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根据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背景对传统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进行了修正,并在修正的模型框架内,依据不同的假设条件,利用图形分析分别阐述了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与局限性,同时文章依据修正后模型所含方程组提出并证明了两个命题,分别探讨了外国利率变动以及财政融资方式对一国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最后对处于转轨经济背景中的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MF模型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转轨经济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以下简称MF模型)在国际金融理论演化途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该模型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R.Mundell)和英国经济学家弗莱明(J.M.Fleming)于20世纪60年代在封闭条件下的IS-LM模型基础上,加入了外部均衡而形成的。它是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偏离均衡状态时政策搭配的工具,同时又是分析在资本流动限制不同条件下,不同政策手段调控效果的工具。
西方学者针对MF模型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总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向:一是针对模型假设前提进行放松或更正,演绎出适用于不同条件的MF扩展模型和相关理论成果;二是根据现实情况对原有MF模型中包含的部分理论推理逻辑予以修正然后得出新的结论;三是将新的经济变量引入原有模型进而扩充MF模型的分析角度。这些深入的研究可以从三个维度来划分其对原有MF模型的贡献,分别是模型假设、模型变量、模型推理逻辑。之所以有学者不断对MF模型的自身框架及其适用性做出研究,一方面说明模型本身较强的理论应用价值与可进化的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说明模型自身假设与逻辑推理的开放性与复杂性,这一切又是由于当今全球化经济背景的深化以及各经济体经济发展的不同轨迹与方式。
在我国对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研究与应用主要沿着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对于原有模型前提假设和理论分析过程的修正和验证,并应用模型对中国经济政策有效性分析并给出政策搭配建议。二是进行中国与其他贸易伙伴间政策协调与政策效应传递的理论分析。吴照银(2003)从我国资本账户管制的非对称性角度出发,分析了我国与美国间利率水平不同情况下两国经济政策的传递,黄玲(2010)对MF模型进行了进一步推演,分析财政与货币政策调控的效应并提出对冲手段下的MF模型。焦瑾璞,庞莉洋(2009)在MF模型框架下分别分析了美国、日本、中国不同货币政策的实施影响,并提出对我国政策实施货币政策带来的干扰。
在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有许多经济制度带来了转轨经济中的特殊经济现象同时也对相关经济调控政策效果带来了不同影响。反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调控政策经历了多次变革,调控效果明显,经济调控水平也处于不断提升的进程中,当然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政策调控的相关副作用。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依据中国转轨经济运行情况对MF模型进行修正,并运用修正后的MF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与影响进行定性分析,同时提出了两个命题并加以证明,最后针对经济发展处于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大国所体现出的特殊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全文共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部分:MF模型的修正;第二部分:运用修正模型对政策调控效果进行分析;第三部分:修正模型下的两个命题与证明;第四部分:基于模型特殊性的转轨经济异象的探讨。
一、MF模型的修正
在经典的MF模型中,一共包含三条曲线分别是衡量产品市场均衡与否的IS曲线、衡量货币市场均衡与否的LM曲线与衡量国际收支平衡的BP曲线。其中LM曲线形式与封闭条件下的曲线形式完全相同,这显然存在着不足,即无法将外币资产等引入分析框架,在开放条件下的货币市场上割裂了与外界的联系。同时在中国特殊的经济运行背景中,我们需要对IS曲线和BP曲线进行深入地再考察,得出充分适用于我国经济运行分析的曲线工具。因此对三条曲线的具体修正如下:
(一)BP曲线的修正
BP曲线反映了一国净出口和净资本流出的差额情况,被称为国际收支差额曲线。其具体表达式为:BP=nx-F。表达式中包含两个函数,分别是净出口函数与净资本流出函数。传统的MF模型中nx函数表现为一国净出口与一国收入成反方向变化,净资本流出函数表现为■国内利率r的反函数。我们仅对nx函数提出修正,反观中国从94年到09年的经济数据,由于我国经济增长的严重外向型依赖,导致我国净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同时增长,因此我们认为nx函数在中国具有正向斜率,即曲线方程满足■均为正参数。参数被称为边际进口倾向,即净出口变动与引起该变动的收入变动的比率。根据《中国2010统计年鉴》及巨灵数据平台相关统计数据,我们收集了从1994年到2009年中国经济运行的相关年度数据采取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拟合出了BP曲线,回归输出结果为:(如表1所示)。
方程实际表达式为■(单位:亿元),这里回归分析目的是判断偏相关系数的符号,因此存在正向自相关的前提不干扰我们对回归所得方程中符号的判断,得出方程与本文之前的理论分析相符。则在我国特殊经济发展背景下,修正的BP曲线呈现出向下倾斜的特征,其表达式方程为■。
具体我国特殊情形下BP曲线的理论推导图1-1示。
按照宏观经济学定义,一国国际收支平衡被称为外部平衡,是指一国国际收支差额为零。当BP>0时,称国际收支出现顺差,也称国际收支盈余。反之,则为国际收支逆差。
(二)LM曲线的修正
在MF模型中LM曲线与IS—LM模型中的曲线形式相同,没有充分反映出开放经济模型的基本特征。因此,对其修正的角度我们遵从引入新变量从而带来与外界经济运行联系的原则。从我国近段时间的通货膨胀成因中,可以看出我国货币供给渠道的内生性与外生性双重性质,一方面是为刺激经济复苏和保证经济增长而产生的国内信贷膨胀性溢出,另一方面是结售汇制度带来的由于外汇资产持续高速增加而产生的被动货币投放。因此我们将LM曲线方程M=PL(R,Y)中的变量M进行进一步扩展,根据黄玲(2010)将其分为央行的国外资产F与国内资产D,这样使得LM曲线在货币市场方面与外部发生联系,曲线方程形式为■,其中a为货币乘数。
(三)IS曲线的修正
对IS曲线的修正具体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nx函数的改变导致IS曲线斜率的轻微变化。另一方面则是更具近年来中国经济运行中特殊的经济现象,推导新情况下的IS曲线,本文将其中命名为IS曲线的反常状态。凯恩斯理论框架下由于投资与利率的反向变化关系导致IS曲线的下倾。但是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转轨经济过程中的政策制度安排等综合因素,在中国经济运行中部分年份中出现了利率与投资正相关的情形,因此反常状态下IS曲线呈现向上倾斜的形式.正常情况下IS曲线的表达式为■。
反常情况下的IS曲线的表达式斜率和截距项符号相反,其理论推导图示1-2。
我们依据中国经济运行的自身实际情况对MF模型中的三条曲线依次进行了相关修正,形成了修正后的MF模型。在一定假设前提下,我们可以运用其进行进一步的理论分析。
对以上方程式及修正方程中所含变量汇总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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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所含主要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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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运用修正模型对政策调控效果进行分析
理论分析的相关假设前提如下:
一是一国施行固定汇率制且资本自由流动受到一定限制;二是产品市场中商品价格保持不变;三是对于模型中所有方程,被解释变量均对参数成线性关系;四是分析中不考虑政策作用的循环自我反馈,仅考虑初始效应。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5/fontbr /> (一)在IS曲线正常状态下,政策调控效用分析
1、IS曲线斜率小于BP曲线斜率时
当资本自由流动限制较少时,σ较大时,IS曲线斜率会小于BP曲线斜率,图像上表现为IS曲线较BP曲线较为陡峭。
(1)施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效用分析
经济初始均衡点处于A点。政府在施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时通过转移支付、政府购买等不同途径,使得IS曲线右移至IS’,新的均衡点B位于BP曲线上方,出现国际收支盈余,本国货币存在升值压力,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同时央行在市场中买入外汇资产间接投放本币,维持原有汇率水平,以上一系列措施使得LM曲线右移。在固定汇率这种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施行不会带来BP曲线的移动,因此为我们在寻找新的均衡点时带来了依据。最终经济均衡点处于C点(见图2-1)。若我们放宽假设,允许汇率小幅调整,则在B点时,本币汇率下降,BP曲线右移,最终均衡点为点C。汇率的小幅调整会在一定程度减弱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调控效果(见图2-2)。
(2)施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效用分析
为施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必然使得本币投放在市场上数量减少,导致LM曲线左移,与IS曲线交于点B。新的交点B位于BP曲线上方带来国际收支盈余,本币存在升值压力,同上述效果相同,为保持本币汇率稳定的相关措施使得LM曲线右移,最终交于一般意义上的均衡点C,即为初始均衡点A,如图2-3。以上分析过程与结论与传统的MF模型下得出结论相同,即是资本自由流动限制与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独立性完全丧失,其均衡点取决于IS曲线与BP曲线交点。但是,值得讨论的地方存在于紧缩性货币政策与国际收支盈余现象的异常经济现象其背后的原因。
2、IS曲线斜率大于BP曲线斜率时
当资本自由流动管制极为严厉时,即σ趋向于0时,IS曲线斜率会显著大于BP曲线斜率,图像上表现为IS曲线较BP曲线较为平缓。
(1)施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效用分析
经济初始均衡状态为A点。政府在施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时,使IS曲线右移至IS’,带来产出增加和利率的上升。在B点,出现国际收支盈余,且在该种情况财政扩张带来的国际收支盈余效应要远远大于BP曲线正常情况下的盈余效应。本币存在升值压力或汇率存在下降趋势,为使汇率固定央行要买入外汇资产并投放本币,使LM曲线中的D项与F项增加,带来LM右移,带来外部均衡状况的进一步偏离,本币升值预期加大同时本币实质汇率不断下降,产生政策调控的循环悖论,如图3-2。同时这一理论推导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在过去一段时间中违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The Balassa-Samuelson hypothesis)的原因和近年强烈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形成的一个可能性路径。可见在这种情形下,扩张的财政政策可以带来产出的增长,但为保证汇率的稳定只有以不断牺牲外部均衡的代价换取一国汇率水平的暂时稳定。只有在逐步放松资本自由流动限制和放宽汇率调整幅度的情形下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国际收支盈余效应才能减弱,财政政策调控的循环悖论才能予以解决,最终得到理想的调控效果与稳定的外部均衡与内部均衡状态。
(2)施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政策效用分析
当中央银行施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时,促使LM曲线左移,与IS交点位于BP曲线下方,形成国际收支逆差,为本币带来贬值影响,一国为维护本币汇率稳定必然卖出外汇储备并购入本币,以维持本币汇率水平避免过度贬值,LM曲线进一步左移。此时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出现模糊化,并且产生调控惯性,最初由于紧缩性货币政策需要对货币量收紧,但是当出现需对外部均衡进行同时调整时,货币政策紧缩程度无法受到有效控制,紧缩趋势进一步加强,政策调控目标受内外均衡的制约而模糊化,如图3-3。只有辅助财政政策的变化才能有效控制货币政策并产生预期的调控效果,如图3-4。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称货币政策的运行机制扭曲并产生强烈的政策依赖性。就经济运行现实情况来看,近期我国货币政策由中性转为偏紧的同时辅助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方面主要为保证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增长的持续,另一方面从模型中我们也看到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源于对货币政策调控依赖性和扭偏的需求。
(二)在IS曲线反常状态下,政策调控效用分析
回顾我国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与利率的关系,可以看出在2004至2006年份,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利率的相关性表现为正向且投资对利率敏感性较强。
这里我们仅分析IS曲线斜率大于LM曲线斜率时的情形,因为当IS曲线斜率小于LM曲线时,使之成立的一种条件可理解为d■,在这种情形下投资对利率弹性较大的经济含义可表述为利率下降伴随投资严重萎缩,利率上升投资急剧扩张,而且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太大以至于抵消了政策扩张的正常效应,这些结论严重违背了基本经济学理论。因此我们忽略此种情况,仅讨论IS曲线斜率大于LM曲线斜率的情形。
1、施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用分析
当政府施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IS右移至IS’与LM曲线交于B点,由于B点在BP曲线上方,因此产生国际收支顺差,并且由于IS曲线向上倾斜BP曲线向下倾斜,带来了相比于IS曲线正常情形下国际收支盈余效应的双重强化。本国为维护本币汇率水平,投放本币同时买入外汇资产,使得D和F上升,LM曲线右移形成新的均衡点C。可以看出在这种情形下,扩张性财政政策无挤出效应,但其作用被货币政策的被动调整所削弱,如图4-1。
当我们放宽对汇率固定与资本流动的限制时,财政政策在开放条件下产生特有的棘轮效应(ratcheting effect),即表现为财政政策的扩张导致本币升值IS曲线下移趋势,会被BP曲线的上移而部分抵消,同理当财政政策收紧时,由于本币贬值导致的IS曲线上升会被BP曲线下降而部分抵消。如图4-2,经济初始均衡点位于点A,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得IS曲线右移至IS’,由于与LM曲线交于点B,由于位于BP曲线上方,因此国际收支盈余使得本币存在升值压力,汇率下降使得出口减少进口增加,从而IS曲线左移同时BP曲线右移,最终均衡点位于C点。
2、施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用分析
当央行施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时,LM曲线左移至LM’,与IS曲线交于点B,产生国际收支盈余,本币存在升值压力,为维护本币汇率水平恒定,央行投放本币并买入外汇资产,导致D与F上升,从而LM曲线右移趋向初始均衡点,紧缩性货币政策效用大幅减弱(见图4-3)。若为确保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果,一国应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配合,产生了如本文第二部分中提及的货币政策调控的依赖性,货币政策调控自由度减弱。
若放松汇率固定与资本自由流动限制的假定,则紧缩性货币政策效用会逐步体现出来。在初始均衡点A,当货币政策收紧,导致LM曲线左移与IS曲线交点位于BP曲线上方,出现国际收支盈余,本币升值进一步导致IS曲线左移至IS’,BP曲线右移至BP’,最终交于点C,如图4-4所示。
三、修正模型下的两个命题与证明
在修正的MF模型框架下,我们提出两个命题并通过模型中所包含的方程进行严格的数学推导论证。
四、基于模型特殊性的转轨经济异象的探讨
针对文章的上述分析,我们对理论分析过程中的特殊经济现象进行总结,并对现象的存在给出了可能的原因解读。
(一)关于模型修正中体现出的在特殊经济现象。
1、近年来净出口与国民生产总值同向变化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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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增长中出口带动的比重常年保持较高,一方面是我国现阶段贸易活动中的比较优势存在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客观上出口纺织品、以及装配加工的电子产品等对于本国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并且出口产品大多属于必需品范畴因此受外部经济环境冲击极为有限。另一方面从政策角度来看,在出口相关政策鼓励以及进口相关的约束条件下,我国出口企业积极性较高,出口创汇以及为经济增长贡献较为明显。当然关于净出口额与国民生产总值间的因果关系有待进一步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进行实证研究,于此我们仅从不同角度给出产生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
2、投资对利率的弹性为正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与利率呈正相关关系。产生上述现象的可能原因如下:a、利率的非市场化因素。利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框架中的工具,其运用和形成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名义利率会大幅偏离实际利率,进一步使得投资与名义利率间的关系被扭曲;b、国有银行主导型体制导致贷款获得途径的非均衡性。由于国有企业在资金市场具有垄断优势,且投资占比较高,同时其自身特性可概括为资金需求量大,议价能力极强,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等,这对于利率提升带来的投资抑制效果带来了很大程度地减弱;c、资产替代限制的效应。由于资本市场发展的滞后以及居民储蓄的刚性表现,导致资金的逐利性被动弱化,使得名义利率调整幅度缩小,同时资金流向受到影响,名义利率对于投资的指导作用大大减弱。
(二)关于政策效用分析中体现出的特殊经济现象
1、IS曲线正常状态下
财政政策调控悖论的产生。如图3-1所示,固定汇率制下,财政政策的扩张必将伴随本币资产的投放,外部失衡的进一步扩大。
货币政策的调控依赖性。如图3-4所示,在此种情况下,货币政策收紧趋势的终止依赖于财政政策的实施,货币政策目标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模糊化。
产生上述两种现象的原因均来自与汇率固定的影响,因此合理放宽汇率调整幅度,放松对资本流动项下的管制,对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
2、IS曲线非正常状态下
在放宽前提假设条件下,财政政策出现棘轮效应。财政政策的调整会由于汇率变动带来的BP曲线移动而使效果更加显著,具体体现为扩张和收紧时,均存在一条外部机制限制政策自身的惯性调节。这一效应得益于汇率的一定浮动。
(三)对两个命题的思考
命题1中我们考虑了外国利率对于本国经济的影响。命题2中我们考虑了财政刺激计划或赤字的融资方式对于一国经济的影响。在相关的严格条件约束下,两个命题均对中国自身经济运行存在一定的意义。
首先,在美国经历多次量化宽松政策,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扩大货币供给时,国外的利率水平处于较低的状态,在满足命题的一定条件时,若我国利率水平长期保持恒定,根据命题1结论,外生经济冲击会带来我国的产出的下降。其次,目前由于政府投资拉动的主导效应等使我国经济长期保持增长态势,而我国在财政赤字逐年增加的经济发展时期合理弥补财政赤字缺口以及合理为财政刺激计划融资对经济增长与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命题2结论,利用发行国债的方式为财政刺激计划财政赤字进行融资,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综上几点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产生经济运行异常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主要集中与利率的非市场化、汇率水平的固定及资本项目的严格限制,资本市场发展的滞后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单一。为有效解决政策调控中问题,具体政策建议为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利率、汇率等资金价格指标的作用
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步伐,完善利率形成机制,逐步减弱利率作为政策变量的性质,有效连接金融市场内部不同利率形成机制和传递机制,进一步发展并完善资本市场,使居民投资的资产形式多样化,同时配合利率形成机制的完善,进一步提升资金流动的趋利性,使得资金拥有个体对于政策调整做出有效合理的反应,使利率的价格信号作用显著改善;逐步放宽汇率的调整幅度,缓慢放松对资本账户的管制,使得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健全同时避免外部因素对本国经济体的冲击。
2、针对国企资金获取途径设立监督渠道
并对其资金的非正规漏损及效率缺失设置指标进行监控,减弱其资金议价能力进而提升其对调控政策反映的敏感性,逐步改善资金市场上的垄断现象。
3、加大对经济增长结构转型的投入
宏观层面,从增长依赖途径转变入手,为继续保证经济增长将动力逐步转向国民内需的开发,同时在短期中保持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微观层面从企业技术进步、产品创新角度提供辅助,鼓励企业等市场微观主体技术革新,并且进一步提升本国人力资本的质量,保障经济增长途中所需的知识与技术积累。
本文构造的MF模型是对西方经济理论在中国特殊背景下修正的一种尝试。经济理论和分析应充分结合中国经济的运行背景,对于西方经典理论的运用和考察应本着谨慎的态度加以学习和研究,只有有效合理地将其融入我国的经济运行框架,理论与模型才能体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在上述分析与命题中中国转轨经济中存在的经济异象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均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在新的时期也对经济增长模式提出了挑战。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的高速经济增长缔造了东方乃至世界的神话,其经济体量已跃居世界第二,并将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经济体量层面的头号大国。但是反观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部质量与为保证经济增长动力而付出的成本代价,我们不得不冷静的思考许多异常现象背后的问题所在。目前中国人均GDP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如何避免重蹈拉美国家等地区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怪圈,平稳走向发达国家行列;如何避免激化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冲突,有效调整经济结构;如何摆脱身处世界工厂中资源净输出者的尴尬地位,从创新与技术发展角度分享世界市场的红利;如何合理解决长期中自身的“双顺差”现象问题及其间接影响,兼顾内外均衡的实现;如何避免在高速经济增长后期产生滞涨的可能,同时在后危机时代继续保证全球经济引擎的功用等等,这些始终困扰并将长期伴随中国经济发展的现象是转轨经济中永恒的音符,只有合理应对这些从历史长河中走来并在现实中不断相遇的问题,中国经济才能谱写出永恒而辉煌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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