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政府公共管理与企业竞争力

　　论文关键词:政府公共管理　企业竞争力
　　摘要:有为的政府与有效的政府公共管理是形成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家与理论界三个方面在企业竞争力培育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政府公共管理是企业竞争力培育系统工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企业竞争力，是指在竞争性市场中，一个企业所具有的能够持续地比其他企业更有效地向市场(消费者，包括生产性消费者)提供产品或服务，并获得赢利和自身发展的综合素质(金暗,2001)。企业竞争力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长期决定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主要体现为在全球化市场上各国或各地区企业之间的竞争。而企业的竞争是企业竞争力(主要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展现。因而，如何组织和提升企业竞争力就成为经济全球化下各国政府、企业及理论界的关注焦点。
    企业之间竞争力的差异，既源于企业掌握的竞争所需的资源和能力的不同，也受着市场、体制、社会、文化、环境等多因素的影响。国内外理论界在研究企业竞争力与国家竞争力决定因素时从未忽略过政府的作用。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中，无论是在其2001年前使用的8大要素评价体系中还是2001年起使用的4大要素评价体系中，政府管理与效率这一要素始终占有显著的位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DECD)的有关报告也明确强调了政府为企业提供商业环境并影响其竞争力的作用。即便是在主要从产业关系上分析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的迈克尔。波特教授的分析框架中，政府行为也与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与辅助产业的状况、企业策略、结构及竞争者、机遇并列为6个主要因素。
    政府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培育国家经济竞争力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近30年来，政府的作用总体上呈加强趋势。从实际经验观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可以说无所不在。例如，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到国家的经济运行，政府的科技政策影响到技术投入与创造能力，政府的贸易与投资政策直接决定一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等等。从深层次上看，政府对市场的基本态度，制约着一国的经济体制类型和总体效率状况。在理论和政策层面，政府发挥何种作用、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以及发挥作用的方式，都是经久不衰、广为谈论的一个重要议题。
    中国己经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经济全面参与了以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以经济全球化为特征，以国际多边经济贸易协定为载体的世界经济体系;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即建立逐步按世界市场经济运行规则运作并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正面临着从转型经济下单边的主动的、试点式的开放方式向着市场经济下多边的、有规则的、全方位多层次开放方式转变的过程。体制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无疑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变化要求我们全面发展开放型经济，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与国际经济竞争。显然，这种环境的变化要求我们加快对我国企业竞争力的培育，进一步研究我国政府在企业竞争力培育中作用的发挥。换言之，在我国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进一步组织和提升当前总体水平尚低的我国企业竞争力，成为我国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事实上，近年来企业界和理论界已对此展开了广泛的研究，特别是在微观企业组织制度与经营战略方面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对策建议。本文要着重讨论的是新形势下在宏观层面上政府公共管理在企业竞争力培育中的作用问题，笔者的基本观点是:有为的政府与有效的政府公共管理是形成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或者从更本质上说，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家与理论界三方面在企业竞争力培育方面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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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新政府—市场观”看政府公共管理在企业竞争力培育中的作用
    当今的市场经济是现代世界市场经济，笔者曾经将其定义为三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层面:一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无论大小，不分经济发展阶段，市场机制都已成为资源配置的首要方式，经济运行机制市场化成为各国经济改革的主流方向;二是指与此同时，现代市场经济是有政府宏观调控而非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三是指世界市场经济强调目前各国建设的是在开放经济及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而非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

    正是在当前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发展中，“新政府—市场观”成为全球各国定位其资源运行机制的主流。所谓“新政府—市场观”，是指既承认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又寻求经济全球化下政府调节干预经济解决市场失灵政策的新形式，在顺应并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它内含一个基本的认识与判断:在现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都可能存在，总体而言，市场机制较之于计划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能够发挥较好的基础性作用，但市场失灵的存在为政府作用留下了空间。这一认识与判断的政策含义在于，凡是市场机制能够解决好的问题，都应交由市场去完成;政府在处理市场失灵问题时应以不扭曲市场机制为前提，并应能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这一观点可用两句简单的英语加以概括:" Market is  good  but  not enough;Government is not everything but a key something"  (市场是重要的，但非万能;政府并不能包办一切，但应起重要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中的“新政府—市场观”是相对于过去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言的。在过去相对封闭的世界经济中，由于对要素跨国流动的限制，国家间经济政策的相互影响程度较小，一国的经济政策给其他国家经济福利带来的外部性影响可能被忽略。因此，封闭经济条件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在别国的政策和经济变量是外生的前提下，政府如何弥补市场的缺陷，以改进本国居民的福利水平。但是，经济全球化改变了政府与市场的这种关系。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高了国家间经济政策的相互影响和依赖程度，使得一国的经济政策会给其他国家的经济福利带来不可忽略的外部性影响。一国政府在决策中，必须考虑别国政策和经济变量的影响，必须考虑政府与世界性市场的关系，必须研究政府如何通过政策提高本国(主要是企业)的竞争力问题。因而，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市场关系实质上是“经济全球化、市场和政府”三者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影响下，主权国家的政府职能发生了不少变化:一是政府支持本国经济的方式发生变化。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规则(如WTO原则)对各国产业政策的实行提出了种种限制;同时，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经济环境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各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基本策略从以往的产业政策转变为开放竞争的策略;由于社会政策越来越成为构成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例如，教育、运输、安全等均构成一国投资环境的熏摹声面)，不少发达国家将政策重点更多地转向社会领域，间接提高本国经济的竞争力。二是政府政策的针对范围发生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布场范围由一国市场扩展到区域市场乃至世界市场，政策范围也相应扩大。三是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发生变化。政府从以往唯一的规则制定者变为政策制定的合作者，行业组织、市场主体以及相关的别国政府政策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四是在政策执行方面国际合作日益重要。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种职能复杂的区域组织与国际组织大量涌现，其功能日益强大，不仅对一国政策的制定而且对其执行构成制约。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各种要素、商品和服务的跨国流动更加容易，从而也为各国政府利用国际资源解决国内问题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因此，在新的条件下，为解决老问题、迎接新挑战，西方各主要国家实行了不少行政改革方案，虽然内容各有不同，但其着力点都是力图通过政府改革以促进国家竞争力的提高。
　　立足于政府职能的变化，政府公共管理(特别是有助于企业竞争力提高的公共管理)应能体现以下变化(毛寿龙等，1998;唐琦玉，2003):(1)重视成本效益关系。政府应改变过去只关心投入而不关心产出的做法，强调政策与项目的成本效益关系，要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2)强调顾客导向。政府的公共服务的提供应有强烈的当事人取向，应以公民的需求为考虑，强调对顾客负责，并以顾客满意为衡量公共服务质量的标准。(3)强调市场机制，重视选择和竞争。主张通过市场机制的发挥，提供公共服务;使民间机构与政府共同生产，提供多种选择机会。(4)授予权能。政府应给予公共管理者以一定的权限来完成任务，必须使公共管理者充分了解其工作目标，同时也包含着对错误的容忍。(5)创新与改革。创新乃是新型政府的主要特征，政府应打破传统结构惯性，活化官员思维，允许公共管理者运用各种创新策略达到管理目标。
    三、加入WTO对我国政府公共管理与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使国际竞争力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从IMD和世界经济论坛( WEF)提供的报告看，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不容乐观。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在IMD评价体系中，与企业竞争力直接相关的指标有68项。我国企业无论是在企业规模、品种结构、价格质量比、劳动生产率，还是在技术创新、新产品研究开发支出、工艺水平、管理水平、国际化程度、管理人员对国际商务的熟悉程度等方面均处于排名较后甚至最后的位置，这说明我国企业的竟争力水平总体而言还相当低。与此同时，我国己经加入了WTO，我国的企业须直接面对全球市场参与竞争。加入WTO对广大企业的生存发展来说，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机遇的把握有赖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而挑战则是直接而现实的。就挑战而言(勾学辉，2001)，一是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市场准入条件和领域的放宽，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门坎的降低。发达国家的企业特别是跨国集团，在资金、技术、人才、机制、品牌、信息、营销等方面都占有优势，特别是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优势就更大，并且大多具有丰富的在国际市场进行竞争的经验。二是我国目前的工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是相当大的，特别是在高技术、高附加值工业方面差距更大。三是某些支柱产业将面临严重冲击，技术装备工业、运输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等作为中国的支柱产业，90年代以来虽然基本上完成了进口替代，但基础元器件及工作母机、电子通讯、重化工业等尚未完成进口替代，最易受到进口的冲击。四是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与WTO的基本原则存在一定差距，企业缺乏活力和竞争力，机制转换不彻底，企业的组织结构远远不适应新的挑战。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新的形势不仅对我国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竞争力提出了严峻挑战，而且对我国政府及其公共管理提出种种要求(课题组，2001)。一是对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提出新要求。加入WTO，实质上是按照统一的市场经济规则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能否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和引入竞争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国内市场机制能否充分发挥作用。中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初步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但国企改革、建立国内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等方面还相对滞后。如果这些领域的改革不能加快并取得显著成效，扩大开放市场就可能未得其利，先受其害。二是对合理把握市场开放进程，趋利避害，实现以开放促发展提出了较高要求。加入WTO后，中国政府要履行所承诺的开放市场时间表，所涉及的问题包括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放开贸易经营权、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这些变化大部分将在2005年以前实现，时间紧迫。市场开放将会引入竞争压力，有利于提高国内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开放过快，也可能使国内产业受到过大冲击，引发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对开放与改革进程产生不利影响。这就要求政府在扩大开放前加快国内改革，提高国内企业和市场对外部冲击的适应能力，同时合理把握市场开放进程，采用得力措施化解开放市场可能引起的矛盾，使负面效应尽可能降低。三是对政府在开放条件下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入WTO后，中国经济更深地参与全球经济之中，一方面可以更多地分享全球分工之利，另一方面，也更容易受到来自国外的冲击，政府只有具备较强的在开放条件下稳定本国宏观经济的能力，才可能为本国企业创造一个较平稳的市场环境。同时，面对种种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要求政府在危机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上表现出更强的能力。四是政府管理机制提出了新要求。加入WTO后，要求政府机构更加精简和人员更加精干，决策更加科学，政策更具透明度，廉洁程度提高，效率进一步改进。只有如此，才能创造出有利于增强中国经济竞争力的“软环境”，使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中居于有利地位。
    四、深化政府公共管理改革，促进我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如前所述，在当前现代世界市场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中，新政府—市场观正在成为全球各国定位其资源运行机制的指导思想主流。特别是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新政府—市场观指导下，不仅完成了市场型企业的改革，而且正在进行政府的再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级政府的职能转变虽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但同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从总体上看，政府自身改革仍然落后于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政府职能转变力度也小于机构改革的力度:在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自主治理的关系上，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尚待解决。笔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政府公共管理改革，应在深刻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新政府—市场观在我国条件下的表现形式，以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模式，促进我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具体说来，在处理政府与市场、企业、社会关系上至少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应得到充分的尊重。政府不应再作为对企业进行资源配置的主体，资源配置的主体应是市场，即便有一些资源需要政府配置，政府也不应采取行政的方式，而要采取市场化的方式。如土地资源的配置宜用拍卖方式，而不应批给:公共建设项目宜用招标方式，而不应审批;政府消费应走向政府采购。二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方面，政府服务于企业的观念和职责应得到明确和强化。政府是公共部门，是服务性组织，是为企业服务的，如果这个关系界定不清楚，企业就难以快速发展。受各种因素影响，许多政府部门至今仍然缺乏服务意识，总以管理者自居，喜欢管企业，甚至不正当地干预企业。我们要接受政府是服务性组织的观念，要努力为企业发展与竞争力的形成提供良好服务，搞好企业外部环境建设。相应地，政府对企业的必要管理也必须坚持服务和公平的原则。如应尽量尽快取消审批制度，推广备案制度。三是在项目投资方面，政府须约束对企业可能产生的挤出效应。政府不应与企业竞争投资项目。政府投资应起到对企业投资的导向与弥补作用。一般来说，政府应提供公共产品(如公共卫生体制建设)，商务投资应交给企业去做。四是政府要通过深化改革完成从控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从神秘政府到透明政府、从统治型政府到善治型政府、从人治型政府到法治型政府、从僵化型政府到学习型政府的转型(唐琦玉，2003)。
    需要指出的是，在政府公共管理与企业竞争力培育关系问题上，有两种意见或倾向笔者不敢苟同。一种是“政府无为论”，认为市场经济中企业竞争力是企业在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的洗礼中获得的，与政府的公共管理与服务作用不相干。另一种倾向则是将政府职能的不恰当扩大，如近年来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的存在和对“经营城市”的片面理解与应用等等。笔者认为，良好的外部环境是企业赖以生存和提高竞争力的关键，其中政府的运作效率和公共政策是一个重要因素。政府既必须在支持企业竞争力提升中发挥积极作用，又必须恰当定位，在资源配置中不应挤占企业过多的空间。归根结底，笔者还是坚持这一观点:有为的政府与有效的政府公共管理是形成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关键是要正确定位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与整合政府、企业家与理论界三方在企业竞争力培育方面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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