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唐诗形象化说理艺术赏析

　  关键词：形象化 缘事 写景 比喻 对比 咏史
　　摘 要：本文用分类举例的方法，分析了唐诗中形象化说理的几种常见的方法，即缘事以说理、借景以蕴理、比喻以寓理、对比以现理、咏史以寄理，为我们阅读、了解、欣赏唐诗提供了一些方法和借鉴。
　　　诗以抒情为主，但未尝不能说理。可是诗歌毕竟是形象思维的产物，是形象化的艺术，形象性是它区别于其他叙事说理作品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有限的篇幅内和严格的格律下，通过形象说理，在形象中议论，是诗歌创作的一个难点，也是唐代诗歌力压别代、超拔脱俗的一个优点，许多唐诗不仅敢于议论说理，而且以形象的鲜明、哲理的深邃、语句的精美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诗和警句。那么，在唐代诗歌创作中，诗人们是如何运用形象化手法来议论说理的呢？
　　　一、缘事以说理
　　　和抽象的议论相比，通过具体鲜活的事例，因事、就事、借事来说理，往往能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也更容易令人信服，为人接受。在唐诗中，就有一些诗作，用写景来带动叙事，缘事而形象说理，取得了极好的效果。例如张旭的《山行留客》：
　　　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轻阴便拟归。
　　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
　　　诗写春光明媚之时，在风景优美的山中，和朋友一起游玩。正在兴头，天色忽然有点阴暗，客人怕下雨，急着要回去了。要劝说客人打消回去的念头，就必须有充足的理由来解除他的顾虑。诗人巧妙地借助形象，运用诗句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纵然天气晴明，毫无雨意，但要继续攀登，山势越来越高，云气越来越厚，浓厚的云气同样也会沾湿衣服，这和细雨又有什么分别呢？诗中是在说理，但却用具体的自然景色及其变化来进行议论，表现出鲜明的形象性。
　　又如杜甫的《赠花卿》：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此诗表面上称赞平叛将军花敬定家歌舞之盛，世间少有，暗中则讽刺其居功自傲，生活奢侈：像这种乐曲只应该天上才有，人间哪能听到几次呢？也就暗示这位将军的享受，简直和帝王差不多。这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中，既是非法的，又是非礼的。诗人对此加以讽刺，而这讽刺之意却以赞叹之词出之，可谓用意深而达意婉。此种讽刺手法同样是就事说理、以事明理，形象鲜明。
　　在唐诗中还有一些作品，借用一些典故来表明作者的看法，抒写作者的感慨。因为典故所记都是过去存在过的一些人、事，内涵丰富，以之来议论说理，往往形象鲜明、言简意赅、含蓄委婉，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如王昌龄的《出塞》：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作者要表达对现今将领的不满，但这种对边事的感慨议论是引用飞将军李广这个典故来表达的。诗人设想，假使李广在今天还活着那就绝不会让胡马度过阴山，边境就会平安无事，征人也就可以回家了。这里是用一种想象中的美妙来反衬现实中的缺陷。诗以假设之辞，表赞赏之意，充满了对古代英雄人物的景慕之情，则对现今将领的无能之批判，不言自明。这种讽刺可谓“微而显”“婉而成章”，用典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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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借景以蕴理
　　　在唐诗中不仅有表达某种具体看法的就事说理，还有很多因景生情、即景说理、情理相融的说理，这种理往往突破了诗本身的意义范畴而具有了深刻的哲理。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诗人登上鹳雀楼，瞩目四望：远眺中条，有落日熔金、暮云璧合之状；俯视黄河，有奔腾跳掷、一泻千里之势。在这浑灏苍茫之境中，诗人面对祖国壮丽的山河，以无比的激情昂首唱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其中既有为祖国山川雄伟而自豪的激动，也有站高望远这一哲理的深邃。它给我们无穷的遐想、无限的憧憬，鼓舞人们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全诗旨意虽然重在哲理，但景与情、情与理熔铸为一、浑若天衣，毫无斧凿痕迹，既生动自然，又引人入胜。这种寓理于景、融理于情的写法，正是唐诗形象化之一端，正是唐诗的魅力所在。
　　又如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诗人以极大的热情赞扬了古原草顽强再生的力量。一场野火虽然可以使秋草枯萎化为灰烬，但待到来年春情催动，它又会生发出一片葱绿。在烈火中毁灭，在烈火中再生，这是野草的性格，也是野草的风流。诗人在讴歌这种自我新生的风流时，流露出奋发向上的人生追求，因而诗句显得意气风发、不可遏止。浓郁的诗意、动人的韵味，从而赋予此联流传千古的生命力。整首诗都是围绕着“古原草”来构思，句句写景，在突现野草坚韧性格的同时，揭示出深刻的人生哲理。形象是鲜明的，说理是自然的，也是深刻的。
　　诗贵含蓄，在诗中着重写景，而将道理暗寓其中，则其欲说之理有余不尽，含蕴无穷，耐人寻味，反较直接议论更为有力。如李商隐《乐游原》：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诗中通过对古原夕照晚景的描绘，抒发了对大自然时光的怜惜之情和无可奈何的心境，蕴藉着生活的哲理。在夕阳的余辉下，美丽的大自然、美好的人间，即将在夜幕中淹没了。这怎能不让人顾盼留连、悲从中来呢？诗人只为热爱这美好的晚景，却又无法将它长久留住，更无法抗拒夜幕的来临，因而增添出一怀愁绪，发出好景无常、良辰易逝的惋叹。诗人从大自然的兴衰相继的现象之中，领悟出世间万物盛极必衰的道理，油然产生一种对美好事物留恋惋惜之情。永恒的事实，深刻的物理，竟蕴于十字之中，这正是此诗“理”之所在。
　　　三、比喻以寓理
　　　用多种多样的比喻来加强形象，是文学中常用的表现手法，诗歌也不例外。唐诗中就有许多新鲜、奇特的比喻，形象而巧妙地进行了议论说理。如王之涣《凉州词》：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这首诗写出塞远征的士兵们的思想感情。远征士兵们在荒凉的境遇中，忽然听到了羌笛的声音，而羌笛所吹，又是《折杨柳》一曲，怀乡之感油然而生。但诗人却没有就此停止，而是代征夫们进一步设想：羌笛又何必吹出这种“愁杀行客儿”的乐曲呢？折柳赠别，是当时风俗，所以看到杨柳，就想到离别，而由于怨离别，所以连杨柳也怨恨起来，以致在笛声中透露了这种感情。可是，如果想到再往前走，出了玉门关，气候就更冷了，虽有春风，而不能吹到关外，也许连杨柳也不会发青了，那就连折柳赠别也不可能，吹笛怨别也就更属徒然了。此诗除了表达思乡之情，还有对最高统治者不恤士卒的沉痛谴责。将士们不仅要忍受长期离家的思乡之痛，还要承受被弃蛮荒、无人顾及的冷遇，真可谓心比天寒。这种谴责就是以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比兴形象出之，因而这种议论显得委婉细致、含义深刻，情感更强烈，风格也更悲壮苍凉。
　　张九龄《感遇》十二首更是妙用比喻、寄托深远的典范，其一云：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
　　欣欣此生意，自而为佳节。
　　谁知林蹊者，闻风坐相悦。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诗中歌咏春兰的枝叶纷披、秋桂的芳华皎洁。林中之人，闻其香而爱赏、而采摘，但草木自有芳洁之本性，并不倚美人之采摘、欣赏而身价倍增。全诗通首采用比兴手法，借春兰秋桂高洁的品质，来比喻自己不同流合污、坚持政治理想的节操；以兰桂不因无人采摘而失去其芳洁的本性，来比喻自己高尚的品德和志趣，特别是最后两句，不仅是托物寓意，而且托物言理，蕴含了深刻的哲理，志士仁人的志坚行芳、英名伟业，是他们操守自持、自我奋斗得来的，是他们本性使之然，不是“大树底下好乘凉”、靠外在力量、靠别人吹出来推出来的，正像作者在另一首《感遇》诗里称赞丹橘的那样，“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因而被后来无数节守自持、孤芳自赏的君子贤才津津乐道。所借之物，何其鲜明；所寄之慨，何其悠远；所寓之理，何其遥深。全诗用比十分贴切，因而诗歌鲜明突出。同样运用比喻、以物喻理的作品还有虞世南的“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蝉》），骆宾王的“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在狱咏蝉》）”，李商隐的“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蝉》），杜甫的“志士仁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古柏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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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中唐诗人刘禹锡，也是一位妙用比喻的大家，他写了很多政治讽刺诗，运用比喻来形象地表达他的政治见解，如《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从表面上看，只是写玄都观中桃花之盛衰，人物之存亡，自己的升沉进退，实际上有深刻的寄托。这些桃花就是善于投机钻营、在政治上愈来愈得意的新贵，种桃道士则是指打击当时革新运动的当权派。这些人经过二十多年，有的死了，有的失势了，因而被他们提拔起来的新贵也就跟着改变了他们原有的煊赫声势，让位于另外一些人，正所谓“桃花净尽菜花开”。而这时，我这个被排挤的人，却又回来了，难道是那些人所能够预料到的吗？对于那些扼杀政治革新的政敌，诗人在这里投以轻蔑的嘲笑，从而显示了自己的乐观和不屈，显示了他将继续战斗下去的决心和信心。这是诗人政治的宣言，是深刻的议论，也是形象化的诗，其中比喻起关键的作用。
　　　四、对比以现理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对比也是唐诗常用的表现手法。诗人将一对矛盾写在一首诗中，作出强烈的对照来进行议论说理，深化主题，强化表达效果。如陈陶《陇西行》：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作者没有直接用议论来谴责他所厌恶的统治阶级诱使人民去进行“誓扫匈奴”的战争，而只用“无定河边骨”和“春闺梦里人”这两个具体的形象作强烈的对比，让读者在自己的脑海中构成一幅幅生动的图景，从而看出诗人对不义战争的谴责，对人民的同情，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诗的画面感极强，就像几个电影镜头一样，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形象是鲜明的，对比是强烈的，谴责是沉痛的。
　　又如杜甫《江南逢李龟年》：
　　　歧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诗前两句写过去，后两句写现在，正是在这对比之中表现出时世沧桑、今昔之感。李龟年当日声名极盛，恩遇极隆，自己也是早露锋芒，满怀抱负，希望致君泽民，成就功业。不料晚岁相逢，彼此却都是飘零异地，回想开元时代歌舞升平的盛况，对照乱后国家的残破、社会的凋零、人民的痛苦，李龟年和自己的流离失所，真是感慨万千，无从说起，一句“落花时节”尽括其中，真可谓言简意赅、形象鲜明。
　　一般来说，直接描写某种环境，是比较难以突出的，而通过对比，则获得的效果往往能够大大加强，而通过热闹的场面来描写凄凉，更觉凄凉之可叹。如李白的《越中览古》：
　　　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
　　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
　　　作为怀古之作，诗人选取的不是漫长战争过程中的某一片段，而是吴败越胜、越王班师回国以后的两个镜头。消灭了敌人，战士们凯旋而归，尽穿锦衣。越王踌躇满志，耀武扬威，而且荒淫逸乐起来，于是，花一样的美人挤满了宫殿，多么繁盛、美好、热闹、欢乐，然而结句一转，上面所写一笔勾销，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几只鹧鸪在王城故址上飞来飞去罢了。这一句写人事的变化，盛衰的无常，以慨叹出之。前面所写的过去的繁华和后面所写的现在的冷落场面越形象鲜明，对照就越强烈，前面写得越着力，后面转得就愈有力，感慨就越深，主题表达得越充分。
　　　五、咏史以寄理
　　　在我国古典诗歌中还有一类作品，它是就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评论而引发感慨的，即所谓的咏史诗。它或者借史事以抒发怀抱，借过去人物的活动以表明自己的行藏；或者对史事进行评价，阐明自己的政治、社会观点，借古喻今，鉴往知来，其中的议论说理成分也是不言而喻的。如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
　　　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诗中描绘了西晋水师东下伐吴、结束国家分裂状态的史实，蕴含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任何天险、锁链、王气都挽救不了****王朝灭亡的命运，国家的统一是大势所趋。诗人抚今吊古，借古鉴今，尤其是尾联，另拓新意，以今昔对比的手法，结出深刻的寓意。三国六朝的分裂局面早已过去，现在唐王朝实现了“四海为家”的统一，这是应当珍惜的，而昔日江上的营垒，如今已荒废埋没于秋风芦荻之中，显得如此荒凉冷落，以景作结，寓意深远。此诗将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叙述史实，繁简得宜；抒发感情，自然深沉；议论说理，形象鲜明。
　　又如杜牧《赤壁怀古》：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诗篇开头借一件沉没水底沙中多年的折断的铁戟，兴起对前朝人物和事件的慨叹。后两句是议论，诗人评论这次战争成败的原因，只选择当时的胜利者——周郎和他倚以致胜的因素——东风来写，而且因为这次胜利的关键，最后不能不归于东风，所以又将东风放在更主要的地位上。但他并不是从正面来描摹东风如何帮助周郎取得了胜利，却从反面落笔：假使这次东风不给周郎方便，那么胜利双方就要易位，历史形势将会改变，但又不直接铺叙政治军事情势的变迁，而只间接地描绘了两个东吴著名美女将要承担的命运。如果曹操成了胜利者，那么，大乔和小乔就必然要被抢去，关在铜雀台上，以供他享受了。正因为这两位女子，并不是平常的人物，而是属于东吴统治阶级中最高阶层的贵妇人，她们的身份和地位，代表着东吴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尊严。东吴不亡，她们绝不可能归于曹操。连她们都受到凌辱，则东吴的社稷和生灵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诗人用“铜雀春深锁二乔”这一诗句来描写“东风不与周郎便”的情况之下，曹操胜利后的骄恣和东吴失败后的屈辱，正是极有力的反跌，不独以美人衬托英雄，与上句周郎互相辉映，显得更有情致而已。诗歌的创作必须用形象思维，而形象性的语言则是形象思维的直接现实。用形象思维观察生活，别出心裁地反映生活，乃是诗的生命。杜牧在此诗里，通过“铜雀春深”这一富于形象性的诗句，即小见大，这正是他在艺术处理上独特的成功之处。
　　将讽刺与议论融合成为一体，即借议论进行讽刺，或以讽刺发为议论这一艺术手段，是唐诗中议论说理的常见的方法。这种方法在杜甫的绝句中已经出现，到了刘禹锡，又有所发展，而李商隐则更加突出，具有施补华《岘佣说诗》所说的“以议论驱驾而神韵不乏”的风格特色，《贾生》就是其中一篇：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此诗借史事讽刺统治者不知用人。首句从反面说起，写汉文帝求贤的真诚和迫切，连已放逐远方的臣子都要加以访求，召他回朝，似乎这位皇帝真要励精图治、爱才如渴了。此句承上，正写贾谊。一面是文帝求才心切，另一方面被召回的逐臣贾谊又确有无与伦比的才情，那么文帝必然虚心请教贾谊，而且其所询问的内容又必然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就不消说了。这两句实际上是欲抑先扬，但在行文上，却很平顺，使读者看不出下面会突然出现一个大转折。第三句是由正面转到反面的过脉，仍写君臣际遇，谈得投机，听得入神，直到夜半，不觉虚前席，只在前面用“可怜”“虚”三字陡然翻转，化赞赏为感叹，化歌颂为讽刺。结句申明“可怜”“虚”之理，在于不问苍生问鬼神，结出正意。诗人反对“不问苍生问鬼神”，但主要是说明事实，只用“可怜”二字加以勾勒，点出用意，并未多发议论，但却给人以意外的辛辣之感，而在这辛辣之中，还掺和着一点幽默，使人苦笑，构思可谓精巧，形象可谓鲜明，语言可谓精警。
　　以上分析了唐诗中形象化议论说理的几种常见的方法。艺术贵创新，实际上，唐诗中议论说理的方法远不止这几种。而且这几种方法并不是截然分开、界线分明、非此即彼、相互排斥的，有时同一首诗中会有上面两种甚至几种方法，并且它们浑然一体、难以区别。作诗有法，但无定法；诗贵含蓄，但不排斥直露；诗主情，但仍可叙事、写景、言理，这就是思维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这就是诗的辩证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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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7月版。
　　 林庚、冯沅君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1月版。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11月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版。
　　 蘅塘退士编、陈婉俊补注：《唐诗三百首》，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7月版。
　　 刘永济编：《唐人绝句精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9月版。
　　 周振甫：《诗词例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9月版。
　　 俞陛云：《诗境浅说》，上海书店，1984年12月版。
　　[10] 潘百齐编著：《全唐诗精华分类鉴赏集成》，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8月版。
　　[11] 萧涤非 程千凡 马茂元 周汝昌 周振甫 霍松林等撰写：《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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