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与企业家精神:为什么企业家需要企业

　摘要:创意是一种认知,它内隐于企业家头脑中。创意是一种愿景,是在政策、技术、行业和社会条件变化所产生的市场机会的基础上诞生的。企业家的创意也是认知模式的一种,企业家创意和企业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企业家不是万能的,需要企业来实现其创意。
　　关键词:创意;不完全;组织模式
　　
　　Abstract: Creativity is a kind of cognition, which hides in the minds of entrepreneur. Creativity is a kind of vision, which is born based on market opportunities resulting from the changes of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social conditions. Entrepreneur′s creativity is also a kind of cognitive model, and intrinsic logical connection between entrepreneur′s creativity and enterprise exists,so it is necessary for entrepreneur to realize his creativity with the help of enterprise.
　　Key words:creativity; incomplete; organization model
　　
　　创意由完全主观的、甚至于具有高度个人癖好(idiosyncratic)和倾向的对企业未来的愿景。创意是一种认知,它内隐(tacit)于企业家头脑中,它和商业计划不同。但是,创意是一种愿景,在该愿景中描绘了企业准备进入的市场和如何整合资源,它是在政策、技术、行业和社会条件的变化所产生的市场机会的基础上诞生的。
　　创业者由于资本的束缚,使得调研的机会成本极为高昂,这就阻止了他们对某个想法经发进行广泛的调研。作为一种常规,大公司动辄花费几十万、几百万元调查研究新的市场机会。一般的创业者,其创业资本只有几万元,显然负担不起这样的调研,这点宝贵的资金用在研制或者销售新产品上比进行竞争对手分析或者调研要好得多。因此创业者们通常在同行业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了解行业的发展趋势,累计必要的信息和知识,再投身到创业中。对于那些初次创业的人群来说,具备必要的知识是非常关键的,对创业热情虽然应该鼓励,但是他们要充分考虑困难,通过于社会资源,政府有保障的支持共同结合后再创业。
　　
　　一、创意的不完全性
　　
　　在定义了创意后,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企业家不出售其创意,以实现其人力资本租金。如同巴泽尔所认为的,创意的实现途径有三种:(1)根据市场需要出卖创意;(2)签订劳动契约;(3)创立一个企业[1]。道德风险的存在使得前两种途径产生低效率的结果,这也意味着,企业家认识到他们创意的价值很难得到市场的认同,处于高风险状态,这些信息又无法传递到市场上,基于这个理由,企业的出现是因为潜在的企业家发现的创意或产品(服务)无法通过市场途径衡量,从而自己去创办一个企业[2]。
　　(一)创意的认知本质
　　个体在获取信息和处理的能力方面是有限的。外界提供给个体的信息量是巨大的,因此个体根据自身可以意会的信息进行有选择的信息处理。处理过程一定程度上受认知线索(cue)的影响,能够被接受的信息决定于它们能够吻合个体记忆的模式或者个体过去的经验,否则,信息就可能被忽略掉。
　　尽管从本性上说,认知是主观的,但是个体认知的发展则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进行。这一点在研究者讨论有限理性的时候经常被忽视。个体运用非正式的、单边的方式和其它个体交流,使得个体能够观察、比较他人的行为。观察越多,信息交流越新,个体获得的“内隐”(hidden)信息越丰富。最后,同他人的社会化交流以及无意识地模仿,导致公共认知的形成:社会共享的认知模式和对于实践、技能等共同的内隐知识。
　　企业家的行为是一种信息的处理过程,他的认知能力和决策程序就会影响其行为。在这里威廉姆森曾经强调的是一种预见力。这是说,参与人虽然是有限理性的,但也有一定的预见力。在威廉姆森后来的研究中,有限理性的当事人并不是短视的,他能够预见到各种合同形式的一般可能后果。所以能够通过选择一些合同规则来规避不利的后果。综合起来是,威廉姆森把有限理性加上可行的预见力来调和了新制度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矛盾,变相地采取了一种充分理性,试图调和了不完全合同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矛盾。这种摇摆的立场在威廉姆森后来的理论中表现得很明显[3]。一方面强调可行的预见力,一方面引入演化心理学论证可行的预见力是合理的。为了证明调和的合理性引用了一个心理学家的分析成果,这个研究成果大致是说人的大脑是有组织的处理信息的,在大脑内部是一个很专业的分工过程。这种分工过程在单个个体内部或者个体与群体之间,都能够形成一种学习机制。这种机制可以弱化我们每个人认知上的局限性,使得我们每个人增强可行的预见力,使得我们可以克服理性的限制力,从而导致当事人的静止理性。
　　这一点并不与我们的经验或者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一致。我们从企业家认知能力和决策程序理解有限理性,其行为后果可能取决于企业家个体的不同动机,并且如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等人发展的行为经济学所揭示的,个体在预见力存在局部搜寻和试错学习的特征。在行为经济学那里,个体意识能够被理解成占优特性(特定意图)、特定内容和情景依赖机制的综合体,这个综合体还表现为对环境的适应[4]。综合体通过模块化和相关的连接机制来运行,这些模块和机制能够约束当事人学习的内容和学习的速度。有时候面对复杂的环境,个体采取捷径的思考方式(对企业家来说就是决断)反而比理性的计算更好,是否决策错误取决于过去的经验累积、传统的积淀以及模块随环境演变的适应程度。
　　(二)创意的价值难以衡量
　　如果沿着巴泽尔[5]和张五常[6]的分析思路,那么就必须考察创意的交易费用。但是对于创意,首要的问题不是如何对它进行度量,而是它能否被度量。一般合约的缔结是投入所有者就产权的全部或者部分进行转让。产权的完全转让是一种断权交易,如果是部分权力的转让,合约必然是结构性的。但是,对于无形的创意,断权交易即便在法律上存在可能,也将是非常困难的。无形的创意一旦产生,除非破坏大脑的记忆功能,任何力量都难以使它消失。考虑到这一点,即使创意拥有者愿意进行断权交易,并在合约上明确写明放弃产品创意的所有权,买方也不会轻易相信。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第三方(法院)在实施产权规则时,很难证实卖者的这种行为。合约要有约束力,必须保证原所有者转让使用权的同时仍然是产品创意的原所有者。另外,创意不仅是非竞争性的,而且还是一种“易逝”产品,即便交易双方在合约中将创意的各项权利界定得清清楚楚,但是一旦进入市场交易,创意的内容即被其它人认知,别人都有可能享受该创意的价值,第三方(法院)很难根据双方合同中的契约关系来处理纠纷[7]。因为,在创意的争议中,任何人都可以声称自己是创意的所有者。因此,无形的创意在定价和合同实施上要比传统的有形产品、专利或者知识产权等要困难得多。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三)“间接定价”创意的失灵
　　杨小凯和黄有光[8]曾在科斯的基础上提出过一个间接定价理论,在模型中主要关注的是“管理能力”的间接定价,他们将企业家等同于管理者,与一般要素和劳务相比,管理能力的交易费用虽然很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到这种服务,管理能力可以进入合约,甚至于管理者入股,进而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但是,管理能力可以通过系统地学习获得,那么只要付出一定的学习成本,一般人都可以获得这些专业知识,并在市场上展开竞争以谋取一个竞争性收入。与管理才能不同,创意是企业家头脑中的“灵感”、 “机缘巧合”,是企业家的天赋,所以,我们很难会根据一个人过去的经历对他或她的创意进行合理的评估。当然,一旦创意所有者找准了市场的切入点,创意转换的价值将远远超过出售所获得的收益。
　　总之,关于创意的不完全市场能够使我们理解创业企业(尤其是一人公司)存在的理由。当然,多人公司存在的逻辑也可以理解为初始契约关系在此基础上的延伸。在异质性的市场上,生产者之间的合作要更加复杂,关于某种创业企业初始的最优的合约安排是不可能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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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家的不完全性
　　
　　在众多的企业理论中,科斯潜在的认为企业家可以比较市场和组织交易的成本,交易成本经济学中的企业家似乎总能够理性地比较各种理性或者非理性选择,以避免短视行为[9]。企业家的角色能否和组织很好地协调并解决成长过程中的冲突,决定了企业成长的可能性。冲突一个方面来源于企业家的有限理性,另一方面来自于组织成员和企业家之间“磨合”,也就是创业初期的创意通过谈判获得能够激励约束企业其他成员的新的企业契约,这种契约能否激发员工的创新精神。
　　企业家的创业活动是理性行为与有限理性行为的统一。企业家活动和任何个人活动一样,具有双重性。即个人行为,一方面具有追求最大化的理性倾向,企业家作为创业者对于利益获取所作出的反应更为强烈。因此,这时,企业家的创业是在决策前使用严格的决策程序的理性过程,表现为理性地应付环境的不确定性,选择创业资源的获取方式以实现创业目标[10]。另一方面,企业家又具有不努力追求最大化的非理性倾向,使用松散的决策程序,表现出动物精神[11]。这意味着企业家的决策不是根据充分信息选择整体最优解,而是根据不充分的信息,于某种预先制定的僵硬的决策规则例如“不满意程度”从现实条件许可的各种选择中判断“最优”解。它不仅影响企业家的主观评价,而且会使企业家活动偏离理性的自利逻辑。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也证明,人们在做判断时往往不遵循“贝叶斯法则”根据获取信息修正主观概率,相反,人们会受新信息的影响而忽视先验概率的大小[12]。
　　如果把自利的心理动机和最大化满足作为企业家理性的逻辑结构,在解释企业创业行为时会遇到困境。比如,有些科技型创业者追求技术的完美,对成本、管理和生产效率注意不够,牺牲了企业经营的可能利润和个人所获得的效用,这也是有研究者所说的习惯性障碍[13]。有调查还发现有一类创业者,其目标就是喜欢创业,喜欢做老板的感觉。这一类创业者大多过得很“快乐”,解释这类创业者行为的只能诉之于“心理预期因素”,企业家往往并不关心自己最终的财富水平,而却关注相对于参照点而言的财富的变化水平,由于参照点往往取决于企业家的现时财富水平和自己心理期望的目标,它非常有可能是过去的经验或者别人的教训[14]。
　　除了自利动机之外,企业家的非自利动机也同样重要,诸如习俗、社会认可、道德、利他等都可归结为非自利范畴,这些范畴也被归结为非理性范畴。斯密(1776;2005中译本)既说明了自私自利在经济生活中的普遍性[15],而他在另一本书中,斯密(1759; 2003中译本)却强调了利己动机以外的利他主义和偏好在人们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16]。利他主义中行为人将对别人的偏好或效用纳入了自己的效用函数,换言之,这种利他行为的付出能达到经济行为人利己目标的实现,因此,这种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并不矛盾。
　　基于一定的社会、制度环境下企业家表现出“交互式利他主义”[17],企业家的社会偏好函数并不仅仅只取决于其消费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变化,而且还取决于他所感知到的他人所采取的行为及其内在的动机和意图等因素。因此,在这种情形下,企业家的社会偏好函数就不稳定,而往往成为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和作用的产物。考虑到合作的重复博弈性质,企业家的自利和非自利相结合,可以解释企业家在现有信息、知识分布和社会约束等状态下,可能有我们所说的进行持续性创新活动,拥有卓越成就、社会声誉等杰出企业家特征,但也会更多地出现忙于生存、隐瞒、逃避等不利于社会和个人的行为。
　　
　　三、 企业家需要企业
　　
　　企业家的创意也是认知模式的一种。由于认知的局限,企业家和其它个体一样不可能在创意中模拟所有可能的行动集合,这时,企业家需要其它员工在他们的认知模式下适应其创意。对于多人公司(multi-person firm)来说,企业家面临的问题是,无法在合同中明确的规定员工对于企业的贡献。和普通的契约不同,新创企业初始合同中没有明确地考核目标,只有企业家对远景的描绘和对员工大体行动的要求,但前者在员工看来是企业家的承诺(commitment)[18]。非最优雇用合同对企业家有利的方面在于,企业家可以灵活地处理将来遇到的问题或争论,但是道德风险的存在使得非最优合同导致员工劳动付出的有限或者高流动性。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员工对企业家创意的认同。
　　企业作为一个组织,首先是因为,在企业内外部的社会交往过程中,企业家不仅能够间接汲取他人的认知成果,而且也把自己的认知成果传递出去。企业提供了给各方交流知识的场合,在相互认同的过程中,组织在影响着相互间的交流结果。在此意义上,企业(组织)是促使企业家和社会交流,提高环境适应性的制度设定(institutional setting),企业家需要一个企业(或组织)。
　　在下面的分析中,基于巴隆(1999)的模型[19],根据中国的创业经验予以发展,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组织维系(attachment)。有三种组织维系的方法,有的企业家试图创造家庭式的氛围,以感情维系员工,简而言之,强调员工的个人感情和归属感。在我们的访谈对象中,以挑战性、有意义的工作来维系员工,在这种情况下,不是要求员工对老板忠诚,而是员工对研发项目的忠诚。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企业以薪酬吸纳员工。
　　协调和控制(coordination and control)。对于新创企业而言,最普遍的情况是以非正式的方式,如以平等或者类似于组织文化。当然,有些企业家依靠传统的正式制度来协调,“按照规章办事”。少数则声明协调很简单,“就这几号人,直接盯着就行,依靠我自己的判断”。当然,部分企业家依靠绩效目标等手段控制(professional control),强调员工独立自主,而不是强制对企业的适应。
　　员工选择(selection)。一些企业家认为企业就是围绕一些项目展开,用人的原则是“召之即来,来之能用”,因此,员工必须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技能,胜任即将启动的工作。但是也有些企业家注重员工的潜力和素质,边干边学,员工成长则企业可能发展。也有的企业家因为员工流动性大,把企业流程标准化,员工要契合企业的氛围,“害群之马”会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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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巴隆的框架下,组织维系和员工选择可以划分为三种范畴,协调和控制可以分为四种,那么从选择集来说有3*3*4=36种可能的组织类型。但是根据斯汀康比的经典组织理论,初创期的组织条件不可避免地留下烙印,组织随后的演化具有路径依赖特征,转型经济中的企业家组织企业存在显著的程式化特征。
　　(一) 项目模式的组织类型
　　项目模式的组织类型在科技型新创企业中比较普遍。企业家基于有限的项目合同组织开发小组,在他的愿景描绘中更多地出现“挑战”、“机会”、“实现”等字眼,给员工分享创业收益,企业没有僵硬的层级,企业家和员工之间是平等的,以共同实现企业家的蓝图。在组织设计中需要排除传统组织文化对于新事业开发的限制,因此,强调平等的、没有层级限制的组织文化,员工要求有特定的研发经验,愿意为了新事业开发而投入其人力资本。但是,这类组织形式缺乏对企业的忠诚,逃避企业的制度化,逃避企业的秩序和层级结构,这些可能是什哈福认为的缺点[20]。
　　在融资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企业通过短期内依次投资于多个产业,在“再创业”的过程中积累资金以解决资本短缺问题。转型国家的经验表明,很多创业者在技术含量更高、高复杂的事业前经常会投资于贸易与服务业以积累必需的资本,这种“行业偏好”一方面反映了服务业的低进入壁垒,另一方面对企业的依次投资实际上是融资障碍的一种解决办法。除此之外,斯默博恩和威尔特认为,在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家通过依次投资行为积累起经营能力和市场经验。大多数新创企业分布在建筑、餐饮、零售、家政服务、房地产、汽车服务、美容、计算机服务与维修等行业,这些与成长性高的行业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21]。
　　采用低进入壁垒行业的多元化来保障企业生存和发展,是转型国家的普遍特征。例如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大多数中小企业追求两三种项目,这些制造业及建筑业中小企业在获得外部投资困难或市场需求下降时,会从事贸易或服务活动来支持主业。不少中国企业家在创业初期也是通过多元化攫取他们的“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桶金”。
　　从上述角度来说,企业家创业代表了在金融资源匮乏条件下开办资本密集或者高科技创新项目的融资解决策略。一个项目的资金积累被投到相关企业,通常可以获得更高附加值。因此,这一过程不单是对金融机构不健全的反映,还是企业家尝试其企业家能力并积累起在商品经济市场中的经验。
　　(二) 创新模式的组织类型
　　创新模式组织类型的不同之处在于选择员工时看重其长期的发展潜力,创造机会让其边干边学,企业家采取绩效考核、期权等方式激励员工。那些拥有技术/管理专长的核心骨干可能得到很高的固定收益,这也就造成创业的机会成本很高。这样创业者就会付出更大的努力,他们成为不确定情况下的组织者。但是,企业家不会由于自己的控制和协调能力而具有权威,可能无法获得那些直到最后关头还呆在企业的非核心员工的承诺,除非他们认为可以从企业家那里得到比其他形式更多的回报。在这种模式中,如果企业家能够在组织机制的设计之外,贯穿具有远见的领导力,那么这类新创企业也许最有成长潜力。
　　(三) 模仿模式的组织类型
　　当环境不确定时,创业者不知道如何去做的时候,通过模仿那些成功的企业的做法,建立比较健全的组织结构,依靠制度规章实施组织内的协调。这类企业家对管理方法的研究花费了很多心血,在成本、质量、命令体系等方面始终是他的工作重心。科层组织使其他人员感到拘束,每个人都觉得他是自己的直接上级,众多的职权被剥夺,做事的欲望和成就感大大削弱。从社会学的角度,这样的做法可以减少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诱导了模仿行为。哈恩曾这样解释:企业的模仿行为与企业规模成负相关,大企业具有稳定的战略,但是小企业规模小,适应性程度低,具有很强的模仿性。一个合乎情理的推论是:企业家在对个人定位后,会开始模仿同类企业的做法,他们会采取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外在形式,或者最多进行简单的改进。观察我国的创业者,多数成功的企业家创业时向消费者提供与大企业大致相同的产品,他们并不是做别人没有作过的事情,而是在别人的基础上稍有创新。模仿生产提高企业家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反过来用高效率进一步加速创造过程。这种自我加速的过程往往能使某些没有先天优势的创业者在短期内超过一些有先天优势,但却没进入这个良性循环过程的人。
　　创业者为了对资源供给者提供最大的激励,往往试图制造可靠、可信的外在形象。例如,有的企业家创立了规模很小的公司,或者根本就是“皮包公司”,但是他们为自己冠以“总经理”“董事长”的职务,或者委以“委员”“教授”之类的头衔。早些年乡镇企业“红帽子”式的模糊产权安排。再比如,有的创业者在资金困难的情况下,印制精美的宣传手册,声称产品供不应求,勉力装修办公场所等。这些对大企业或者国有企业外在形象的模仿,诱使人们对新企业产生一种信任。
　　(四) 小集体模式的组织类型
　　由于环境的不确定,这类组织内的决策更倾向于在一个小集体内“民主”决策,而不是象传统的企业决策那样由一个老板在“发号施令”。在中国的高科技创业企业中,大部分企业家采取团队创业的形式,团队成员在创业初期不考虑他们彼此之间投入的回报(当然,团队的稳定与否最终还看回报情况),他们有明确的分工,决策过程不是集权的,而是大家共同商议的,由那些提供专用性投资的成员共同决策[22]。但是这种集体决策的创业企业不一定能够维持长期的平衡,因为随着企业的发展,企业家集体的认知能力肯定会有变化,初始的不确定环境也会有随着企业家对市场了解的深入而有所改变。那些掌握了企业核心资产的成员的谈判能力就会增强,此外,小集体内部的利益纠葛也可能发生,小集体脆弱的结构会因为部分团队成员的撤出而被打破,如果企业能够处理好这个客观事实,那么企业就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否则,企业就有可能走向动荡甚至衰败。
　　(五) 专制模式的组织类型
　　当企业家面临着市场机会时,可能既找不到相互信任的合作伙伴,此时,企业家个人的领导力对其它员工起到直接的影响,这时的企业组织类型就是专制类型的新创企业。企业家以“一己之力”带领企业前进,领导力极强,可以超越企业运营的传统模式,员工之所以加入并跟随,是因为他们相信企业家有能力去面对不确定性,并取得成功。在这种组织类型中,企业家根据自己的判断对员工进行监督和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经验和性格方面的原因,企业家的创新欲望就会无节制地膨胀,大量新的想法和做法都会直接加载于企业的执行层面,会使得在企业内部建立刚性的结构和管理规则十分困难。每个人都成了企业家的随从,而不是某一个结构中的分子。大家多数时间里都在观望,等待企业家的下一个手势。这类企业员工的压力大,因此流动性高。
　　
　　参考文献:
　　[1] Barzel, Y. The Entrepreneur’s Reward for Self-Policing[J].Economic Inquiry,1987,25(1):103-116.
　　[2] Foss, N., Klein, P.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Economic Theory of the Firm: Any Gains from Trade?[A].In R. Agarwal, Alvarez, S., Sorenson,O. (Ed.), Handbook of Entrepreneurship: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C].Kluwer,2005.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3] Williamson, O. E. Empirical Microeconomics :Another Perspective[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2000.
　　[4] 周业安,赖步连.认知、学习和制度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困境和发展[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1):74-80.
　　[5] Barzel, Y. Measurement Cost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Markets[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8225(1):27-48.
　　[6] Cheung, S.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83,26(1):1-21.
　　[7] 姜建强.创新的合约选择与企业家精神[J].经济学季刊, 2005,4(B10):101-118.
　　[8] Yang, X., Yew-Kwang Ng. Theory of the firm and structure of residual rights[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1995,26(1):107-128.
　　[9] Williamson, O. E. Economic Organization: The Case for Candor[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6,21(1):48-57.
　　[10]张玉利. 企业家型企业的创业与快速成长[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11]Howitt, P., McAfee, R. Animal Spirit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2,82(3):493-507
　　[12]Tversky, A., Kahneman, V. Rational Choice and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A].In K. Cook, Margaret, L (Ed.), The Limits of Rationality[C].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
　　[13]杨德林.中国科技型创业家行为与成长[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14]Kahneman, D., Tversky, A.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J].Econometrica,1979(47):263-291.
　　[15]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6]亚当•斯密.国富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17]赵红军,尹伯成.经济学发展新方向:心理学发现对经济学的影响[J].南开经济研究,2003(6).
　　[18]Witt, U. Firms as Realizations of Entrepreneurial Visions[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07,44(7):1125-1140.
　　[19]Baron, J. N., Burton, M.D. and Hannan, M.T. Building the Iron Cage: Determinants of Managerial Intensity in the Early Years of Organization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9,64(4), 527-547.
　　[20]Shenhav, Y.From Chaos to Systems: The Engineering Foundations of Organization Theory[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5(40):557-585.
　　[21]Welter, F., Smallbone, D. Entrepreneurship and Enterprise Strategie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A].In D. Kirby, Watson, A. (Ed.), Small Firm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eveloped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 A Reader[C]. (pp. 95-114.): Ashgate,2003.
　　[22]Alvarez, S.A. & J.B.Barney. How do entrepreneurs organize firms under conditions of uncertainty[J].Journal of management,2005(31):776-793.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