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招赘婚书与招赘婚诉讼

民国的招赘婚书与招赘婚诉讼

——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中心的研究

关键词: 招赘婚；龙泉司法档案；婚书；民国

内容提要: 招赘婚在传统时代为礼法所讳言，明清律例中的相关内容仅有寥寥数语。清末法律改革取消了招赘婚的概念。北洋时期的大理院则通过解释例和判决例，使招赘婚中相关权利义务的法律解释走向完备。在1930年《中华民国民法》中，受男女平等等理念的指导，招赘婚被视同普通婚姻，民间招赘婚中的特殊权利和义务关系，仍然以婚书契约做约定。新发现的龙泉司法档案显示，虽然法律历经变革，民间招赘婚的形式和内容却几乎没有改变。婚书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稳定性”，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民事关系。面对婚书契约与法律之间的矛盾，地方司法机关针对不同的情况灵活处理，国民政府也通过判例和司法解释补充和修正法律，以回应社会实际的法律需求。

招赘婚作为与嫁娶婚形式相异的婚姻形态，虽然与传统礼法相悖，却又是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因此，素为婚姻史、家庭史的研究者所重视。民国时期，不仅传统社会习俗、观念受到冲击，相关法律也发生了曲折而复杂的变化。新发现的龙泉司法档案以诉讼案件记录的形式，不仅反映了招赘婚法律的司法实践，也展示了民国招赘婚的实际样态，为我们探讨民国招赘婚与相关法律演变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 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手史料。本文将围绕其中所保存的招赘婚书、及相关诉讼档案等材料，讨论相关民国法律变化、司法实践与民间契约、习俗之间的关系。

一、民国招赘婚书与招赘婚的成立

中国古代有所谓六礼行，婚姻成的说法，可见婚姻的成立由“礼”来支撑。婚书作为证明婚姻缔结的文件虽早已存在，但直至唐代法律中，婚书都还不是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至于招赘婚中婚书的法律效力问题，在唐、宋律令中都尚未发现有相关规定。周一良、吴丽娱等学者对敦煌书仪的研究，开始注意到唐代赘婿从妻居的婚俗和礼仪，但这些研究中都未提及招赘婚书。书仪中所发现的一般通婚书，内容是男家向女家求婚和女家作答，不论是单书还是双纸，都郑重其事地用木套、丝线装纳，递交的仪式也非常隆重。这类通婚书在宋元以后的士大夫阶层中还有使用，但与元明清时期具有契约性质的婚书差异很大。

元代法律中开始强调招赘婚需要开立婚书，这里的招赘婚书，就是契约类的婚书。《大元通制条格》记载：

至元六年十二月，中书户部契勘：人伦之道，婚姻为大。据各处见行婚礼，事体不一，有立婚书文约者，亦有不立婚书，止凭媒妁为婚者。已定之后，少有先违，为无婚书，故违元议，妄行增减财钱；或女婿养老出舍，争差年限，诉讼到官。其间媒证人等徇情偏向，止凭在口词因，以致争讼不绝，深为未便。省部议得：其后但为婚姻，须立婚书，明白该写元议聘财，若招召女婿，指定养老，或出舍年限，其主婚保亲媒妁人等，画字依理成亲，庶免争讼〔1〕。

至元八年、至元十年的法令又两次强调招赘婚必须写立婚书。养老招赘婚，有别于常态婚姻，不仅仅是结两姓之好，而且有女婿必须居于妻家，负担养老义务等诸多附加条件，这些特殊的要求就需要以书面契约的形式进行约定。元代的这一法律被明清律例所继承。《大明令》规定，招婿须凭媒妁，明立婚书，开写养老或出舍年限。止有一子者，不许出赘〔2〕。《大清律例》此条与明律相同〔3〕。与法律上的规定相配合，无论是在民间习惯，还是在诉讼中，往往将招赘婚书视为判定招赘婚姻是否成立的重要依据。清代《刑案汇览三编》“抢夺尚未过礼之女拒捕未伤”一案，杨克福欲招谢二柱为婿，领至其家教养，后因谢二柱不听管教，令其父领回，不肯许婚。官司认为，杨克福虽有招赘之语，并无聘礼婚柬，不得谓之悔婚〔4〕。

以上法律条文只针对养老招赘婚而言，未涉及寡妇招赘的情况。宋代承认寡妇招赘的所谓接脚夫，《明公书判清明集》中说：“在法有接脚夫，盖为夫亡子幼，无人主家设也”〔5〕。但对于接脚夫是否需要婚书证明，并没有规定。此后，宗法流行，寡妇招赘渐为人不齿。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的《嘉隆新例·刑例》规定：民间寡妇不能守志者，听其改嫁，敢有假以子女幼小及翁姑年老无人侍养招赘后夫，事发，比依和奸者律问罪。”〔6〕寡妇招赘成为非法的行为。当然，其实民间寡妇招赘的情况并不罕见。

晚清开始的法律改革，开始改变中国传统婚姻的内涵。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和1925年《民国民律草案》中都不再有招赘婚成立的相关条文，而规定“婚姻须呈报于户籍吏登记后，发生效力”〔7〕。这与以婚约和礼仪作为婚姻成立标志的传统相去甚远，这两部法律在民国时期也并未真正颁行。在整个北洋时期，规范婚姻的法律仍然是宣统二年颁定的《大清现行刑律》婚姻部分和大理院的解释例、判决例。《大清现行刑律》中关于招赘的律文与明清律例完全相同，而对于婚约的效力，则有强化的趋势〔8〕。大理院判决例三年上字第948号：“招婿之要件，强调招婿须凭媒妁，须明立婚书，须将养老或出舍年限开写明白。如果有一项不具备，就不能认为是合法。”〔8〕北洋时期的法律仍然强调，写立婚书是养老招赘的婚姻要件之一。

在龙泉司法档案中，有一件发生在1923年的诉讼，寡妇蒋季氏以并无婚书，否认曾经招赘。1926年的一件婚姻纠纷案中，原告赘婿称，被告岳父丧子，为媳妇招赘他入家，岂料一年后其妻被岳父略买他人。根据原告的呈词，这桩婚姻入赘时备有蔬筵，并邀请中亲赴宴，有媒人、中亲等为证，并且原告入赘有一年之久，妻子已怀有身孕。但被告杨(某)在辩词中称，龙邑(龙泉)入赘习惯必预立入赘婚书约，原告没有婚书，口说不能作为凭证。地方司法机关认为，原告未能提出婚书作为物证，该婚姻无效，判决原告之诉驳回，判决中所据即为大理院判例：“查定婚须凭媒写立婚书或依礼收受聘财始为有效，不得仅有私约，此大理院早有判例也。”可见，婚书作为招赘婚成立的标志，在1930年代之前的法律、司法和民间习惯中都被认可。

北洋时期的法律变化较大的是对寡妇招赘的明确规定。如前所述，寡妇招赘在传统时期无合法性。但大理院通过判决例，对此却有明确的规定。大理院判决例四年上字第1937号：“父母对于孀守之媳得其同意或令改嫁或招婿，苟与立嗣问题毫无关系，则应听其自由，其族人无论有无承继权均不得过事干预，以之告争。”〔9〕总体而言，大理院将寡妇夫亡招赘视同为寡妇改嫁，在当时仍需要夫家尊亲属同意并主婚。婚书同样是寡妇招赘婚成立的必要条件。

龙泉司法档案保存的招赘婚书中，寡妇自立的招赘婚书仅有3件，这些招赘婚书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以下面的这一件为例：

立招赘婚书。范郭氏奈因前夫不幸，家无产业，不能守寡，自愿托媒，选择邻村张吉有招入料理家务，与有为妻。三面言断，作礼金英洋四十元正，其洋成书之日当媒证面交清讫，无少厘毛。氏自选择，嗣后任凭张边供膳，氏自不得异言，况此事情依前夫临终口意，不许择嫁，只许自便招夫，料理家务，氏思一世夫妻，不得不遵临终口意。自招之后，日前承夫父手并祖手所遗所置田山屋宇、家用什物，一并与张夫自便管业，与内外毫无干涉，倘有何人阻挠，不干张边之事，氏自一力抵当。当媒证执笔面订，日后长子承祧范边接继，次子与张边自己传枝，倘生一子，范张两姓承祧。遵故夫口意，备得两全之意，并无吞逼，亦无反悔，两□意愿，所招是实，恐口难凭，立招赘婚书，百子千孙为据。

中华民国二年六月廿八日立招赘婚书范郭氏押（右食指)媒证蒋云滔押依口代笔王顺金押。

寡妇自立招赘婚书一般在开始陈述因由，多为夫亡子幼、无所依靠而不得已招赘等。这份婚书中就一再强调，招赘乃出自亡夫的口头遗嘱。在这类婚书的结尾还要写下保证，保证招赘的后果都由寡妇本人承担。如另一件寡妇张某所立的招赘婚书中也称，“家中贫穷，不能度日，三餐不周，衣食不绥，日思夜想，爰实商议，不得以出于无奈，张氏自托媒说，妥择入招夫，自张氏立出招书，招卓张贤为夫。……氏自招入之后，与内外伯叔兄弟等具无干涉，如有异色，氏自一力抵挡，不涉卓边之事。”这些契约内容，都是为了应对法律和习俗中对寡妇自主招赘的拒斥。但寡妇单方面的保证，并不能阻断来自原夫家的干涉和纠纷。如民国三年郭梅氏的招赘婚，引起了夫家亲属的起诉。龙泉县知事的批示也符合这一时期大理院的主张，即认为，虽然寡妇家贫难守是可以招赘，但招赘的行为应该“邀同夫族”，而不应自作主张。

虽然大理院并没有赋予寡妇招赘的自主权，但其判例又规定，招赘婚成立之后，寡妇与夫家之亲属关系消灭，而与赘婿家人发生家属关系：“妇人于夫亡后招赘他人入居夫家者，其与夫家之亲属关系即因再醮而消灭”〔7〕。民国八年大理院解释例统字第1052号：“招夫入赘虽不能有继承人之效力，而本身及其直系卑属要以发生家属之关系。”〔9〕民国八年大理院解释例统字第1022号：“入赘夫之父应以刑律尊亲属论。”〔9〕概言之，大理院时期对招赘婚的司法解释，一方面仍然坚持婚姻应由父母主持，尤其是寡妇的招赘再婚应由原夫家族主持；另一方面又认为，不论养老招赘与寡妇招赘都是正常的婚姻形态，其所构成的亲属关系都与一般的婚姻无异，这种解释有处于传统礼法向近代婚姻法过渡的性质。

将招赘婚视同正常婚姻的理念，在1930年的《中华民国民法》中继续发展。在《中华民国民法》中，对招赘婚的成立并无专条，仅在“婚姻之普通效力”一节中有两条专门针对招赘婚的规定：“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赘夫以其本姓冠以妻姓”。“妻以夫之住所为住所，赘夫以妻之住所为住所”〔7〕。招赘婚的成立同于一般婚姻成立的条件，“婚约，应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以及“结婚，应有公开之仪式及二人以上之证人”〔7〕，即招赘婚不必须有婚书、寡妇改嫁或招赘也不再需要获得原夫家族的同意。尽管1930年的法律淡化招赘婚的特殊性，但招赘婚带有赘夫出卖劳动力以抵偿聘金的性质，这种观念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招赘婚中一些异于嫁娶婚的权利义务关系需要特殊的约定，这种习俗也依然流行。法律上虽“避而不谈”，而在社会现实中招赘婚中的特殊权利和义务，仍然依赖婚书契约的约定。因此，我们看到虽然在《中华民国民法》中不再要求招赘婚的成立需要婚书，但招赘婚书的使用在1930年之后却仍然相当普遍。

刑法学近3年论文/d/file/p/2024/0425/fontbr />二、民国招赘婚书的内容及其在诉讼中的效力

现存于龙泉诉讼档案中的招赘婚书，根据立契人的不同，有招赘婚书和承赘婚书两类。招赘婚书由招赘方(女方父母或寡妇本人)写立，承赘婚书则由男方父母或赘夫本人写立。在招赘婚中，既有招赘方出具的单件婚书契约；也有双方互立婚书的情况。元代《启札青钱》中就记载了元代招婿与入赘的聘启、回启。聘启和回启中都会写明聘礼金、赘婿的义务和权利，两家在宗祧和财产继承上的安排等事项。晚清民国时期的招赘婚书，虽然在语言上与元代有很大差异，但契约的基本要素是一致的。

(一)招赘婚书中的宗祧继承约定与相关诉讼

前文所引民国二年范郭氏招赘婚书中约定：“自招之后，日前承夫父手并祖手所遗所置田山屋宇、家用什物，一并与张夫自便管业，与内外毫无干涉，倘有何人阻挠，不干张边之事，氏自一力抵当。当媒证执笔面订，日后长子承祧范边接继，次子与张边自己传枝，倘生一子，范张两姓承祧。”前一句针对招赘后家庭财产的分配和管理，后一句是对宗祧的安排，这些是招赘婚书最核心的内容。龙泉民国招赘婚书中关于宗祧继承，一般都规定，招赘夫妇所生的儿子，平均分配到两家承祧，如果仅有一子则兼祧两家。民国十五年(1926)郭张氏自立招赘婚书中就这样约定：“又订卓边本代生有育产，本代扦枝。未有生育，郭从订下代扦枝。生有长子，长子姓郭；生有两子，次子姓卓，丹生一子，一子两祧。”宗祧承嗣的安排不仅涉及本代，还延及下一代。这尤其透露宗祧延续在当时人观念中的重要性。

虽然由赘婿本人直接承嗣的情况较为少见，但也并非没有，如以下婚书：

立招赘婚书。吴天和噫单生一子，名百福；娶媳周氏，年均四十而未生孙，目下含饴无人。子媳以膝前寂寞，近于十年前血抱季氏甥女，名水秀，携养成人，本年年登十三岁。凭媒说合，择招周孟尚为夫。当日三面言订，收过周边银洋百元，作为酒醴之资，其洋即日收讫，并无欠少。自此入赘之后，择日成婚，以周化吴，以孟尚化名开宗，即与百福周氏为继子，亦即入继吴宗为嗣续，悉听吴边祖父母、父母训诲，务要勤俭操作。后来生子，准其次子回宗。所有吴边祖遗并自置产业及醮祭清明一概遗于开宗照管。余自夫妇并子媳之生养死葬责成开宗料理，其禋祀亦应照常供养，吴边人等并无异言。日后开宗不得另居，亦不得带妻出宅情事。倘亲子百福幸而生子，即前所遗产业，自应提出依照兄弟股份均分，无得争执。所招所承，出在两愿，并无翻悔，恐口无凭，立招赘婚书，永远为证。

民国十五年古历八月十三日立招赘婚书吴天和

堂弟 马佑 马长

女婿 季春武

舅翁 金远恕

媒证 雷巽峰 周孝福

代笔 季随卿

在这件婚书中，吴天和因为没有孙子，为自己的养孙女招赘周孟尚为夫，同时让周孟尚改名吴开宗，“即与百福周氏为继子，亦即入继吴宗为嗣续”，承嗣之后，周孟尚就理所当然地得以继承吴家的所有财产，同时也要承担养老养家的义务。

招赘承嗣并非龙泉的特例，在民国初年的《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地方的风俗与此类似。陕西南郑县风俗：民间有夫妇，年逾四旬或五旬无子，而仅有一女者，可以商同亲族，择一异姓之子年龄相当者，以女赘之，所有遗产，均归赘婿完全承受，名曰“赘婿为嗣”〔10〕。安徽也有习惯招婿承嗣〔10〕。这种以赘婿或者赘婿的孩子为嗣子继承宗祧，在民间习惯的默许下广泛存在。婚书中的约定即这类民间习惯的表现，然而却与法律相违。

郭松义的研究指出，宋元人以赘婿补代，使承宗祀，故婿于妻家遗产，有继承之权。神宗末年，始定接脚夫与赘婿之继承分，比有分亲属给半之令〔11〕。也就是说宋代赘婿既可以承嗣又可以继产。但宋代以后，随着禁止异姓承嗣越来越严格，法律完全否定赘婿的宗祧继承，赘婿的财产权利也发生变化。元代法律只涉及赘婿的财产继承而不言宗祧继承问题〔1〕。到了明代，宗族观念日渐强化，作为异姓的赘婿被排斥在宗祧之外，法律开始明确规定赘婿无宗祧继承之权利。前引《大明令》中明确规定，招赘婿不能承嗣〔2〕，《大清律例》以及《大清现行刑律》都规定作为异姓的赘婿没有承嗣之权。大理院判决例【五年上字第九八八号】特别强调，“养老赘婿不得继承宗祧均律有明文，故入赘时虽有与律例相反之约定亦不能认为有效”。在龙泉县民国初年的司法实践中，也体现了这一法律的执行。1919年孀妇吴毛氏请求将自己的女儿与赘婿所生之子立为继承人，并写入族谱，但她的请求遭到了吴氏族人的反对。县知事对此案的批语很有代表性：“状悉，继承系人事诉讼，应遵章纳诉讼费方准受理。且查呈词以入赘而争继承，理由不尽充分，毋庸起诉，候族议可也。”

宗祧继承的概念在1930《中华民国民法》中被摒弃，但很快司法院就以指令的形式，确认赘婿不得继承宗祧。与法律条文相反，龙泉司法档案中保存的1930年之后的招赘婚书中，宗祧继承仍然是其中最重要的约定。民国二十三年(1934)吴梅源所立的招赘婚书中约定：“日后生男育女，吴叶二姓承结宗枝。”立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的婚书中，也有赘婿进门之后“与吾以为半子，承祧接宗禋祀”的话，并且约定此后“目前潘张二姓浮面财产和盘共同受益，以为家计需用，日后倘有盈亏，两姓平均支配，潘张二姓原根之不动产，两姓之子和盘同分，双方不得竞争等情。”显然，在法律禁止此类行为的同时，民间却依旧以婚书契约的形式，对招赘承嗣进行约定。事实上，直到今天，宗祧的观念还是通过子女从父姓还是从母姓的问题展现出来。

(二)招赘婚书中的财产约定和相关诉讼

在财产继承和分配方面，婚书显示养老招赘与寡妇招赘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1934年李先赐入赘王可贵家为婿，立有招赘婚书如下：

李先赐今蒙王陈福老伯同房兄先中二位介绍，择至坑里村王可贵泰山家为(上知下耳)为子，将次女取名王娇弟年已及笄配吾为夫妇，谨择四月初八上吉良旦随入岳父门，代理家务以及耕种，听从家规，不敢自由婚礼。当经亲友交兑亲收书内，如数完足。日后夫妇择日合欢色之时，所有衣被等需概岳父母自由购办。当介绍及亲人面，酌抽出岳丈日前旧置田租，抽出现屋坑里村新造房屋半堂，计三植或左或右，日后另立遗书，并界址粮号再行注明遗与吾妻娇弟与予的已守择之资，言订此业产日后不敢变卖抵当，永为世世相承。自入王门之后，与内弟如同胞兄弟相待，太老孺人与岳父母自当养老奉终，不敢法外行为，日后生子长大原归本姓，次子祧入岳父脉下传枝，幸生多子两姓分祧，日后倘有抽祭之时，照岳父脉下同吾兄弟照次序轮，毋得争论，先言后定两无叛墨。恐口难凭立合同凭证字附岳父永为证书。

民国二十三年四月初八日立凭证字李先赐

右见 房伯 李承基

介绍人王陈福 李先中

代笔 李照峰

婚书约定王可贵从其产业中抽出一部分留给女儿及赘婿，但这份产业并不是即时过割给新的小家庭，而是有待日后分家或老人去世，才能正式成为小家庭的财产。不仅如此，按婚书的约定，李先赐还无权变卖抵当该产业，要世世相传，他实质上只获得产业的管业权和收益权。

赘婿的财产权利在传统法律上一直得到支持。从宋到明清时期，法律都规定赘婿有酌分财产的权利。例如，《大明令》规定：“招婿养老者仍立同宗应继者一人承奉祭祀，家产均分。”〔2〕《大明律》立嫡子违法条例；若义男、女婿为所后之亲喜悦者，听其相为依倚，不许继子并本生父母用计逼逐，仍依大明令分给财产。若无子之人家贫，听其卖产自膳〔2〕。《大清律例》的规定与《大明律》相同。《大清民律草案》和《民国民律草案》继承了《大清律例》，都规定赘婿素与相为依倚者，得酌给财产使其承受〔7〕。这一时期大理院的解释例和判例也多次强调赘婿得酌分财产，并对招赘婿所能酌分的财产份额作出了限定：大理院判决例【五年上字 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一一六号】：“招婿养老者，仍立同宗应继之人承奉祭祀，家产均分等语。……虽有情谊较亲如招赘养老之婿及所喜悦之义男女婿者，亦仅得分给财产之半，及酌量给与而不容举其全部以遗之。”〔9〕总体而言，在大理院时期，赘婿的财产权利与传统时期一样，受到其特殊身份的限制，在财产继承中，招赘婚也仍然与嫁娶婚有所区别。

婚书中对赘婿的财产权利的约定，往往与对赘婿养生送死义务的约定相捆绑。换言之，赘婿的财产权利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对其履行养老义务的报偿。若赘婿不负担养老的义务，或者女儿早亡，赘婿不再与岳父母同居养老，赘婿在财产上就不再有权利。以1934年吴梅源为媳招夫的婚书为例：

立招赘嗣书字人吴梅源。缘因日先娶妻叶氏，未有生男，日先娶媳萧氏名根花，年长十五岁，自相情托亲友凭媒前来访采，至梓场坑叶家庄叶根朝，年廿六岁，招与前来入赘，配合萧氏名根花为夫妇承嗣，礼合相当，凭媒面断聘金大洋一百十九元正，其洋面付。日后生男育女吴叶二姓承结宗枝，管业田地产业山场屋宇祭租，概行照阄书一应归于赘男管业，日后岳父岳母靠与赘男，生则口膳，殁则百年归寿上山，并恋(原书如此)祭扫，年节香灯，奉事祭祖，概行赘男经理，日后如有房亲伯叔兄弟内外人等无得异言，如有以色不清，皆系吴边一力支当，不涉叶边之事，愿招愿承，两厢心愿，各无反悔等情。立招赘嗣书附与叶边。永远生枝发叶，百年好合，代代荣昌。立嗣书字两纸，各执一纸存照。

一批贴酒水大洋十九元正此照。

两姓合同大吉

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立招赘嗣书人吴梅源押

萧氏根花押

见字 岳母叶氏押

凭媒 王长栋 邱马发押

代笔 龚荣旺押

吴梅源曾两次为养女萧根花招赘，都约定家中产业归赘婿管业，日后岳父岳母养生送死都要依靠赘男。与此前的案例一样，婚书规定，赘婿所获得的这种财产支配权并不是无条件的，这种管业权不仅要以从妻居为条件，若赘婿不履行抚养老幼的义务，就不再是赘婿，同时也就不再有婚书约定的财产权利。该案中的赘婿叶根朝也因为他不能承担婚约中的义务而被起诉。邢铁甚至认为“赘婿继用女方家产只是名义上的，其实是其妻即原家庭中的女儿或遗孀在继用。”〔12〕

尽管法律讳言招赘婚是赘婿“家无聘礼”、“以身为质”，但这仍然是民间婚书中将赘婿的权利义务相捆绑的事实和观念基础，而这种约定在诉讼中也被司法部门所认可。龙泉司法档案中1922年的一件争产案，曾孙氏为寡媳招赘陈(某)，婚书中议定所有一切家务及田山均由陈(某)管理，日后生子长子入继曾姓，陈(某)不得带妻另居，否则即要归还产业，立有招赘书为据。后来陈(某)背约与其妻张氏搬回牛角下居住。光绪三十三年曾孙氏预立遗嘱，将田租等产业分与外甥廖(某)。迨及曾孙氏逝世，陈(某)与张氏的儿子以曾孙氏继孙的身份，要求继承曾孙氏遗产。法院的一审、二审判决都驳斥了这一请求，理由便是陈(某)入赘后带妻另居，违反婚书之约定，无权过问曾姓产业。法院在审判理由中指出：“陈(某)入赘张氏时，曾孙氏本有不携张氏令居之特约，观陈(某)所立之招赘字固甚明了，设陈(某)入赘之后即住曾家，不与曾孙氏相离，则上诉人引用招赘书所载日后生子长子入继曾姓之言，主张系争遗产应归彼有，尚尤可说，乃陈(某)入赘甫及一年，即已抛弃孙氏携妻还家，则依照招赘书所载，上诉人之父陈(某)自应将曾姓产业概行归还。陈(某)既因背约归还曾姓产业，其子对于曾姓之遗产复有何告争之权？”在此案中，法院按婚书的约定作为判决的依据，并没有引用任何法条，所判的是陈(某)的行为违约，即他的行为已经违背婚约中规定的义务，那么婚书中约定的权利也就不存在了。

寡妇自主招赘与养老招赘情况有所不同。前述郭范氏的招赘婚书属于寡妇招赘，其中将家庭财产全权托付给了赘夫：“自招之后，日前承夫父手并祖手所遗所置田山屋宇，家用什物一并与张夫自便管业”，但却被夫族“范永丰、范永魁及异姓之叶有焕等忽于本初九日带同党羽八九人，凶拥氏家责氏自由招赘之罪，勒令赘书持毁，抑或出洋三十二元与恶等分给，方肯干休”。

1914年郭方全与郭吉阳案，郭梅氏婚书中约定招赘之后所有郭姓祭产由赘夫代理。因为涉及祭产，这显然更违背礼法传统，因为赘婿作为异姓人被认为无权分享祭产收益。这两起婚姻本身都受到原夫族人的阻挠而没有成功。在明清律例中，寡妇仅在守节的前提下才具有代幼子掌管和收益原夫家产的权利。大理院坚持了这一立场。大理院判决例【九年上字第五七二号】：“妇人夫亡后招赘他人为夫者，其前夫之财产应由前夫之家作主，该妇人不得再行过问。即或招赘之时已得前夫亲属同意，可认为为夫亲为其子女所设定之监护人，亦仅能为其子女代管遗产而不得自为处分。”因此，根据法律，这些婚书中关于财产的约定也是无效的。

1930年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中不再出现赘婿、赘夫财产权利的条款。因为肯定了女子的财产继承权，在此基础上将赘婿、赘夫对于妻家的财产权利，变成了夫妻之间的财产继承和分配问题。夫妻财产关系采用“夫妻联合财产制”作为法定制，夫妻还可以契约约定选择其他财产制，而所有这些规定都不涉及招赘婚与一般婚姻的差别。“法定财产制关于夫之管理权法令解释，对于赘婿并无特别规定，自应适用。”〔13〕1932年司法院指令院字第780号明确了赘婿可以承受妻之财产：“守志之妇，依旧法无继承其夫财产之权，但依新法，即有应继之分，赘婿依同例得承受妻之财产”〔14〕。但民间婚书约定却仍然停留在以男性为家庭财产继承人的习惯中，前文所引的两份1930年之后的招婿婚书，仍然由招赘的父母约定直接将财产权利移交给赘婿，当然其前提是赘婿必须守约。

1930年以后，在族产问题上，虽然有的婚约会专门约定将赘婿/赘夫对族产享有权利，但因为族产与宗祧继承相关，这种约定在法律和诉讼中也是不被认可的。1936年“赖林元与杨柳奶儿求交契据案”，被告为原告之寡嫂，原告以被告已经改嫁他姓，要求被告交出与祭产等家庭共同财产有关的契据；而被告则称自己并非改嫁，而是为养子招赘。对此，龙泉县法院认为：“按子女之特有财产由父管理，父不能管理时，由母管理。为民法 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千零八十八条明文所规定。故孺妇有子招夫，仍有代理其子管理财产之权。本件原告向被告追交契据，无非以被告改嫁，脱离赖姓关系为理由。查被告前夫方信遗有一子，名文祥，年仅三龄，系有子招夫抚养，与无子改嫁情形不同。”因此判原告之请求驳回。在这个案例中，法院用新的法条对明清法律中寡妇代子管理财产的权利进行了解释，同时也与前述大理院判决例【九年上字第五七二号】相符。但反过来这个案例也说明，如果没有原夫的子嗣，那么寡妇即便以招赘为名而与异姓结婚，她也将失去对原夫族产的权利，赘夫对族产就更没有权力可言了。

民国时期的婚姻、继承等法律逐渐淡化宗祧的观念、父系的权力，以及婚姻家庭中的男女之别，但民间仍然一如既往地以婚书这种契约的形式，规定招赘婚中种种特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除了依据明确的法条，地方司法机关也从契约的角度对这类婚姻纠纷进行判决。如果说，传统时期的招赘婚作为“失礼”的婚姻，其契约的性质特别明显；那么，到了民国时期，当婚姻是一种契约的观念开始在法律中确立，至少它在法律中反而变得不那么尴尬和特殊了。《民国民律草案》和《中华民国民法》都承认夫妻间在婚姻中签订、改变和终止契约的权利，招赘婚书中的各种约定如果不与法律相违，即在契约的意义上被法律所承认和保护。

三、结语：民国招赘婚诉讼中的“契”与“法”

郭松义、定宜庄在《清代民间婚书》中指出：“民间婚书中隐含着礼、法、契三者之间关系：婚书多少都打着礼的旗号，但其实质却是契约合同，在进入诉讼时，又是司法裁判的凭据。”〔11〕这是很精辟的论述。招赘婚作为一种特殊的婚姻形式，与强调宗法、强调男女有别的传统礼制相违背，在最开始就被定义为一种“礼”之外的交换行为。《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颜师古注：“谓之赘婿者，言其不当出在妻家，亦犹人身体之有疣赘，非应所有也。一说，赘，质也，家贫无有聘财，以身为质也。”〔15〕至少在唐代人看来，赘婚本来于礼即为“非应所有”。招赘婚书中很少有“礼”的成分，其中所有文字都围绕着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而展开，民国招赘婚书也不例外。尤其是在招赘婚书最后常常出现立约人给对方的保证，例如“此系先言后定，各无反悔，并未逼抑之理。恐口难凭，立(某某书)百子千孙永远为据”，这样的语句，与田土房屋买卖契约中的用语完全一致，更凸现了招赘婚的契约性质。

明清以后，招赘婚书中的约定：赘婿的义务和权利、婚姻中涉及的宗祧和财产继承等，在法律中均可以找到相对应的条文。但显然有时婚书中的约定与法律恰恰是相背离的。作为契约，婚书有违背、对抗礼法的一面。或者说，招赘婚书中的某些约定是特别针对这些法律而写的，在宗祧继承的问题上尤其如此。婚书的目的似乎就在于强调“国有政法，人从私要”。但尽管日常的婚姻、家庭和财产秩序仍然受婚书等契约的规范和处理，在诉讼的场合，却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契与法之间可能存在矛盾的问题。

民国时期，亲属、继承法律发生了曲折的变化。总体而言，因为这一时期的法律改革带有“移风易俗”的使命，而使新的法律具有超前性；但招赘婚书则基本延续了传统，展现了社会中实际的民事关系，这使得诉讼中的情况更复杂了。由于婚书中的约定有的本来就与传统礼法相违，有的虽然符合传统法律却在新法中没有依据，司法实践如何对待这些婚书契约及有关的纠纷，就成为考验司法机构的一个难题。至少在短期内，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法律对现实社会的改造，而是新法律和司法面对现实不得不作出调整。

民国新法律对招赘婚和婚书并非没有直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由于买卖婚、重婚罪定罪的严格化，一些以“招赘婚”为名的典卖妻和一妻多夫等现象被刑事法律所惩处。(2)由于婚姻自主原则的确立，父母和亲族对婚姻的决定力大大减轻，婚姻当事人的意愿在审判中越来越被重视，甚至招赘婚书在证明婚姻成立中的作用也不那么绝对了。如：1937年发生的一件招赘纠纷，蔡林氏为养女曾(某)招陈(某)为赘婿，订立婚约，后蔡林氏以赘婿不负抚养义务，将其告上法庭。然其养女曾(某)却称：“我娘招陈(某)上门，我不愿意的”。法院根据该婚姻违背男女双方之意愿，判定原告之诉驳回。在1943年发生的另一件纠纷中，原告潘(某)称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以周(某)为媒证，为张(某)与其女订立入赘合同婚约。后来周(某)教唆张(某)逃婚，潘(某)于是请求确认该婚约无效。潘(某)的理由便是该婚约系双方父母主事订立，未得当事人同意，并未经当事人于婚约内署名指印。而从潘(某)的状词中可知，订立婚书时，男女双方当事人在场，这份婚书应是符合当事人意愿。但当纠纷产生时，他却仍然可以以当事人未署名而申请婚约无效。这是利用了新的婚姻法中对婚姻自主的规定。

概言之，民国招赘婚书与古代的招赘婚书一脉相承，但却遇到了新的法律环境。民国招赘婚的立法和司法走过了曲折的道路。面对改革和转变时期的问题，大理院所采取的办法是在尊重传统和习俗的基础上，将一些原来被排斥在礼法之外的习惯法律化。这使得民间自行订定的招赘婚书中涉及的权利义务关系等，大都在法律上可以找到对应的规范条款，司法也就能够做到“有法可依”。在地方司法实践中，也常常从尊重契约的角度处理民间的纠纷。1930年的《中华民国民法》则是一部以改造传统、迈向现代化为目标的法律，其中对婚姻、家庭财产关系的定义大大超越了当时一般的社会状态。如果说，明清时期法律与社会实践的脱节，是因为传统法律以实现儒家的宗法礼仪为理想，而与现实中的人情、利益关系时有隔膜；那么，在国民政府时期，法律的理想变成了实现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的现代化社会，这同样与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及本来以应对传统礼法为目标的招赘婚书有相当的差异。是承认民间的契约约定，还是用新法否定这些契约的效力？从龙泉司法档案反映的情况来看，司法机关的处理方式仍然是灵活而有选择性的。对于涉及刑事问题的，如以招赘为名的重婚、以及关涉婚姻自由原则的诉讼，婚书契约就会被否定；但是对婚书中一些基于民间长期的习惯和传统法律的约定，如赘婿的养老义务和财产权利，则从维护民间契约的角度加以承认；而宗祧继承和与此有关的族产权利问题是其中特别曲折的部分，在经历了宗祧继承被1930年民法放弃之后，很快就以司法部指令的形式，重新确立起赘婿不得承嗣的原则，使招赘婚书中的这一约定仍然处于“违法”的状态。

民国招赘婚的例子，让我们看到民国的法律改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尽管有着革旧鼎新的明确目标，但也一直在回应社会的实际问题和需求，面对民间以私契的方式确立起来的民事秩序，哪些可以承认或妥协？哪些则必须反对、废除？不论是中央的立法和地方的司法实践都有灵活的应对和选择。

注释:

〔1〕郭成伟点校：《大元通制条格》，法律出版社2000 年版。

〔2〕怀效锋点校：《大明律》，法律出版社1999 年版。

〔3〕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法律出版社1999 年版。

〔4〕祝庆祺等编：《刑案汇览三编》（一），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

〔5〕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1987 年版。

〔6〕杨一凡等主编: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2册），科学出版社1994 年版。

〔7〕杨立新：《中国百年民法典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 年版。

〔8〕王歌雅：《中国近代的婚姻立法与婚俗改革》，法律出版社2011 年版。

〔9〕郭卫编：《大理院判决例全书》，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72 年版。

〔10〕胡旭晟等点校：《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11〕郭松义、定宜庄：《清代民间婚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

〔12〕邢铁：“中国古代的赘婿继产问题”，载《民俗研究》1996 年第2 期。

〔13〕《浙江杭鄞金永律师公会报告录》1932 年第145 期。

〔14〕《法令月刊》1932 年第33-39 期。

〔15〕班固：《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出处:《政法论坛》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