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实证研究方法综述

〔摘要〕 国内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实证研究结论不尽一致，样本选择和研究方法不同是主要原因。本文以研究方法为主线，从环境信息披露的方式和渠道，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和程度，环境信息披露与环境业绩的关系等方面梳理文献，简要分析各种研究方法，并得出启示，以期对未来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 环境信息披露；实证研究；研究方法；综述

　　一、引言
　　
　　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环境问题及相关社会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会计界对环境会计的关注度也日益提升。环境会计的研究重点从初期对环境会计的概念、内容、计量等理论问题的探讨，逐步转向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实证研究。国外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出现了大量社会责任和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实证研究成果。我国自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逐步受到重视，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开始增多，研究内容涉及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环境信息披露与环境业绩的关系等。国内外环境信息披露实证研究文献存在一个共同问题，就是研究结论不尽一致。样本选择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导致了研究结论的不同，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实证研究至关重要。本文以研究方法为主线，梳理国内外环境信息披露实证研究文献，简要分析各种研究方法的特点及局限性，以期对未来研究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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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信息披露的方式和渠道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主要有3种方式：年度财务报告（以下简称年报），社会责任报告或独立环境报告，以及公司网站及新闻媒体等。其中，年报作为一种正式且广受关注的信息载体，是企业最早采用的披露环境信息的传统主流渠道。国外的Ｉｎｇｒａｍ ＆ Ｗｉｓｅｍａｎ（１９８０），Ｗｉｓｅｍａｎ（１９８２），Ｇｕｔｈｒｉｅ ＆ Ｐａｒｋｅｒ（１９８９），Ｐａｔｔｅｎ（１９９２），Ｇｒａｙ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Ｈｕｇｈ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 Ａｌ－Ｔｕｗａｉｊｒ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Ｃｈ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等都是研究公司年报中的环境信息披露情况。国内的肖淑芳和胡伟（２００５），周一虹和孙小雁（２００６），汤亚莉 等（２００６），贺红艳和任轶（２００９），田翠香（２０１０），沈洪涛和李余晓璐（２０１０）等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年报中的环境信息披露。
　　近年来，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及网络技术的发展，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渠道更加多样化，通过社会责任报告和环境报告等独立报告披露环境信息的公司越来越多，通过公司网站发布环境信息由于能节约成本并提高时效性而越来越重要。国外的Ｂｕｈｒ ＆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２００１）研究表明，美国和加拿大企业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开始采用独立环境报告披露环境信息。Ｇｕｔｈｒｉｅ （２００６） 和 Ｆｒｏｓｔ（２００７） 研究表明，随着其他可供选择的披露渠道如独立报告和网站的使用，年报中披露的社会责任和环境信息减少。Ｇｕｔｈｒｉ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研究了２００４年澳大利亚食品与饮料行业中同时采用年报和公司网站披露社会责任和环境信息的公司，发现公司网站的披露频率高于年报，而年报和网站侧重披露的信息类型有所不同。国内的何丽梅 等（２０１０），肖曼和许家林（２０１１）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中环境信息和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情况。沈洪涛 等（２０１０）比较了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年报和独立报告中的环境信息披露，发现：年报仍是环境信息披露的主要渠道，但独立报告数量和比例正迅速提高；独立报告比年报披露的环境信息数量更多但质量较低；独立报告和年报中的环境信息相互促进而非替代。
　　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渠道除上述3种主要方式以外，Ｚｅｇｈａｌ ＆ Ａｈｍｅｄ（１９９０）还提到中期报告、报刊广告、新闻发布会、与记者和财务分析师的讨论以及会议等方式，我国学者耿建新和焦若静（２００２）等研究了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中环境信息的披露情况。
　　
　　三、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和程度研究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现状和程度的计量是环境信息披露实证研究的基础，国内外文献中提到的计量方法大致可分为以下4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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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是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耿建新和焦若静（２００２）对强污染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环境信息的公司数目、披露内容等进行了统计分析。肖淑芳和胡伟（２００４）对我国沪深两市１ ０００余家上市公司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３年年报中的环境信息进行了调查分析，包括各行业披露环境信息的公司比例，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信息披露的表述形式（货币、非货币、货币与非货币同时）、信息披露的方式等。
　　第二类是计算年报或独立报告等渠道中涉及环境信息披露的数量，如页数（Ｇｕｔｈｒｉｅ ＆ Ｐａｒｋｅｒ，１９８９；Ｐａｔｔｅｎ，１９９２；Ｃｈ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何丽梅 等，２０１０），行或句子数（Ｉｎｇｒａｍ ＆ Ｗｉｓｅｍａｎ， １９８０；Ｆｒａｚｉｅｒ，１９８２；Ｇｒａｙ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５；Ｇｕｔｈｒｉ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沈洪涛和李余晓璐，２０１０），或字数（Ｚｅｇｈａｌ ＆ Ａｈｍｅｄ，１９９０；Ｄｅｅｇａｎ ＆ 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９６）。这些方法各有其局限性，如计算页数可能计入了一些与环境和社会责任活动无关的图片，而计算行数或字数则可能遗漏了必要的图表，不过也可将图表信息转换成等价的行数或字数。
　　第三类是衡量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方法。Ｇｒａｙ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认为反映环境信息质量的指标包括主题、披露形式（货币的、非货币的、陈述的）、位置、是否经过审计等。沈洪涛和李余晓璐（２０１０）以及沈洪涛 等（２０１０）选择了显著性（披露位置）、量化性（文字、数量、货币量）和时间性（现在、未来、现在与过去对比）衡量环境信息质量，分别赋予不同分值。
　　第四类是基于内容分析的评分法或指数法。内容分析法是社会责任与环境信息披露实证研究中常用的方法，它通过编码将定性和定量信息划入预先设定的类型以获取信息编报模式。学者们对信息披露类型的划分基础不尽相同，如Ｍｏｒｈａｒｄ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Ｃｌａｒｋ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何丽梅和侯涛（２０１０）等基于全球报告倡议组织（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简称ＧＲＩ）发布的《可持续报告指南２００６》划分披露类型和项目；Ｇｕｔｈｒｉ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在ＧＲＩ指南２４项环境信息项目的基础上，根据研究问题加入６项行业特定的项目。沈洪涛和李余晓璐（２０１０），胡立新 等（２０１０）根据我国原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对环境信息内容类型和项目进行了分类。
　　运用内容分析法时通常同时涉及信息披露的数量和质量，具体又可分为评分法和指数法。评分法首先确定环境信息披露项目，然后使用“对／错”（或１／０）评分方法对环境信息披露的每一项目进行打分，再将每一项目分值加总得到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总得分。指数法则是将评分法得到的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实际总得分除以理想情况下最高总得分（有时再乘以１００）作为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的方法。评分法得到的是绝对数，指数法得到的相对数。Ｇｕｔｈｒｉ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沈洪涛和李余晓璐（２０１０），沈洪涛 等（２０１０）采用的是评分法。汤亚莉 等（２００６），贺红艳和任轶（２００９），何丽梅 等（２０１０）等采用的是指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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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信息披露与环境业绩关系的实证研究，目前尚未得到统一的结论。早期研究没有发现两者存在显著关联，如Ｉｎｇｒａｍ ａｎｄ Ｆｒａｚｉｅｒ （１９８０）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 ａｎｄ Ｊａｇｇｉ （１９８２），Ｗｉｓｅｍａｎ （１９８２），Ｆｒｅｅｄｍａｎ ａｎｄ Ｗａｓｌｅｙ （１９９０）等。后期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与环境业绩存在负相关关系或正相关关系。Ｈｕｇｈ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Ｐａｔｔｅｎ（２００２）发现环境业绩与环境信息披露负相关。Ａｌ－Ｔｕｗａｉｊｒ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Ｃｌａｒｋ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则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业绩呈显著正相关。Ｃｈｏ， Ｒｏｂｅｒｔｓ ＆ Ｐａｔｔｅｎ （２０１０） 研究发现环境业绩差的公司在环境信息披露的语言和口气上更“乐观”但更“不确定”。
　　国外文献对环境业绩的衡量方法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相关机构发布的公司环境业绩评级，最常用的是美国环境优先权委员会（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简称ＣＥＰ）发布的评级榜，将公司环境业绩分为优、混合、差3级。Ｉｎｇｒａｍ ＆ Ｆｒａｚｉｅｒ（１９８０），Ｆｒｅｅｄｍａｎ ＆Ｗａｓｌｅｙ（１９９０），Ｈｕｇｈ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等采用的都是ＣＥＰ评级。由于ＣＥＰ评级对于不同行业的评价标准和方法不同，并且其追踪的公司比较少，限制了其在跨行业研究中的应用。后期研究使用另一类方法，以有毒物排放量或其回收利用率为基础评价公司环境业绩。Ｐａｔｔｅｎ（２００２）使用销售额标准化的ＴＲＩ（Tｏｘｉｃｓ Rｅｌｅａｓｅ Iｎｖｅｎｔｏｒｙ）数据作为环境业绩指标；Ａｌ－Ｔｕｗａｉｊｒ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以回收利用的废物占总排放废物百分比衡量环境业绩；Ｃｌａｒｋ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采用已处理或循环利用的有毒废物量占有毒废物总量百分比，以及有毒废物排放总量与销售收入比率两个指标衡量环境业绩。
　　
　　五、分析与启示
　　
　　近年来，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实证研究成为国内外研究热点，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环境信息披露的方式和渠道从传统的年报发展到社会责任报告、环境报告等独立报告，以及公司网站和新闻媒体等。环境信息披露程度研究从关注数量到关注质量，再到关注披露的语言和口气。环境业绩的衡量方法从外部机构评级到有毒物及其回收率等数量指标，更加客观和细化。比较而言，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才刚刚起步，亟需环保部、证监会、财政部等联手制定相关规范引导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此外，企业污染物排放相关数据库也亟待开发。
　　
　　主要参考文献
　　
　　〔１〕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 Ｃｈｏ， Ｒｏｂｉｎ Ｗ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Ｄｅｎｎｉｓ Ｍ Ｐａｔｔｅ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 Ｕ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Ｊ〕．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１０，３５（４）：４３１－４４３．
　　〔２〕Ｊａｍｅｓ Ｇｕｔｈｒｉｅ， Ｓｕｒｅｓｈ Ｃｕｇａｎｅｓａｎ， Ｌｅａｎｎｅ Ｗａｒ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Sｐｅｃｉｆｉｃ S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E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R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Ｂｅ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ｕｍ， ２００８，３２（1）：１－１５.
　　〔３〕Ｓｕｌａｉｍａｎ Ａ Ａｌ－Ｔｕｗａｉｊｒｉ，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Ｅ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Ｋ Ｅ Ｈｕｇｈｅｓ ＩＩ． Ｔｈｅ R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E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D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E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P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Eｃｏｎｏｍｉｃ P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A S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E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Aｐｐｒｏａｃｈ〔Ｊ〕．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０４，２９（5/6）：４４７－４７１.
　　〔４〕何丽梅，侯涛． 环境绩效信息披露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经验证据〔Ｊ〕．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０， ２０（８）： ９９－１０４．
　　〔５〕沈洪涛，程辉，袁子琪．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年报还是独立报告？〔Ｊ〕．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 ２０１０（６）：５－１２．
　　〔６〕肖淑芳，胡伟． 中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现状研究〔Ｊ〕．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６（５）：６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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