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提出肇始于春秋战国时期，但是儒家思想在战国时期并未取得统治地位。直到汉武帝接受儒生董仲舒的建议， 罢黝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才开始被奉为正统。但是这时儒家与先秦儒家不同。它是以儒为主、儒法合流的产物，并吸收了先秦道家、阴阳五行家以及殷周以来的天命神权等各种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因素，终于形成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
儒家文化影响下的法律思想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强调国家、宗族本位主义，忽视个人权利自由。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宗法血缘关系有着浓厚的基础，宗法伦理精神和原则渗透和影响着法的价值取向。儒家思想最根本的就是宗法伦理思想。
这种宗法伦理精神以血缘家庭关系为根本，强调家长的权利、整个宗族的利益，扼制个人权利观念的发达。这就造成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价值观成为社会主流思想，决定了中国老百姓的权利意识不强，虽然强调国家利益，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注意团结，这本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但是如果这种妥协没有了限度，就否定了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体。这种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价值观不利于人权的保护，不利于法治精神的弘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消极的。儒家文化的这一基本趋向，在现代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历史惯性力，成为在通向法制现代化道路上的沉重障碍。
二是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强调治国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
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对道德文化与法律刑罚之间的典型概括。儒家的政治学说是以人性性善论为基础的。
孔子曾说： 其为人也孝梯，而好犯上者，鲜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孔子认为只要通过适当的礼义教化， 人皆可为尧舜、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就不难实现。法律刑罚的功能是有限的，所谓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仁，能杀人而不能使人廉，所以刑罚为盛世所不能废，亦为盛世所不尚。因此，治理国家应该是导之以礼，齐之以刑，应该德主刑辅。意思是治理国家、统治民众应以发扬德政、宣传教化为主要的手段和根本目的。同时，制定法律、实施刑罚也应反映、适应礼义教化的要求，使法律成为道德仁义、纲常名教的最好载体。儒家的这种思想从宽泛的角度，多方面看待和处理社会问题，是有一定借鉴价值的。但是，儒家过于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在实践中容易导致泛道德主义泛滥，容易使法律沦为政治和道德的附庸和工具，这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无异于饮鸡止渴。
三是强调为政在人，人治主义传统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代法制思想中，没有对具体的现代意义法的价值的系统思考。东方人和西方人在法律价值观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西方，以西方法律文化的发祥地古罗马为代表，人们对于法律思考较多的是如何来实现诸如公平、正义、自由、效率等法的价值。而在东方，尤其在中国，人们至多考虑的是法的功能、法所追求的社会目的，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法是天子治国的工具，反映了中国法律思想当中人治主义传统。儒家学说是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法律思想的根基，而儒家一贯重人治而轻法治，强调为政在人， 其人存则政幸，其人亡则政息。儒家的人治主义在法律观念上就表现为把国家治理寄希望于那些圣君、贤相和清官，漠视法律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的老百姓有了冤屈，往往寄希望于清官，象东汉的董宣、唐代的狄仁杰、宋代的包拯、明代的海瑞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那么，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总能产生这些众望所归的清官呢？ 原因就在于，法律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是一种不痛不痒的东西，始终是效力在特权阶层之下的东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切都是国王的，法律自然也是国王的，是维护王权的工具。不仅王权高于法律，地方官吏的权利也高于法律，那法律是用来干什么的？ 是用来治民的。因此，老百姓宁愿寄希望于这些清官，也不愿相信法律的力量。这种重人治、轻法治的观念至今仍然残留在许多人的潜意识当中，极大地阻碍了法律权威的确立和法律信仰的形成，导致了不少以权代法等破坏法制现象的出现。用来干什么的？ 是用来治民的。因此，老百姓宁愿寄希望于这些清官，也不愿相信法律的力量。这种重人治、轻法治的观念至今仍然残留在许多人的潜意识当中，极大地阻碍了法律权威的确立和法律信仰的形成，导致了不少以权代法等破坏法制现象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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