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科学发展中的“包容性增长”

　　摘 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内的贫富差距加大、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整、国际金融危机及后危机时代对中国的冲突、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的影响、人民币的被动升值等发展到一定阶段所显现的问题也逐渐突显出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在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之后还就有哪些理论的跟进？这成为摆在中国领导人案头的必交的答卷。2009年11月15日、 2010年9月16日两次，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国际会议上谈到中国要实行“包容性增长”。国家的发展要求我们研究，怎样实行包容性增长、我们在增长中要包容些什么？
　　关键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包容性增长；共享式增长；社会和谐；机会的不平等；结果的不平等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4月21日发布的数据，中国GDP总量为49089.82亿美元，2010年三季度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已经在GDP总量上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最重要的产品输出国，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跃居世界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中国将以何种方式实现经济及社会的增长，会不会步日本之后尘，中国领导人必须给出自己的答案。
　　一、“包容性增长”
　　2009年11月1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发表题为《合力应对挑战推动持续发展》的重要讲话，强调“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2010年9月16日，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深化交流合作 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胡锦涛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这是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需要共同研究和着 力解决的重大课题。”胡锦涛指出，“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我们应该坚持发展经济，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加社会财富，不断为全体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物质基础；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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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
　　“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这个概念，是2007年由亚行首先提出来的，但也是国际组织在10年间逐渐完善的一个概念。之所以提出这一概念，是基于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增长迅猛的事实。数据显示，2002年—2007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高达11.65%，尤其是2004、2005年这一轮增长比较明显，甚至超过10%以上，2006年、2007年更是达到了12.7%和14.2%的增长。
　　但是经济增长过程却出现了一些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此外，中国GDP如果再保持在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资源、环境的压力会增大，由增长本身不均衡导致的矛盾也会增多。导致不平衡的原因，主要是由投资、出口拉动，消费的比重偏低；在产业方面，重工业劳动高，服务业比重偏低；经济和社会相比较，社会领域发展相对差一些，特别是收入分配结构、收入分配状况、城乡差距还比较大，这种增长不利于长期的可持续、均衡的增长，所以亚行当时就做了相关研究。在此背景下，2005年，由亚行赞助支持，亚行经济研究局和驻中国代表处联合开展了“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研究课题，同时邀请林毅夫、樊纲等国内七八位知名学者一起参与研究。在中央政府将“构建和谐社会”定为一项基本国策的背景下，由林毅夫主编，庄巨忠、汤敏、林暾等学者编写的《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一书正式于2007年出版，该书出版的主要目的，是分析中国经济过去30年增长的特点，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和所带来的问题及挑战，探讨通过实现共享式增长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选择。这本书出了英文版，当时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作者斟酌了很久，最后是用了‘共享式增长’这个词，实际上也有人翻译成“包容性增长”。也就是说，亚行提出的“包容性增长”，实际上也是中国学者的结晶。
　　 “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其实跟这些年中国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这个理念。单纯地发展经济是不好的，而更加全面、均衡的发展，才能使得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的改善同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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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
　　国家主席胡锦涛一年中在两次国际公开场合阐述对“包容性增长”的中国式理解，这是对未来中国民生建设的宏图扩展，它不仅阐述了未来经济建设工作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元素，还指导了未来的经济建设的根本出发点。
　　我国正是处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重要调整的时期，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将从依靠外需型转为内需性的经济增长。因此，胡锦涛主席强调：“应结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提高全社会就业水平，增强抵御危机和风险能力；加强社会保障网络建设，着力解决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目标。”旨在建立一个内需性的经济增长。所谓包容性增长，寻求的应是 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
　　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它涉及平等与公平的问题，包括可衡量的标准和更多的无形因素。前者包括作为指标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分配)、识字率、公共产品的一般供应和分配，包括教育、卫生、电力、水利、交通基础设施、住房、人身安全等；包容性增长也包括无形的因素、观念和“感情”。其关键词是希望和参与，使社会上尽可能广泛的人群有共同的愿望。当一些社会成员觉得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指望得到那些富人所得到的，排斥和不包容就产生了。
　　四、在国际间的演进和对中国的意义
　　由于未能正确认识到经济增长与不平等之间的复杂关系，单纯强调增长的理念未能在20世纪后期为国际社会带来预期的效果，相反，大量事实显示不少国家在拥有正的经济增长率的同时，贫困问题却在累积。
　　世界银行于1990年提出“广泛基础的增长”(broad-based growth)，其后更进一步提出“对穷人友善的增长”(pro-poor growth)的理念。“对穷人友善的增长”关注穷人的收入和生活状况能否随经济增长而改善，而且这种改善既要满足绝对意义的要求也要符合相对意义的标准。进入21世纪，由于意识到亚洲地区各国在普遍实现持续增长的同时，收入和非收入不平等状况却在恶化的问题日益突出，亚洲开发银行在“对穷人友善的增长”基础上，率先提出了“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理念。
　　根据亚行的官方解释，“包容性增长”可以界定为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这一界定将产生收入差异的根本原因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个人背景(individual circumstances)的不同，另一类是个人的努力与勤奋程度(individual efforts)的不同。这一分类使人们得以区分“机会的不平等”(inequality in opportunities)与“结果的不平等”(inequality in outcomes)这两个相关而又不相同的概念。机会不平等通常是由个人背景的不同所造成的，而结果的不平等除了一部分反映机会不平等外，还有一部分反映的是个人努力和勤奋程度的差异。
　　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依然存在，世界经济形势好转的基础并不牢固。对于中国的崛起，美国在政治军事遏制无法奏效的情况下，美国正在采取经济、外交等各种手段试图延缓中国崛起的步伐和规模。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对世界提出的“包容性增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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