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革与整体改革开放同步,是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受其影响,也推动着整体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国有企业改革30年的历程,体现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规律性和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
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点
1.秩序性。
由于我国的改革不同于前苏联、东欧,他们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国体政体的根本改变,而我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所以我们是在原有基本社会制度、基本国体和政体基础上对经济运行体制的改革。这种模式的改革就必须以保持政治、社会的稳定有序为前提,所以秩序性就成为中国式改革的特殊规律性和成功的关键。为保证改革的秩序性,1978~1988年10年间从扩权到承包,都是小步谨慎的改革;为保证改革的秩序性,中央历来重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协调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国民承受度。
2.探索性和求实性。
改革本身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尤其是我们中国的改革方向和目标是一场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又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样的改革探索是前无古人、无所参照的事业。因而,被邓小平比喻为“摸着石头过河”,既要达成“过河”的目的,又要把“摸石头”的探索性和求实性紧密结合起来。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我们必须在探索中谋求前进,在不断发展、拓宽我们的改革视野的同时,将改革的思路切实的落实到改革过程之中;第二,改革过程的每一步都要经过谨慎考虑才能实施,选择的改革方案要可靠、落实,措施的执行要“踩对”、“踩实”,所以改革的步伐要“踩稳”,稳重求进。
3.逐步深入性。
我国的渐进式改革既要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地进行,又要一步一步深化改革。在制定改革目标的过程中,应该把终极目标分解为若干个阶段性目标,要使改革事业分阶段、分步骤地完成,后一步要比前一步更接近最终目标。为此,要处理好阶段目标和最终目标之间的关系。如1978~1992年国有企业的改革,就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经济责任制、利改税、拨改贷到承包制的渐进式探索性改革,其阶段性目标是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一步步增加企业活力,是稳中求进,逐步深化,直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才找到了能使企业彻底成为独立经营、充满活力的市场竞争主体和法人实体的制度环境。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只能是秩序性、探讨性和逐步深入性的渐进式改革。必须始终十分注意在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国民的承受度之间保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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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走渐进改革之路的原因
中国渐进式改革举世公认取得了成功,渐进式改革看似慢,实际快,而且从效果上说比“休克疗法”更适合中国国情。总结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我们认为中国的改革只能选择渐进式改革。之所以这样说,主要原因在于:
1.政治原因。
中国的改革是由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领导,在坚持基本社会制度、基本国体和政体不变的基础上,对经济运行体制所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因此,它既不同于前苏联、东欧等国家所采取的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基本国体政体的根本否定的改革,也不同于南美洲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自由化的改革。中国改革的这一独特性质决定了中国不能实行“休克疗法”的激进式改革,而只能适合“中医疗法”的渐进式改革。
2.经济原因。
(1)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实力薄弱的国家,尤其是经历十年“文革”浩劫的破坏,中国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很多人没有解决温饱,生活相当贫困,数亿人处于极度贫困线之下。从人均GDP也能看出,中国人均GDP处于低收入国家水平。特别是1980年中国人均GDP仅有280美元,比世界贫困线290美元还低10美元。
中国人均GDP数值同世界贫困线的对比 (单位: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统计年鉴》
1980年后,中国人均GDP数值虽每年有所增长,但长期以来仍然处于贫困国家的水平线上,我国的经济基础很差。
(2)更严重的是中国又属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业人口占多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很大,社会保障体系很不完备,农民处于最底层。如果脱离中国这一现实,搞激进式改革的“休克疗法”,已经不得温饱的贫民,将进一步被推入通货膨胀的深渊,其结果究竟被“休克”的是原体制呢,还是现政权?恐怕都难说准。所以经济贫困也是选择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经济原因。
城乡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比较(单位:元)
资料来源:《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3)中央财政控制能力弱。
从1983年至1997年的15年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从8.3至5.7,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这个数字不仅远远低于新兴工业化国家,而且不如许多低收入国家。1989年中国中央财政收入比重为16.7%,而同年法国的财政收入比重为46.1%,德国为45.9%,美国为41.4%,英国为34.6%,澳大利亚为37.1%。中国政府的财政控制能力尚不及这些发达国家的一半,实际上已成为一个“财政弱政府”。在这种财政状态下推进改革,如果太激进,势必失败。
3.思想原因。
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长期存在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严重倾向,尤其是10年文革林彪和“四人帮”把本来就很左的思想路线进一步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搞乱了人们的思维,愚化和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经常是颠倒不分的,在教条主义长期束缚下,人们的思想意识严重僵化。不少人的封建意识、小农意识与计划经济意识也很严重,而思想方面的改变是很漫长的,既需要学习教育,还需要事实说服,只能在渐进改革中渐进的解放思想,由“左”的教条主义思维转变为实事求是的思维。相反,如果采取剧变模式,势必不被社会接受而容易导致失败。这也是我国改革必须稳步推进,而不能急风暴雨式突进的重要原因。
4.文化原因。
中国80%的人口是农民,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的农耕社会形成的农耕文化使社会具有超稳定性,从社会总体和本质上看,不具有追求改革的广泛社会基础。加之中国人普遍奉行的是“中庸”思想,就更易于接受“渐进式”改革。
“中庸”,最早是由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提出的。它作为儒家立身、处世的准则,对中国人的影响极其深刻而又广泛。孔子“中庸”思想的本意是:“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也就是去除偏激,选择正确的道路。中庸的基本精神是“适度”,其落脚点是“和谐”。它要求人们既不要超越阶段,也不要被时代抛弃;既不要急躁冒进,也不要固步自封。中庸思想通过传统文化遗传因子,早已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之中,并且作为处理事情的一条重要行为准则而广泛地存在于民众之中,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思维方式。它要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把握全局;在决策上,要统筹兼顾;在行为上讲求“适度”原则。因此,从中国人民特有的这种性格特点和思维方式来看,他们比较容易接受较为温和的渐进式改革,而不容易接受激进式改革。
对激进式改革同我国国情的不相容,我们还可从采取激进式改革的国家在改革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经济窘况得到证明:
(1)经济发展较长期的衰退。凡选择激进式转型方式的国家,经济都经历了一个负增长时期,其持续时间在5~10年之间不等,个别国家则更长。同时,在经济增长恢复后,也没有达到原来预期的速度。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俄罗斯自1990年开始,国内生产总值连续7年大幅度下降。据统计,从1992~1996年,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下降19%、12%、15%、4%和6%;这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共计下降50%左右,其下降幅度大大超过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国民生产总值下降25%)和美国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时期(国民生产总值下降30%),使俄罗斯经济倒退了将近20年。波兰经济下降2年,共计下降20%;捷克经济下降4年,共计下降2.7%;匈牙利经济下降4年,共计下降2%;罗马尼亚经济4年间下降3%;保加利亚经济5年间下降49%;阿尔巴尼亚4年中国内生产总值下降53%。经济持续滑坡,使俄、东欧国家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
(2)百姓生活普遍陷入贫困。原苏东国家转轨进程起步后,人民生活水平出现了下降趋势,贫困问题越来越普遍。自剧变以来,占人口总数10%的俄罗斯最贫穷的居民,其收入在居民全部收入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而最富裕的10%的居民,其收入在居民全部收入中所占比重却逐年增加。这两者之间的差距,1990年为1/4,1992年扩大为1/8,1996年上半年发展到1/13。
比相对贫困更严重的是绝对贫困。在俄罗斯,几年来居民的生活水平累计从1/4下降到1/3,其中1995年同1994年相比,职工的实际收入减少了12%。1993年,俄对于肉制品、鱼制品的消费量仅相当于60年代后期的水平。
历史的结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30年探索的必然选择。搞市场经济为何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是因为,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依靠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即通过市场交换来配置资源,企业要能自由地进入市场交换资源,其基本前提就是该企业要拥有独立的权力、独立的利益和独立的责任。我国过去的企业,不仅计划经济下统收统支的“工厂制”不具备这一特征,就是“承包制”,由于承包人不是独立法人代表,也不具备这一特征。只有公司法人制度,即现代企业制度才是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企业制度。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选择的是渐进式改革,举世公认取得了成功。
中国国有企业为什么长达30年的渐进式改革仍然保持着持续不断的内在动力?这种动力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这30年各阶段的内在动力是不尽相同的。如果20世纪80年代是为了使被搞死的企业和个人活起来,那么20世纪90年代就是为了自己和家庭富起来,新世纪就是为了个人和他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价值的全面实现、人和人的和谐、人和自然的和谐。30年的改革动力可以概括为“活、富、全”三个字。正是这不竭的动力推动企业和社会不断的改革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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