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经济学本土化研究范式与理论传承

　　摘要：

　　法经济学本质上是经济学研究范式在法律领域应用的具体形式与结果，通过分析求得的具有相互联系的行为主体的最优化行为是其核心理念，研究的目的是对行为主体的最优化行为进行效率评估。社会生活中的法律关系不是从经济学的数学模型中演绎出来的，检验法经济学理论有效性的标准是社会实践而不是完美的数学构建。我国社会特定的学理环境要求法经济学本土化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既要借鉴学习西方法经济学分析方法，同时要体现当今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

　　关键词：

　　法经济学本土化；分析方法；研究范式与理论秉承

　　任何学科的研究都是在特定哲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法经济学不同的研究范式反映了不同的哲学理念，东西方立法及司法活动体现了不同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法经济学本土化取决于对法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选择，选择的实质就是对法经济学发展方向与前途的选择。本文试图从法经济学研究范式出发，在范式层次上厘清西方主流经济学有关市场机制运行一般规律的科学成分和思维方式，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那些附着西方意识形态的西方法经济学理论。

　　一、边际分析：西方法经济学的基本方法

　　作为理论化的意思形态，托马斯。 S.库恩（Thomas s. Kuhn）将用于描述和解释科学发展与演进的历史机制的“范式（paradigm）”概念界定为在某一特定时期内，为科学共同体（community Of science）所接受的由特定理论体系、研究规则和研究方法组成的被普遍承认或接受的思想结构，包括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和理论视角、代写论文材料的选择、合理性指标的确立以及问题的解决。分析范式不仅是理解法经济学的视角所在，同时也是其实质所在；不仅是理论本身所在，同时也是研究方法或研究途径所在，不同范式的存在、相互间的竞争，以及作为竞争结果的范式更替运动构成了学科演进和发展的动力、机制、形态与体系。西方经济学最基本层面上的研究对象是经济人的理性选择，边际分析方法已逐步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当人们把法律视为一种制度，用其分析法律规则约束下的“经济人”的理性选择行时，实际上就是将边际分析方法引入了法律分析领域，边际分析方法也就成为了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基本分析工具。西方法经济学以经济个人主义为分析的逻辑前提，以理性最大化为分析的理论假设，以主观效率标准为分析的基本目标，以对市场分析框架的比附为分析的技术模式，以经济人假定、选择及自发的社会秩序为分析的综合模型，以交易费用为分析的基本范畴，以包括完整的科斯定理组和衍生的科斯定理在内的科斯定理组为分析的基本根据，以法律市场为分析的基本框架，以法律的成本与收益分析为分析的基本方法，以行为预测、效果评价、运用经济模型构造法律规则、历史解释和技术支持为基本问题，分别以新古典技术模式、科斯技术模式、谈判理论模式和博弈论模式为分析的技术方法，具有以标准程序规则和标准技术规范为内容的分析研究规则的法经济学分析范式，其实质乃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与法的技术理性化运动最新、最具专业技术色彩、且社会及学术影响力最大的一种发展形态。按照“经济人”假设，“经济人”总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最大化的实质是其所获得的净收益的最大化。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一条通往均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的组合的收敛的路径，该收敛路径背后的决定机制则是供求机制。均衡分析揭示了法律制度约束下的所有行为人的最优行动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形成一种持久不变的可观察的均衡状态，这种均衡状态正是关于该法律制度实施效果的真实考量。西方法经济学认为法律制度要想得到人们的遵守必须形成均衡的状态，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只有在该种法律关系实现了均衡才有激励去遵守法律。否则，当事人会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违反法律。因此，西方法经济学在考察法律规范实施效果，以及如何改善法律制度时均以均衡为核心和落脚点，均衡是西方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核心理念。毋庸讳言，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是资源的稀缺性，人类社会面临如何优化资源配置的公共政策选择，法律实施效果是否与该法律的真实意图相契合应该在社会稀缺资源配置的语境中展开。在波斯纳看来，所有法律事实上都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所有法律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为目的；公共政策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对效率的追求，公共政策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增加了消费者剩余。通过对法律规则进行成本和收益分析及经济效率分析，使人们可以就法律实施的结果得出结论，对特定法律安排的社会价值作出评价，这是法经济学必须完成的使命。因此，波斯纳认为虽然公平、正义历来是法律的亘古不变的追求，但是理想的正义应是最大社会福利下的正义，法律致力于社会财富的最大化，致力于社会福祉实现行为的正义。西方社会福利最优状态的实现是以交换效率的实现为要件的，交换效率实现的前提又是对所有市场主体的自由、平等权利的尊重和保护。西方法经济学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通过模拟或复制自由市场来创设法律，而自由市场的内在诉求又恰恰是自由和平等精神的张扬。因此，西方的核心价值均隐含在社会福利最优状态之中，西方法经济学主张“正义”和“社会福利”最大化是内在统一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西方在对法律进行经济学分析的过程中发现了“正义”与“效率”之间的关联性。西方法经济学将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作为法律的规范性目标，并不必然意味着对传统法学正义观的反动和抛弃。相反，效率和正义这两种终极价值在西方法经济学分析范式中实现了新的统一。

　　刑法学近3年论文/d/file/p/2024/0425/fontbr />二、马克思与波斯纳：研究范式比较

　　马克思主义法经济学思想的形成贯穿于整个唯物史观发展的全过程，它以探讨社会法律制度的整体变迁为主题，内容多是对法的本质、法的产生、法的演变以及法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等宏观问题进行阐述。在研究角度、研究方法、衡量法律的基本价值标准等方面，马克思与波斯纳所的研究有着明显的差异。美国的诺思指出：马克思法经济学思想“最有说服力的，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以往古典经济分析所遗漏的法律相关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根本的贡献”①。但是，马克思与波斯纳研究角度、研究方法之间的差异不意味着彼此之间的绝对对立，相反彼此之间可以相互弥补各自分析中的不足；而且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也并不影响他们在衡量法律的基本价值标准———效率上达成共识。1.不同的研究角度：宏观与微观。如果从研究角度出发进行比较会发现，马克思更多地是从宏观层面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而波斯纳却是从微观层面对法律经济型经济分析的。马克思着力于对法的发生、发展、演变、法和经济的关系等宏观的、整体性问题的论述，而波斯纳则注重详尽地对各部门法、某个案例或某条法律原则的研究。马克思对法律的经济分析没有运用成本———收益方法，而是更多地关注法律与经济的相互影响。马克思的分析最为人所指的是他演绎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基本原理。因此，马克思对法与经济关系的研究蕴含在他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宏大历史叙事之中。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的所有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制度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最终都是由生产力及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马克思探寻了法律背后的经济逻辑。马克思也探讨了法律制度对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不过他把自己分析的重点更多地放在经济因素对包括法律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影响上，以至于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被称为是“经济决定论”。总之，从马克思对法律变化的历史描述中可以发现经济发展的足迹，从他对经济发展的历史描述中发现法律发展的影子。波斯纳将经济学从一种抽象的理论变成了一种典型的分析工具：在波斯纳看来，经济研究的意义在于为人们认识和解释法律的结构、目的和一致性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分析框架。在“人是自身利益的理性最大化者”这一经济学的核心假定前提下，波斯纳致力于运用经济学术语来考察法律问题，他对法律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时强调法律的实用价值和可操作性。循着“效率”这一主题，波斯纳从微观的角度对财产法、侵权法、合同法等等各种具体的法律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探讨法律的制度构成是否与其所要实现的目标相一致。由此而论，马克思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结为法与经济学研究，波斯纳的研究则可归结为法律的经济分析。法律的经济分析是把经济学作为典型的分析工具，通过对法律规则进行成本和收益分析及经济效率的分析，就法律实施的结果得出结论，并对特定的法律安排的社会价值作出评判；法与经济学则更多地带有意识形态倾向，它注重特定政治环境中法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强调变化中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怎样影响特定的价值观以及原则。因此，法与经济学的研究并非只是狭隘地用某一法律制度的经济效率来检验法律规则，而且考虑该法律制度的政治经济和历史背景②。当然，马克思于波斯纳的分析不存在孰优孰劣的差别，有的只是研究侧重点的不同，恰恰是这种不同形成了二者之间的互补，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因此，二者都是法律的经济分析的重要内容。2.不同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在方法论方面，波斯纳秉承了斯密的个人主义传统，他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提出经济学是关于“人在其生活目的、满足方面是一个理性最大化者”的假设，他在关于“法律经济学运动”论文中谈到自己对“非市场”法律经济分析的基本前提时提出，法律经济分析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人们在作非市场行为决策时……以其满足最大化的理性人行事”③，他在《法理学问题》里明确表示“我将予以表述的用来指导法律经济学分析的基本经济学假定是：人们总是理性地最大化其满足度，一切人（只有很小的孩子和严重智力障碍这是例外），在它们的一切设计选择的活动中（精神变态的或其他因滥用毒品和酒精而产生类似精神错乱影响的活动除外）均如此”④。由此可见，把以波斯纳为代表的（狭义）法律经济学宗旨表述为一种以人的理性化全面发展为前提的法学思潮“⑤是非常恰当的。波斯纳在”经济人“假设前提之下构建起自己的法经济学理论体系，他把自己有关法律的经济分析主要集中在法律变迁对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之上⑥，他相信人会对激励作出反应；他认为法律规则不僵化的法条，而是一种为人们提供激励机制的制度安排；他提出法律规则的变化事实上为行为主体施加了不同的价格，促使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主体，在作出决策时进行权衡，从而作出有利的选择。与波斯纳不同，马克思坚持整体主义方法论。马克思不排斥对个体动机和行为的分析，但是更多地强调人的社会性。在马克思看来，尽管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但是社会并不是单个人的简单加总，社会是按照特殊的规则和特定的结构组成的有机整体，这个整体一旦形成就具有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和单个个人所不具有的属性。因此，”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⑦。马克思提出个人决不是抽象的、具有”类“本质的人而是现实中的人，他批判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来研究生产的做法，认为”越往前追述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而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⑧。因此，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意义上讲是一切社会关系之总和⑨。在马克思看来，法律不再仅仅只是调节人们行动的准则与规范，而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应属于整体主义分析方法，这种整体主义方法论立场蕴含的根本观念是法律反映的并非个人的愿望、要求，而是一种有阶级利益与阶级观念所决定的制度形态。3.在衡量法律的价值标准———效率上的统一。尽管马克思与波斯纳在方法论基础及分析的角度等方面存在着不同，但是在衡量法律的价值标准———效率上，在排除了阶级立场及伦理、道德或观念考虑之后，他们之间却得到了最大的统一，马克思与波斯纳都在一定程度上为衡量法律价值提供了标准。尤其是波斯纳，他明确地把效率当作一切法律都应遵循的最主要的标准，波斯纳在凸显法律的效率价值方面是迄今走在最前面的人。波斯纳反复强调，由于现实中存在着交易成本，法律在资源配置上不可能是中立的，它应该起到效率作用；一切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最大化为目的，判决在多数情况下必须依照最有效率地利用资源这一原则进行⑩。能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是马克思衡量法律或法规的标准，马克思提出”法符合生产力标准的，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就是进步的生产关系；凡是符合进步的生产方式的上层建筑，就是进步的上层建筑。凡是进步的东西，就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潮流的，是值得赞许的，而且是不可被阻挡的“○11.遵照马克思的标准，当法律维护并促进的经济基础是符合生产力要求的生产关系时，法律必然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法律是进步的，也是有价值的；当法律所保护的经济基础已经转变为腐朽的没落的生产关系，从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时，这种法律就是反动的，应该加以抛弃的。由此可见，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波斯纳，在排除了阶级立场，排除了伦理、道德或观念之后，在衡量法律的价值标准———效率上得到了最大的统一，”效率“在这里成为了一种”客观“的范畴，在波斯纳看来”有效率“的法律制度，也往往是马克思认为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进步的法律制度。

　　三、法经济学本土化的现实指向

　　一般来说法学追求的终极价值是公平和正义，经济学的核心考量是理性选择和效率。从理论研究的特定意义来看，法经济学研究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在法律领域的应用，法经济学的历史发展也就是上述两类分析范式相互竞争、演进的历程。基于东西方社会历史条件和学理环境的不同，法经济学研究范式必然具有多样性、民族性、地域性的特征。基于解决特定社会问题的需要，东西方法经济学研究范式必然具有明显不同的价值性和目的性。从研究范式应用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法经济学在中国迄今为止20余年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以1983-1992年的以法经济学概念的萌生和对学科地位的初步论证为内容的历时10年的 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次发展浪潮， 1993年到2002年的以大规模地引进和学习西方主流法经济学理论知识为特点的第二次发展浪潮和2003年至今天的滞缓发展阶段等三个明显的阶段。中国法经济学研究在范式上的矛盾、纠缠、羁绊和无所适从，根源在于哲学理念和研究范式选择的犹豫与彷徨，正是这种彷徨导致了法经济学本土化的混乱、肤浅和片面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具有不同的哲学基础和思维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唯物辩证思想为基础，以制度现象存在的客观现实为研究的切入点，以生产力的首要性为分析的前提，以现实的人为分析为出发点，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规律为分析的起点，以利益矛盾分析方法为分析的工具，以一定的社会法律规则的本质与结构为分析对象，注重的是经济运动的一般规律和长期分析，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和运动变化，阐释以一般规律为基础的事物的特殊规律。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遵循从特例到一般、从微观到宏观的分析路径，突出对经济人行为及其行为背后的心理分析，相对忽视对普遍联系、运动变化的市场背景的分析。随着经济环境或约束条件的变化，研究范畴体现的社会经济关系也会发生变化。正因如此，马克思强调不能把经济范畴“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12因此，英国法经济学家戴尔斯强调“对法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讨论应从马克思的法经济学思想开始”○13.社会生活中的法律关系不是从经济学的数学模型中演绎出来的，检验法经济学理论有效性的标准是社会实践而不是完美的数学构建。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或Liberal-ism）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运作具有一定的说明作用。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分配意识是按效益分配，新自由主义片面强调效率就是一切，资本是达到效率的至高无上的手段。爱因斯坦在1949年写的《为什么要社会主义？》中指出：“私人资本趋向于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这些发展的结果造成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它的巨大权力甚至连民主组织起来的国家也无法有效地加以控制”○14.这表明资本越集聚就越就需要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由体制，新自由主义正是这种社会不公正分配的意识形态辩护工具。所以，在理论上要把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对于市场机制运行一般规律的科学成分，同作为西方意识形态内容区别开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那些附着西方意识形态的法经济学理论。目前，我国生效的法律已达231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其中223部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出来的。正义原则是法理的基础，法律应该体现人们对正义的诉求。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差异，决定了中国法经济学研究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制度经济分析、并作为重要标尺，构建中国特色的法经济学本体论。因此，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对我国现有的各种法律进行经济分析既是法经济学本土化过程，也是法经济学指导我国立法和执法的过程。理解和掌握唯物史观在中国法经济学界具有紧迫性，否则就无法做到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动规律。所以，法经济学本土化必须以解释、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为出发点，始终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要注重中国法经济学研究的学术理路、研究方法及其成果的独到性或特殊性，要体现中国法经济学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如果中国法经济学研究拥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与方法，做了西方人没有做或做得不够的研究，取得具有自身特点的高水平成果，那么中国法经济学界对法经济学发展就做出了具有世界意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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