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法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准情酌理”是传统司法审判中的重要原则，但何为“理”，“理”在传统司法审判中又被如何运用，却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以下即以唐代司法审判为中心，结合律令制度与司法文化，概要阐述唐代律令制度中的“理”，及其在司法审判中的运用及其现实启示。
“理”在唐代司法审判中，不仅是司法官吏判断推理需要参照的一种因素，而且已经明确被写入了正式的律令法中。《唐律疏议》中《杂律》之“不应得为”条明确规定：“不应得为而为之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尽管以现代法治的眼光看，“不应得为”条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似有口袋罪之嫌。但推原此条的法意，却是欲补充律令的不足，以使司法者在无法“轻重相举”，又没有条文可以比附时，加以援用，以达到“有犯罪就要受到惩罚”的目标。“疏议”对该条的解释说：其有在律、在令无有正条，若不轻重相明，无文可以比附，即没有律令正条可以适用，则“临时处断，量情为罪”，根据情、理，定罪之轻重，“杖八十”是“事理重者”。立法中的这一规定，说明“理”在唐代是司法审判中的重要法源之一。
作为一种司法可援用的法源，我们有必要首先弄清“理”在唐代法律中究竟是什么意义。唐律中多处出现“理”字，如“据理不合”、“以理去官”、“理亦无别”、“经赦之后，理无杀法”等等，这里的“理”，大致是作为是非对错判断的基准，或可称为是道理、正当的理由，亦或是非属犯罪的正常原因。对“理”作此解释，势必涉及罪与非罪、罪轻罪重的价值判断，而这一判断，在当时应有基本的共识。具体而言，唐代法律中“理”之义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就其特定的意义，“理”在唐律中首先是指为人之道，以及人与人相处之道，即人理、情理等。如唐律对“谋反”的定义：为子为臣，惟忠惟孝。乃敢包藏凶慝，将起逆心，规反天常，悖逆人理，故曰“谋反”。这里的悖逆君臣、父子人伦之道，也就是严重违反人伦关系的罪刑，即悖逆“人理”，自然于“理”不合。在此涵义之下，唐律还有“言理”、“词理”等语词，《贼盗律》之“造妖书妖言”中规定了“言理无害”的各种情况的刑责，即指言辞无损于时而言。就人伦而言，“理”用以彰显人间尊卑、贵贱、长幼、男女之序，相当于人伦之情理，表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正当。就此而言，“父子相隐”这个“理”也可以说是从人伦亲情而来的，亦是一种情理使然。
其次，唐律中的“理”指事物存在之道以及处理事务之道，或称之为“事理”。在事务之理方面，唐律多称之为“事理”、“理法”等，如《职制律》之“制书官文书误辄改定”条中规定：“下制、敕宣行，文字脱误，于事理无改动者，勘检本案，分明可知，即改从正，不须覆奏。”此处采用了《公式令》以“事理”来解决“制书有误”的问题。在“户婚律”中，“有妻更娶”条之疏议提及“理法”，谓“一夫一妇，不刊之制。有妻更娶，本不成妻。详求理法，止同凡人之坐。”此处的“理”，仍当“事理”解释，同时明确规定“法”、“理”两者是判断犯罪与否的依据。再如“斗讼律”中，规定“后下手理直者”，所谓“理直者”，戴炎辉解释说：理直者，斗竞有理之谓。律意，只要拒格，皆论如律，不认为其为正当防卫。惟疏议内有“乙不犯甲，无辜而被殴，遇拒殴之，乙是理直”之句，从现代刑法而言，可谓不法侵害之防卫行为。唐律中无“正当防卫”概念，故以“理”、“事理”作为司法酌量的根据。
再次，唐律之“理”指天理、天常或天秩。唐律、唐令中尚未发现直接使用宋代以后常见的“天理”一词，但有许多与“天”有关的用语。如疏议中多次援引《周易》中“天垂象，圣人则之”，《名例律》中开篇即有“夫三才肇位，万象斯分，禀气含灵，人为称首，莫不凭黎元而树司宰，因政教而施刑法。”这里的“禀气含灵”，即指阴阳五行而言，说明天有阴阳、五行之气而生万物、四时，而人类得此灵气，成为万物之首。人君再根据百姓的需求，设置百官、政刑。因此，天是自然法，人君的政刑依此自然法而来，当然不能违背自然法的根本要求。唐律在表示自然法意义上的“天”时，还有“天秩”、“天常”等名词，如《名例律》中有“咸有天秩，典司刑宪”，“十恶”之“谋反”条引用《左传》说，天反时为灾，人反德为乱：“谋大逆”之行也被认为有人获罪于天，不知纪极。这些律令中的用例，“天”大都是指宇宙万物的主宰，所谓“天理”、“天秩”，就是宇宙万物运行的规律，即天地、阴阳、四时的自然律。人君用刑顺天则时，自然不能违背天道；百姓行为生活亦须遵循天道，否则就是“获罪于天”，因此，作为天理之“理”，即指天之理法、天之命意、自然的条理、必然的趋势，颇有点自然法的意味。
在唐代的司法实践中，也可以看到不少对“理”的运用。在西域出土的唐代《文明判集残卷》中记载了“秦鸾犯盗”的一个案例，秦鸾母患病在床，“家贫无以追福。人子情重，为计无从，遂乃行盗取资，以为斋像。”这一特殊的盗窃犯罪，对于唐代的司法而言，非常棘手：母病而行盗，实为孝子，但“假贼成功，因赃致福，便恐人人规未来之果，家家求至孝之名，侧镜此途，深乖至理。据理全非孝道，准法自有刑名。”显然，一心尽孝与“理”相符，盗窃取资与法不合，再考虑到“人人规未来之果，家家求至孝之名，侧镜此途”的可能后果，更不能简单以“理”悖法，因此在充分考量了案情之“理”后，依据《贼盗律》之“窃盗”条，按盗窃匹数多少断罪，实现了法、理结合。在《白居易集》中，记载了另外一个案例，某人因有故，在除丧十年后申请袭爵，有司引《格》不许，他不服。白判以为“法通议事，理贵察情；如致身于宴安，则宜夺爵；若居家而有故，尚可策名。须待毕辞，方期析理。”即如果确实有合理原因，应可以接受，但此事须再查明。判文谓“法通议事，理贵察情”，就是再次强调理与法均作为司法审判的两个思维要素。这里的理，就是“事理”，是作为查明实情的指导性原理，也是义理。
从司法实践中对理的运用，可以发现，唐代司法中大致遵循“由事而理，由理而断”的三段论，亦即司法审判中首先查明案情事实，即确认实情，以此为理的运用提供一个基础。在判决中，也是先讲明具体的事实，然后阐述理由，最后作出结论。判词注重于说理，较少直接引用律令原文，通常只是节略引用律意。说理中包含了情、理、法三种要素，亦即情、理也是司法判断的依据。也因此，学者高明士将“理”称之为是唐律断罪中律、令之外的“第三法源”。
一般意义上，理是指情理、事理，在“礼法合一”的唐代，这理也就是礼，尤其是指尊卑、长幼、亲疏等人伦之理。礼是理、义的规范化表现，在传统中国，礼作为“天地之序”，具有“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等等作用，律令制度正是规定人道之理，论人道之理，是狭义之理。在更广的意义上，理还指“顺天人”的道理，特别是具有“天常”之意的“理”，实际上已经颇具“自然法”，或“高级法”的意蕴，它超越了人间的律令制度，而是自然界的运行原理。律令制度当然要严格遵照执行，但当刻板地适用律令制度导致情法不能“允协”时，就需要引入“理”来衡平，进而使司法判决入情入理，最终符合礼义大道之要求。
唐代司法审判中的“理”，不完全是“过去式”，它实际上提出了一系列跨越时空的问题，司法审判该如何面对“于法有据、于理不合”的难题，司法审判该如何更有效地“说理”，包含价值判断的“理”又该如何进入司法并体现正当性？就唐代司法的经验而言，至少可以得出如下启示：在立法中，已经明确地引入“理”的因素，特别是在世情纷繁的家庭、伦理等犯罪的定罪处罚中，以“理”来调节法律自身的僵化。在司法审判中，援引“理”以对情、法作出衡平时，首先需要查清案件的原委，“理贵原情”，只有在实情的基础上，才可以应用“理”。在最终裁断时，仍需优先诉诸于制定法中的理，穷尽制定法后，才有情理、事理、天理运用的空间，而情理、事理等最终还要符合“礼”，即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由此，通过对“理”的一种规范化应用，使得司法裁判更符合人情，更有说服力，同时，也使司法能够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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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政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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