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丘浚《慎刑宪》中的慎刑思想

摘要：作为中国传统司法思想的总结者，丘浚在继承儒家法律思想的前提下又有所创新。他将国家的司法权定位于德教的辅助，它可促成一种良好的道德秩序；司法官员应当具备“好生之德”，以宽仁的原则指导司法实践；恤刑、慎刑、中正乃是司法的基本要素，良性司法乃以此为前提条件；仁道与和谐是司法的基本价值，通过仁道司法而实现社会和谐；等等。总之，“仁道”构成了丘浚司法思想的主旋律，它在关爱人、尊重人、重视人的生命价值等方面与今天的人道主义有相通之处。

关键词：司法思想 好生之德 恤刑 慎刑 仁道

丘浚，海南琼山人，是明代的法律思想家。《明史》本传称其“幼孤，母李氏教之读书，过目成诵，家贫无书，尝走数百里借书，必得乃已，举乡试 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景泰五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丘浚自学成才，后考取进士，曾任户部尚书、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他“以真德秀《大学衍义》于治国平天下条目未具，乃博采群书补之”（《明史·丘浚传》）。宋儒真德秀曾撰《大学衍义》一书，对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之意义进行阐发，丘浚认为该书缺乏对治国平天下之意义的阐发，故作《大学衍义补》160卷。

《慎刑宪》为《大学衍义补》第九目。该目之下的子目依次为：总论制刑之义、定律令之制、制刑狱之具、明流赎之意、详听断之法、议当原之辟、顺天时之令、谨详谳之议、申冤抑之情、慎眚灾之赦、明复仇之义、简典狱之官、存钦恤之心、戒滥纵之失。通观《慎刑宪》一书，其司法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论司法权的地位和作用

丘浚认为，德教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无疑应占主导地位，而代表国家刑事司法权的刑罚只对德教起辅助作用。他说：“‘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此万古圣人制刑之本意也。可见刑之制，非专用之以治人之罪，盖恐世之人不能循夫五伦之教，故制刑以辅弼之。使其为子皆孝，为臣皆忠，为兄弟皆友；居上者则必慈，与人者则必信；夫必守义，妇必守礼；有一不然，则入于法，而刑辟之所必加也。天下之人有见于此，其资质之美者，有所畏而一于为善；气禀之偏者，有所惩而不敢为恶；则彝伦为之益叙，而刑罚可以不用矣。”（《慎刑宪·总论制刑之义》）这是对儒家传统的“德主刑辅”理论的继承，刑罚存在的价值在于弥补教化的不足，督促人们行善守法，当人们普遍成为道德上的良善之人时，刑罚自可措置不用。

丘浚又说：“刑以弼教。教之大者，伦理也。人君者，生民之主。圣人者，道德之主。父母者，生身之主。亲为一家之主，孝其亲则人道以立。君为一世之主，忠其君则治道以成。圣人为万世之主，尊圣人则世教以明。先王治为刑法以弼世教，世教之大在此三者。人人孝其亲，忠其君，尊夫圣人，则天下大治矣。否则，大乱之道焉。然是三者，其根本起于一家，家积而国，国积而世，故尤严于不孝之罪。”（《慎刑宪·总论制刑之义》）这是进一步说明刑事司法对道德教化的辅助作用，通过将体现儒家伦理精神的刑法加以适用，达到维护世道人心的目的。在丘浚看来，“礼乐刑政”的目标是一致的（“礼乐刑政，其致一也”），“礼乐”指德教，“刑政”指法律（包括司法），礼乐“为刑政之本”，则刑政或司法必趋于优良”（《慎刑宪·总论制刑之义》）。由此可见，丘浚对国家刑事司法权的定位是：辅助德教。照他的说法，只有如此才会促成一种良好的政治秩序，才能使社会和谐。

丘浚认为，虽然德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但刑罚也是不可或缺的，它对维系社会秩序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照他的说法，刑罚属于“弼教之具”即辅助教化的工具，而教化的内容是“天理人伦”；犯罪者对“天理人伦”即伦理秩序造成了损害，故理应受到惩罚。换言之，对犯罪的惩罚也符合天理的内在要求（《慎刑宪·谨详谳之议》）。

丘浚甚至认为，刑罚符合“自然之理”即自然规律。他说：“《蒙》、《坎》二卦，圣人作《易》，皆取象于刑狱；是知圣人为治，不能以不用刑。此盖天地自然之理，本诸阴阳，合诸爻象，非人为之私也。虽若不得已而为之，而为之亦不容已。盖人生不能无欲，欲胜而理微，教之而不从，而不继之以刑，则人欲肆矣。”

丘浚又说：“刑者，所以辅政弼教。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用之以辅政之所不行，弼教之所不及耳。非专恃此以为治也。”（《慎刑宪·存钦恤之心》）这是说刑罚的作用虽然重要，但它绝对不能取代德教的主导地位，否则若专恃刑以为治，那就与法家无异了，自然背离了儒家的德性政治——伦理政治。

刑法学近3年论文/d/file/p/2024/0425/fontbr />二、论司法官员的道德素养

丘浚对司法官员的道德素养有较多论述，因为司法官员道德素养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司法水平的高低，也关系到司法的公正和腐败等问题。他认为，作为一个掌握司法权力的官员，首要的是具备“好生之德”，即尊重生命的价值、怜悯生命的痛苦。他强调儒家所说的“仁”德就是好生之德，即所谓“仁者，好生之谓也”（《慎刑宪·总论制刑之义》）。

丘浚又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得天地之德以为生，莫不好生。圣人体天地之德以为生人之主，故其德亦惟在于好生也。惟其好人之生，故其存心治政，莫不以生人为本。人见其德教之施，恩泽之布，以为生人也；而不知其刑罚之加，兵戈之举，亦皆所以为生人焉耳。盖死之，所以生之也。苟非其人实有害于生人，决不忍致至于死地，死一人所以生千万人也。”（《慎刑宪·总论制刑之义》）他希望各级官员特别是司法官员应当具备好生之德，充分尊重人的生命价值，且不可任意戕生害命。但是，对于那些杀伤人命的犯罪者也不能姑息，而是进行必要的惩罚，以达到震慑犯罪、教育他人的目的，从而使全社会树立尊重生命的意识，此亦即“死一人所以生千万人”的意思。

针对汉代路温舒《尚德缓刑书》所说“今之听狱者，求所以杀之；古之听狱者，求所以生之”，丘浚指出：“听狱者，当于杀之中而求其生，求其生而不可得，然后杀之；有可生之路，则请以谳焉。罪疑从轻可也，不疑然后杀之。如是，则狱无不得之情，世无冤死之鬼矣。”（《慎刑宪·总论制刑之义》）对那些证据确凿的罪大恶极者处以极刑当然必要，但如不是罪大恶极，则应尽量免死，特别是罪有可疑者更应从轻发落。丘浚认为，这是具备好生之德的司法官员应该做到的。

丘浚指出，一个国家应当“以仁立国”，将“仁道”当成最高的治国原则；各级官员，包括司法官员应当具备“仁”德，以仁道原则来指导自己的政治活动和司法活动。司法官员如果违反仁道原则，非法用刑，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如此才会有良性的司法、和谐的政治（《慎刑宪·戒滥纵之失》）。

丘浚进一步指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仁之效及于天下，非百年而不洽。不仁之效，一日行之则有一日之害，一年行之则有一年之害，盖不终朝而已遍于寰区矣。”（《慎刑宪·简典狱之官》）仁政关系到天下兴亡，仁政要求统治者以“仁德”行法，如此才能收长治久安之效。

三、论司法的基本要素

丘浚认为，恤刑、慎刑、中正是司法的基本要素。“恤刑”为怜悯之刑、同情之刑，也包含谨慎用刑、审判公正、减轻刑罚的意思。《辞源》对“恤刑”解释道：“慎用刑法。《书·舜典》：‘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谓审判公正，用刑不滥。《晋书·刘波传》：‘法苛政乱者，恤刑不赦。’此谓减轻刑罚。”⑴

丘浚将《尚书·舜典》之“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当成恤刑观念的源头与核心，称“帝王之治法，其论刑者千条万贯，亦不外乎此”（《慎刑宪·总论制刑之义》），要求各级官员尤其是掌握司法权的官员以此为法，坚持恤刑原则，就能赢得民心。

“慎刑”是谨慎动用刑罚的意思。丘浚指出：“盖狱者，天下之命，所以文王必明德慎罚。收聚人心，感召和气，皆是狱。故三代之得天下，只在不嗜杀人；秦之所以亡，亦只是狱不谨。惟是用狱之际，养得一好生之德，自此发将去，方能尽得君德。所谓事最重处，只在于狱，最为切要。人君为治，真诚知狱之为重，则必调和均齐。”（《慎刑宪·总论制刑之义》）慎刑的司法政策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秦朝之所以短命而亡，其因在于用刑不慎。如此看来，统治者能否谨慎用刑关乎民心向背、政权兴亡。正如丘浚另外所言：“盖刑杀关乎人之性命，一人负冤，天地为之变色，和气为之感伤，人心为之丧失，乌可以轻忽哉！”（《慎刑宪·总论制刑之义》）又说：“为人上者，奈何不谨于刑戮？上拂天意，下失人心，皆自此始。衰世之君，往往任意恣杀，享年所以不永，国祚所以不长，其以此矣。”（《慎刑宪·总论制刑之义》）这是将“慎刑”上升到政治道德的高度来谈论了，作为一种政治道德，它与国家的兴衰、社会的和谐有密切关系。

其实，慎刑不仅是一种政治道德，更是一种司法道德，对于司法官员来说，慎刑是实现仁道司法的前提条件之一。在中国传统司法文化中，“敬”也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敬”是谨慎的意思。丘浚针对《尚书·舜典》“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一语加以评说：“帝舜之心，无所不用其敬，而于刑尤加敬焉。故不徒曰钦，而又曰哉者，赞叹之不已也。不止一言而再言之，所以明敬之不可不敬，以致其叮咛反复之意也。……若夫刑者，帝尧所付之民，不幸而入于其中，肢体将于是乎残，性命将于是乎殒，于此尤在所敬谨者焉。是以敬而又敬，拳拳不已，惟刑之忧念耳。”（《慎刑宪·存钦恤之心》）这就是说，从事司法活动必须秉持“敬谨”的态度，定罪量刑时必须高度谨慎，否则会导致司法不公或司法冤滥。在丘浚看来，“慎刑”与“恤刑”一样，都是司法的基本要素，是一个司法官员所应坚持的基本态度。

“中正”也是司法的基本要素之一。丘浚说：“圣人制刑，以求无刑；立辟以求止辟。……是故先王立法制刑，莫不用中。中则无过，无不及，可以常用而无弊。不过而严亦不及而宽，过而严，则民有不堪，而相率为伪以避罪；不及而宽，则民无所畏，而群聚竞起以犯罪。”（《慎刑宪·戒滥纵之失》）自西周以来，就有“不中不刑”（见西周铜器《牧簋》铭文）的说法，孔子继承这一观念，提倡“中道”司法（使司法合乎中庸之道）。中道司法的实质在于司法公正。丘浚继承了儒家的这一传统，积极提倡中道司法，将公正当成司法实践的生命线。

丘浚指出：“刑罚之所以不中者，非讫于威，则讫于富。讫于威，所以徇人之势；讫于富，所以阜己之财。用是以断制刑狱，虐乱无辜之人，民怨于下，天怒于上，卒之所依之势不可怙，所得之财不能保，而并与己之所有者而丧之。”（《慎刑宪·戒滥纵之失》）在他看来，司法官员不能屈从于权势与私利，而是应该发扬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精神，坚决同司法不公现象作斗争，彻底杜绝司法冤滥。他强调：“刑狱之事，实关于天，典刑者惟一循天理之公，而不徇乎人欲之私，权势不能移，财利不能动，如此用刑者无愧于心，受刑者允当其罪，吾之心合天之心矣。”（《慎刑宪·简典狱之官》）只有超越私情私利的影响，摆脱权势的干扰，做到“权势不能移，财利不能动”，才能使司法权的行使符合公正原则。

丘浚指出：“帝王之道，莫大于中。中也者，在心则不偏不倚，在事则无过不及。帝王传授心法，以此为传道之要，以此为出治之则。《书》始于《虞书》‘允执厥中’，大舜以之而传道；《书》终于《周书》‘咸中有庆’，穆王以之而训刑。圣人之心，不偏不倚，而施之事为者，无过不及。非独德礼乐政为然，而施于刑者亦然。盖民不幸犯于有司，所以罪之者，皆彼所自取也。吾固无容心于其间，不偏于此，亦不倚于彼，一惟其情实焉。既得其情，则权其罪之轻重，而施以其刑。其刑上下，不惟无太过，且无不及焉，夫是之谓中，夫是之谓祥刑。”（《慎刑宪·总论制刑之义》）这就是说，“祥刑”是符合中道的刑罚，换言之，没有公正的刑罚就无良性司法。丘浚要求司法官员效法《周易》“讼卦”之“讼元吉，以中正也”的“中正”精神，做到“中而听不偏，正而断合理”（《慎刑宪·详听断之法》），从而“以遏争斗之源，而防祸乱之生也”（《慎刑宪·详听断之法》）。也就是说，公正司法是达到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

四、论司法的价值取向

丘浚认为，仁道与和谐代表了儒家司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孔子有言“仁者爱人”，仁道的实质在于关爱人、尊重人，特别是要重视他人的生命价值。丘浚从仁道立场出发，要求统治者实行仁政，“敷仁恩于四海”（《慎刑宪·总论制刑之义》）。又说：“虞廷‘罚不及嗣’，周室‘罪人不孥’，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家室’；仁暴之心既殊，国祚所以有长短之异也。文帝即位之初，即除去秦人之苛刑，汉祚之延，未必不基于斯。”（《慎刑宪·定律令之制》）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诫后人：司法残暴导致政权短命，司法宽和才能有助于国家长治久安。因此，必须用仁道原则指导司法活动，才可能构建良好的法律秩序与社会秩序。他认为汉文帝废除肉刑证明其为有德之君，称“自是以来，天下之人犯法者，始免断肢体，刻肌肤。百世之下，人得以全其身，不绝其类者，文帝之德大矣”（《慎刑宪·定律令之制》）。又称“自汉文帝废肉刑，后有议欲复之者，仁人君子必痛止之”（《慎刑宪·制刑狱之具》），因为肉刑的施用必然“感伤和气”即危及社会的和谐，所以“有国者所当严为之禁”（《慎刑宪·制刑狱之具》）。

当然，根据仁道原则进行司法实践并不意味着姑息养奸，对罪犯的惩罚也是必须的，若惩罚一名罪犯而能防止千万个罪犯出现，则该种惩罚并不悖逆仁道原则。他：“惩之于细，则大者不作；戒之于先，则后者不继。惩一人以惧千万人，戒一事而遏千万事，圣人之虑远矣。圣人之心仁矣。彼以姑息为仁者，真不仁者也。”（《慎刑宪·谨详谳之议》）

丘浚对录囚制度表示了赞同，指出该制度不仅有助于社会和谐，而且体现了仁道精神。他说：“前代帝王皆躬自录囚，盖以人命至重故也。虽以高宗之昏，制于悍后，犹不废此制。后世一惟法司是信，而有冤者，无由得见上而诉之，此狱所以不清，冤气郁而和气为之感伤，有由然也。”（《慎刑宪·伸冤抑之情》）

丘浚充分肯定了汉代的一些“仁政”措施，称“汉去古不远，所行多仁政”（《慎刑宪·存钦恤之心》），称其君臣多为“仁厚”之人。他说：“文帝用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几至刑措。噫，文帝用一张释之而几致刑措，三代以下，称仁厚之君必归焉。《中庸》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盖必有禁网疏阔之君，然后其臣以其罪之疑者而予民。故曰：有是君，则有是臣。”（《慎刑宪·存钦恤之心》）“有是君，则有是臣”一语，颇有见地。君主仁厚，臣下也会仁厚，如此君臣进行司法活动，必然出现宽和公正的局面。

丘浚对唐代君臣的仁政措施评价颇高，对其宽和的司法也大加肯定。唐太宗鉴于当时鞭打囚犯脊背可能造成死亡的情况，曾专门下达禁止鞭打囚犯脊背的诏令。丘浚认为该诏令说明唐太宗“其心仁矣”，即符合儒家的“仁道”原则，并称“非独见其有宽刑之仁，而实可验其有爱民之心。随所触而即感，然不徒感之，而又能推广之民也。其刑措几于三代也，宜哉。”（《慎刑宪·存钦恤之心》）丘浚根据其“仁道”价值观，高度肯定了唐太宗的“宽刑之仁”，这实际上是在为统治者的为政与司法活动树立了一个标杆。

在《慎刑宪·存钦恤之心》中，丘浚希望统治者“常存宽恤之仁”；在《慎刑宪·戒滥纵之失》中，他又强调为政的根本“在仁义”。这些都说明他对儒家仁道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他要求司法官员贯彻儒家的仁道原则，推行宽和的司法。他甚至上书皇帝，希望其能“体上天之仁爱”（《明史·丘浚传》），以仁道原则来指导自己的政治活动和司法活动。《明史·丘浚传》还称丘浚“尝以宽大启上心”，可见，丘浚并不仅仅限于对仁道政治和仁道司法的学术探讨，而是希望将这种理论付诸当时的政治实践与司法实践。可以说，“仁道”代表了丘浚司法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

刑法学近3年论文/d/file/p/2024/0425/fontbr />综上所述，《慎刑宪》将国家的司法权定位于德教的辅助，它可促成一种良好的道德秩序；司法官员应当具备“好生之德”，以宽仁的原则指导司法实践；恤刑、慎刑、中正乃是司法的基本要素，良性司法乃以此为前提条件；仁道与和谐是司法的基本价值，通过仁道司法而实现社会和谐；等等。总之，“仁道”构成了丘浚司法思想的主旋律，它在关爱人、尊重人、重视人的生命价值等方面与今天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有相通之处。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辞源》，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