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论儒家伦理思想的发展对社会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孺家 伦理思想 影响
　　摘要:本文通过对儒家伦理忠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研究，阐述了儒家伦理思想对杜会的影响，对当今人们的伦理、道德观的取向有一定的导向作用。
  注重人生、长于伦理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它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构建、文化形象的塑造，都起到了基础和骨架的作用。
  一、伦理思想的萌芽
  在上古神话中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崇德不崇力;二是惩恶扬善;三是重天命而轻命运，这应该是中国伦理精神的某些基因。到了西周，周公以殷商的灭亡为前车之鉴，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德”的概念，而且明确主张在宗教方面“以德配天”，在政治方面“敬德保民”，在个人修养方面“以德为辅”的思想，并且把这种思想上升为文明社会的伦理政治秩序，即“周礼”。周人制礼的目的在于“别贵贱、序尊卑”，以保证“天无二口、士无二主、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也。”(《礼记。丧服四判》)实行“亲亲”和“尊尊”，即一面贯彻血缘宗族原则，一面执行政治关系的等级原则，两面结合起来就是依靠宗法血缘纽带来维系由家及国的宗法社会政治结构的统治，为“礼”的形成奠定了粗略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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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伦理思想的产生
  春秋时期是“礼崩乐坏”、“诸子蜂起”的时代。孔子创造了以礼、仁、中庸为内核的伦理思想体系，主张以礼为行为规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他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了“仁’夕学思想，其内涵是“仁者爱人”(《伦语·颜渊》)。其出发点是沙‘孝锑’夕为核心的亲亲之情，其基本原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目。这表明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由自发走向了自觉，并深刻启发了后世儒家，创造出一整套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孔子以后，孟子从主观能动性的方面发挥了孔子的伦理思想。他的五伦说、性善论以及仁、义、礼、智、信的价值体系成为儒家伦理发展完善的重要环节，其中五伦说(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体现了以君臣、父子等的互惠互动和上者率先垂范为前提，具有较浓的人情味，体现了一种双向的人伦义务。
  三、先秦原始儒家伦理思想的异化
  两汉王朝在取得了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上的繁荣以后，迫切需要实现思想大一统以稳固其封建****统治，于是出现了董仲舒伦理体系的“三纲五常’，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这是中国封建伦理的真实形态，它标志着中国伦理精神的封建关系的最基本道德原则和规范。“三纲’是由“五伦，发展而来的，它抓住了“五伦”中最重要的“三伦”以此作为人伦的根本。这种提炼突出了中国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和君主****政治体制中最本质的方面。与此同时，“三纲”的要求破坏了人与人之间在道德生活中的平等，即使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平等也因“三纲”的规范而被破坏了。因为它使双向的人伦义务变成了片面的等级服从，使得人对人的关系变成了人对理、人对份位、人对纲常的单方面服从、义务关系。因此三纲关系就是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异化。正因为这样，才把道德标准绝对化，把道德要求推向了极端，安于既定的伦理秩序，克己复礼为仁。
  四、伦理思想的全面复兴是由宋明理学来完成的
  自炭‘三纲五常”确立之后，被禁锢久了的人们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大动荡的年代里开始关注个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出现了“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推崇自然人J陛、倡导任其自为的人生观，反对仁义之教，否定“三纲五常”，甚至达到了否定一切道德规范之约束的纵欲主义。进入隋唐以后，韩愈首开儒学复兴之先河，着文恢复儒家的“道统”，为后来宋明理学的全面复兴奠定了基础。在宋明理学者看来，人伦五常就是“天理”，他们不仅强调了人们对“大理”的自觉意识，而且主张“存理灭欲”，甚至不惜以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的禁欲主义手段来残栽人欲。应该看到，理学把儒家的伦常之理上升为天道的法则，尽管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的文化性格，但又把道德尺度泛化了，而且使道德标准化的程度也愈来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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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儒家的伦理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把双刃剑，需要我们对其进行认真的批判、扬弃和创造发展，以便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五、儒家伦理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表现在:
  其一、伦理道德学说在各种文化形态中处于中心地位。在文字上，“文以载道”一直是整个古代文学的基本精神。“文”只是手段，“道”才是目的。在科学技术上，科技活动不能违背“正德”的宗旨，即使是对于自然界的敏锐观察和新颖见解，其结果总是一致地导向对人心的启迪，落脚到告诉人们某种人生的哲理，否则被认为是“玩物丧志”。在哲学方面，宇宙的本体是伦理道德的形而上的实体，哲学的理性是道德化的实践理性。在艺术上，无论是建筑、雕塑、绘画还是书法、音乐、戏曲、艺术的最高境界都是一乍‘和”字。传统伦理道德学说的这种中心地位，既起到了正面深刻影响，也带来了负面的巨人影响。以“文以载道’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来看，它强调了文学的教化功能，为古代文学注入了政治热情，进取精神和社会使命感，使作家重视国家、人民的群体利益。同时，这种思想使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沦为政治的附庸，从而削弱了其主体意识和个性自由。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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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伦理道德绝对化和泛化的影响。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国的传统美德，有人把它列为十条:仁爱孝锑;谦和好礼;勤俭廉正:笃实宽厚;勇毅力行。这在几千年来己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以一贯之的德行追求。这些美德规范的形成既是论理思想家的精神创造，更是一些仁人志士躬身践行的结果。但也有一部分是包含糟粕的东西，给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就以“三纲”而言，陈独秀说:“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乃是一种“奴隶道德”，“它使为民者、为妻者、为子者都成为附属品，而无独立目主之人格矣”。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卜，儒家伦理道德与封建政治结合而沦为道德****主义，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许多贞节牌坊至今仍在哭诉着人肉宴席的残忍过程。
  其三，在封建社会发展中，道德成为整体秩序的唯一评判。由于家国同构的机制，传统伦理在中国社会中起到了某种准宗教的作用。古往今来不乏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等许多例子，甚至以德代法，消解了法律的严肃性，如新王登基，就大赦天下所有囚犯。尽管人们把大义灭亲看成美德，但在现实中却遭到许多人侧目。不仅如此，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尽管强调德才一兼备，实际上是重德轻才，倘若有不检点的地方，不管是否有问题，都使他的才的发挥受到极大的限制。
  其四，由于道德标准的绝对化，把私欲视为洪水猛兽，这就助氏了虚伪之风。一是表现在务虚不务实，只做欺上瞒下的表面文章，靠花架子撑台，只要看上去符合道德要求，赢得有德名声就心满意足。至于实际上于国于民于己是否有利、利之大小则无暇顾及;二是作伪，为骗取虚名而弄虚作假，于是造假者大肆吹捧，把别人引入吹拍的语境，以卖自己的假货。这种虚伪之风，只观其言不观其行，只见其表不见其里，助长了国人心口不一表里不一的性格弊端。
  同时，伦理道德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的最突出的贡献之一。所以我们还要挖掘儒家伦理文化中积极成分并努力开掘其适应现代化的现代意蕴。其一，以商品交换为基本原则的市场经济在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中，已内在地涵盖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被誉为日本企业之神的涩泽荣一，就提出著名的“《伦语》加算盘”亦即“义利合一’夕说。他认为，“抛弃利益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而完全的财富，正当的植利必须伴随着道德。”市场行为主体只有遵守市场规则，取才有道，增值有方，谋取阳光下的利润，才能使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而且诚信为上已经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规定的经济主体的德行修养。中国传统伦理由于性善的信念占主导地位，强调发挥自主自律的精神，所以特别重视‘诚’，与“信”的品德。其二，在社会主义道德统领下并存的是公共道德、伦理道德、职业道德、企业道德和市场道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从传统伦理思想宝库中，提取和吸纳那些精华成分，以建构我们新时代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如“刚正不阿”、“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可以取其精髓直接作为政治道德;从仁、义、礼、智、信这样一些规范中直接吸纳为仁爱之心、见义勇为、诚信不欺、谦和好礼的思想内容改造为社会公德;部分可以改造为家庭伦理道德，如“孝佛”:而传统道德核心部分如“忠”、“义’，经改造可以成为企业道德的灵魂。所以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现代价值是极为丰富的，因而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伦理文化过程中，我们对其的开掘工作永远也不会完结，而且，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开掘也还具有一定的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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