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消费: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2008年第四季度以后，世界经济形势险象环生，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扩散蔓延，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受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严重困难，外需减弱、出口萎缩，是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最直接的影响。在4万亿投资的拉动下，2009年的我国经济开始逐步回升。200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二季度我国GDP增长7.9%，上半年增长7.1%；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9万亿元，同比增速比一季度加快1个百分点。尽管经济运行中积极因素不断增多，国民经济逐步企稳回升；但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严重失衡，投资独大的问题十分突出。上半年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87.6%，拉动GDP增长6.2个百分点，贡献率最高；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3.4%，拉动GDP增长3.8个百分点；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41%，下拉GDP增长2.9个百分点。
　　众所周知，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三驾马车”，而消费又是保持经济增长最稳定、最有效的手段。2009年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投资的高增长，2009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91321亿元，同比增长33.5%，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7.2个百分点。高投资增长主要依赖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经济增长能否持续问题，最终转化为信贷及财政能否持续。由于依赖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在出口尚未完全复苏的情况下，扩大消费仍将是2010年经济发展的主线。只有扩大消费，即发挥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才能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为破解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的难题，200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决定将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就是说，如何促进消费，将是2010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
　　一、我国居民消费现状及其制约因素
　　从1989年至2008年，二十年间我国消费率已从50.9%持续下降到35%。目前，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仅有35%，远低于国际50-70%的一般水平，消费与投资两者结构失衡，消费不足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突出矛盾。一方面以居民收入为基础的消费需求基础薄弱，另一方面政府和企业则占据了大部分社会财富分配，后两者的投资成为社会需求的主导，由此又进一步制约了居民收入所占比重的提高，由此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制约着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因素概况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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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国名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是制约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根本原因。近年来，尽管我国居民收入总体上不断提高，但在收入分配结构中，政府和企业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偏高，而居民收入占比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8%，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6%，而同期国家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增速均明显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导致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巨额的外汇储备与居民消费不足之间的矛盾，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巨额的贸易顺差变成了庞大的2.3万亿外汇储备，这部分外汇储备停留在国外银行账户上或变成美国等国的国债，不仅没有实际转变成可供居民消费的即期产品，而且面临很大的贬值风险。另一方面是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城镇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收入比从2001年5.37倍扩大到2006年的9倍，而有关研究表明，实际差距甚至达到了30倍；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由于高收入群体消费并不能成为社会的主要消费力量，而对大多数中低收入消费者经济实用的基本生活用品才是消费的主流。于是高、低收入户的消费现状使消费市场出现了断层，高收入者购买能力强但消费倾向低，低收入者的消费倾向高但缺乏购买力，收入差距过大抑制了中低消费群体消费潜力的发挥。
　　第二，居民收入中用于预防性储蓄的比例不断增加是制约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重要原因。首先，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尤其是在养老、医疗、教育等都已经进行了市场化改革的情况下，居民在养老、医疗、教育等重大家庭支出方面有承受了很大压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居民的消费需求。农村地区这一情况尤为突出，尽管农村消费市场人口占比高，农村居民消费孕育着巨大潜力和商机，但想提高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却艰难。在医疗、养老和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都不健全的情况下，很难刺激和提高农民消费。其次，住房储蓄也是影响居民预防性储蓄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前住房消费是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高的房价已成为制约居民消费启动的最大阻力。为了将来能购买住房，居民加大了收入中的预防性储蓄比例。高房价同时产生了挤出效应，影响到了居民即期其他消费行为。对无房的城镇居民来说，房价上涨将抑制他们在其他方面的消费，导致居民为买房积攒一辈子积蓄而又不能消费其他产品。最后，就业压力的增加，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使防御性储蓄增加抑制了居民消费。居民消费不仅取决于即期收入，还取决于他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变化。因此，未来收入的预期会影响居民消费。从这个角度看，即便是提高了居民的即期收入，也未必会明显提升消费水平。特别是当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居民很难确定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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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刺激我国居民消费拉动内需
　　如果说经济是承载着国家前进命运的列车，那么消费将是这辆列车的新引擎；只有当消费活跃有劲的时候，经济这辆列车才能加足马力向前发展。2009年国家已针对汽车、房产、家电等消费领域陆续出台了多项“扩内需、保增长”的优惠政策，有效推动了居民消费。统计显示，在扩大消费“一揽子”政策作用下，中国的内需消费市场率先摆脱危机困扰，从2009年2月份达到阶段性低点之后，二季度持续走稳，三季度逐月加快。10月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1718亿元，同比增长16.2%，创下年内新高。在扣除价格因素后，社会消费的实际增速也已接近金融危机之前的高点。
　　只有切实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才有坚实的基础。除了延续已有的刺激消费的政策外，从长远来看，归根到底是需要解决“无钱可花”和“有钱不花”两个问题，具体来说需要采取以下几方面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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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改变不合理的国名收入分配结构，切实增加居民收入，解决居民“无钱可花”的难题，以进一步扩大内需。收入分配问题，实质是公平与效率问题。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言，收入分配的调整是核心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颇具有实施难度的问题，但就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而言，这一问题已经到了必须破题的时刻。
　首先，着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面临的问题表现为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这是我国消费率持续降低、投资率持续升高的症结所在。必须不损害市场效率的前提下，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使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低于经济增长，使劳动报酬增长不低于、甚至应略高于经济增长和企业收入增长。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既要充实完善强农惠农政策体系，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不断提高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的收入；又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完善企业管理层薪酬制度，规范垄断行业收入，加强对高收入的税收调节，促进收入分配结构合理化。
　其次，着力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近年来，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绝对量有很大上升，财产性收入总量从1993年的211.84亿元增长为2007年的3002.34亿元，增长近14.17倍，成为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亮点。但是，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却很低，仅占1%左右，相比发达国家约20%的水平，潜力巨大。可以通过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让居民共同分享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实现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以美国为例，其国内消费市场（内需占GDP比重达80%以上），对应的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中超过65%的股票及基金的比重；我国扩大内需，同样也需要大力提高家庭金融资产中股票及基金所占比重（目前仅为20%左右），实现居民收入的财产性增长。
　　再次，着力改革目前的个税制度，切实提高居民收入。经济学家建议降低个税税率、提高起征点是有效增加居民收入的是一剂良方。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指出，我国现有的个税60%来自工薪阶层，真正的富人逃税问题很普遍，没有起到纠正贫富差距的作用。俄罗斯以前也与我国一样，个税实行超额累进税率，也存在富人逃税问题。它的税率原来分为12%、20%和30%，改革后，统统降为12%，同时提高了起征点。结果改革当年税收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25%，第二年又增加了21%。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起征点，把目前的税率从5%-45%降到0-15%。不仅会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而且调动居民的缴税积极性，可以大大减少偷税漏税行为。
　　最后，着力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缩小居民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从消费倾向分析，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城镇居民，且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总体高于高收入组。由此可见，可以考虑针对农村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和城镇低收入户的消费鼓励措施，如增加补贴提高收入、扩大消费信贷等，将对消费产生直接拉动作用，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是促进消费增长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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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居民“有钱不花”的后顾之忧，降低居民收入的预防性储蓄比例。只有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全面提高居民养老、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保障水平，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以减少居民的后顾之忧，才能有效带动和提升居民的消费需求；只有建立统一、完备、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居民消费才会跳跃式增长，才能持久的拉动内需，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首先，完善居民在养老、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居民消费的重点在于启动居民的消费信心，保证居民具有较好的消费预期；而居民消费倾向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刺激居民消费的一个坚实后盾，更是社会安定的“稳定器”，经济运行的“减震器”和实现社会公平的“调节器”。对城镇居民而言，在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新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完善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功能的弱化导致居民未来预期支出骤然增加，居民储蓄用来消费的资金已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从消费性资金转入了保障性资金。这种保障性、预防性储蓄动机成为居民储蓄的头号动机，抑制了居民的消费。相对而言，农村地区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更为欠缺，更加不完善，这也是限制其消费能力的重要原因。当前，应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在居民医疗与养老就业等方面出台相关配套政策，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加快相关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建立起一套包括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险法、社会救济法、社会福利法、社会互助法和优抚安置法等在内的完整的法律体系，健全社会保障的司法制度建设。
　　其次，增加就业岗位，实施积极的就业保障政策。就业关系到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是民生之本。当人们每天为自己的工作岗位而担忧，往往会让居民对消费望而却步，增加收入中预防性储蓄。政府只有制定实施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政策，例如把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农民工就业、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帮助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就业、零就业家庭和灾区劳动力就业放在突出位置，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才能从源头解决问题，千方百计扩大就业是保持城乡居民良好收入预期，提升消费者信心的关键。各级政府应把扩大就业和再就业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从根本上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尤其是要拓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门路。不断调整经济政策结构和方向，要更多地带动就业增长，从而为扩大居民消费提供更多的支持。
　　再次，遏制房价泡沫，增加保障性住房促进居民消费。2009年以来，全国房价快速上涨，尤其是一线城市（北京、深圳和上海等）房价已创历史新高，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9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2.8%，环比上涨0.7%；新建住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2.7%，环比上涨0.8%；90平方米及以下新建住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4.9%，环比上涨1.0%。从表面上看，房价的上涨幅度并不高，但从实际情况分析，在房价本来就居高不下的基础上，房价的上涨幅度“十分惊人”，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高房价“挤占”了居民的即时和潜在的消费能力。例如，居民将大部分收入将用于房贷月供，这不仅会导致一般住房消费者的日常消费全面萎缩，而且还会影响到他们的人力资本提升，最终将导致这部分家庭的收入水平固化和消费能力的削弱。因此，政府一方面要采取措施遏制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另一方面需要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既能增加各个方面的投资、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加劳动力就业，同时又能够刺激居民消费。
　　消费是经济增长真正和持久的拉动力量，我国需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应在提高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引导居民培养科学的消费理念、开拓农村消费市场与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等方面有所作为，努力消除制约消费的制度和政策障碍，逐步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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