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评价

　　摘要：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可分为两大时期，是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分界来划分的。新中国建立初期，选择了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曾经取得空前的成功，也暴露出难以克服的缺陷。1978年，我国的经济改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是彻底否定计划经济。但是，否定计划经济不等于能够否定计划经济时代所创造的经济基础。因此，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创造的公共经济基础是改革开放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关键词：公共供给取向；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整体视角；历史评价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60年的经济发展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分界可划分为两个时期。对后一发展时期，人们的评价比较一致，而对前一发展时期人们的评价存在较大分歧，甚至长期存在一种非历史主义化倾向。其实，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发展进行简单的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都是不可取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水平十分低下，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在这种条件下，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惟一的选择。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看，强化公共供给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因为公共供给是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和前提条件，公共品与公共服务供给有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才有强大的动力和后劲。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很少过早地将市场化改革引入公共医疗和教育等公共领域。一方面基于政治考虑，另一方面基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外部效应理论决定了公共产品的投资应由政府来承担。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模式曾取得巨大的成功，也暴露出难以克服的缺陷。1978年，我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是彻底否定计划经济。但否定计划经济不等于否定计划经济时代所创造的经济基础。本文从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的整体视角，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进行历史评价。
　　
　　一、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必要性和适应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相当落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较短时间内改变经济落后状况，这不仅要以公共供给为取向，而且必须借助计划经济手段，选择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
　　(一)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必要性
　　旧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极其低下，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程度很低。农业总产值占70％，工业总产值占20％，而现代性工业产值仅占10％。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1949年，全国平均亩产粮食仅为71公斤，棉花11公斤。人均占有粮食209公斤，棉花O.8公斤，油料4.73公斤。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农田基本建设设施落后，长期失修，水旱虫等自然灾害严重，整个农村经济日趋衰败。在工业经济方面，从总量看，中国工业产量与当时先进国家工业水平的差距至少在100年以上。1949年，现代工业的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1949年，现代工业的产值为人民币79.1亿元，工场手工业为28.7亿元，个体手工业为32.4亿元，农业为325.9亿元。因此，现代工业与工场手工业合计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3.1％。该统计不包括农家副业和自给性手工业。在教育方面，中国的教育状况极其落后，1946年，平均每千人口中高等学校学生仅为O.3人、中等学校学生4人、小学生50人。1928年至1947年，高等学校毕业生累计仅为18.5万人，其中，工科3.2万人，财经科1.9万人。在人民生活方面，严重经济危机的直接后果是人民生活的极度恶化，城镇失业人数大量增加。1946年，上海失业工人30万，占产业工人的40％；北京失业工人10余万人；重庆失业工人6万人；昆明失业工人5万人。许多市民家中无隔宿之粮，难以维持最低的生活。面对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极其低下的旧中国，通过一般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很难快速改变经济状况的。对刚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要“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显然，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惟一选择。
　　(二)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适应性
　　公共供给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不仅表现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必要性，而且表现出其历史适应性。这是由当时中国的落后经济条件决定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不仅落后而且简单。落后经济与简单经济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商品经济不发达，经济关系必然简单，以小农经济为基本特征的消费和需求结构必然是低级、简单的，从而导致产品和产业结构简单，进而导致国民经济体系的残缺。可见，公共供给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与当时低级、简单的需求和消费结构、产品和产业结构、国民经济结构和体系是一致的。
　　从理论上说，计划经济是与发达经济相对应的，而且还必须有发达的信息技术条件做支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可能与计划经济相一致的。实际上，当时中国选择的是计划经济的功能，而不是计划经济。因此，不能因为实施计划经济必须具备严格的前提条件而否认其相关功能在简单经济条件下的发挥。计划机制不仅能高度有效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重点建设，集中有限的资金发展重点产业，而且因集权体制领导使指令性计划容易贯彻执行，保证国计民生公共品、必需品的生产和供应，实现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合理化。
　　新中国选择公共供给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原因是出于对经济快速发展的愿望。当时毛泽东同志反对私有经济应存在很长一段时间的观点，认为尽快在城乡实现国有化既符合社会主义特征，更有利于国家的工业化和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将简单经济纳入计划经济的管理系统，不仅没有出现不适应，相反，在计划经济的调节下，整个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这是因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计划，粗放经济也需要计划经济功能的发挥。这种成功赢得了社会的广泛信赖。所以，在我国工业体系初步形成、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提高后，计划经济模式仍具有较强的管理经济的能力。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方式。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需要大量的资本，不仅需要一般的资本原始积累，而且需要通过极不寻常的方式来进行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社会主义国家只能依靠国家力量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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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运行机制
　　
　　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运行必须依据一定载体来实现，这就是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不仅选择了公有制度，更为重要的是选择了公共生产方式。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存在的难以克服的基本矛盾，决定了经济危机会周期性地发生。市场机制虽然在资源配置的微调方面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但这种资源配置会带来宏观经济上的浪费，最终造成社会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从而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建立公有制度，实行有计划的公共生产。公共生产是对私人生产的否定，是指以政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生产方式。公共生产本来是马克思设想的、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生产方式。但现实中选择全面或大规模公共生产方式的都是经济落后的国家。经济落后国家选择有计划公共生产方式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生产方式能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公有制度与有计划的公共生产方式一经确定，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选择怎样的经济发展战略迅速实现其目标，显然，重工业化是当时惟一选择。在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资金十分短缺、经济剩余少等困难状况下，必须进行适当的制度安排，人为压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农产品和劳动的价格，降低重工业发展成本。这种制度安排为不断提升的公共供给提供了工业基础。不过，这样做是以成长型经济的产品结构和要素价格全面扭曲为代价的。
　　公有制度、公共生产方式及重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选择，是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运行的载体和基本内容。不过，简单经济条件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运行不是现实经济逻辑的自然展开，还必须借助外生因素的支持与推动，这就是行政权力与意识形态。首先，政治权力的支持。落后经济或简单经济发展必须依靠政治权力的推动。因此，权力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典型形态。权力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资源配置方式的基础是指令性计划机制和“大一统”的公有制。从经济体制方面说，作为新兴社会上层建筑的政治权力往往超越经济基础并控制着经济体制；从经济运行方式看，经济运行方式是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当然，中国的权力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有着自己特有的历史基础，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权力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在国家竞争力提升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推进作用，政府权力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是大幅度提高公共供给的比较优势。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历史过程看，权力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是政治权力支配公共供给、推动经济增长的有力杠杆。当然，计划经济运行的核心在于信息中枢的存在，而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当技术支持不足时，行政权力的支持就代替信息中枢的作用。这是权力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特征。其次，意识形态的支持。意识形态在经济运行过程具有强有力的支持作用。意识形态能改变信奉者对行为结果的预期，意识形态的内容不仅包括有关世界合理性问题的导向，而且包括有关世界发展趋势的导向，后一个导向可有力地影响信仰者对未来的预期，并进一步影响其社会行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被提出之前，计划经济“理念”一直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内核。这一“理念”与公有制“理念”、公共供给优先于私人供给“理念”共同构成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全部内核。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反对剥削，提倡平均主义，坚持自我牺牲、奉献的精神”。这种意识形态是与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完全一致的。当然，意识形态的作用也需要有必要的经济基础。在社会收入状况整体偏低的情况下，人们更倾向于选择计划经济，这是选择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社会动力。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目标是消灭贫富差别，而在刚刚取得政权时，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必然决定人们在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取向、在消费结构上的低水平的无差异化趋势。计划经济理论在体系化后，已成为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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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共供给的历史演化分析
　　
　　我们对新中国60年财政支出的相关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同时，选择西方发达国家主要年份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数据平均值进行比较。目的是对我国公共供给有一个整体的、直观的认识。
　　(一)财政支出的结构分析
　　按照我国财政支出主要项目的定义和分类标准，我们将财政支出中具有较强公共品性质的项目大体归为以下几类：基本建设支出、工交商部门事业费、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文教科卫事业费、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财政支出中的其他支出(如：增拨企业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政策性补贴等)并不具有较强的公共品支出性质。因此，排除在外。根据历年统计数据整理结果显示，财政总支出中具有公共品性质的财政支出所占比重在1978年以后逐渐降低，直至近年趋于平稳。表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意愿明显减弱。而在公共品性质的支出项目中，基本建设支出比重显著减小，行政管理费明显增大，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变化极小，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比例有了一定提高。
　　(二)财政支出的总量分析与国际比较
　　首先，对我国历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进行分析。改革开放后，财政支出占GDP比例明显下降。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尽管财政支出与GDP之比上升，但比例仍较小。与1978年之前相比，财政的公共支出能力显著下降。
　　总的来说，西方发达国家财政支出占GDP比例的均值是比较高的，典型的福利国家瑞典达60，73％。与世界各国相比，目前我国的财政支出与GDP之比远低于各发达国家，甚至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等)。
　　根据分析可知：首先，我国基本建设投资比重下降过快。其次，支持农业的财政支出比重较低，且态势改变不大。第三，行政管理支出不断攀升，维持性支出不断膨胀，财政消耗过多。第四，科教文卫的支出比重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比重仍偏低。1992年以来，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几乎都是从一般消费品市场或竞争品市场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改革开放30年来，政府在不断地进行公共投入，但相对于快速发展的经济和人们物质与精神需求的不断提高，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产品仍不足甚至缺失。市场不是万能的，在中国这种经济发展还相对落后的国家，不应将所有的问题都简单得推到市场上，试图用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来加以解决，须知市场也有很多无法或解决不好的问题。
　　
　　四、基本结论
　　
　　(一)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阶段性成功的历史惯性导致其“异化”
　　计划经济发展模式为中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基础，政府掌握了财政资源，在短时间内政府提供了相对丰富的公共供给。但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在其完成历史使命后，必须进行适时的转型，否则就会发生变异，出现“异化”现象。“异化”的具体表现是：首先，计划经济条件下公共生产形式的常态化。其次，计划经济条件下公共供给方式的短缺化。最后，权力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固态化。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异化”背后的实质是，长期的公共供给高投入导致公共品供给和私人品供给比例的扭曲和消费品短缺的加剧，最终影响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二)成长型经济发展过程中政治权力的经济效能是有限的
　　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提升的比较优势。从新中国前30年经济发展历史来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成为政治权力支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政治权力将计划经济体制作为杠杆直接撬动经济发展，形成一种典型的权力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改革开放前，中央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商品生产、销售和定价的权力。政府成为无所不能的惟一经济主体，而且“越位”于竞争性供给市场，参与其中的具体生产和分配过程。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其长期结果必然导致资源的浪费和供给的低效率。成长型经济发展过程中政治权力的经济效能不仅存在于计划经济，也可能存在于市场经济。至今，尽管我们已进行30年之久的经济转型，但政治权力对经济发展的支配作用，本质上没有发生改变。
　　(三)对公共供给的作用要给予正确的评价
　　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存在自身的缺陷和异化的问题，但简单对其否定是不可取的，新中国经济发展60年分为两大时期，简单的割裂同样是不可取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提供的反面教训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动力，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提供的基础是改革开放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这两个方面一个都不能少，必须从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的整体视角来对计划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历史评价。否定一种经济体制不等于否定一种经济体制所创造的经济基础。新中国前30年计划经济发展中积累起来的实物经济和生产力是改革开放进行的必要前提，离开这个前提，不可能取得新中国后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如果不保持一定比例的公共供给，就不可能实现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及和谐社会的建构。当然，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的公共供给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公共供给，无论在内容还是内部结构上都有明显的不同，必须更加注重社会保障、环境生态、农村城市一体化发展等方面的公共供给，这样才能保证改革的深入和经济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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