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工业发展史看传统与现代的耦合

　　摘要：中国乡村工业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传统积淀是乡村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当代乡村工业在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经营观念等各方面无不体现着历史积淀的影响。传统与现代在时序上是延续的，这不仅意味着传统在某种程度上的保留，也意味着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被替代。但传统与现代之间并非只是一种替代或冲突的关系，两者之间不仅在时序上存在着延续或继承的关系，而且在空间上具有并存和互补的关系。
　　关键词：乡村工业；历史传统；现代社会

　　中国乡村工业的迅猛发展彻底改变了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模式，它使中国形成了城乡两大推动工业化的主导力量，使中国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工业化相结合的道路。本文从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中国乡村工业，追溯其发展源头的历史积淀，探索传统与现代耦合的渊源。
　　
　　一、历史积淀与当代乡村工业的发展
　　
　　传统与现代之间具有天然的延续或继承关系。大量事实证明，乡村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一个完整的、连续的过程。从明清时期的原始工业化，到近代乡村的半工业化，再到计划经济时期的社队工业，最后发展为当代乡村工业化的实践，每一进程都不会脱离前期的历史轨迹而凭空产生，每一进程也为后期的进步准备着历史条件，并形成所谓的“路径依赖”，影响着后期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尽管当今乡村工业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与近代或明清时期已有天渊之别，但仍能发现传统与现代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生产技术方面看，当代的乡村工业基本以传统的手工劳动技术为起点，其产业模式主要集中在投资少、见效快、技术要求低的纺织、服装、小商品、鞋帽、食品和土特产加工等行业，这与明清时期乃至近代乡村工业的“超轻结构”一脉相承。许多地区的农村工业正是在直接继承了传统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江苏盐城市龙岗镇储巷村，村里人善于编制柳器的历史已有数百年，上辈乐教，子孙乐学，一代传一代，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家家户户重操旧业，靠自己勤劳灵巧的双手，用柳条编织富裕之路，全村352户，有1 050人加工柳制器具，仅1994年就实现产值450万元，一部分产品还通过外贸渠道，飘洋过海创造外汇。从生产组织形式看，当今乡村工业的“夫妻店”、“父子联营”、“兄弟合伙”等各种家族式经营模式与明清时期乃至近代乡村工业的家庭规模生产组织形式一脉相承。尤其在温州地区，在乡村工业发展的初期，以家庭为核心、以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家族发挥了巨大作用。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尽管许多以家庭工业为主要形式的生产组织朝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演进与变迁，仅温州地区就拥有3万多个股份合作企业，以及在私营、股份合作企业基础上组建的为数不少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许多企业集团，但其内部至今仍难以抹去夫妻工厂、父子公司或亲属集团的痕迹，家庭化和家族化的色彩依然相当浓重。在市场经营意识和思想文化观念方面，当年的“浙商”、“徽商”、“闽商”和“南洋侨商”的后世子孙们，秉承先人的理念和智慧，继承工商皆本的文化传统，发扬吃苦耐劳和勤奋务实的人文精神，善于捕捉商机，敢于冒险进取，勇于开拓市场。正是这些千百年历史积淀下来的特殊文化基因的发扬，推动了当代中国乡村工业化进程。
　　当代中国乡村工业从传统积淀的土壤中吸取着得天独厚的丰富营养，从而迅速而茁壮成长。在短短的三十年中，不靠城市资本，不靠国家投资，靠农民自己劳动成果的积累，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创造了辉煌的乡村工业化奇迹。以苏南、温州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农村地区已成功走过从家庭手工业到半工业化再到工业化的历程。如，温州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分离出来，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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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三产业转移，他们用自有资金、传统技术和家庭场所创办家庭副业，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形成了以家庭生产经营为单位，以专业市场为纽带的“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经济格局。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家庭工业通过联产、联营、合资、合股等多种形式，逐步演变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从而取代个体、家庭工业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农村工业在发展中逐渐由家庭作坊、手工劳动转向大工厂和机械化、自动化，从分散的小规模生产转向规模化经营，从前店后厂的小作坊转向店厂分设的专业化经营，从家庭成员个人所有转向合伙、股份制经营，从家族血缘信任关系为主转向现代契约和法制关系为主，从国内集市贸易和区域市场走上国际市场。如今，20世纪80年代的温州农民已从手工劳动、家庭作坊的起点走上了现代工业化的大舞台，他们创造了“中国鞋都”、“中国电气之都”、“中国制笔之都”、“中国锁都”、“中国塑编之都”、“中国印刷之都”、“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基地”、“中国剃须刀生产基地”、“中国塑料薄膜生产基地”等区域性的集群经济。这种集群经济具有高度的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协作，形成了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及品牌的集聚优势，由此形成了在国内市场乃至国际市场的成本优势、价格优势和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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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与现代的延续和并存
　　
　　传统与现代在时序上的延续，既意味着传统在某种程度上的保留，也意味着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被替代。从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看，现代的机器大工业取代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是历史的必然。
　　在中国近现代工业化的进程中，传统与现代之间并非只是一种替代或冲突关系，在两者之间不仅时序上存在着延续或继承的关系，而且在空间上具有并存和互补的关系。从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发展的情况看，机器棉纺业是以纺纱来供应乡村手工织布为起点的，然后才转向用机器织布。近代机器棉纺织业的发展之所以比较顺利，实际上得力于华北等广阔乡村半工业化手织业的兴起，城市的机器纺纱为乡村的手工织布解决了原料供应的“瓶颈”问题，而乡村的手工织布又为城市的机器织布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两者之间的互补性很强。再从当代乡村工业的发展状况看，蓬勃兴起的乡村工业，不仅以其轻型产业特征矫正了计划经济时期造成的产业结构扭曲，形成了乡村工业化与城市工业化平行发展的格局，而且优化了乡村工业与农业之间资源的配置。乡村工业以农业剩余投资起步并发展，而其利润的一部分又流回农业，用于支农、补农、养农。从而使中国传统的家庭农业与手工业相辅的小农自然经济，逐渐过渡到一村一乡甚至一县的农副工业综合发展，使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上升到更高的平台，乡村工业和农业与城市现代大工业相互提供产品和市场，形成城市现代化企业与乡村传统经济互补，农业与工业相辅，城乡共同发展的局面。更具现实意义的是，乡村工业的发展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同时，使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在缩小，这对缓解城乡收入差别、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从发展趋势看，传统社会迟早要进入现代社会，这在逻辑上是无误的。然而，这种发展趋势最终会是怎样的结局?以往的研究成果似乎形成了这样的逻辑线索，好像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传统因素会逐渐减少直至消亡，而现代的因素会一点点增多，直至完全取代传统。这种看法在理论上具有片面性，在实践上也缺乏经验的支持。关于这一点，我们不难在已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找到例证。如，日本不仅在社会生活方面可以显现传统与现代的奇妙和谐，而且在生产组织形式上，时至今日仍保留着大量传统的家庭或家族企业模式。可见，即使已完成了现代化的国家，其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也不可能将传统完全取代。中国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不仅不可能在工业化进程中将传统的历史遗产丢失殆尽，相反，会将其精华传承并发扬光大，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三、工业化道路的多样性与曲折性
　　
　　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发展过程既有共性，也有特性。各不同国家或地区由于面临的初始条件不同，因而对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也不同。随着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不断增多，为人们展示了工业化发展道路和形式的多样性。这种现实使长期以来一直占支配地位的达尔文单线进化发展观发生了动摇。20世纪70年代后，在有关发展研究的文献中，发展道路和形式具有多样性的观点上升到主导地位。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发展形式。如，杉原薰从资源禀赋优势的角度，通过对西欧和东亚的研究，将全球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和两条道路，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阶段大致在1500～1820年间，这一期间的两条道路，一条是起源于西欧的工业革命的道路，另一条是东亚所开创的勤劳革命的道路，两条道路各自发展，互不影响，发展成就也相去不远。第二阶段始于英国的工业化，尤其是19世纪上半期，这一时期一条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和资源密集型的技术发展之路，另一条是以东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和资源节约型技术发展道路。第三阶段则是从20世纪的后半期后，日本实现了重化工业化，达到了与西方同样的技术水平，但仍旧保留了东亚传统的体制特色，实现了对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此外，还有许多学者从其他角度对工业化的不同道路进行研究。可以看出，杉原薰关于东亚地区劳动密集型道路的结论与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不谋而合，显然他们的研究都注重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本质特征。而且杉原薰的研究是以日本和中国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的乡村纺织工业发展为证据的。在杉原薰的工业化道路分类中，中国与日本同属于一个类型。然而，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和形式的多样性决定各不同国家发展道路的差别，各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特有的发达程度、自然条件、文化禀赋及历史传统等，都会使这些国家或地区具有自己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其原始工业化进程的过密化特征，而且在于它从近代开始的双重道路的并行。这种双轨并行的工业化道路，一条是由政府主导，以晚清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南京政府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提倡为表象，从国外直接引进先进技术，直接创办大型机器企业，这是一条自上而下的“移植型”的工业化道路，它的起点高、规模大，能够产生示范效应和先导功能，但却要受到国家财力和外国技术转让的制约。另一条是由民间自发的，以乡村传统手工纺织业的蓬勃兴起和市场拓展为表象，在传统手工业基础上通过技术改造，渐进式地走上工业化道路。这是一条自下而上的“嫁接型”的工业化道路，它的起点低、规模小，数量多，可以调动亿万民众的创造性，因而富于活力，能够产生“功到自然成”的效果，但其发展进程却相对缓慢，并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引导。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际上走的依然是城市工业化与乡村工业化双轨发展的道路，只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过度偏重于城市工业化，乡村工业因得不到足够的资源而难于发展，结果导致产业结构的失衡和工业化进程的缓慢。
　　在我们回顾计划经济时期追随西方国家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化道路的历程、总结违反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教训时，不应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忽视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发展的重要性，忽视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重要性。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社会再生产的两大部类中，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生产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在现实经济中，这两大部类之间的平衡表现为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平衡。尽管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三次产业分类的理论框架已被人们广为接受，而且第三产业的比重越来越大，但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基础地位及它们之间的平衡关系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当然，重视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要走计划经济时期靠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老路，而是要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建立起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型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同时，中国不能仅仅满足于利用劳动密集的资源优势，而忽视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的发展必须与自身的资源禀赋相匹配，必须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来选择适合本国的产业和技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拥有技术创新方面的后发优势，在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时，可通过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使自身技术不断改进，从而实现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
　　中国尚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就一些主要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来说，距离工业化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中国农业就业人口占社会就业总人口的比例高达近50％，按照一般工业化20％以下的要求，需要从农业就业人数中转移出2亿多人到非农产业中就业。在城市化水平相对滞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乡村工业继续发展并吸收剩余劳动力的任务十分艰巨。尽管30年来的改革开放极大增强了中国的综合经济实力，经济总量在30年间获得奇迹般的增长，但中国的人均收入距离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近年来，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已明显出现经济周期波动、金融体系脆弱、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潜在的危机。可见，中国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依然任重而道远。
　　纵观中国乡村工业发展史，我们可得出这样的结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乡村工业的蓬勃发展，是明清时期原始工业化以及近代乡村半工业化的逻辑延伸，是深藏于民间的以数亿农民为主体的工业化进程。这一进程不仅蕴涵着传统与现代的延续和继承，而且蕴涵着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和互补，传统不会被现代完全替代，即使在未来它的精华也将会继续发扬光大，而且其历史越是久远也就越是珍贵。正因为历史传统与现代社会的耦合，使中国走上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欧美，也不同于亚洲其他国家，这是一条充分发挥中国资源禀赋优势的道路，是一条政府主导的城市工业化和民间兴起的乡村工业化双翼腾飞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中华民族将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在不远的将来，将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梦想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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