是杜甫“诗史”的一个显著标志，诗人继承了《诗经》、汉乐府反映现实的传统，本着“缘事而发”的精神，“即事名篇”，写下了许多富有独创性的新题乐府及长篇五言，如写在“安史之乱”发生前的《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写在“安史之乱”发生后的“三吏”、“三别”以及《北征》等，都可称为“诗史”。这些诗作吸取了叙事诗多用对话、问答和片断情节、善于从生活中提炼富有典型意义的主题，描绘真实、细节真实。这些描写，或人或物或心情，精心刻画，从细微处见出真实，展开画面，把人引入某种氛围、某种境界。《兵车行》诗一开始，就展现出一幅震人心魄的送别画面：“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兵车隆隆，战马嘶鸣，披挂着弓箭的士卒一列列地开赴边地战场。漫长的队伍旁是众多的亲人，跑着为士卒悲恸地送行，“牵衣、顿足、拦道、哭”四个动作，更将送行者的留恋、悲怆、绝望的感情与神态完整地展现出来；“爷娘妻子走相送”一句，不仅写出送别人扶老携幼的情景，同时从爷、娘、妻、子不同身分的送行人中，也表明征夫中长幼年龄不齐。“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则是诗人借行人之口所表达的对朝廷穷兵黩武政策、对不合理社会现实的强烈控诉。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再次，可以称为“诗史”的作品，多从诗人自身经历的情境出发，带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其中饱含了诗人的血泪和苦难坎坷的人生经历。宋人胡宗愈说：“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见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成都草堂诗碑序》)《自京至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正是从个人的生活遭遇中总结出当时社会的重大问题。社会如此动荡不安，而自己却与寄居异县的家人长期分离，“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正表现出诗人思念妻小和急切地希望同亲人患难与共的思想感情。然而，迎面所见的不是老妻的笑脸和幼子的欢跳，而是“入门闻号眺，幼子饥已卒”的悲惨景况，这对风尘仆仆、一路上喜忧交加的诗人是多么巨大的打击!他内心的悲恸是可想而知的。但诗人并没有在个人的痛苦上作过多的纠缠，只以“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两句带过，从而由自己的遭遇推想到天下广大人民的不幸。自己是个小官，不必缴纳租税，自己的孩子却在“秋禾登”的情况下饿死，那些平民百姓，尤其是那些无产无业和远戍边疆者的遭遇就更不必说了。《北征》所表现的亦是如此：“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缀才过膝”，通过描写妻女衣裳褴褛，形象地表现出家庭生活极度的艰难困苦，也表现诗人的内心痛苦，这正是战乱中广大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生活缩影。俞平伯先生说：杜甫“思想的方式无非‘推己及人’，并没有什么神秘。结合小我的生活，推想到大群；从万众的哀乐，定一国之兴衰，自然句句都真，都会应验的。以文而论，故是一代之史诗，即论事，亦千秋之殷鉴”。至于“三吏”、“三别”就更是这样了，无论是《新安吏》中母亲的哀伤欲绝、《石壕吏》中老妪的深明大义，还是《新婚别》中新妇的悲苦、《垂老别》中老翁的激愤，都有诗人自己真实的感受体验在内。浦起龙说：“‘三吏’夹带问答叙事，‘三别’纯托送者、行者之词”，(《读杜心解》)表达的却是诗人自己的忧思、关切乃至揪心的痛楚。章培恒、骆玉民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杜甫的诗歌自古以来就有‘诗史’的美誉。但应该指出：诗歌并不会仅仅因为记载了某些史实就成为好诗。杜甫其实并非有意于史：他的那些具有历史纪实性的诗篇，以及那些纪述自身经历而折射出历史面目的诗篇，乃是他的生命与历史相随而饱经忧患的结晶，是浸透着他个人的辛酸血泪的。后代有些诗人虽然也关注社会政治问题，但往往有意于史，所以他们的诗作难以像杜诗一样引起我们的感动。”罗宗强先生说：“在他的诗里，历史不是以时间和数字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而是以活的形象，以各式各样人物的具体活动出现在我们面前。他提供的是一部活的历史，一部用形象把整个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复活起来的历史。让我们感情激动，忘记时间的界限，而产生强烈的共鸣。这就是杜甫之所以是‘诗史’的真正意义所在。”
　　第四，可以称为“诗史”的作品，必然熔铸了诗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表现了诗人对现实的深沉思考及忧国忧民的激情。以《自京至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为例，诗一开始就说：“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漤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正是这种执着决心的表达：那怕是辛苦到老，只要一息尚存，也要去争取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说明正是出于对深厚的爱，对百姓疾苦的关心而产生的忧，以致诗人百折而不挠对自己的理想矢志以求，这种忧不是一般的忧，而是忧到“肠内热”的程度。“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诗人决不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其后，诗人详细地陈述了皇亲国戚等贵族们的豪华生活：“况闻内金盘，尽在霍卫家。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家中用的是金银器皿;供他们取乐的是薄纱隐身的舞女;供他们欣赏的是管瑟和奏的清歌;他们穿的是华贵的貂鼠裘，吃的是香橘、霜橙、驼蹄羹。然而，这样豪华奢侈的生活却是建筑在对劳苦大众敲骨吸髓式的剥削上的、建筑在无数饥尸寒骨之上的。紧接着一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仅触目惊心地揭示贫富的极端对立，也表达了诗人对黑暗现实和统治阶级的无比愤怒。这种贫富极端对立的社会现实如不加改变，必然进一步加剧阶级对立，最终导致社会动乱乃至解体!王国维先生早就指出了这一点:“杜工部《忆昔》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凛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此追怀开元末年事。《通典》载‘开元十三年封太山，斗米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五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正此时也。仅十余年，至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工部自京赴奉先县，作《咏怀》诗，时渔阳反，状未闻也，乃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又云:‘人门闻号眺，幼子饥已卒几‘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盖此十年间，吐蕃云南，相继构兵，女渴贵戚，穷极奢侈，遂使安禄山得因之而起。君子读此诗，不待渔阳擎鼓，而早知唐必乱矣。”(《杜工部诗史》)。
    这样看来，在杜诗众多的创作中，可以真正称得上是“诗史”的篇章并不多，算起来也只有那些写在“安史之乱”前后的反映了唐王朝转折的重大历史事件的一部分作品，如《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以及《北征》等。可以这样说，杜甫的“诗史”是社会处在巨大的动荡、剧变之时的特殊产物，是认识苦难社会、苦难时代的一面真实的镜子，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有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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