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极理论视角下的我国中、西部增长极战略布局

　　[摘要]当前我国要解决东、中、西区域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仍然要继续坚持增长极理论的非均衡发展思路。增长极既可以依靠市场的力量自发形成，也可以依靠政府的力量诱导形成。一般来说，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不具备增长极自发形成的条件，只能依靠政府有计划的诱导，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发展那些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建立若干个经济增长极，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推动力量，促进这些地区的快速发展。按照这个思路解决我国的区域差距问题，应该实施新的增长极战略布局，即对东北、中部、西北、西南等四个欠发达区域综合考虑，统筹规划，建立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增长极、以武汉为中心的中部增长极、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增长极、以重庆一成都为中心的西南增长极四个新的区域增长极。
　　[关键词]增长极理论；中、西部增长极；战略布局
　　
　　增长极理论是发展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中非均衡发展理论的代表性成果。它形成于20世纪50～60年代，最早是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来的，后来，佩鲁的学生布代维尔、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提出来以后，很快从一个经济概念上升到一种发展战略，并被许多国家运用于区域发展规划，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乏成功的先例。增长极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经过我国学者的吸收和创新，提出了“梯度推移”理论和“点轴系统”理论，对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从均衡发展向非均衡发展调整，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东部三大经济增长极的迅速崛起，拉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这说明增长极理论在我国的实践是成功的。当前我国区域经济面临着东、中、西区域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回到过去的均衡发展思路，仍然要坚持非均衡发展思路。只不过非均衡发展的战略重点必须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即根据中、西部的资源、区位、产业等各方面条件，确定几个重点区域作为中、西部经济增长极，重点扶持，优先发展。再通过增长极的扩散作用拉动中、西部经济快速发展，逐步遏制和缩小中、西部地区同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进而实现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人们已经习惯用东、中、西发展差距表述我国区域发展差距，所以为研究方便起见，本文的中、西部界定范围有所扩大，除了西部十二省、市、区和中部六省外，还包括东北三省。
　　
　　一、增长极理论的基本内涵与政策主张
　　
　　把握增长极理论的内涵与政策主张，关键是要搞清楚什么是增长极、增长极形成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增长极是如何形成的三个问题。
　　
　　1、经济增长极就是一定区域的推进性产业。佩鲁认为现实世界中经济要素的作用完全是在一种非均衡的条件下发生的。增长并不是同时在任何地方出现，它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增长点或增长极上。增长极通过吸引力和扩散力作用不断扩大自身规模，对所在部门和地区产生支配性影响，从而不仅使所在部门和地区获得优先增长，而且能够带动其它部门和地区的迅速发展。
　　那么到底什么是经济增长极?佩鲁是通过对经济空间的分析而提出增长极概念的。他认为增长极类似于受力场的经济空间的“推动型单位”，当它增长或创新时，能诱导其它经济单位增长。佩鲁这里讲的“推动型单位”其实就是推进型产业。只不过佩鲁的“经济空间”最初只是抽象的“经济空间”，并没有地理空间含义。后来，佩鲁的学生布代维尔强调了增长极的地域特性，对“经济空间”做了经济地理的解释和划分。可见，佩鲁所提出的增长极概念的涵义就是一定区域的推进型产业。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推进型产业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总是依托于地理意义上的经济区域；当然也不是所有经济区域都可以成为经济增长极，如果没有推进型产业，任何一个地理空间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区域经济增长极。因此，对于一个现实的增长极来说，地理意义上的经济区域和推进型产业总是密不可分的，二者的有机结合才会构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增长极。那种将增长极分为产业增长极和区域增长极(城市增长极)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也不符合佩鲁本人的原意。
　　
　　2、经济增长极形成需要三个初始条件。佩鲁认为增长极的形成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在该地区有足够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一些区域的集聚和优先发展，恰似“磁场极”的多功能的经济聚集中心，意即增长极。而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则是创新型企业的主体，可以带动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他们不仅使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不断发展，而且能通过影响产生一批追随和模仿创新企业的新企业，即增长企业。二是要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效应。增长极所在区域不仅集中一批创新型企业和产业部门，而且要有效吸引资本、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聚集。这一集聚现象产生的经济中心，如同一个“磁场极”，对周围产生强大的吸引和辐射作用，并带动周围的经济增长。三是要有适宜的经济增长环境。既包括能源、交通、通信、社会服务等基础设施环境，也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社会风气、习俗等非物质因素方面的环境。
　　
　　3、经济增长极是如何形成的。首先，是自发的经济增长极。佩鲁认为“经济空间”存在若干中心、力场或极，并产生类似“磁极”作用的各种离心力和向心力，从而产生相互联合的一定范围的“场”，且总是处于非平衡状况的极化过程之中。极化的结果则是一些“推进型产业”或创新型企业在一定区域的集聚和优先发展，从而形成恰似“磁场极”的经济中心。它不仅促进自身发展，而且以其吸引和扩散效应带动其它部门和地区发展。可以看出，佩鲁是借用物理学上的场或磁极的极化过程形象地说明了市场自发作用推动经济增长极的形成过程。其次，是由计划建立的诱导的经济增长极。在佩鲁之后的一些学者都看到了由市场自发形成的经济增长极总是倾向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缪尔达尔和赫希曼都认为，任由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回波效应”(“极化效应”)总是大于“扩散效应”(“涓流效应”)。因而为防止区域差距过于悬殊，不应消极等待“扩散效应”，而应由政府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后来，劳艾德。罗德温提出“集中的非中心化”区域发展理论，旨在强化“扩散效应”，遏止“回波效应”，并主张在边缘落后地区建立新的增长极或增长中心，使发达地区老增长极和落后地区新增长极协调发展。
　　布代维尔对佩鲁的“经济空间”做出了新的解释，正式提出了“区域发展极”概念。他把经济空间划分为三类：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种是均质区域；第二种是极化区域；第三种是计划区域。在他看来，计划区域是政府的计划和政策的实施区域，因而也是实际存在的关联区域，并在性质上更具政治性。这里实际上已把增长极分为由市场机制支配的自发生成的增长极(极化区域)，和由计划机制支配的诱导生成的增长极(计划区域)。正是由于增长极理论关于建立“诱导性经济增长极”的政策主张，被许多国家运用于制定区域发展战略，指导落后区域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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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长极理论在我国的创新与实践
　　
　　上个世纪80年代增长极理论开始传入我国，时值我国进入改革开放阶段。国内一些学者借鉴和吸收增长极理论的合理成分，在我国的经济建设实践中进一步创新发展，提出了“梯度转移理论”、“点轴系统理论”等。这些具有创新性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开阔了人们在区域经济研究领域的视野，并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从均衡发展向非均衡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从这个视角来分析，我国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实现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过程，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增长极理论在我国的创新与实践。
　　1982年夏禹龙、冯之浚提出了梯度推移理论。他们认为，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间存在着经济技术发展的梯度，首先应该让高梯度的东部地带掌握先进技术，优先发展起来，然后再进一步向梯度较低的中、西部推移。在初期，人才、资本、技术等各类生产要素会从低梯度地区向高梯度地区转移，自然要导致东部同中、西部的经济差距不断拉大，但随着经济发展，通过转移的加速，东部的发展又会对中、西部产生辐射带动作用，进而逐步缩小东、中、西区域差距。
　　1985年陆大道提出了“点轴系统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中心总是首先集中在少数条件较好的区位，这就是点轴开发模式的点。随着经济发展，点与点之间，由于生产要素交换需要交通线路以及动力供应线、水源供应线等，相互连接起来这就是轴线。这些轴线一经形成也会吸引人口、产业向轴线两侧集中，并产生新的增长点。点轴贯通就形成点轴系统。在此基础上1986年陆大道又提出了T字型发展战略。该理论认为，东部沿海和长江沿岸地带构成的T型地域具有地理位置优越、经济技术雄厚、交通便捷等多项优势，应当作为全国的一级重点开发轴线，重点建设、重点布局以实现最佳的空间组合。
　　按照陆大道等人“点轴系统”理论，在区域开发的初期，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资金投入和开发活动的重点集中在少数中心和少数轴线上。这种重点开发可以导致区域经济的较快增长。随着开发活动的增加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更多的级别较低的中心地和发展轴线出现，而开发活动的重点逐步转移到较多的但层次较低的中心地和发展轴线上。这就在另一个发展阶段上，继续保持区域经济的较快增长。“点轴系统”理论继承了增长极理论的精髓，把国民经济看作是由点和轴组成的空间网络，点就是某一地域中聚集各类生产要素的经济中心，也就是经济增长极；轴就是连接各个中心或经济增长极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运输线、生产要素供应线等经过的地带。
　　增长极理论的传人及其创新在上世纪80年代初所产生的实践意义在于：直接促成了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从以公平为中心的均衡发展向以效率为中心的非均衡发展的重大转变。它使人们认识到，均衡是发展的一种理想状态，而非均衡则是达到均衡的必要手段。因而，转变发展思路，让一部分条件较好的区域优先发展起来，率先成为区域增长极，通过它们的发展辐射带动整个区域发展，将是我国新的区域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在当时，我国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区位优势，选择了东部沿海地区作为优先发展地区，为此在对外开放、体制改革、投资、税收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向东部倾斜政策。在国家一系列优惠政策推动下，东部的极化效应得到发挥，吸引了包括海外资源和中、西部资源的大量涌入，在东部沿海从南到北围绕“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三大城市圈形成了产业聚集和规模经济，三大经济增长极逐步形成。20世纪80年代初以开放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四个经济特区为标志，“珠江三角洲”经济增长极迅速发展起来；90年代初以浦东开发为标志，“长江三角洲”经济增长极又迅速成长起来；进入90年代中后期以开发天津滨海新区为标志，“环渤海”经济增长极也渐渐凸显出来。可见，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间所实施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始终是以构建东部沿海三大增长极为战略重点而展开的。从总体上看实施这一战略是成功的，其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一是造就了东部沿海三大增长极，如果把三点连成一条直线就形成了一条自南到北的沿海发展轴线。二是打破了我国建国以来实施“抽肥补瘦”的均衡发展战略所造成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的低度均衡状况，拉动全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3％。三是东部的率先发展为中、西部地区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并为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实施梯度转移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三、构建中、西部经济增长极的重要意义
　　
　　在东部三大增长极迅速崛起，并拉动东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广大中、西部却发展缓慢，与东部区域差距不断拉大。根本原因在于非均衡发展战略重点放在东部持续时间过长，在政府优惠政策的强力推动下，东部三大增长极与中、西部地区的“极化作用”被强化，而“扩散作用”却被弱化，必然要产生区域发展的不协调问题。因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对非均衡发展的战略重点进行调整很自然地被提上了日程。1999年“西部开发”战略的推出，即是战略重点调整的开始。2003年国务院为加快东北地区发展又提出了“振兴东北”战略。2006年“中部崛起”战略也被提上日程。这一系列重要战略举措的实施，说明我国已经注意并开始着手解决不断加剧的东、中、西区域经济差距问题，同时也说明我国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的重点已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从上述战略目前实施的效果来看，对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还没有从根本上遏制东、中、西区域差距继续拉大的势头。一方面是由于这种差距是长期积累形成的，不是短时间内所能解决的；另一方面则是这一系列区域战略的规划和实施还存在很多问题，影响了战略本身的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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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中、西部区域发展战略缺乏统筹规划。“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各有各的背景，各有各的目的，迄今为止仍处于单打独斗状态，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协同配合。
　　第二，对中、西部发展可能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无论是发展基础、发展环境还是区位条件，中、西部都难以和东部相提并论。市场化程度低，市场经济不发达；城市发育迟缓，不仅城市化率低，而且缺乏现代意义的城市圈；工业化程度低，主导产业缺乏，产业链条难以延伸等一系列制约因素的存在，是中、西部经济增长极形成的最主要障碍。因此构建中、西部增长极在初始条件上所遇到的困难与东部相比显然要大得多，复杂得多。
　　第三，中、西部区域规划没有明确的战略重点。国家有限的投入在21个省、市、区进行平均分配。在幅员辽阔、发展参差不齐的中、西部，这种“撒胡椒粉”式的平面推进，根本不可能在推动区域增长极形成方面起到多大作用。
　　根据增长极理论，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区域应该首先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发展那些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建立若干个经济增长极，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推动力量，促进这些地区的快速发展。因此，我国要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依然要坚持非均衡发展思路，把构建中、西部经济增长极作为战略重点，通过培育重点区域增长极拉动整个中、西部经济发展，以逐步缩小同东部的差距，最终实现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协调发展。
　　构建中、西部经济增长极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从战略高度统筹中、西部发展，由中央政府对中、西部一级增长极进行系统全面规划，分区域确定几个省会一级大城市为增长极的“极核”，由极核拉动外层中心城市发展，形成密集的城市圈；同时在城市圈内建立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各类工业园区，形成密集的产业集群，通过产业集群向前向后的联系效应，对整个区域产生辐射带动作用，拉动中、西部经济快速发展。
　　
　　四、我国中、西部经济增长极战略布局
　　
　　我国中、西部地区一级经济增长极如何布局?确实需要进行很好的研究，既要考虑区域经济增长极布局的必要性，又要考虑可行性。所谓必要性就是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的出发，是否需要在一个新的区域建立增长极，整个中、西部应该建立几个经济增长极更合适的问题。所谓可行性就是所选区域是否具有成为经济增长极的基本条件，有没有可能成为区域经济增长极的问题。从必要性的角度来看，至少需要在东北、中部、西北、西南四个区域分别建立四个一级经济增长极，并且这四个新的中、西部区域增长极同东部已经形成的三个增长极连成轴线，遥相呼应，基本形成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格局。
　　从可行性的角度来分析，如何确定四个新的区域增长极所依托的城市及城市群，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具有比较区位优势，即所选定的增长极不仅自身能够发展，而且能够辐射带动周围区域发展，并且通过交通主干线的连接，形成点轴相连的区域发展格局；二是符合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原则，充分利用区域资源禀赋，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为全国的区域经济合理分工奠定基础；三是具有较大的城市规模，初步具备成为全国性生产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服务中心的条件；四是已形成有特色的主导产业，并凭借产业链条延伸，产生聚集效应。综合以上四个因素，新的四大增长极战略布局可以确定为：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增长极，以武汉为中心的中部增长极，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增长极，以重庆一成都为中心的西南增长极。
　　
　　1、建立以沈阳为中心增长极，以大连、长春、哈尔滨为次增长极的东北增长极。东北地区当前必须加快体制创新，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提升优势产业竞争力，建设新兴产业基地，即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国家新型原材料和能源保障基地、国家重要的技术研发与创新基地、具有地方特色的轻工业生产基地。
　　作为“东北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城”的沈阳，目前已成为全国的设备制造业中心和东北地区的物流中心与金融中心。把沈阳作为建设东北增长极的极核，是其它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替代的。以沈阳为中心，连同大连、长春、哈尔滨共四个副省级城市，共同构成东北城市圈的主轴。“沈大长哈”分别向周围中等城市辐射，进一步形成四个城市群。一是以沈阳为中心的由鞍山、本溪、铁岭、辽阳、抚顺、营口和内蒙古通辽、赤峰9个城市组成的城市群；二是以大连为中心的由瓦房店、庄河、普兰店4个城市组成的城市群；三是以长春为中心的由吉林、四平、松原、白城和内蒙古乌兰浩特6个城市组成的城市群；四是以哈尔滨为核心的由大庆、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绥化和内蒙古的呼伦贝尔7个城市组成的城市群。四个城市群以“沈大长哈”为主轴联网辐射，在区域分工体系中形成既各具特色，又紧密联系的区域共同体，可以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之后的第四个增长极。
　　
　　2、建立以武汉为中心增长极，以长沙、郑州、合肥、南昌、太原等省会城市为次增长极的中部增长极。中部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西、山西六个相邻省份，地处中国内陆。中部地区土地面积占全国10.7％，人口占全国的28.1％，GDP占全国19.5％，是我国的人口大区、经济腹地和重要市场。
　　武汉作为中部地区的特大城市，是我国最大的水陆交通枢纽，一向有“九省通衢”之称，而且又处于全国经济地理中心。以此为圆心，半径400公里以内涵盖45个大中城市，运输半径小，成本低，辐射力强，综合区位优势明显。近几年来武汉已形成光电子信息、汽车、钢铁、生物工程与医药、环保等为主的现代制造业体系，并且已成为华中地区的商贸物流中心。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集中，科教综合实力居全国城市第3位。历史上又是仅次于上海的金融中心，具有构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良好基础。这些有利条件决定了实施武汉城市圈战略，经过10～20年的规划发展，武汉有望成为继沪、京、津之后的国际化大都市。因此，应将武汉作为中部增长极的极核进行建设。首先建设以武汉为中心，100公里半径圈内包括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赤壁、仙桃、潜江、天门等城市在内的武汉城市圈，通过资源整合，实现产业布局一体化，构筑以武汉为中心的周边城市紧密联合体。其次要充分发挥武汉中心增长极对其它5个省会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按着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产业关系为纽带，以政府推动为动力，逐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合作模式，构筑以武汉为重点的“十”字型城市群；以太原一郑州一武汉一长沙作为纵轴，以合肥一南昌一武汉一长沙为横轴，广泛辐射其它中小城市的单核、多极、多层次的中部城市群。促使中部成为东承长江三角洲、西启成渝、南连珠江三角洲、北接京津唐的最富活力经济区域。
　　
　　3、建立以西安为中心增长极，以兰州、银川、西宁、乌鲁木齐为次增长极的西北增长极。西安是我国西北唯一一个人口超过800万的超大城市。不仅是历史文化名城，同时也是建设中的外向型的国际化城市。目前，是我国航空、航天、输变电设备、电子、飞机制造、纺织和国防科技工业的重要基地。有普通高等院校37所，民办及其它高等教育机构36所，博士点334个，硕士点826个，国家级重点学科60个，省级重点学科385个。综合科技实力居全国各大城市前列。在高新技术区内，累计孵化的高新技术项目和企业6800个，技工贸收入超过千万元的有148家，超亿元的有24家，超10亿元的有3家，并连续两年拉动西安经济增长了4个百分点，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了产业结构的优化。西安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区位优势，是西北地区“米”字形航空、铁路、高速公路立体交通之中心点。可见，西安完全具备成为西部中心增长极的条件。
　　为实现之一目标，首先要按东到临潼、西到咸阳、南止长安、北抵三原的“大西安”空间格局，把西安进一步做大，形成以西安为中心，以陇海铁路和宝潼高速公路为轴线，将关中地区4个国家级开发区、3个省级开发区和几十个产业园与科技园串起来，使之成为具有活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和星火产业开发带，发挥西安对关中和周边地区的拉动作用。然后利用陇海线、兰新、兰青、包兰线等铁路干线和横穿西北的“欧亚大陆桥”高等级公路，进一步发挥对乌鲁木齐、西宁、兰州和银川等省会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西北经济快速增长。
　　
　　4、建立以重庆、成都为中心增长极，以昆明、贵阳、南宁、拉萨为次增长极的西南增长极。一般把西南6省市加西藏简称6省市区7方经济协作区。这一区域面积25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26.9％；人口2.42亿，占全国10.2％；区内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经济上有一定实力，为全国一级经济区网络。重庆市地处长江上游带核心地区，是西南唯一集水陆运输方式为一体的交通枢纽，横贯中国大陆东西和纵穿南北的几条铁路干线、高速公路干线在重庆交汇，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作为西南地区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大工业基地，已形成汽车摩托车、化工医药、建筑建材、食品、旅游5大支柱产业，并且以信息工程、生物工程、环保工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重庆的科技教育力量雄厚，拥有1000多家科研机构、34所高等院校，60多万科技人员。成都市是我国西南第二大城市，有成渝、宝成、成昆等铁路及5条高速公路交汇于此，还可以通过近年建成的西南出海大通道等公路干线直达出海口。
　　由于成都和重庆两地相距仅300公里，以重庆为中心包括万州、涪陵、合州、江津等在内的重庆城市群和以成都为中心的包括德阳、绵阳、乐山、眉山、雅安等城市在内的成都城市群都已初具规模，再按着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进行建设，使各个城市形成分工合理、联系紧密、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成渝经济带，以此带动四川、重庆的整体经济发展。并且还可以通过重庆到贵阳的高速公路，借贵阳与广西、云南联系起来，在北部湾建立成渝经济带的出海口，使成渝经济带对整个西南地区产生一级经济增长极的辐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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