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对司法问题的思考

管仲曾在齐国进行改革，助齐桓公成就霸业。《管子》一书并非一人一时之作，一般认为该书成书年代约在战国至秦汉之际这段时期。《管子》在政治法律思想上以法家（齐国法家）为主体，兼采道、儒、阴阳、名、兵等家思想并加以融会贯通。本文仅对管子的司法思想进行梳理概括。本文所称“管子”均指《管子》一书。

“严刑罚”说

《管子。牧民》提出了“严刑罚，则民远邪”的主张，要求掌握司法权力的官员严格适用刑罚，让民众远离邪恶。在其看来，“禁罚威严，则简慢之人整齐”，威严的刑罚可以使轻忽怠慢的人认真守法。作者又说：“必严其令，而民则之，曰政。”意谓必须严格施行法令，让民众遵守法令，这就是政治。其中也包含了严格司法的意思。

《管子。重令》又说：“故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严罚。罚严令行，则百姓皆恐；罚不严，令不行，则百姓皆喜。故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这段话所透露的信息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行令”即施行君主的法令，“行令”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法律实施，包括执法、司法等活动：“行令在乎严罚”的意思是司法上严加惩处，“严罚”包括严格处罚和严厉处罚两方面，后者实际上就是重刑，即加重刑罚。但管子的重刑并非滥刑，而是强调依法处刑。

管子又说：“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审而不行”是说立法周密但不能施行。作者认为，法律不能施行是因为赏罚太轻，反映了其重刑主义的立场。当然，从该书看，个别地方也有“薄税敛，轻刑罚”之类的话，但这显然是受儒家思想影响所致，并不能代表该书主体上的法家倾向。何况“轻刑罚”只是对某些犯罪的从轻考量，并非对所有犯罪都从轻发落或减免刑罚。

主张严格适用刑罚，但反对滥施刑罚是管子的一贯立场。该书指出：“凡轻诛杀者杀不辜，而重诛者失有罪。故上杀不辜，则道正者不安；上失有罪，则行邪者不变。”引文中的“轻诛”是指轻易杀人，“重诛”是指以杀人为重，即舍不得杀人或者说姑息于杀人。作者认为上述两种做法都违反了法治原则，法治原则要求法官严格依法论罪，既不能不按照法律轻易杀人，也不能对该杀的人不杀，姑息养奸，让坏人逍遥法外。

刑罚“必信”说

先秦时期的法家人物，在司法上一般主张刑罚“必信”，即对有罪者一定要进行惩罚，以树立司法的威信和司法官员的权威。《管子》一书也不例外，强调刑罚必信，许多言论可证明此点。如《权修》：“赏罚不信则民无取”：“赏罚不信，民无廉耻”；《法法》：“赏罚必信密”；等等。

基于刑罚必信的立场，管子反对赦免犯罪，主张“罪死不赦”，认为对犯死罪者赦免会破坏司法的权威。又说：“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戮必信，民畏而惧。”意思是说遵循公平正直的法律制度，处死犯死罪者不予赦免，依法刑杀而不失信用，民众就会敬畏司法。相反，“赏罚不信，五年而破”，对于一个国家的君主来说，如果他在赏罚上不讲诚信，那么有五年时间就会国破家亡。这句话的警示意义在于：刑罚的信用、司法的公信力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政权的存亡！

《管子。四时》甚至还将执行刑罚、不赦有罪与阴阳消长、四季变化的自然规律联系起来，认为对犯罪者不加姑息地进行惩罚符合自然规律：“断刑致罚，无赦有罪，以符阴气。”按照该篇的理论，秋、冬季节是阴气盛行的时候，此时执行刑罚是顺应了时令，因而是天然合理的，而赦免有罪则违反了时令，不符合自然法则，因此是行不通的。此种观点今日看来并不科学，但是信奉天人合一观念的古代中国人对此并不质疑，并且在汉代经过董仲舒等儒家学者的努力，被统治者确定为一项基本的司法制度——秋冬行刑制度，该制度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

管子还指出：“用赏者贵诚，用刑者贵必。刑赏信必于耳目之所见，则其所不见，莫不暗化矣。诚，畅乎天地，通于神明，见奸伪也。”这里的“必”、“信”都有坚决、必定、信实的意思。用刑坚决会树立法律和司法的权威，会潜移默化地取信于民，提升司法的公信力。而做到这一点，需要统治者“贵诚”即以诚信为最高原则，以诚信的态度从事司法活动。诚信可以“畅乎天地，通于神明”，具有超越的价值和意义，这里的思考已经上升到自然哲学和宗教神学的高度。

“刑罚不颇”说

《管子。君臣上》曰：“刑罚不颇，则下无怨心。”此处的“颇”是“偏”的意思，“偏”即偏私、不公平、不公正之意。句意为刑罚公正，则无民怨。应该说，刑罚不偏不倚、司法公正公平是管子司法思想中的核心价值，尽管其对司法公正的理解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对今天仍有借鉴的价值。

要追求司法公正，就要求掌握司法权力的人必须秉公执法，不让偏私之心左右司法过程。管子说：“不为爱人枉其法，故曰法爱于人。”“爱人”指亲近的人。句意为司法官员不能因为犯罪者是自己亲近的人而枉法，他应当懂得爱护法律必爱护自己亲近的人更加重要。

《管子。问》又称“审刑当罪，则人不易讼。”“刑当罪”指罪刑相当，亦即审判公正、量刑适中。作者认为司法审判如果做到罪刑相当，当事人会心服口服，不再为此争讼。当然，对司法官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容易达到的境界。

管子还说：“刑赏不当，断斩虽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虽重下无怨气；私之所加，赏虽多士不为欢；行法不道，众民不能顺。”刑罚适用不当，即使杀人再多也不能禁止犯罪。只有以公心定罪量刑，才能使受刑者无怨气。“行法不道”即从事司法活动不公道，民众就不会顺从。

《管子。君臣下》又言：“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倍”通“背”，“道”指公道。句意谓君主违背公道，舍弃公法，任凭私意主宰司法，必然导致国家政治的混乱。作者对“爱人而私赏之，恶人而私罚之”、“倍其公法，损其正心”的君主提出了批评，认为其“枉法而从私”的行为导致司法不公，而“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夺柄失位之道也”。

“以其私心举措，则法制毁而令不行矣”，这对执掌司法权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棒喝。“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这是说，先王治理国家，不逞其思虑于法律之外，也不在法律之内行其恩惠，其行为无不符合法律的要求，做到了禁止罪过而不受私意干涉。

《管子。明法解》云：“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奸邪也，所以牧领海内而奉宗庙也。私意者，所以生乱长奸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则国治，私意行则国乱。明主虽心之所爱而无功者不赏也，虽心之所憎而无罪者弗罚也。案法式而验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这一带有结论性的认识强调了如下几点：（1）法律的实施不容私意干扰，因为私意是妨害公正的；（2）私意左右司法会破坏法治，导致国家的混乱；（3）君主不可因个人好恶来决定刑罚；（4）君主坚持法治原则，法律至高无上，在司法上强调依法论罪。上述看法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教”、“刑”兼备说

“教”是指教化而言，《管子》中的教化既指道德教化，也包括法律教育。“刑”指刑罚。根据管子的观点，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教化与刑罚必须兼备，它们是治国的两种手段，两个抓手，君主两手都要抓，都要硬。教化权与刑罚权（即司法权）是国家的两项重要政治权力，君主要坐稳江山就不能顾此失彼，教化与刑罚缺一不可，两者之间是一种互动的、辅助的关系。

对道德教化的强调是管子有别于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晋秦法家的地方，在法家内部可谓特色鲜明，反映了齐国法家兼采儒家等各派学说的包容精神。《管子》首篇《牧民》中就提出了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四项基本原则）的名论，认为四项原则缺一不可：“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强调“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上述言论说明作者已经充分认识到了道德或道德教化的政治意义。

从“四维张则君令行”这句话来看，作者也认识到了道德教化与法律实施（包括司法）之间的关系，即道德教化有助于法律的实施。这种见解是深刻的。《管子。权修》提出了“教训成俗而刑罚省”的说法，认为教化可促成良风美俗，人们会自觉遵纪守法，从而导致刑罚减省甚至悬而不用，揭示了教化与司法之间的密切关系，反映了一种成熟的治国理念，是其识见高于主流派法家之处。

《管子。枢言》云：“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礼，道也。万物待治，礼而后定。”此所谓“法出于礼”的观念，倒是反映了一种正确的法律起源观，我们今天不得不佩服这一卓识。既然法出于礼，法和礼之间自然会有密切关系，因此，道德教育既可辅助法律实施，法律教育也可辅助道德教育以移风易俗，两者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刑法学近3年论文/d/file/p/2024/0425/fontbr />综上所述，作为法家中的“别派”，齐国法家具有不同于主流法家（以活动于晋秦之地的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思想特色，这一特色主要表现在管子德刑并用、教化与刑罚并举的理论上，并认为教化与刑罚存在着一种互动、互相辅助的关系（“四维张则君令行”、“教训成俗而刑罚省”），道德教化可促成良风美俗，使人们自觉守法，刑罚因之可以减省；刑事制裁也可迫使人们接受道德教化，注意礼义廉耻方面的修养。而其提出的“法出于礼”的说法，也体现了一种法家式的礼法合一观念，反映了其对道德与法律之统一性的卓识。而《管子》所理解的教化（“教训”、“化民”）又不仅仅指道德教化，还包括了法律教育，因为法律教育是使民众“明法”的前提，明法才能守法。另外，管子的司法思想中还包括了“严刑罚”说、刑罚“必信”说以及“刑罚不颇”说等等，弘扬了严刑重罚、刑罚必信、司法公正等司法理念，此类观念尽管在其他法家人物的著作中也有论说，但管子的说法仍有一定的独到之处。如其虽主张“行令在乎严罚”，但又强调量刑不可随意轻重，应遵守严格的法治标准；又如其将司法活动与阴阳四时相结合，论证了司法活动的自然根据，并认为司法官员的诚信之德“畅乎天地，通于神明”，提高了诚信司法的地位；再如其要求君主坚持法律至上，不以私意行法，“以公正论，以法制断”等等，都反映了其对司法问题思考的深邃性和独特性，给今天的人们也留下了诸多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