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箴文化论纲

　　关键词: 官箴文化/为政之道/为政之德/为政之术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官箴文化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它肇始于西周，形成于战国秦朝，确立于隋唐，发展于宋元明清。它由为政之道，为政之德与为政之术三部分组成，共同构成了官箴文化的体系。这种防范优先的道德自律与有效的制度约束相结合的防治模式，有助于澄清吏治，防范与减少贪腐行为与渎职犯罪，具有自律性、启示性与警示性的借鉴作用。

　　一、以往研究状况的回顾

　　近年以来，有鉴于社会现实生活的需要，学界加强了中国古代官箴文化的资料整理与学术研究工作，对其认识有所深化，对其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其中，在资料收集、整理与鉴别方面产生最大社会影响的，是由刘俊文主编，张忱石、田涛副主编，由笔者等编委共同编辑于1997年12月由黄山书社推出的《官箴书集成》一书。该书共计10册，汇集了101种官箴书，字数近千万。该书的问世，对我国官箴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完成了资料上的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中外学界相继发表了数十篇学术研究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开展探索工作。例如，高成元1985年在《天津社会科学》上发表的《官箴的研究》；刘俊文等在1992年的《中国典籍与文化》中发表的《开发历史文化宝藏——官箴书》；裴传永1999年在《理论学刊》中发表的《箴的流变与历代官箴书创作》；魏丕信(法)撰，李伯重译， 1999年在《清史研究》中发表的《明清时期的官箴书与中国行政文化》；崔宪涛2005年在《理论学刊》中发表的《关于中国古代官箴书的几个问题》；龚汝富200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中发表的《略论中国古代官箴的政治智慧》等。诸如此类，还有一些，不一一列举。这些论文的发表，无疑从不同的视角，深化了官箴文化的研究。另外，也有一些研究官箴文化的学术专着开始问世。例如，由笔者主编2000年在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的《官箴书点评与官箴文化研究》；由笔者与关志国合着200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清代官箴理念对州县司法的影响》等。

　　回顾上述研究状况，学界多集中于官箴与官箴书的内容研究，为今后的深入探索与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对于表现为官属文化形态的官箴文化的研究，尚有所不足。本文希翼在以往研究的前提下，较为系统与深入地推进官箴文化的研究。

　　刑法学近3年论文/d/file/p/2024/0425/fontbr />二、官箴文化的理论基础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官”是指为政者，“箴”是指规劝、告诫与警示。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箴者，戒也。”另据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箴铭》说：“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箴石也。”明朝徐师曾也说：“盖医者以箴石刺病，故有所讽刺而救其失者，谓之箴，喻箴石也。”(《文体明辨·序说》)由上可知，官箴二者合用，应有两重含义： 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要求当政者在运用权力时，要借助道德精神的力量，实行自我克制与自我节持，才能把握合适的度；第二，当政者必定会出现弊端与失误，光靠自律难以自我纠正，需要规劝、告诫与警示。否则，就会贻误大局，危及自身。可见，官箴文化的核心，是从防止权力滥用的角度出发，采取内外结合的方式，加以制约，从而形成带有中国特色的权力监督形式与监督思想。

　　官箴文化最早萌发于我国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并以箴言的形式加以传播，直接影响到部落联盟机关的领导层面。据历史文献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黄帝“诲己”的自戒：“余在民上，摇摇，恐夕不致朝。”(《全上古三代文》卷一)尧有“尧戒”：“战战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蹪于山，而蹪于垤。”(《淮南子·人间训》)禹有自戒的政语：“民无食也，则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民，我弗能劝也。”贾谊(《新书·修攻语上》)这些原始社会的部落首领将民众视为高山或者堤坝，他们认为，民心动摇，就有如山崩地裂，自己的地位也将朝不保夕。这种自警自戒的权力自我约束形式，有助于部落联盟的正确决策，从而避免失误的发生。此外，从舜继任部落联盟长开始，创设“纳言”这一监督官职，对自己行使权力加以外部的约束。据《尚书·舜典》说：“帝曰：龙，朕塈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做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孔颖达正义说：“帝呼龙曰：龙，我憎疾人为谗佞之说，绝君子之行而惊动我众人，欲遏之，故命汝作纳言之官，从早至夜出纳我之教命，惟以诚言，每事皆言，则谗言自绝，命龙使勉之。”[1](P·132)通过设置纳言方式，监督权力行使，纠正领导者的失误，开创了后世设置谏官进谏制度、给事中执掌封驳诏书制度的先河，深刻地影响着历代王朝。由上可知，官箴文化具有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以及丰富的底蕴。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自为与自立相统一的哲学基础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与社会实践中形成了带有本民族特色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独有的思维模式与观察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诚如《易经》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2](P·3-6)在中华民族先人看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不是依靠，或不是主要依靠神与宗教的精神力量，而是凭借自身自强不息的奋斗，完成精神与物质上的自立。而自立的动力直接源于道德的修养、知识与素质的提高。也就是，首先完成思想上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能动转化。即惟有厚德才能担当起民族与国家的重任，惟有自强才能自立。从一定意义上讲，自强与自立是来源于自为的推动，自为的最终结果是要达到自强与自立。两者间的辨证与统一，恰恰真实的反映了官箴思想与政治法律实践的内在联系。这就是说，为政者惟有凭借官箴意识实现道德自律与外部监督，使自己纳谏如流，接受来自于各方面的批评与建议，实现“兼听则明”，才能避免失误。

　　(二)强化道德自律的伦理学基础

　　从官箴的“戒也”，“攻疾防患”的内涵中可以看出，它具有伦理学内涵，特别是道德预防的积极因素。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层，乃至为官者，一向注重自身的伦理道德修养，并认为是做人的头等重要事情。正如清人汪辉祖与父亲对话时所讲：“求做官，未必能做人；求做人，即不官，不失为好人。自古得失有数，为官以实，勿因小利而失大义。做人做官其理一也。”[3](P·331)将官箴思想运用到政务方面，就能形成自我约束与制度监督相结合，以道德预防为主的防范与惩治贪腐犯罪的模式。官箴主动防范的思想，有助于历代官员严格自律与奉公守法，有助于净化执政环境，警惕与及时防治贪腐等职务犯罪，推定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从中不难看出，中华民族注重道德建设是有助于防范贪腐犯罪的，这种防范意识优先的民族特质，成为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显著特征。

　　(三)强调自我约束与制度监督相结合的法学基础

　　1·君权自我约束的思想

　　中国历代王朝统治者出于长久统治的利益追求，主张对于过度膨胀的专制君权实行有限的约束，以避免因君主个人意志的恣意横行，导致出现误国与丧国的后果。周武王建国之初曾指出：“我西土君子，天有显道，厥类惟彰；商王受(纣)，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4](P·182)因此，他强调约束君主的权力与不当的行为。即所谓：“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必须具备)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5](P·187)此后，后世一些帝王仿效周武王采取相同的方法。例如唐太宗以亡隋为鉴，实行君权的自我约束，他强调说：“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至灭亡，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盛。”(《贞观政要·论政体》)事实证明，由于周武王与唐太宗等对专制君权实现有效约束，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也兼顾了百姓的生存条件，从而促进了“成康之治”与“贞观之治”的形成与发展。

　　2·强化制度监督的思想

　　(1)言谏官约束君权的主张。据《左传·襄公四年》追忆说：“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杜预注云：“辛甲，周武王太史。阙，过也。使百官各为箴辞，戒王过。”[6](P·1933)可见，早在西周初期就初步形成了谏言制度，通过鼓励进献箴言的方式劝诫与约束君王。这种方式到封建后世就逐渐地发展为言谏等项制度。君主的自我约束形式与谏诤等制度监督相统一的法学思想，建构了周朝内外结合制约权力的理论基础，并对后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在君权至高无上的社会环境中，君王高度集权，甚至“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君主的自我约束与君权监督相结合就显得尤为必要。因为言谏官们是奉王命进献箴言，对君权仍能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但不同时期，其具体表现也有很大差别。至王朝没落时期，君王公开拒谏，乃至杀掉谏诤之臣的事也屡见不鲜。

　　(2)监察吏治的主张。有关监察吏治的思想，韩非曾有过全面论述：“听不参则无以责下，言不督乎用则邪说当上。……有道之主，听言督其用，课其功，功课而赏罚生焉，故无用之辨不留朝。任事者不足以治职，则放官收。”[7](P·330)即主张通过监察与考课的手段，严厉督促官吏尽职尽责。汉承秦制，汉朝初期的思想家、理论家在继承韩非思想的同时，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他们曾经提出：“(君主)柔远和迩，莫大宁人；宁人之务，莫重用贤；用贤之道，必存考黜。”[8](P·218)否则，“朝廷不备，难以言治，左右不正，难以化远。”[9](P·238)监察吏治的思想与约束君权的思想都是官箴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执掌中央与地方各项权力的官僚贵族集团，产生形形色色的腐败行为，极易激起民众的反抗。为此，以往各个朝代都主张借助秦汉思想家的理论观点，对各级官吏进行严格管理与监督，以期澄清吏治，求得统治的长治久安。可见，官箴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智慧的结晶，法律实践的丰富成果，具有深刻的哲学底蕴，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官箴文化的历史演变与阶段性特征

　　1·肇始时期与基本特征。从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物两方面看，到了西周时期出现了以甲骨金文为表现形式的“箴言”与“箴铭”，它的出现说明官箴的文化形态开始萌发。周初武王时以纣王暴政亡国丧身为鉴，于君权专制的条件下，最初产生了自我约束的机制，即鼓励臣民进献箴言，实行纳谏与自我克制，以免误国与丧国。由此产生了 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部箴言的汇集与编纂——《虞箴》。即《左传·襄公四年》所说：“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6](P·1933)从西周至东周的春秋战国，官箴文化具有了专制君权条件下有限度地箴谏君王的特征。

　　2·形成时期与基本特征。由战国至秦朝时期，由于封建的统一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形成与发展，使得具有官属文化性质的官箴文化也进入了形成时期。秦代出土文物《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强调：“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无)私，微密韱(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10](P·280)显然是帝王针对各级官吏而下达的官箴内容，并为各级官吏所严格遵守。此时的官箴文化具有帝王箴示群臣的明鲜特征，在此期间也有李斯上奏《谏逐客令》一文，最终劝阻秦王收回《逐客令》，但这种现象是个别的，也只有身为宰相的李斯才能谏止王命的下颁[11](P·285)，并不具有普遍性。

　　3·确立时期与基本特征。汉唐是官箴文化的确立时期。汉代先后制定了数十种官箴书，如《司空箴》、《尚书箴》、《延尉箴》等均为帝王箴示臣僚的内容(《全唐文》卷四十一)。唐初太宗以《百字敕》箴示群臣：“交有德之朋，绝无益之友；取本分之财，戒无名之酒。常怀克己之心，闲却是非之口。”唐玄宗作《令长新戒》一篇，说：“与之革故，政在维新。调风变俗，背伪归真，教先为富，惠恤于贫。无大无小，必躬必亲，责躬劝农，其惟在勤。”(《全唐文》卷四十一)同样是皇帝告诫臣僚的箴言。与此同时，由于接受亡隋的教训，汉唐两代都注重臣僚对君权的制约以防国败身亡。以唐为例，贞观初，太宗即位，直(值)中书省张蕴古上《大宝箴》，“讽帝以民畏未怀，其词挺切”。唐太宗欣然接受，升其任大理丞之职[12](P·600)。唐宪宗崇尚武功，经常游猎，身为吏部郎中的柳公绰进奏《太医箴》，强调：“医之上者，理于未然。患居虑后，防处事先。心静乐行，体和道全。”受到宪宗赞许，被提升为御史中丞[13](P·518)。可见，因借鉴前朝败亡教训，这一时期的官箴文化带有君臣互箴的鲜明特征。

　　4·发展时期与基本特征。宋元明清是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统治逐步强化的时期，约束官吏的各项制度愈益严格。在“伴君如伴虎”的特定时期，朝廷官吏为求生存与自救，多着有自警性质的官箴内容，使得官箴文化的发展带有官员自箴自省的时代特征。例如，宋朝李元弼的《作邑自箴》1卷[14](P·69-96)；明朝徐榜《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